“朴社”：中国现代出版史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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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社”：中国现代出版史奇葩散木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8日   14 版）

    一
    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好聚在《小说月报》编辑部郑振铎住处谈论古史，郑振铎建议：“我们替馆里工作，一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出一本书，馆里就可赚几十万元，何苦来！还不如大家凑钱办一个书店。”
    这个建议说出了长久堵在编辑兼学者们心口上的苦衷：作为编辑，自是要为公司和老板服务，可他们也不是不会写书，他们写书不比别人差半分，何况他们还都是“有学问的编辑”，然而毕竟又是穷书生，自己无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财富，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例子，顾颉刚在1923年1月5日的日记中说：“周越然编英文教科，以抽版税故，每年可入八千元。此事予总想效法，以予欲赚钱，舍此无他道也。”教科书不愁销不出去，版税更是可观，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面世，又可以省去书局老板的盘剥。
    听了郑振铎的提议，叶圣陶、顾颉刚、沈雁冰等予以响应，先由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抽出10元存在银行生息，到一定数目后作为启动书店的资本，而这个由学人自办的书店就是“朴社”。
    “朴社”成立后加入的还有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等文化人，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它是由商务印书馆派生出来的新书店，而那些正值壮年的编辑们又大都是当时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它又可说是一个社团的派生物。
    关于“朴社”，《顾颉刚年谱》一书记录了它成立的全部经过，所谓同人书店，方法是“集资”，目的则是自产自销，为文化人“合作社”模式。社名是周予同起的，他听过钱玄同的课，又醉心于清代的“朴学”，故名“朴社”。
    二
    对于“朴社”的研究乏善可陈，中国现代出版史向来是冷门，相应资料少得可怜，而现在出版的《顾颉刚全集》存有不少史料。
    1923年2月20日，顾颉刚致函郭绍虞，述及“朴社”问世经由。其云：“我们因为生计不能自己作主，使得生活永不能上轨道，受不到人生乐趣，所以结了二十人，从本年一月起，每人每月储存十元，预备自己印书，使得这二十人都可以一面做工人，一面做资本家；使得赚来的钱于心无愧，费去的力也不白白地送与别人。我们都希望你加入，想你必然允许我们的。我们的人名是振铎、雁冰、六逸、予同、圣陶、伯祥、愈之、介泉、缉熙、燕生、达夫、颂皋、平伯、济之、介之、天挺及我。我任了会计；伯祥任了书记。这社暂名为朴社……”
    此信，将“朴社”讲得非常明白。其实，文化人参与出版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商人与学人毕竟有隔阂，正如顾颉刚自述的“商务印书馆中自然待我并不苛刻，但我总觉得一天的主要时间为馆务牺牲掉了未免可惜。我不是教育家，便不应编教科书；馆中未尝许我作专门的研究，又如何教我作无本的著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当时这批文化人彼此讨论的结果便是若要争取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来，“一是要社会捐助，二是要自己淡泊自守”（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如此，“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所近情的唯有纸笔，所以要在书籍一方面做事业。”于是，成就了学人自办出版社，使得书斋与市场相联，治学、研究、著述与经营、管理、利润等等的因素也彼此联系在了一起。
    终于，由郑振铎动议，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振铎发起自己出书，不受商务牵掣，约集伯祥、圣陶、六逸、予同、雁冰、愈之、达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积十元，五个月内预备出版品。”即发起人通过大家每月的公积金起息，拟半年内作为启动基金从事出版，再至五年诸人分红、招股，再自办印刷厂，与此同时，同人所著述也焕然可观矣。
    顾颉刚对“朴社”全力以赴，在1923年6月7日其致叶圣陶信中，他对“朴社”一番表述可谓是其对“朴社”理念的倾诉和具体设计的阐述。
    关于“朴社”创业地点的选择：上海，抑或北京。他说：“我为朴社计，自当在上海。但为身体及学业计，不得不到北京。我对于家庭恶感深极了，若不远走，精神就不会安定。上海的商业化极重，讲不到学问；商务馆纷杂得很，也不能使我上了轨道去研究学问，所以我回京之念十分强烈。朴社的事，如上海不易做，我以为可在北京做。”
    结果，1923年1月，“朴社”于上海成立，至1937年12月结束。一般把1924年9月以前的“朴社”称为上海“朴社”，而把1925年在北平重组的“朴社”称为北平“朴社”。
    关于职务角色定位（以及人选），他说：“我如生活上宽舒一点，一定用一书记；有了书记，朴社的会计和书记均可由我兼任了。好在事情甚简，只要有人书写便不费什么精神。但我如不能用书记，朴社似只得仍设在上海。上海方面，雁冰是最好的办事才，振铎是最好的活动分子，加了你和伯祥管理内部的事，有了四人也尽不妨碍。”
    维持“朴社”共同体的理念和办法，顾颉刚对叶圣陶说：同人侪辈，“其余诸人(即我亦在内)不免有贪懒爱写意的毛病，不是你督促着，很难有成。”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要靠彼此砥砺，然而长此以往如何运作？如何监督？换言之，“朴社”如何克服学人身上的散漫惯性，使得其如理想的那样良性运行呢？顾颉刚说：其状况，“在现在的事实上诚然如此，但我终希望将来不如此。我们社里因为有月缴十元，停缴半年，作为出社的事，可以淘汰无常性、不负责任的人，不致如别的集会的有名无实、不死不活的淹缠着，这就是好处。”
    郑振铎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当时他与周予同（其编辑《教育杂志》）、叶圣陶等居于闸北，后来又提议成立“朴社”，结果是他首先欠缴社费，以致于顾颉刚在信中说：“现在不缴社费的任他半年后出社，社外的同志我们还留心介绍，到五年后再振作精神去做，亦未为不可。如此，这五年中所要督促者不过缴费而已；社员缺少，所要督促者不过介绍新社员而已。振铎是发起这社的第一人，而欠缴社费已有三月，诚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过三月，就要出社了。我们社里少一达夫之类没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铎则大可惜。振铎如去，使我们社里减少生气不少。” 顾颉刚深知“朴社”的维持和发展要靠同人的执着和坚守。可惜，“朴社”最终是完结了，要归因于社会环境使然。于此，人们将更加缅怀当年一批文化人的执着和操守，也包括学者顾颉刚的鲜明个性。
    虽说文化人参与出版在文化生态良好的社会中不难办到，但后来“朴社”毕竟难以为继，主持其事的顾颉刚不免触怅：“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社会上不能善用我们的才具，这是可以怨恨社会的”，而“朴社”成立的本意也就是“对于现在的社会怨恨，应当努力改造他，使得将来可以消弥我们的怨恨”，但是碰到时局板荡、同人懈怠，顾颉刚只好自诫于“若不能好好的做下去，使得我们的社无形消灭，而可厌的社会依然如故，违心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永久，那是须怨我们自己没出息，不能怪社会了。”
    当年顾颉刚与同人共勉以“掮木梢精神”，这颇有似于西方的“西西弗精神”。他说：“我以为我就是一个自知掮木梢而掮木梢者。我因为应该掮木梢的时候，良心上非掮木梢不可，所以一件很愿做成的事，如无人做，我即尽我的力独做”，“希望社中同人都染得我的一点掮木梢精神，大家努力做上去。”而“掮木梢精神”说到底也就是文化人的人格独立问题。
    三
    “朴社”的巅峰时期正是史学风暴之时，彼时顾颉刚主编《古史辨》，掀起了“疑古”浪潮，也开启了中国史学革命的风暴，这《古史辨》就由“朴社”出版，从第一册的大红大紫，再至再版（一年内竟至十版），从而有力地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此后又吸收了范文澜、冯友兰等学人的参加（顾南下厦门大学后，即由善于理财的冯友兰主持社务），亦可谓风光无限。
    “朴社”的名品除了上述《中国文学史》、《古史辨》，还有顾颉刚主编的《辨伪丛刊》系列，以及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郭绍虞的《文品汇钞》、范文澜的《群经概论》和《水经注写景文钞》等等，以及期刊的《哲学评论》（北京尚志学会）、《国学月报汇刊》（北平述学社）等。如上所述，“朴社”是专门出版同人著述的，其社员自然多系作家或学者，当然间有例外，如陈乃乾就是出版商，他曾经营上海“古本流通处”， 又开办有“来青阁”，除了经营图书，也经营印刷和发行，但校编或装帧等还是由其他的社员来做的。值得一说的，是俞平伯。
    “朴社”最早的产品是由俞先生主持的“霜枫小丛书”。其时他校点了《浮生六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如果考虑到“朴社”最畅销的书，它是仅次于《古史辨》第1辑的。在顾颉刚经营北平“朴社”时，一度经济效益不好，当时反而是上海“朴社”的叶圣陶等一方面出书，一方面全力支持章锡琛开办“开明书店”，成绩辉煌，俞平伯的《杂拌儿》等新作通过叶圣陶交给了“开明书店”出版，加之又有长线的经典书籍《浮生六记》等，“朴社”、“开明”盆满钵满，著作者们的版税也源源不断。俞平伯后来又为北平“朴社”交了诗集《忆》的书稿，此书封面由孙福熙设计，插图则由丰子恺绘制，加之作者手书并石印，连史纸，遂成出版史精品。
    俞平伯最早编著的书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后来他为“朴社”编了4本“霜枫小丛书”，还标点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初版是于1908年发表在上海《国粹月报》上），于1926年2月交“朴社”首次排印单行本。再后他又校点了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也是畅销书。由俞平伯主持的这些书堪为新文学创作树立的范本。俞平伯讲究图书装帧艺术，由其主持的这些书装帧设计之美为人迭叹不已。
    关于“朴社”出版物还有些佚闻。如1929年10月3日，顾颉刚致胡适一信称：“有一件事情，使我很不安的，是何定生君编了一本《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趁我不在北平的时候，用话骗了朴社同人，印出来了。其中文字，有几篇是在广东做的，先生已见过。有几篇是新近作的，其中对于先生颇有吹索之论。这也不管。他不该题这书名，使得旁人疑我们二人有分裂的趋势，而又在朴社出版，使人疑我有意向先生宣战。近几年来，我深感到处世的痛苦，我竟成为喽罗们捧场或攻击的目标。所以一定要脱离广州，回到北平，即是‘宁为牛后，毋为鸡口’的意思。因为北平前辈甚多，青年们骂不到我，也捧不到我，容许我安心读几年书，打好我学问的基础。不料何君如此对我，惟恐我在北平不成一个箭靶。我痛恨极了，已写信给他家裹，请他们把他领回去；一方面商请朴社停止发行。(社中同人之意，此书已化百余元的本钱，停止发行损失太大，拟易一封面，题为《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的讨论》。）现在时候，会挑拨是非的人太多，深恐他们要向先生前施此伎俩，故以函达，幸谅之！”
    何定生是顾颉刚的弟子，至于“朴社”版的《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想来已是难得一睹。其实，若论胡适和顾颉刚的关系以及其渊源，这本差几是“盗版”的书倒是可以参考，当然这又牵扯上了学术流派的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