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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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15日   16 版）

    他是中国最具理想气质的CEO，他是年轻人心中的企业家偶像。这一次，在《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王石哈佛问道》中，他只愿和年轻人聊一聊人生。聊聊那些比成功这件事儿更重要而不朽的一切——关于理想与落差，关于选择与坚持。
    喜马拉雅山的一公斤行动
    珠穆朗玛峰我从南面从北面都登过，相对来说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北面是这样的情况，差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放，我们封闭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是南边开放，就是尼泊尔开放，所以尼泊尔一直在登山。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北面那边的登山也开放了，我第一次去是1997年，到上一次去是2007年，中间隔了十年。到那儿你可以感觉到，原来去的大本营，登山期间是挺热闹的，有20多个队伍，20多个队伍就是帐篷扎堆，一堆一堆的。但是十年之后光为了这些登山队伍来提供配套的，就是各种设施各种临时设施各种帐篷就非常多了，那个塑料袋、垃圾到处飘荡，感到这个环境和十年前相比差别是相当大的。
    这是在大本营，在登雪山过程中，在各个营地看到很多废弃的帐篷、废弃的绳索、废弃的一些空的金属制品，尤其像空的氧气瓶。一个氧气瓶本身装上氧气是四公斤，氧气用完了之后它也就两公斤这么大。像这样的氧气瓶越往上遗弃得越多，一般来讲是7500米才开始吸氧才用那个氧气瓶，用完了就直接扔下来，一路一直到顶峰，8300米到8800米一路上你看到的都是扔的空氧气瓶。
    这个过程中我就得到消息，在尼泊尔那边说，日本有一个登山家发起清洁中华峰的活动。就是在北坡有系统的清洁，南坡也开始组织了一次两次。我20l0年在尼泊尔那边登山，原来印象当中他们因为已经连续组织多少年，应该说那边的情形不错，大本营是不错的，很干净。大本营是在4600米的位置，实际上登到南坡接近营地的时候，一个是前进营地，前进营地在6200米的高度上，当然那个污染当时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印象当中他们清洁得很好，每天总是清洁，后来发现尼泊尔主要的清洁活动停留在大本营，再往上让我感到震惊的就是到突击营地，基本上那个营地就是被垃圾覆盖，上面一层垃圾，有各种东西。
    当然看着它你没有思想准备，等于你这帐篷是搭在一个垃圾场上。这个垃圾相对而言，它不是城市的那种垃圾场。据统计，人类差不多登珠峰五十年了，在珠峰两边垃圾有七百吨。还有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二三千年前在珠峰大本营测试融化的雪水当中，大肠杆菌是在允许范围很低的一个指标，现在大肠杆菌已经到了一个你喝那个水随时可能拉肚子的程度。
    但是我们知道喜马拉雅山珠峰，流下来的那就不仅仅是我们长江、黄河发源的水的一部分，印度斯塔路到印度恒河那边的发源地，也和这边是有些关系的。
    这些病菌都可以顺着这河流的源头，渗透到各个大江大河里。实际上这个水源的源头污染已经是到了不能再忽视的程度了，所以我们发起了一个零公里行动，所谓零公里行动都要讲多高多高嘛，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像那个垃圾，我们自己就把它给带出去。所以当时我们在登南坡，我们登山那个国际队讲环保是很知名的一个队伍，那个队伍的创始人叫罗塞尔，是个新西兰人，本身是环保主义者，所以对我来讲他环保做到了极致。包括我们除了小便不带下来，大便处理之后，都要自己带上塑料袋，打上除臭剂，等等，放到自己的背包里都要带下来，那更不要说其他的废弃物了，都要带下来再分类。
    当时空手下山都够呛，还要带那么多垃圾。支撑我们把这个弄下来，还真是需要点儿力量。
    当然，主要是精神，他要求这样嘛。带大便那是有限的，更多的是有心。你吃方便面，那外面的塑料包装塑料纸就随便扔了，实际上它降解是需要几百年的。你把它拿下来，这个也不是很重，意识非常重要。真正很重的东西是氧气瓶，氧气瓶带回来你还可以卖钱，一个氧气瓶可以卖四百美金的。但你扔在那儿它就浪费了，不但浪费，它在那儿是—个污染物，你把它带回来还可以循环使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北边我们是花钱组织了西藏登山学校的年轻的登山家，到7500米以上去拾捡这些，我们一共捡下来150个。当时捡下的垃圾差不多有3.5吨，完了再进行分类，把很多能带回来的全带回来了。正好2010年是世博会，我们就把氧气瓶做成了装置艺术放在世博会上，把它做成像一个藏传佛教里的转经筒，让大家关注，因为我们推广的另一个东西是城市垃圾分类。现在珠峰污染也很厉害了。
    当时这么做实际上是一种姿态，因为你不捡那些垃圾，你也处在很危险的程度。但你把垃圾带下来并不是额外给你增加风险，不过是麻烦一点儿。并不是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带下来，也没到那种程度。本身冒生命危险是登山，上去下去都很危险，既然要作为一种环保行动，叫姿态也好，不会因为额外再给你增大生命危险的负担，完全没有。但是你注意一下和不注意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登山是兴趣，人生无法设计
    登山不是一种信仰，是人对自己不满足，盲人不可能，但我要做盲人可能的事情，让自己的生存与众不同。第一个还是要有兴趣，还有是自我不满足。很多人讲你王石有钱当然可以登上，我没有钱。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不但不用花钱你还可以挣钱，高山向导都是我们给他们付钱的，所以我觉得兴趣是第一的。你不要把它看成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它就是个游戏，喜欢就去做，登一座、两座、三座，不就登几座山吗？七大洲听上去好像不得了，实际上最难登的就是珠峰，珠峰上去了其他相对就容易多了，就是你的时间和兴趣问题。
    人生需要计划，登珠峰后很多人问你是不是小的时候就想登珠峰？我说没有。那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告诉你们，我想登珠峰的梦想是2002年才开始，怎么开始的？因为这么几个节奏，登上第一座雪山的时候觉得很神圣，登雪山是专业队员做的，我们上去之后觉得自己真的是伟大得不得了，于是还想再伟大点儿，第二座雪山高峰进去就后悔了。2000年的时候我登了7500米的章子峰，这个成功之后对我是非常大的转折，因为5000多米、6000多米和7500米的概念完全不—样。我记得很清楚，7500米就是珠峰北峰，到了顶峰去看着珠峰，那是登山季节，登珠峰的人在登山道上就像小蚂蚁，想也不敢想我将来要登珠峰，这个珠蜂太高了。
    章子峰下来之后我暗暗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中国登山运动健将有两个指标，你达到一个就可以去申请。一个是登上一座8000米的山峰，再一个是两年登上两座7500米的山峰，我2000年已经登上了一座了，2001年我50岁的时候，我再登一个7500米就可以申请运动健将了。我给自己定下目标，5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送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是登山运动健将，8月份上去9月份申请l0月份就批下来．批下来运动健将这个珠峰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珠峰，就伸向七大洲。2002年登的是最容易的七大洲中的最高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北美比较难的是麦金利。2003年我就登珠蜂了，珠峰下来其他就很快，2004年就登顶完成了。所以人生当中很多是没有设计的，到某种阶段对你来说有困难的时候，你不妨设计一下。
    当然不设计不代表没有规划，但不要超常规地规划，规划自己成为一个伟人，这就很难实现的。我觉得现在能成为这样也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原来我想还是要探险探险再探险，现在就不一样。但是你总得有一些东西要储备，总得储备很多知识。可能你觉得你工作很不如意，但是你认真对待它，就把它变成了你宝贵的经历，认真做不认真做是不一样的。我的体会是到深圳创业之后，我之前任何一段经历都是对我的补充。比如我当五年兵，当的第一年我知道我不太适合当兵，而且对完全服从命令的氛围我是非常不习惯的，尽管难受，我也当好兵，非常认真地去做。到深圳时发现，创业很多时候有部队的影子，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吃苦耐劳，那个时候创业不像现在环境这么好，那时候住工棚，食堂没有多少钱，吃的是快餐方便面，没有盒面，是硬纸包，咬着方便面一杯温水就算一顿饭，因为我在新疆当过兵，所以觉得这个很正常，在别人看艰苦得不得了我看很正常，部队的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
    当然到部队来讲怕苦不愿意配合娇滴滴，当了三年兵你反而一想到和当兵相同的情况你就反感，可能现在年轻人不一定听得下去。实际上现在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共同的一些特征，比较自我，不讲团队配合，自尊心比较强，反而你能把自我变成多包容一些，娇生惯养但来吃些苦，这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都变成你的竞争优势。应该说现在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从我来看你们，我看是机会多多了。
    无论是在日本、美国还是欧洲，我一定要去墓地看看
    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你会感到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去瑞典，去的是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公墓，为什么去那个公墓呢？那个公墓是20世纪初建立的，但是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我当时很好奇，一般遗产一定要有相当的历史，像长城、故宫或者罗马斗牛场，这是历史文化遗产，怎么一个埋死人的地方还没有百年时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去了之后给我的感觉非常特别，虽然是个墓地，但是周围环境尽显自然之美。如果埋在那里的话，你会有他们像在天堂旁边睡觉这样的感觉。整个营造的森林、墓地都不明显，森林中间的一些小空地上，一块块平躺着的那些墓穴，让你感到是你随时想去的地方。如果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这里将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
    我还去了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发现那里很多墓穴前面都是个雕塑，雕塑这个人生前的一种姿态。我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很有名的叫什么娃的跳芭蕾舞的舞蹈演员，她穿着那种《天鹅湖》、《小天鹅》那样的装束呈现跳舞的姿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戏剧演员，就是小丑装那样的。你感受到本身到这里头是一个人生大舞台，是个雕塑墓园。
    最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可能现在的80后都不知道赫鲁晓夫是谁，我们那时候都很清楚他是苏联的总书记。他在联合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时候脱了皮鞋敲桌子，是联大讲演上很有名的苏联总书记，在他执掌期间中苏关系破裂。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墓地是一个头像，头像是大理石的雕塑。头像是一个大理石的框框起来的，像一个镜框一样。然后头像一边是黑大理石一边是白大理石，你也很好奇为什么雕成这样？后面的故事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曾经搞过一段受西方影响的现代艺术，赫鲁晓夫怒斥当时的艺术家协会主席，并把他给撤了，这个艺术家协会主席就是个雕塑家，但是赫鲁晓夫临终之前写的遗嘱上，就是来委托这位他撤了的艺术家协会的主席给他做墓地雕塑的。碑一边是白的一边是黑的，赫鲁晓夫他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一面很成功，一面很失败。这件事的委托人是他，换句话说起码他临终的时候悔过了，重新反思他的所作所为。
    去了这些地方，你会发现东西方的墓地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墓地，基本上除了清明节去祭拜平时不去那个地方，除非演电视剧要去墓地，现实生活中是很少去的。但是西方生死之间是对话的，不是这么截然分开的，它是墓园，但是是你随时想去的。再—个它是对话的，而且是和亡灵进行对话的，而最重要的是，它表现的不是死亡，是对生命的赞美。这是中西方对于死亡态度非常大的区别。
    还有法国的拉雪兹公墓，我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呢？我们20世纪50年代长大的人都有共产主义情结，《巴黎公社》最后那些遇难的抵抗的巴黎公社社员就是在拉雪兹公墓，在那儿有一道墙，他们最后顽强抵抗被俘的是在那儿枪决的。我是为看那座墙去的。
    但中国的墓地为什么要把生死这样截然分开，并且在形象的外观上，弄得大家对它的亲近程度那么低呢？我觉得是一种对死亡的惧怕。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退化，实际上你要看中国古代的书，看春秋战国的时候庄子对死亡的态度。现在不知道我们怎么是进化到这个样子了，完全是回避死亡，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也害怕丧失追求的动力
    真善美，我是这样看的：实际上这就是对生命的态度。在成功之后，有时候突然你才认识你的缺点很多，你太自以为是，很多你认为讨厌的东西你自己身上都有，所以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就是绝对权威，绝对权威就是一言堂，你会发现你比别人强不了多少，我更想说是加入了阿拉善外界对自己的影响，要妥协这才是你的一个提高。当然主动妥协和被动妥协是有区别的，阿拉善是我主动妥协的，你不妥协你可以不当会长，不参加那个组织可以辞去会长，你就可以不受那个约束了。
    说到完善，真的不敢说完善。哪儿完善呢？但是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有恶魔的一面，所以才觉得制度是重要的，你才觉得是需要约束的，首先约束的第一个就是自己，实际上我是不时地在物质面前挣扎的。当然，你想怎么可能？你就是做了几百亿元，你看我公司做到1000亿元我很兴奋，很多时候自己的家产都是几百亿元，你怎么能没有什么想法呢？当然会有一些想法。
    但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看你怎么去认识它，最基本的生活态度决定你到那里去了，但你也不会怎么样。这个是一直会有的问题，不是说我马上再有多少钱。什么叫生活态度呢？最起码要把握，就是你的生活已经是很好了，你想做什么事情也不是很困难，要让你的家庭生活较为满意，不能让他们很满意，较为满意你也做到了，那你现在的钱都要做公益，有更多的钱也会去做公益，这个状态你不会改变了。但是也可以这样说，是公司发展到现在这样决定的。刚才讲持续稳定的才开始，就要出现效率，作为管理团队就不是我一个人，他的收入待遇会越来越高，我也抱着期望，也希望这个越来越高，实际上我对自己约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很担心我会失去控制，如果我现在的财富够我们家人两三代都用不完的话，那我现在就没有这种动力。
    比如说现在有100多亿元，这是你的财产，难道你接下来剑桥也不去了，牛津也不去了，哈佛也不去了，不再看书了不再追求不再奋斗了吗？
    要点不在这儿，剑桥还会去牛津还会去，但更多来讲你奋斗的压力就会少一点儿。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很神圣的人，我不是。首先我是个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成不了思想家。我成为一个企业家，企业家无非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首先变为自己，因为是有控制权，并不是说自己所有的都要有控制权，你的股权是60％，意味着60％代表的是财富，再一个更多代表的是表决权。作为我来讲我不要财富，不是我不要财富，实际上我表示我的一个信心，我不是靠60％、靠51％来掌控这个公司，我不是靠这个，有控股权是凭我的能力，这本身是自信心。
    另外一个就是你突然钱很多了，会容易失去动力的，失去动力会怎么样？我们只能假设，难道你就不会去了吗？我不知道，因为财富多少它会起着根本的变化。另外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我的野心，就是个财富英雄者。我觉得和我部下关系是不大一样的，凭什么给你王石卖命？凭什么给你王家家族卖命？那不是，我是个创业者，是个创始人，但是你看到了，分的股票我放弃了，我和你们一样，如果那个股票我不放弃，现在我应该有一千万元。我不知道多少，那一千万元现在股价也就一个亿。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一个好房子贵一点儿都上亿元了，但是我的尊严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尊严就在我绝对不会挪用其他的钱去买我追求的房子。我不追求并不等于我家人没有追求，我觉得尊严是体现在这里。而不是说你钱多了就没尊严了，当然有尊严，当然还会接着去学习。你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钱多，我那时候讲钱就是个数字。但对我来讲钱不是个数字，多少钱它就是买个什么东西的，有多少钱能做什么事情的。
    下一个目标
    首先，我应该说做企业搞得好不好现在还在延续，大家目前认为好，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讲，30年、100年之后再评价现在都是过眼烟云，所以能不能好，能不能持续下去成为一种范例才是我现在应该在意的事情。像二战之后的索尼、丰田、松下这样，能不能像韩国的三星这样，在30年之后再评价，那时候才更准确一些。所以现在是不是这个企业就搞得很好，只不过现在它还在做，现在还能被大家认可，仅此而已。
    第二个登珠峰，我来概括就是说登珠峰挺难，但你是作为一种爱好去的，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难。登珠峰首先就是实现个人那种野心，一般有你一种实现感，一种我能，你能吗？更多还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种兴趣，兴趣在这个地方。
    第三个因为我自己对设计有一个设计，我设想到去哈佛学习，但我很想到大学进修一下，只不过是哈佛邀请了我。我原来有设想，我50岁到60岁就得登山，60岁到70岁的时候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到各处去讲演露面，这个基本就是说要退出这个舞台了，这已经不是你玩的舞台了，因为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抛物线它应该是往下走了。
    另一个就是你个人的实现感，你个人如何是对你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个交代，更多是到大学里去，不是到那儿去讲演，像今天我讲完了拍屁股就走了。更多的学生是带有课带有分带有考试的，所以你要备课，要对他们负责任。所以原来我个人设计，60岁到70岁就是本人的设计。所以现在我已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一年书了，现在也是受聘，试了一年之后，他们还继续再聘用我，又签了两年的合同。就是从今年到明年两年，讲企业伦理。现在是刚结束一个学期，也就是上个月，我刚刚接受光华管理学院的邀请，当然光华先是试聘的。我现在在哈佛，实际上就是个人修为。我总是说自己还要去哈佛进修两年，这样再去讲课自己更有点儿底。
    所以没有怎么说登的第三个高山。但是我在哈佛的一年，确实觉得比登珠峰还难。刚才不讲了我说的几个阶段吗，第一学期是感到脑袋累，第二学期感到眼睛累。因为我已经开始正式听课，第二学期就是上午听课，下午在英语学校。因为那儿听课的全部都是上午课程，要读大量的资料，不像听讲座那么轻松了。当然不读资料你跟不上课，你要跟着一课一课那样听。如果不懂资料，你听课的时候，老师一看你，你就会低下头，怕他问你问题。
    到了第二学期还是这样，到第三学期相对放松一些。但你要知道学习语言这是个工具，这不能说你语言过了关，你能用英文听能用英文讲了，这不是目的这是工具，你真正的是再去学习。我最大的体会是，原来很明确的东西，突然到那儿真正要学时发现很茫然，觉得这也想学，那也想学，又觉得这个是多余的吧，那个也觉得是多余的。也有点儿像刚选专业，万科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困惑。不像你说我就搞房地产，其他的都不做，我不知道应该选哪个。
    比如说我现在听的最津津有味的就是《现代战争起源》。《现代战争起源》指的就是一战、二战、冷战，冷战结束之后，最重点的是讲最近30年。题目一开始就讲，你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更倾向于和平吗？回答非常简单，民主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不信，很简单，统计学上最近30年的战争全是美国发动的，它是一种方法论，来让你怎么来思考。
    在那里你觉得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才是开始。所以这是对我真正的挑战。登了两次珠峰我没感觉新生，不就是你沿着人家的路登上去了吗？但我多少有点儿感到在哈佛是真的新生。
    (本文摘自《成功是和自己的较量：王石哈佛问道》,王石/口述,优米网/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7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