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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为什么会反对教师读书(外一篇)
■江苏 吴 非
在培训班和一些教师交流,几位青年教师说,有关“教师不读书”的情况很复杂,不一定是教师的问题,有些是学校的风气不正,有些则是领导的心胸狭隘,识见低下。这几位教师在业余时间读了一些教育理论书,发现学校管理工作中一些明显的误区,发了些议论,引起了教师们的共鸣,因而让校长极不愉快。校长挖空心思罗织罪名,平时从不关心教师学习生活的校长,经常在大会小会上来点小动作,挖空心思地攻击这些有思想的教师。教师们说:“小鞋子已经穿了一个多学期了。”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在很多学校,都能看到这种学术修养差却专门压制教师学习热情的校长,他们的低学养不但阻滞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也给教师的专业发展形成了障碍。校长反对教师读书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观念陈旧,不懂得教师需要充电,需要接受新知识,认为教师读书是好高骛远;有些是教育思想不端正,一心只想要升学率,认为“教师读书多会影响教学”;有些是自身粗俗不堪,眼见教师博学多闻,温文尔雅,比出了他的低劣低俗,故心生妒忌;有的是因为自身学历不高,有自卑感,心胸狭隘;有的纯粹是因为品格、志趣低下之外又有专制作风,不愿意学校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教育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因此教育界也会感染“社会病”。目前最明显的,是用人机制上的弊端。教育界的各级领导中,外行真的不算少,一些校长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官”。有位教授告诉我,他到某省去调研,去了十几所学校,没看到校长,只看到十几个“处级”——这可能正是目前教育界最严重的问题,否则不至于要在“规划”中提出“去行政化”问题。我在工作中见过一些校长,他们不在意自己的学养低,也无视学校有几百名教师需要他做榜样,更无视几千学生需要接受正确的教育,他只在意自己的级别提升;升不了官,就自我膨胀,当土皇帝。南京曾有公办学校校长的办公室面积达到 150平方米,内有卫生设备和“休息室”,超过了厅长和部长的水平,而该校教师的办公面积人均不到3平方米。这种把学校变成官衙的恶劣作风,注定了校风的败坏。
但是,即使在落后的用人机制下,一些校长仍然能凭个人品格的高尚成为优秀的校长,甚至一些原本学养并不高的人也凭着勤奋学习成为教育管理的专家。只是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他们的影响力有限,而害群之马的破坏性极强。
有这样一种校长,由于没有专业背景,缺乏教育理想,虽然冒充内行,私下里还是有点自卑感的;他们不学习,为混淆视听,他们特别会用顺口溜、主题词、赞美诗,努力把自己装点得有点文化。另有一些校长,并不具备从事教育的基本素质,也无心把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在他们眼里,学校是个人刮钱捞钱的利场,学校是升官的阶梯,所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跑官捞钱,因而这种人往往什么坏事都敢做。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落后,落后的用人机制实在脱不了干系。有一群不学无术、不作为者在管理学校,在弄虚作假,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隐患。教育管理权掌控在这些人手中,除了加剧腐败,也必然导致“无能”。这些人会动用手中的一切权力,糟蹋教育政策,歪曲教育方针,破坏教学原则,这种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教师具有独立思考意识。
在任何一所学校,教师队伍都不可能整齐划一,有读书群体,也会有“逐利”群体。学校任用推举什么样的教师,代表了学校的文化取向。有种校长,明确表示喜欢教师“听话”。什么样的教师才算“听话”呢?很多教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类人的一般特征:权欲熏心,业务修养差,性格懦弱,厌恶读书,没有思想。在一些学校,除了外行领导内行,业务差的领导业务强的之外,还多出一条:职业道德差的人“管理”职业道德好的人!这种导向,就是宣扬不读书不思考,就是倡导奴才文化,就是用实际行动鼓吹专制主义。当然,具体到政治层面,他们不敢那样赤裸裸而已。比如,他会做出语重心长的样子对大家说:“读了一些书不能骄傲,不要看不起读书少的教师。”“有些同志读书少,但是教学好,不是更有价值吗?”
不止一次地听到这种打击教师读书学习的例子。凡有在中学工作经历的同志都知道,辅导高考未必需要教师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却有可能需要教师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由于高考成绩关乎校长的地位与声誉,因此高考成绩就成了一些校长整教师的法宝,少数学校甚至搞“末位淘汰”,迫使全体教师参与恶性竞争。当全体教师都被逼上应试的轨道,校长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他也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因文化水平低而被人嘲笑,从此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可是常听说有教师发难,他们认为:校长带领教师走应试教学之路,符合校长的个人利益,符合他的文化修养,未必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作为校长,为什么他们不敢亲自带毕业班?如果学校的教师都以从事课堂教学为荣,学校的校长能和教师一同带毕业班,学校有什么难办的?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
校长们不读书,有的的确是陷入事务,忙得没时间读书,有的则是根本就不想读。有位县中教师曾愤怒地说:“我没有办法让学生有高尚的学习动机,他们对社会有一种不信任感。因为他们看到校长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却看到他因为当了校长而致富,有权力管制读书的教师,有权力提升不读书的教师。因此他们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而是相信父母私下教他的‘人不能老实’‘老实人办不成大事’。”——这样一个校长的存在,会令无数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真让人不寒而栗。但我相信这位教师的思考是认真负责的。因为教育不能忽视学生的存在,我们总是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却不去思考他们每天究竟在想什么。如果教师的思考都能达到这位老师的深度,教育界用人机制改革的条件也许就成熟了。
最难堪的是和校长们在一起,发现他们除了不懂教育教学,却懂得很多和教育无关的东西。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校长们不读书,但是他们跳舞跳得很好,他们能喝很多酒不醉,他们能展示一大堆在世界各地游览的留影,他们熟悉本地各种游乐场所的特色,他们认识本地的许多企业家……同样的,他们不知道本地书店在哪里,不知道当地大学有哪些知名学者,说不出著名文化学术刊物的名称,他们没有办法说出面前这位教授的研究方向……校长们怕读书,怕考试,然而,他不读书,却能混到文凭;他不勤奋,却能有许多荣誉称号;他不上课,却有很高的职称;他不会写论文,却被称作“学者”;他泡在官场中,却被当做“教育家”……也有许多真正想做一些实事的校长们在这种体制下一事无成,甚至一些有志于献身教育的校长反而被排斥出局,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教师继续学习的意识也淡漠了。
但我还是愿意说说有意思的事来结尾。
有位老师说,星期天他在书店多次看到教育厅一名副厅长在选书,这名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原先是理工科出身,他选的却多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他总是拎着书袋站在那里翻阅,每次都会买几本。他的报告从来没有空话废话,很多教师都很敬重他。我也见到真正爱读书的校长,他们把送往迎来、见官喝酒视为受罪,他们在忙碌中会私下恳求:“见到什么好书,千万不要忘了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去年,有位教师朋友获得了一个称号,当有人表示祝贺时,他苦笑说:“你们真的认为有多大的意义么?我只不过没有折磨学生而已。”我了解这位同行,虽然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有口皆碑,但他总是认为这些所谓荣誉称号不如他的愉快重要。
不是所有教师都会这样想的。我在评审中,几次看到申报人的材料超过20斤,分类之详,装订之精,着实令我吃惊。我每次都会疑惑地问:“这个同志是不是有一两个月没有上课上班?”我的疑问在于:一名教师或是校长,要把一二十年的工作成绩详细记录并如此保存,并能把那些证明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像是名人传记或是统计档案一样,要花去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因而我也想问:这些,有意义么?
希望自己所做的事千古流芳,这样的愿望当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想让这个社会提前把百年之后的评价交给他,能做得到么?
我在最近参加的会议上,应主办单位要求,发了言。我坚持强调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有没有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不可能由我们今天就可以说了算的,只能由未来社会作出判断和评价,因为我们培养出的一代人是否合格,是否能担负起建设未来社会的重任,需要时间的检验。有与会者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否办出了“人民满意的教育”,现在就能看出来:学生考上大学,家长满意,可以代表“民意”;而教育界的成绩是摆在那里的,不一定非要由未来社会评价。
我尽可能想,这也许仅仅是彼此认识角度的不同,但我也想到,这是各自的需求和出发点有距离。如果一名校长渴望得到社会的肯定,渴望得到上级的肯定,那么对教育的评价,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呢?如果把升学率换算为“政绩”,对他来说,问题就简单得多。可是教育问题却不可能那么简单。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几年前,我曾提出在当今要坚定不移地把“人的教育”作为真正的教育任务。有校长在教育报上撰文批判我的观点,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我对这样的认识非常惊讶:那位校长竟然不懂,“人的教育”非但不是明天的事,也不是今天才提出,而是教育常识;即使在应试教育猖獗的当今,仍然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中国教育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那名校长肆无忌惮地亵渎教育理想,展现无知,真是愚不可及;然而在当今教育环境中,这种言论非但不会被清算,在庸众那里还会拥有一定的市场。在全面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状态下,如果教育管理者仍然把“人的教育”当成“明天的空气”,那么我也要问:如果坚持这种落后的教育,一个国家还能不能有明天?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我可能不聪明,但我期望在聪明人的领导下工作;我也许不够高尚,但我敬仰那个走在队伍前面的高擎着燃烧的心的向导;我们的时代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应当这样自甘堕落下去。——我说这样的话,是针对一些教育干部的庸俗和猥琐。下一代在看着我们这些教师在做什么,在怎样做,在听我们说什么,怎样说——这就是最真实的教育。孩子们不大可能听教育局长直接说自己的政绩观,也很少听到校长私下对教师们说心里话,那些话都不大可能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说的。有个教育局长私下反复对校长们说:“抓高考要抓出血来。”“以不死人为原则。”这些话悄悄地传到教师那一级,就再也不能往下传了,因为学生再也不相信会有人民公仆说这样的话,他们幼小的心灵也不明白“抓高考”要抓出谁的“血”。
所以不得不问的是:我们今天究竟在做什么?
过去的年代创造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过去某个时期的教育水平以及道德观;同样的是,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以及各种教育行为,有可能体现在未来社会一代人的身上。40多年前的“文革”,有些语言记忆犹新,比如“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气炸了肺”“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在以野蛮为美、文明为耻的教育下,一代人进入了老年。现在,我在公交车上看到这些当年的青年,虽然他们身手远不如当年敏捷,垂垂老矣,但仍然能从他们交谈的语言中感受到昔日的暴戾与粗野。
“文革”的悲剧不是恶魔在1966年这一年导演的,“文革”是十多年非人道的教育积累而成的;同样,发生在新世纪社会的严重的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形成的;道德体系的崩溃,是“文革”的后果,是政治运动摧毁全社会道德信仰的后果,不幸要我们这一代人来承担,然而当这些落后的思想和落后的教育合成为新的毒素时,民族精神将被进一步腐蚀……
1977年,当“文革”在形式上结束时,我像是无师自通地对朋友说过:“文革”的后果可能要在许多年后才会显现出来。后来我常以为自己是比较早觉悟的,可是我当年没有想到的是,那种后果会如病毒一样发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异,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的人群中,在不同的环境内,在不同的时期,继续发作,令人们疲于应付,甚至感到绝望!
我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之所以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是那个年代的记忆太可怕,而我时刻能想到那个时代的教育给今天留下的麻烦。
基础教育需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也正因为有强制性,这种教育就必须是正确的。晏阳初曾说过,错误的教育,不如没有教育。回顾百年教育史,对比中外百年的教育,我们应当受到更多的启示,而不能满足自我总结与陶醉。
这个时代的教育已经没有诗的激情,没有作为人的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已经“统一思想”,当听到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说着和官僚一模一样的话语时,作为教师的我们为什么不感到恐惧?爱因斯坦曾经指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和个人意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1936年)难道有谁愿意当今社会朝着那个方向滑过去?
几年前读过一本《在与众不同的课堂里》,当读到美国小学数学教师雷夫·艾斯奎斯的话时,我想到,他和中国的许多教师在思想情感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他说:“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失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很多夜晚我都无法入睡,为自己无法抵达某个孩子的内心而气恼。教育是严酷的。我力图教会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不光彩的社会做一个体面的人,我力图说服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险恶的社会做一个善良的人。”我对他的敬佩,还在于他说:“我还保持着真心对己,不让体制腐蚀自己。”
在更早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告诫一代人:“当我们带着强烈义愤谴责他们(中学生)失掉人性、丧尽良知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反思:我们做了哪些培养他们人性、良知的工作?”
因为教育的常识很早就被人类发现,成为“知”了,可是一代一代人都在“行”上展示出差距。时间走得多么慢啊,中国有人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才99年;中国人见官不必下跪,至多99年,而且到现在还有下跪的;时至21世纪,还有政治家与官僚在自称“父母官”;中国人真正认识到落后,也才几十年……这就给中国教育的振兴带来极大的困难,具体到一所学校,一个家庭,一个读书人,很难逃脱掉体制文化的印记。
那种渴望被作为政绩,渴望获得连带着物质利益的荣誉称号,渴望获得体制肯定的教育行为,有没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为民族未来负责的无私目的呢?这是至今仍然令我感到沉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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