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对话录：语文第一律——“发面”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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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语文对话录：语文第一律——“发面”原理作者：全祥贵
语文对话录：语文第一律——“发面”原理

王桐生

问：先生认为语文教育有哪些基本规律呢？

答：我以为主要有六大基本规律必须遵循。这六个规律是：一、“发面”原理；二、“难易不序”律；三、“先用后理”律；四、“八股文”原理；五、“不求甚解”律；六、“书面语发展”原理。它也正是过去语文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教育理念的误区。下面，将依次讲到它们。

第一大规律：“发面”原理

问：先生把“发面”原理列为语文教育第一大规律是不是有强调它重要性的意思？

　　答：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它是我要批评的现代学校语文教育最大的误区。它是我国现代学校语文教育的一个致命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心脏出了毛病。这个关键部位不医好，整个人都没精神。现代语文教育为什么教学效率不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它而致。现在，虽然有所扭转，但是很多人并没有从理论上把它搞明白。所以在根本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正本需要清源，要克服这个误区造成的弊害，还必须从认识这个规律本身作起。

    所谓“发面”原理，实质上就是我常讲的要反对“反对‘死记硬背’”的道理。现代学校语文教育反对“死记硬背”，自以为这是讲究心理科学。其实，这是脱离中小学语文教育实际的一种“本本主义”。它把心理学的一个一般性原理当作普遍真理，简单地套用到语文教学中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学习、运用西方科学这是清末民初先进知识分子的常见错误。

　　问：可是教孩子读书学习，提倡理解以后再记忆。这几乎是所有教育学教科书都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性的教学原则。先生竟然认为它是语文教育的致命伤，您这个看法是不是太标新立异了？

答：应该说并不算标新立异吧。因为，如果你们研究一下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这样提倡的。反对所谓的“死记硬背”，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所以，对于这种流行观念，我顶多算是标“旧”立异吧。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非常推崇背诵。甚至可以说，背诵是它的主要教学方法。一般的塾师，教学生读书，一个是逐字逐句地讲解，一个是让学生熟读直至成诵。这是他们须臾不离的两个法宝。比如宋代大教育家朱熹就十分倡导背诵。他的主张就是，记忆在前，理解在后。他说：“曰：‘其熟读精思者，何耶？’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辨，虽若不可捱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捱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大抵观书，先须读熟，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意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之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这里朱熹所说的先“熟读”，后“精思”，即是指先不解其意的“死记硬背”，而后再去深思，理解文意。

　　提出反对“死记硬背”，是到了清朝末年的事了。那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开始传到中国。许许多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就用它们对封建的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反对“死记硬背”。他们认为提倡“死记硬背”，是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最终只会“读书死”。这是封建教育遗害儿童的一剂毒药。

比如，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倍受推崇的王筠的《教童子法》就提出：“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因之，戊戌变法以后开办新学，清廷钦定学堂章程关于“功课教法”就强调：

“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筋，所当切戒。”

翌年的初等小学章程也强调：“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不能背诵者，宜于实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1][4]

到了此时，记忆和理解二者的关系倒了过来。理解成了第一位的，而记忆则处在理解之后了。

这一时期，没有语文课，小学设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中学设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课。

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改为“国语”课，中学改为“国文”课。这种“先理解，后背诵”的语文教育理念被接受、继承下来。1912年11月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要求：

“教授国文，务求意义明了，并使默写短句短文，或就成句改作，俾读法、书法、作法联络一致，以资熟习。”

这个时候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理解，不再是记忆。所以教法上要求的是讲解明白，“务求意义明了”。

这样一种语文教育理念一直传续到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历次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贯穿着教师要使学生“读懂课文”，“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的要求。如，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虽然也提到背诵，但是总是强调说：“要重视复述和背诵。复述和背诵，要讲究方法，要在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叙述顺序的基础上进行。”

这是背诵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区。这一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中小学语文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刘国正先生就十分提倡背诵，但是他的背诵观却仍然是那种流行的观点。他在《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意图》中说：

“关于背诵，有的人也有不同意见：‘不是反对死记硬背吗？让学生花那么大精力去背书，有什么好处呢？’背诵，也是我国语文教育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前人一直把背诵当作重要的学习方法（宋代的朱熹就是提倡背诵的一个）。我们要求的背诵跟死记硬背完全不同。死记硬背，指的是某些知识不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和学会运用，只是让他们死记一些术语和定义。这对掌握一门知识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应该反对。但是，背诵作为一种学习语文的方法，却是另一回事。首先，这种背诵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熟读成诵的过程，也就是加深理解的过程。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文章的某些好处，往往很难百分之百地讲出来，即使讲出来，光是听别人讲，体会也是不深切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想让学生真正有所得，就不能只让他们听讲、记笔记，还必须让他们反复诵读课文。背诵，就是反复诵读的结果。其次，背诵不仅为了切实地理解课文，而且为了让所理解的东西不是‘寄存’在脑子里，而是真正化为自己的本领，能够在写作的时候用得上。书读得十分纯熟，才能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语）的境地，才能真正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所学的东西才能在笔下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你们看，他所说的其他道理都是很正确的。可是，唯一的、关键性的不足，就是他所强调的仍然是背诵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样一个观点。其实，这样认识语文教学中背诵的作用就完全错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语文课堂上老师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讲解”课文上，其重要的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现在，我要大声疾呼，如今已经到了“迷途知返”，为“死记硬背”平反正名的时候了！

问：当年，那些教育家们为什么坚决反对“死记硬背”呢？

  答：那是因为他们把西方教育学的一个原则不加分析地套用到了语文教学中来，完全忽略了儿童学习语文的特殊性。他们犯了一个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一般地说，记忆是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个讲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将它“泛化”，没有区别地运用于所有的人身上、所有的事情上，那就不妥当了。

因为：首先，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和年龄增长的关系，恰恰成相反的状态。据有关资料，日本的一位心理学家曾把它画成如下一幅示意图，依我看，它对于说明这个问题是非常具有说服力。

对于人来说，记忆力好比一个正放着的三角形，年龄越小，底边越大，意思即是记忆力越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却越来越小。理解力如同一个倒放着的三角形，年龄小理解力就小，年龄增大了，它相应也变大。

与此关系相同的，是“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它们也可以同样画成这样的示意图。机械识记跟记忆力一样，是正放着的三角形，年龄越小能力越强，年龄越大，能力却越弱。意义识记跟理解力一样，是倒放着的三角形，年龄小则能力弱，年龄增大，则能力增强。这机械识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记硬背”的能力。它并不需要理解，但却可以记忆下来。这种机械识记的记忆能力在儿童的低幼阶段占主要地位，随着年龄的增大，才逐渐向意义识记（即“在理解基础之上的记忆力”）为主的方面去转化。

因此，儿童在学习语文方面，其记忆储存的最佳期是在四五岁至十三四岁，也就是常说的幼儿期、童年期到少年前期。正是由于大量的“死记硬背”才使儿童的语言能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年龄稍大的人大约都会记得，文革时期全国曾出现过许多四五岁、八九岁的孩子能将“老三篇”、毛主席语录背得一字不差。而近年来又不时有一些能将唐诗、宋词倒背如流的“神童”见于报端。其实，这些事迹毫不奇怪。任何一个智力发育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做到。只是看家长或教师是否这样下力气辅导罢了。那些小孩子对于他们背下来的东西真正能懂得多少呢？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是，他们比任何一个成年人都背得好。这就是小孩子机械识记（“死记硬背”能力）强的明证。

在这样一个记忆力最强的最佳期，我们绝不应该强调什么“在理解基础之上”的背诵，恰恰相反，应该大力提倡的正是“死记硬背”。只有充分利用这个“最佳期”，让孩子把语文课堂的时间，主要用于“死记硬背”那些优秀的语言文学精品上。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明了”、“理解”。囫囵吞枣就囫囵吞枣吧！生吞活剥就生吞活剥吧！只要吞下去就行。吞得越多越好。怕的就是吞得太少。因为，当他们长大之后，这些语言材料就会象刘国正先生说的那样，变得融会贯通，得心应手起来。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语文教育早就掌握了这个儿童学习语文的心理规律，所以他们才提倡并大力实践“死记硬背”这种语文教学方法。

例如，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陆世仪曾多次说过：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然予以为，古人之意，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即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使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必不能诵读矣。”

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是小学到初中阶段，九年的时间里将近三千课时，所谓的分析讲授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应该让孩子们大量背诵、记忆的功夫，都被用到“事倍功半”的加深课文“理解”去了。儿童语文记忆的最佳期就这样白白地被浪费掉了。如此南辕北辙的语文教育怎么会有好的效果呢？《礼记·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3]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各种教育，都有个最佳期。在这个时期内进行教育，效果就显著。过了这个时期，再学就难了。我国古代的传统语文教育为什么成果显著，其最得力的措施就是它在“小学”阶段采取了“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记得年轻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文章，里面讲到“三味书屋”那个私塾老师的教法，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不给作任何讲解。当时，十分赞同鲁迅先生的批评，觉得过去的私塾教育实在太不懂科学，太不通人情了。然而，今日反思起来却不尽然。实际上鲁迅先生大约也没有悟到，如果没有当年的“死记硬背”式的私塾教育，哪里会有国学渊博的鲁迅先生呢。大家可以看看，民国以来至今已有百年，新式的学校语文教育培养出一个象样的文史大师级的人物了吗？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桴亭先生说的真是很有道理：“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小孩子当时不理解的东西不见得是错的。即使如鲁迅先生这样的伟人，年幼时也是如此啊！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是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儿童婴幼期的语言（口语）学习是一种“习得学习”。它是一种在无意状态下进行的、反复“尝试错误”的、没有什么固定顺序的“习得”学习。

问：先生，插问一下，什么是“尝试错误”，什么是“习得”呢？

  答：这是心理学的两个术语。“尝试错误学习”，指的是人在无意的应用尝试过程中，不断地出现错误，但又不断地得以纠正，最终达到学习目标的一种学习方式。婴幼时期儿童学习口语就是这样一种过程。他们先是无意识地模仿大人说话，将它记在自己的头脑里。然后，在他认为合适的语境中予以“尝试”使用。一次不对，两次不对……经过多次错误，最后他们终于掌握了正确的用法。这个学习过程不同于学校的学习。它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在不断的练习，不断的错误，不断的改进中进行学习的。因此，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习得”，以与学校里有意识学习的“学得”区别开来。

儿童学习语言，婴幼期是“习得”口语，而进入学龄期学习“书面语”，就改为“学得”了。这个书面语的“学得”，与口语的“习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它在某些方面还仍然保留、延续了口语“习得”的许多特点。这是语言学习和其他科学知识学习的一个不同之点。书面语的学习，还是先要模仿、记忆，然后也是要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错误”才可能正确掌握。学习者不能指望当时“学一”就会“得一”。语文学习的功效是远期的，不能以近期的得失作评价标准。凡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语文学习的这个特点。许多在语文方面有造诣的人都谈过这样的体会：青少年时期如果能背诵下来较大数量的诗文精品，那么成年之后，提笔为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辞意畅达、文从字顺。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语言学习的远期效应。当时的投入与短期的效果不相平衡。但是，远期的结果是丰硕的，甚至，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投入。对于背诵的这一远期效应，我曾在给你们讲课时，开玩笑地给它起过一个个浑名叫做“发面原理”、“发面定律”或“发面定理”。你们现在觉得如何，是不是很恰当呢？

问：先生的这个语文教育“发面原理”，当时听起来感到很好笑，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却很有道理。不过把它说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

  答：不高。它对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完全称得起是“基本”性的原理。

当然，这个“发面原理”，或者说“发面定律”，不过是个比喻。咱们北方人过去发面，不是像现在，往里面加酵母粉，而是用一块“面肥”（活酵母）揉进面团里。当时，并不见什么效果。但是，你不必管它。过上一段时间，它就会自己“发”起来。一小块面，就会发成一大团“发面”了。学语文，这个背诵，就是那个“面肥”（活酵母）。小的时候，不管它懂不懂，只要搋进去就行。一段一段，越背越多，当时不见功效。可是等到十六七岁之后，这些“面肥”就会发挥起作用来。背诵者的听、说、读、写能力会一下子“发”了起来。这是儿童学习语文、发展语文能力的必由之路。它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谁也不能违反。教语文，一定要懂得“发面原理”。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整体性的作用。当语文教师的不能“近视眼”，只看眼前，不顾将来。我们如今的语文教育效果不高，也和语文教师“近视眼”太多有很大关系。有的人光看眼前学生得多少分，不看几年以后语文水平是否会有大的发展。这样的语文教学怎么会好呢？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文豪郭沫若、巴金，文史大家吴晗对于背诵都讲过许多经验之谈。他们后来的成就都从童年的背诵得益不少。有心的人可以找来这些文章读一读。那样，对于我说的“面肥”规律可能就会心悦诚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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