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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创造力·考试机器
金新
日前,在广州举行的首期广州教育大讲坛上,针对中国教育的现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也夫作为讲坛主讲人之一出语惊人——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在大陆受过中小学教育”,“在中国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即使进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也不会获诺贝尔奖,因为12年的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得已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一个考试机器”。
“想象力”是人于已有形象的基础上,在头脑中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想象力”与“创造力”为同一概念?
若属同一,是否意味着郑也夫这个社会学教授是个连基本概念关都尚未过的逻辑盲?
郑也夫何许人也?
曾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著名社会学专家,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其以独特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且为卧底调查而揭露官场生态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作者冯军旗的导师。
看来,个中必有玄机!
想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是在人脑中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人们常讲,“生活+想象=文学艺术”;“观测+想象=科学技术”。大凡文艺世界、科学领域建树频频者,无不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文坛诗仙李白“欲上青天揽月”,情思奇幻豪迈;科坛巨匠牛顿“落苹悟引力”,意念奇特新颖。想象使他们在名留”汗青“的同时,为充实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想象绝非伟人的“专利”。它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不是孤立的,任何人的任何心理过程,诸如认识、情感、意志等,无论简单或复杂,均含有想象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初步具备想象的能力。
问题是,想象根据程度的不同有“再造型”与“创造型”之区别——
所谓“再造型”,通俗地讲,即针对个体思维对象展开想象的类型。这种方式是按语言的描述或图形画面的示意进行的。如我们由于到过大草原,在欣赏民歌《敕勒歌》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时,脑中就会呈现敕勒川苍莽寥廓的恢宏气象;由于我们看过电影《屈原》,“在赏析国画《屈子行吟图》的人物线条时,脑间便会浮现屈原孤独吟哦若有所思的情景。
“再造型”是想象的低级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在他人描述或示意下,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再现与思维对象相应的新形象来。它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需正确理解描述的语言文字与示意的图形画面的意思。因为不理解语言文字这一物质外壳,就无法想象出蕴含的形象;因为不理解图形画面这一实物标志,便无法想象出表示的形象。
其二,需丰富记忆表象的储备。记忆表象,也就是人们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是想象的基本素材。只有增加它的量与质,才能使想象内容既丰富又正确。否则,会导致想象因原料缺少贫乏不堪。
所谓“创造型”,通俗地说,即对群体思维对象进行想象的类型。这种方式是凭自己已有表象进行选择、加工、改组的。如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里的美人鱼,佛教中的千手观音,鲁迅的小说《祝福》内的祥林嫂。
“创造型”是想象的高级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不按照他人的描述示意,依靠自己的以往的知识经验创制具有首创性、新颖性、独立性的新形象来。它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应有实践的迫切要求与个人强力的创造欲望。如茅盾由于社会斗争的需要,深入地了解到广大蚕农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丰年破产的悲惨遭遇,感到灵魂受到了震动,于是创作了小说《春蚕》,塑造了老通宝的形象。
第二,应有较大的知识范围与丰富的表象积累。如鲁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形象典型,是因为他不断扩大阅历,储备表象,“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做模特),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在山西,是一个拼凑成的角色。”
第三,应有积极的思维活动的配合。如巴尔扎克写小说《守财奴》,为主人翁形象殚思竭虑,忘却了自我,竟独自一人以老葛朗台的人物身份、走路姿态、说话腔调在书房里即兴“表演”。
第四,应有灵感的协助。如曹雪芹经常在同朋友对饮高歌中突有所思,嗣后飘然而去,旁人寻踪探究,原来他正坐于乱石堆上,假顿悟之飞扬思绪,出神地用笔刻画着小说《红楼梦》里的核心人物贾宝玉的性格。
显而易见,郑也夫教授所谓的“想象力”是指想象之类型之后者。
不能说目下的应试教育“没有想象力”,但死记硬背地把答案写到试卷上去的能力,充其量是一种“再造型”想象。
体现素质,不能没有应试;实现“创造性”想象,不能没有“再造型”想象。一旦喧宾夺主,谓之极端;一俟极端,贻害无穷。
就此而言,郑也夫先生的观点虽略偏激,可睿智不凡。
其实,“机器”应该是“创造力”的产物。
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机器”,系西方工业革命后才逐步被创造出来的。这种由各种金属和非金属部件组装成的装置,消耗能源,可以运转、做功。它是用来代替人的劳动、进行能量变换、以及产生有用功。如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工业革命中起了基本的作用。
“机器”带来标准化。大量生产标准件能保证质量,节约材料,降低成本,简化设计工作,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
标准化是“创造力”的结果,却是教育“想象力”的恶果。盖因在教育领域标准化是“创造力”的克星。
以“考试”限定“机器”,说明人才成了批量生产而具有标准化意义上的零件。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称50岁退休65岁领养老金,引发网友骂声一片。当事人回应网友质疑:“50、60岁的人去照顾70、80岁的人,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顿时又引起网友骂声一片,不少网友吐槽称:“这个脑残的‘叫兽’,这分明是在给清华抹黑! ”“这哪是教授啊,这简直是灭绝师太!”
郑也夫乃“灭绝师爷”,只是其决不“脑残”,他看到了中国教育业已陷入标准化的绝境。
标准化给教育带来的灭顶之灾,一如伴随着当年工业革命而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墨西哥“波萨里卡事件”……
1956年英国出台的“洁净空气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空气保护的法律,具有“里程碑”意义;眼下的中国是否亟需出台一个“洁净‘教育’空气法案”以拯救濒临死亡的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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