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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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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1 12:52:3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书法中的人生
                 ——王岳川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的对话讲演
  
                                     视频观看地址:
  
  刘芳菲:《文明之旅》,文化之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位优秀的书法家,也留下了很多传世的书法作品,时光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很多人依然选择利用闲暇时光,陶冶情操,写写书法。其实写书法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写书法的过程会对您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那么,书法和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究竟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给我们带来《书法里的人生》。掌声有请王岳川先生。
 
                              一   书法与性格
  
  刘芳菲:您好,王老师,欢迎您再次做客《文明之旅》,好,请落座。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话题,跟书法有关。书法究竟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会通过几个关键词来解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性格”。都说字如其人,我想在书法上最为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我知道王岳川先生从小就练习书法。
    王岳川:是的。
    刘芳菲:在您的人生经验中,从一个字中能看出写字人的性格吗?
    王岳川:如果他写的是书法,我可以看出来;如果他只是写一般的字,那么公安可以看出来。
    刘芳菲:笔迹鉴定专家。
  王岳川:对。书法可以显示出人生的一些性格,我可以举出宋代的三家,那就是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米芾曾经回答宋徽宗“你们几人的字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时说:苏东坡是“画字”,画精细的字,很有文人气。而黄庭坚是“描字”,速度不快而有起落。臣——就是我是“刷字”。什么叫刷?速度快,还出侧锋,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的痛快淋漓。这“画”“描”“刷”三个动词把三人的性格和书法连在了一起。(《海岳名言》曰: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米芾性格放荡不羁,有一次他在一船上渡江,看见一人拿出一幅名作,拿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可能是王羲之的,也可能是某个时代的名作,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可以解决他笔法很多问题的一幅作品,他马上就对对方说,我是著名书家米芾,我拿我的十幅字跟你换,换不换?人家说你拿一百幅,我都不要。您知道米芾怎么做?他立马就拿那幅字说如果你不换,我就抱着这件作品跳江。人家一看,皇帝的重臣,著名的书家如果出人命了,那怎么得了,只好换给他。还有一次,宋徽宗请他去写字,他一看皇帝的砚台非常地温润,质量上乘,于是,米芾说砚台被墨水弄脏了,那就送给我吧,说完连墨水带砚台揣进了衣服,弄得满身乌脏。可见,他是一个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人,所以他写字的那种刷的速度和出方角的方法,代表了他性格与众不同、不入凡俗的个性和怪癖,以及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当然,在为人清高的同时,也有缺乏天高地远那种大气象,而有一些机巧机心。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
  再看看苏东坡的字。《黄州寒食帖》是苏轼的书法代表作之一,很能显示东坡的襟抱性格。公元1080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客居他乡的苏轼,此时变得穷困潦倒。在那年的寒食节,又饿又累的东坡对着窗外瓢泼大雨,写下了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那么我们从《黄州寒食帖》中能看出苏轼怎样的性格呢?“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注意“衔纸”这两个字,他一定是把手腕提起来往下划,因为“衔”写的飘逸,而“纸”字的长划很潇洒。这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处于这么高压、这么痛苦的心境中,又饿又累的苏东坡从门口看出去,成群结队的黑压压的乌鸦衔着坟墓上没有烧完的钱纸,可以说是惨痛之极,他却写得如此地潇洒出尘,它呈现一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中国宋朝文人的东坡形象!人的生命历程说到底就是心灵生活的历程,这种浩然之气必定能形成人的伟业人格,而心灵伟大则会在生命遭遇中而显示伟大的生命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那么,为什么苏东坡是“画”字,因为他执笔的方法是斜执笔,有点像我们今天执圆珠笔一样,这使他手腕的上下运动空间受到了限制,而左右运行则很方便,他的字偏扁,画字可以看出他写得慢,他写得精心,他就像作文章一样去作。所以书法藏不住,您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基本性格。



  黄庭坚的书法被米芾称为“描字”,有一定的道理。黄庭坚自述:“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他从荡桨中受到启发,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坚持用笔“要知擒纵,要字中有笔”。长期临习《瘗鹤铭》,逐渐形成长枪大戟、绵劲迟涩的书风的。这种笔法“迟涩”,说明黄庭坚用笔较慢而又大起大落回环萦绕,被米芾看出其书法具有“描”的痕迹,尤其是笔画过瘦过长,被苏东坡讥之为“树梢挂蛇”。当然,黄庭坚的行书中宫收紧,长横长竖、大撇大捺很有气势。草书圆转处可见篆意,可见草法“悉从小篆中来”,长枪大戟瘦硬通神,笔力雄强用笔生涩,称为诗文书法兼善的大家。
  其实,向米芾提问的宋徽宗自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书画家。宋徽宗自己创造了一种书体叫“瘦金体”,我们可以从他字的形态来分析他的性格:第一,他对书法准确度的精到把握,他用笔结体非常精到;第二他的性格很懦弱,我们从字里边看出,他没有一笔有颜真卿的那种豪迈的壮气,也没有我们所看到的王羲之的那种潇洒出尘,委婉和不激不厉,他充满了剑拔弩张,但是又写得如此地纤细,内在心性弱,尽管宋徽宗权力无边,但他的内心懦弱而沉溺于声色犬马中矫情享乐,所以当金兵攻陷开封,他被俘虏送到了北方,成了“靖康之耻”的亡国之君。但他的画,他的书法境界还是很高的。我对他的字的看法是:缺乏宏伟壮观之气,不具有颜真卿的忠烈之气,但有很扎实的书法功底,他皇宫中看的名帖很多,而且酷爱诗书画印。他是爱艺术而不爱江山的一个皇帝,是投降派的国破身辱典型代表,纵容奸邪专横而亲手将大宋江山一败涂地。他的字可以显现出这身居高位内心软弱而酷爱艺术的亡国之君的书法气息。
  
                          二   书法与学习
  
    刘芳菲:书法是一个人性格在文字上的体现。今天我们能够走进古人的内心,通过一个字体验到他的内心世界。那我们说书法跟人生有关,那么第一个解读层面是性格,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学习”。书法能够提高我们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吗?
  王岳川:能够。
  刘芳菲:比如说,有没有人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做什么普查呀,真正有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呢?
  王岳川:有,上海华东师大的周斌教授是一个心理学家,他专门做了关于书法对儿童启迪他们的智慧的一个过程,可以看看。200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曾做过一项书法对于儿童成长影响的科学调查。研究人员对上海某校124名三年级儿童,进行了两年练习书法跟踪调查。结果显示,练习过书法的儿童,其聪慧性、兴奋性、稳定性等14项个性发展指标中,有13项明显高于一般儿童。研究认为,练习书法能降低儿童心理焦虑水平,帮助儿童控制情绪,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平和、自律。同时还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智力水平。首先,意志力,要持之以恒,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练不好。我举一个例子王献之,王羲之的最小的儿子写书法,很聪慧,几岁就写得很好。有一天他对他母亲说,我再写三年就能赶上我爸了吧?他母亲说差得太远了。那应该怎么写呢?你看看门外有18缸水,你把那18缸水研墨写完了,你就能超过你父亲了。于是,王献之又写了五年,写完了三缸水。
    刘芳菲:五年才写完三缸。
    王岳川:用来研墨的水,于是他认为可以了,就把他写的字给父亲看。王羲之看了看,终于看上了一个字,是大人的“大”,写得很像了。王羲之在上面添了一点,说拿给你母亲看看。王献之给他母亲一看,母亲说“我儿写完三缸水,只有一点像羲之”。就王羲之加得那一“点”像,于是王献之突然醒悟到,书法是一个漫长的人生,是一个无穷高的高峰攀登,所以一直练完了18缸水,他才可以称为“二王”,和他的父亲同样成为一座书法高峰了。中国历朝历代很刻苦的人很多,怀素家贫买不起纸,种万株芭蕉,然后把芭蕉叶砍下来,在上边用笔写,一万株芭蕉叶都写完了,然后就用一个漆盘——上了油漆的盘子,在上边写,最终把漆盘写穿。同样是王献之,他学了书法以后,变得沉静无比,不慌张,有一天他和他的哥哥王徽之在屋里研讨书法,突然房间失火,王徽之立马就跑掉,而王献之镇静自若,叫人来灭完火才走。还有一天晚上他睡着,突然发现房间里边进了小偷,几乎把他家里边东西搬得干干净净。
    刘芳菲:天,这得多大动静。
  王岳川:王献之突然说到,有一件簪子是我的家传,你还是留下吧!吓得这些小偷全跑掉了。可见书法会让一个人的内心沉寂下来,不会慌里慌张,丢三落四。书法的内容是经、史、子、集,我们都知道,您如果诗、文不多写几遍,大多记不住,用书法写几遍以后,突然过去那些遥远的诗句,还包括那些经史了然于心。当一个孩子读了“厚德载物”,读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学了“天道酬勤”,他把这些伟大的词刻到心里后,会立下一个高远的理想。看似简单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在慢慢书写的过程当中,最终会出现人的心性价值的提升——“登高行远”,会出现中国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精神启蒙!
   
                             三  书法与事业
   
  刘芳菲:那我们接着来看书法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一个词是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事业”。
  王岳川:北京大学的教授沈尹默先生,早年在北大执教,有一天陈独秀看见他写的字,就批评他,诗写得不错,字“其俗在骨”。这对26岁的沈尹默打击很大,俗不可耐呀。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在《于潜僧绿筠轩》中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黄庭坚总结道:“为俗不可医”。青年沈尹默的字被评为“其俗在骨”,他因此奋发图强,练了13年,他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成为北平大学的校长。可见书法与事业有着紧密的关系。
  北师大的启功先生,最早字写得很不好,他当时执教于辅仁大学附中,在校长陈垣的鞭策下,青年启功刻苦练习书法,后来成了北师大著名教授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一个人的事业要从“形端表正”开始,达到“德建名立”。今天由于大家开始用电脑,但是在中国古代从隋朝到晚清,一个知识分子要去考其功名,要去升学,如果字不好,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字是敲门砖”,如果字写不好,考官连卷子都没看完,就翻过去了。不过,我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教育今天重新注意到书法的重要性,我们今后在判作文分数的时候,可能会加附加分数,就作文的字的清爽判分。曾经有一个提案要加两分,这样就变成了作文不仅是内容写得好,因为作文60分,而且文字要写得娟秀工整,这样一来,教育部所说的书法进中小学课堂,就落到了实处。
  刘芳菲:这样也避免电脑的普及,造成大家提笔忘字。我记得我们每个人在求学时在作文考试的时候,有这么一项要求,叫做卷面整洁,最起码是字迹工整,其实这个就是跟您刚才讲的,写字的规范和字体的美观是直接相关的。
    王岳川:对。所以古人强调性静情逸、守真志满,反对心动神疲、逐物意移。
    刘芳菲:好,聊到这儿,那么我们在场的几位外国来宾,我想听听你们听到这里的一些感想。来自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你好。
    维多利亚:你好,学习书法的时候有一些人模仿书法家的字体来开始。那您刚提字如其人,那如果他们是这样开始的,怎么能代表他们的性格?
    刘芳菲:净模仿别人了,自己的个性在哪?
    王岳川:中国书法练习有三步曲:第一步,初级阶段一定要模仿,然后经过严格训练形成对经典的认同感。然后第二步开始观大好河山和众多碑帖,在天人合一中形成更丰富的书法意象和浩然之气。我举个一个例子,王羲之的老师是一位女性,叫做卫夫人。
    刘芳菲:是一位女性啊,女老师。
  王岳川:对,卫夫人,山西夏县人,她刚教王羲之的时候,王羲之才10岁,然后教,天天聆听,最后王羲之到了中晚年的时候写道:“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最高的境界——第三步要成为一家之言。就要创立一种体,不过这种创体的可能性大部分人都完不成,因为书法它是磨人生,当你还没有真正做到的时候,我们的寿命就划上了句号了。
  莫大伟:我喜欢看毛主席的字,他的书法,全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能一眼出这是毛主席的书法风格,我的学生就问我,老师,我们怎么能看出来?您说说毛主席的书法怎么能看出来他的性格?



  王岳川:毛泽东雄才伟略,他的书法既有他自己胸中的天地大气,又有历代经典草书的丰富营养。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可以看出他书法的传统功底和伟人情怀。我们可以看看他写于1963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幅字他是长期临摹了王羲之、孙过庭、怀素、于右任等名家诸多碑帖,并自称面目写成的。可以看出毛泽东书法很有个性,第一,用笔流畅、潇洒从容、字体稍斜、结构布局巧;第二,凸显个性,气象开张劲健,法自我立而自成一家;第三,章法上字距挨紧,大小错综,颇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意味,你看看他写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周边有很小的小字,几个大字顶天立地,章法像“乱石铺街”。可以这么说,毛泽东书法的结体章法和他的独特经历和人生有关系,毛泽东的前半生是处处受挤压。所以他永远有一种左右给他夹得很紧的感觉,我每次看他的书法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不是有一句话嘛,“围追堵截”嘛,难道你看他的字没有围追堵截吗?
  刘芳菲:你看这个,馨玥,埃及有书法,是吗?
    馨玥:有。
    刘芳菲:阿拉伯文有书法。
    馨玥:有,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你觉得最能代表中国书法的是行书、楷书、草书还是篆书呢?
    王岳川:中国书法最高境界是草书,草书确实是很难,它相当于把过去的处于静态的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变成动态盘旋起来。草书是大圆,它可以一气直下八面出风、阴阳向背、惊蛇出洞、大气淋漓。它的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草书上个字这一捺,要与下面起笔连起来,每个字的末笔和前面字的第一笔必须连起来。
    刘芳菲:那就随便一连不可以吗?
    王岳川:不可以,因为你随便一连就变成了同花顺了,草书不能够一笔雷同。
    刘芳菲:草书作品其实是没有哪一笔连就是雷同的,两个字之间。
    王岳川:不能雷同,如果你连续出现几次斜角的同方向的连笔,就是败笔,就不能要了。
    刘芳菲:那这怎么连呢?
    王岳川:所以要动脑子,形成变化无穷中的多样统一。
    刘芳菲:就相当于画画的构图,是吗?
    王岳川:比构图更难。 因为纸张的大小不一样,长短不一样,你在写的时候提行的行不一样,同样一首“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成长卷、斗方、中堂的章法布局完全不同,这对于一个人的瞬间直觉能力很重要。王铎写连绵狂草,一次可以十个字连起来,他对汉字的结构,对汉字魔方的具像了如指掌。你要知道,写一幅字仅仅两分钟,挂在墙上要看一千年,要看不出破绽,还要传至子孙,子子孙孙没有穷尽,多么难!
  刘芳菲:草书这么一解读确实挺难的。
   
                             四   书法与健康
   
  刘芳菲:聊完了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书法和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健康”。
  王岳川:我先说一组数据,唐朝的虞世南活了80岁,欧阳询活了85岁,柳公权活了88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杀掉的,褚遂良也活了62岁。
  刘芳菲:初唐时期,在历史上古代人的寿命是很短的。
    王岳川:对,仅40岁。
    刘芳菲:40多岁,刚才那看到60多(岁),50多(岁)已经算高寿了。
  王岳川:我们来看另一组数据:中国书协第一任主席舒同活了 93岁,第二任主席启功活了93岁,欧阳中石和沈鹏都已经80多岁,还有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活了100岁,季羡林先生的父母亲都只活了50多岁,他有一次对我说,我活到60岁的时候心里边开始发毛,因为父母亲的遗传对我有影响;活到70岁时候,他发现赚了10年,他每天写书法,用毛笔写他的文章;活到80岁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跟遗传没什么关系;活到90岁,他天天写书法送人,然后活到了100岁。
  可以说,凡书法家大多长寿,我这说一个统计数据,三组数据对照:第一,古今著名书法家寿命的平均数是79.7岁,高僧的寿命平均是66岁,历代皇帝平均寿命是39.2岁。您发现没有,练书法的人比高僧多活13.7岁,比皇上多活了一倍,大家难道不想长寿吗?
  刘芳菲:王老师您刚才给我列举的这组数据,让我想到我们《文明之旅》曾经做过的一篇关于哲学家的他们的平均寿命,就说北京大学最长寿的系,我想您也知道,就是哲学系,80岁以上的老先生将近30人,都七十八九岁、八十岁都排不上号,一排都排到30名开外去了。我联想书法家是不是在写书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哲学的体验过程?



  王岳川:是的。人生就是一个学会生并面对死的过程。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分成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人就是这样不断地超越而往上升。同样,写书法也有几个境界:
  第一,意在笔先,沉静心灵。我们先拿支毛笔,气定神闲,写着写着世界杂音消失了,旁边的所有的烦恼消失了。我们知道西方是硬笔,硬笔有个特点,它是硬碰硬地搁到桌上,他的手,肌肉是完全放松的,一笔一划写。中国书法是肩、肘、腕、指,到毛笔,要悬肘,悬腕,立起来,就相当于一个大型吊车去衔一颗鸡蛋,他用这样全身的灌注力写书法,意念极为集中,心灵非常沉静。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眼科大夫,他告诉我,他自从练了书法尤其是蝇头小楷之后,他做手术的成功率大大提高,因为做眼睛手术缝的线是头发的四分之一那么细的线,在放大镜下面用极细的针去做手术,需要手纹丝不动。过去很多医生都是通过练习绣花把手练好,而他通过练蝇头小楷,执着笔凌空书写纹丝不动,可见这个练习达到多么的精准!所以,儒家才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广大可以写很大的字,写摩崖石刻那么大的字;尽精微,写蝇头小楷,写蚕豆写黄豆那么一颗颗小字。换言之,你要把你的全部的身心,一百多斤重,瞬间聚焦到像一颗瑞士手表的滴滴答答的发条上时,你的身体就完全排空了所有的杂念,排空了喧嚣的都市,排空了所有的幸或者不幸、开心和悲伤,你就兀自专注在这一点上。为什么阳光通过透镜能够把柴火点着了?就是因为它聚光在一点上。然后这时他的身、他的呼吸开始放慢,变得深沉,协调了他的交感神经,协调他的五脏六腑,协调了他的整个的人生。所以为什么书法家能长寿——心跳变慢,呼吸变深沉,五脏六腑被敞开被瞬间激活,生命的正能量点着了。书法能使人长寿绝非空穴来风,它是有现实的心理和医学的证据的。
  第二,空故纳万境,心灵更澄澈。书法放平了人的心态,心理学已经注意到,人的平常心跳是70几次,但是在写书法的时候,心跳慢慢降到了50次左右,而且呼吸变得深沉。我们知道“空故纳万境”,如果满腹,满肚子,满脑子都是些烦躁,都是一些杂念,什么也记不住。当您的内心沉静下来,才觉得宇宙如此地辉煌,天空如此地高远,生命如此地可贵。《大学》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者王静安先生取的是《大学》里边的“静”和“安”,你想想,一个人拿着毛笔心里边还想着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玩什么,他的内心肯定不宁,当然字也不行。
  第三,书写圣洁词,传播正能量:书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心远地自偏”等等,这些伟大的历史上的正能量的词,逐渐由春风化雨进入他的心和智,于是他突然感觉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达到心手合一畅神沉醉的最高境界,人会感觉到天地是如此地美好,人间应如此地感恩。我经常在半夜三更,写到两、三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无比幸福,万籁俱寂,一灯独荧,我在灯下写着书法,听见笔和纸的摩擦声音,有如听见音乐一样,我写的那些字词,千百年来在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王铎笔下出现过,在我们今天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时候,又源源不断往下传承,于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环,我们只要努力把这一环做更好做更大,我们就能代代传下去,因为我们这个环就叫做“汉字文化圈”。
  第四,观天地大美,感悲欣交集。中国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他们不仅仅追求长寿,而且追求更高远,比如说《兰亭序》。我们今天扪心自问,42个诗人,上巳雅集,曲水流觞,大家喝着酒吟着诗,听着阳春三月风从竹林飞过,天高地阔,其乐也融融。但是王羲之,却写出了一篇哲学作品。为什么叫做哲学?《兰亭序》前面是喜,中间是痛,后面是悲夫。大家看看倒数第四行,“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他把人生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要求您拿着一支毛笔,用文言文自己写一篇书法精美的324个字的序,我相信很多中文系的博士都做不到。中国古人不仅仅玩的是艺术和笔墨,他是把心目中的伟大情怀和生命思考都纳进来了,所以这幅字和这内容完美合一,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五  书法与心灵
  
  刘芳菲:王老师,书法更进一步与生命形态具有怎样相关性呢?
  王岳川:书法不仅和人的性格相关,还同人的心灵相关。比如:王羲之心地很善良,他为官的时候开仓赈民,在饥荒灾年给老百姓发粮食,为一方百姓排忧解难。有一次,他在桥上过,看见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卖六角扇,卖得很便宜。王羲之突然心中一热,他说老太太,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在上边你就好卖了。老人家想反正卖不掉,你爱写就写吧。王羲之拿着毛笔写了六把扇子,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已无可考。写完以后,老太太略有不安,我白白净净的一把扇子怎么变成黑黑白白的了,她怕卖不出去。王羲之说,您赶紧拿出去卖,说王羲之书扇,百钱一把。
    刘芳菲:时候王羲之已经成名了啊?
    王岳川:已经比较成名了,然后老太太说这王右军的扇子,一转身全卖没了。于是她赶紧上去说,大人,您再给我写几把。王羲之笑而不答,潇洒地走了。这就是魏晋的风度——兴尽而归。
    刘芳菲:可以用这样一种书法的方式来抒发一种,对人的一种同情或者是感念。
    王岳川:清朝有一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嫁女,他的女儿一想,我老爸肯定给我装了一箱子的金银财宝,结果她和女婿在洞房花烛夜打开一看,是空箱子。
    刘芳菲:我以为是一箱书法作品呢?
    王岳川:没有,箱内下边写了一个字——“勤”。勤劳的“勤”。
    刘芳菲:“勤”,意味着让女儿女婿勤劳致富,这箱等你们自己填满,是这意思吗?
    王岳川:对,女婿从不满到了感动。父母亲送你财产富不过三代,所以《道德经》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守不住的!唯独勤劳创造财富,是源源不绝的。书法家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后人要求都是这么严格,可见他们的善心不是没有原则的。
    刘芳菲:书法是艺术、是心得,不是钱。
  王岳川:.
  大伟:我一接触到书法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音乐,甚至想到爵士乐,为什么呢?因为爵士乐也是在艺术家瞬间的精神状态中,会有非常不同的演奏的方法。我想书法也是这样,同一个字我今天我就想写得大一点或者小一点。但是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得调整?或者是不是一直是保持这种特别平静的精神状态?
    王岳川:我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书法和音乐相关,书法是时间空间化中一曲凝固的乐曲。音乐的强弱节奏变化无穷,它的对位、织体、和声结构都不一样。书法也是这样的,强调字是强弱、强弱、强强弱,它是有节律的。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把大一点的字称为强拍,弱一点的字称为弱拍。你仔细看启功写的字,它是浓墨细粗完全不同,就有一点像黑白的围棋一样。你看看,“明月”粗笔,而“急”的“急”字和“远”和“风”就很细。他如果五个字都写得跟“平”粗细一样,这幅字就没法看了。第二,书法与情感密不可分,线条的质量是技巧和情感完美的统一。比如明末清初书法大家王铎的情感很纠结,因为他成了二臣——他带官员们出城降清,被老百姓所不齿。相反清代书法家傅山非常刚烈,坚定不移地反对投降,而是走向了民间。王铎每天晚上写字的心中痛苦万分,孤家寡人一个,他就放纵他的笔墨,这张字长将近一丈,他放开笔去写成了气势夺人的连绵狂草。可以说书法可以很好地抒发自我情怀,但也要有节制,比如说现代书法,有些满地打滚,泪流满面,然后拿笔使劲戳,不好!
    刘芳菲:那是行为艺术。
  王岳川:好书法就像陈酿老酒,人不能喝酒精,好酒需要搁存起来,老酒要过滤掉那些苦涩,好书法要过滤那些过分张扬和剑拔弩张。正如鲁迅所说,在悲愤的时候不要急于写诗,要沉淀下来才写诗,书法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写得很杀气腾腾的一些作品,看起来反而很浅薄。
    维多利亚:有时候我去北京的公园,我看见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在练习书法,那您觉得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们对练习书法更有兴趣吗?还是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有)兴趣开始练习书法?
    王岳川:老年人更有兴趣一些。公园里边很多老人用很长的杆下边拴一个泡沫笔,蘸着水,它的成本几乎为零,写得还很好,可谓书在民间。我们有时候太在乎那些书法工作室里边的黑压压的书法了。中国书法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小孩儿要练字,为了他今后的拓展自己的智力、情商、胸襟、眼界;中年人可能疲于奔命,为了生活所累,慢慢远离了书法,等终于退下来可开始练书法。我倒是很赞成老年人要多写写字,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曾经把文房四宝准备好送给我的母亲,我说您实现您一下原来写书法愿望吧,好好练字,今后我们办一个“母子书法联展”。于是,母亲就开始写书法,如今心怡身健,精神矍铄,已经活到88岁了。我希望她活到100多岁。
  刘芳菲:刚才从书法理论和历史故事中,以及现代心理科学调查的结果中,来感受书法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的影响。这都是纸上谈兵,接下来呢,要纸上写字。我们请王岳川老师,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书法究竟该怎么写,好吗?
   
                            六  书法与技道
   
  王岳川:古人写字之前,有一整套的仪式。先要沐浴,要把自个儿洗干净。沐是洗头,浴是洗身。然后要燃一柱香,让自己静下来,从烦嚣的凡尘中退出来进入艺术之境——“空故纳万境”。然后预想字形,眼睛不是茫然的,要写一幅字,他心里边已经把字形已经默练而胸有成竹,心里边已经有了,下笔才能写的神骏。笔很简朴,竹杆制成,中空外直而有结,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虚心有节的精神气质;羊毫,羊大为美,代表了美;墨是松烟、油烟墨,松树烧的烟粉;纸是麻和棉做成,素朴天然;砚台是非常细腻的美石做成,这些都是来取之自然,来自于天地之间,来自于生态的天然。它共同构成书法文房的诗意氛围。你只要走进去雅致的文房,那些酒肉气,那些杀气就被屏蔽掉了。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不受凡尘影响的诗意化的世界。写字的基本笔法在《笔阵图》中说得最清楚。
  《笔阵图》相传是由东晋女书法家 ,也就是王羲之少年时书法老师卫铄所著。卫铄世称卫夫人,家学渊源。据说当时她就是为了教王羲之学习书法而编撰出了《笔阵图》。《笔阵图》内容不过几百字,先说明书法写书的缘由,笔 墨 纸 砚的讲究,书写的注意事项,然后用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如何能写出一副好字的书法技巧。《笔阵图》作为卫夫人教学生的文章,历史上尚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是王羲之写的,有些人认为是后人作伪。我认为跟卫夫人有点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书圣是由一位女性培养出来的。
  卫夫人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书法,“横”像什么呢?“千里阵云”。傍晚到地平线看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满天彩霞一千里就是气势磅礴的“横”。她要求你写出气势来,千里阵云,一下笔准确地行笔,力到毫巅。第二,写“点”,有人认为杵一点就是点,不对,这个点是没有气息的,要像“高山坠石”,它的下部要充满力量。高山坠石如山崩地裂一样充满了力量。“竖”如“万岁枯藤”,人们写“竖”可能轻轻一划不够苍老,要像万岁般古老的枯藤一样。唐朝书法家颜真卿发明“竖”的写法叫做“屋漏痕”,“竖”不能写得太光滑,要像墙壁上雨水沿着墙面有一点点错位的那种往下走,这样的书法线条才有力度,显得力透纸背。
  刘芳菲:好,谢谢,谢谢王岳川老师。您给我们换一张宣纸吧,我们完整地写几个字,好吗?
    王岳川:好的。中国古人把书法称之为一个生命体,叫做筋、骨、血、肉。要写出它的筋,就是它的内在的力量,骨就是它的基本构架,血就是它的墨水的浓淡,肉就是它的丰满程度。所以水多了伤骨,水少了伤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刘芳菲:印泥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王岳川:印泥的是用蓖麻油加蚕丝、朱砂、冰片等构成。
    刘芳菲:什么油?蓖麻油。
    王岳川:蓖麻油,而且要在阳光下晒三年,它就永远不会发臭或者晕开了。
    刘芳菲:哦,蓖麻油晒了三年。
  王岳川:盖印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的诚信。因为印是仁义礼智信的“信”,如果没有这个印,这幅字就不能鉴定是王先生的。好的,我写四个字行草“书法人生”。

  
  刘芳菲:好,谢谢,刚才王岳川先生可以说现场示范,告诉我们中国传统书法应该怎么来写。那说到书法作品呢,可能很多人也希望能了解一些关于书法鉴赏方面的知识,我们看一幅字,应从哪些细节可以判断这幅作品好?怎么来欣赏书法作品呢?
  王岳川:其实在美学眼界上跟欣赏文章一样,先是字法,就是一个字对不对,怎么写。然后是章法,比如说这幅《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但是它是有文字做支撑的,它是一篇优美的哲学文章,324个字,分成三部曲:
  第一,看内容的深刻性——内容赞美天地万物自然,进而哀人生之苦短。在“惠风和畅”中,42个人都在汇集于此, “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等等,然后就开始展开心灵对话,感慨人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何其短暂!到了第三段批评庄子,“齐彭殇为妄作”,什么长寿、短寿都是一样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生是可贵的,死是悲伤的,生和死不可等同,长寿和短命犹如霄壤。《兰亭序》在最初开心,中间谈到人生的悲凉,到了晚景,他面对巨大的死亡。王羲之在全幅中能保持用笔的一致性,他能在写到哲学,谈到天地,谈到生死这么沉重的问题时,还能使二十个“之”字不断变化。他是把形式和内容、精神和技术、境界和人生完美地统一起来。第二天酒醒以后,王羲之对这幅字惊若天人所为,他又写了六七张,没有一张超过这张在“微醺”中完成的杰作。
  第二,看其生动潇洒的字法——形式的完满性。我们可以看到“永”字,第一个字,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永字八法”,点、横、勾、提、撇、捺等,把八种笔画包括了。第二个字“和”,一撇,然后一竖,然后一个长横,斜着萦带上去,把和字的左右部分联系在一起。然后要看行距,第一行和第二行左右是有关系的,右边的字稍微粗一点的话,左边的笔画会稍微细一点,右边字大一点的话,左边会小一点,或者左边粗一点大一点,右边会小一点,它形成一个依仗互补之势,它的行距是没有叠格子的,前面四行相对比较宽,我们再看看最后四行相对比较挤,可见王羲之是在信马由缰,天真自然心态中书写的。
  第三,要看它整个书法作品整体气象,尽管作品里有几个墨团,有圈点修改,但可以看出,它是精神气质是天然去雕饰。比如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我们先看,“虽”字写得很大,“无”就往中间收缩,“丝”又开始放开,左右部分有变化,“竹”左边粗右边细,右边这一个回勾,还写得比较秀美,甚至还有点妖娆。“一觞一咏”两个“一”毫不雷同,上面“一”有起笔,有收笔,下面“一”注意变化了,成了一个很单一的“一”。写书法和欣赏书法,古人要沐手静心,然后轻轻展卷欣赏。欣赏书法是一个文化的典雅仪式,是书法精神的文化滋养。
    刘芳菲:我在想书法的这种体验,如果我们在劝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书法,对书法,在看我们这期节目之前,完全没有兴趣的一位观众,您如何来让他感受书法的魅力呢?
    王岳川:欣赏书法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是一个人生不断修为不断提升的过程:最初看书法是平淡无奇,然后看出门道——内容和形式是否统一,然后看出这个人格境界高度,最终看出书法家的是否有正大气象。正可谓:浅者不觉其深,深者不觉其浅!
  刘芳菲:刚才王岳川老师的这番解读能不能勾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引起你们对于书法的兴趣呢?我想关于书法,现场观众朋友听到这里,也会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岳川先生到这个讲台前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提问,来,有请。
  观众:随着时代的发展,您觉得有没有新的科学技术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练习书法的方式呢?
  王岳川:有,这次我前不久去台湾访问,见到了马英九的书法老师张炳煌教授,他已经通过电脑发明了用电脑软笔写书法,可以把《兰亭序》说王铎草书还原当时写作的过程,一笔一笔地在屏幕上连贯书写,这种新的联系书法的方式,会成为在国外、国内大学、中学、小学推进书法教学的一个强有力的教学模式。
   观众:王教授,我想问一下,个人书法的创作风格应该怎样形成?
  王岳川:书法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经典了如指掌,其次要对自己的性格作出一个判断,比如说有些人是适宜温文尔雅的,却要去写剑拔弩张的东西跟性格相违背,有人本来是属于大江东去的豪迈草书,却去写江南春雨点秀丽小楷,终于成不了他自己的特色。我认为不要太着急去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大老教授告诉学生,五十岁以前最好不要写书,所以我把我五十岁以前写的书,称之为“习作”,读古人书,习作。五十以后就会有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林散之到了六十几岁才真正写成自己的草书风格,我们看看颜真卿他四十四岁写的《多宝塔》,还没有大的气象,他六十岁写的《颜勤礼碑》,六十六岁写的《家庙碑》就有更宏大的气象,代表了盛唐大气磅礴的美学风格。中国有句话叫做“人书俱老”,如果一个小孩才十岁说我要形成我独特的书法风格,那就太早了,那就是一种有意违背自己天性去“做”风格,反到拔苗助长适得其反。坚持“道法自然”,然后“人书俱老”,风格会自自然然形成。
   
  刘芳菲:谢谢王岳川教授,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去博物馆看展览的时候,在一幅古代的书法作品之前,驻足良久,我会想象历史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曾经站在这幅书法作品前,来看它,来揣摩,来感受这位书法家的心态,他的性格,他的人生经历,那么以后,若干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够看着我们留下来的字迹来品味我们的人生故事呢?《文明之旅》,文化之旅,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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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3:29 | 只看该作者
北大离书法并不远

                         ——《北大书法所成立十周年师生书法作品集》后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璀璨瑰丽。在这一灿如繁星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生命语汇表现了文字发展的历时沿革,并以其文化互补性阐释了中国经典文化的审美内涵。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以毛笔宣纸为工具,以抽象符号为艺术特征的审美文化, 以笔墨的浓淡枯润、轻重急缓抒发情怀,演绎出无穷无尽的东方之美。中国书法既能体现万物对立统一基本规律,又能反映主体的精神气质和学识修养。

  在“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中传承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大学,具有丰富的书法文化历史资源。而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料正在创化为重振“汉字文化圈”的新时代使命。在经历了“全盘西化”后的北京大学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在“再中国化”中成为中国经典文化传承的重镇,进而将书法文化的全球播撒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为努力承续有序博大精深的北大书法,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在2003年应运而生,力求在文化书法教学中力求找回失落的文化精神和老北大学者们的学术风范,并致力于弘扬具有正大气象的经典书风,追求书法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宏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呈现与广博的人间关怀,以空灵、高迈、宏大、温馨构筑书法的精神生态。北大书法强调书法回归艺术本意——高妙心性、依仁游艺、立己达人、登高行远——以诊治现代性书法的精神疾患。北大书法着眼世界,追求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的世界性价值和高端前沿意义,使传统和现代能在年轻一代的心性价值上统一起来,使书法既有文化本土传承性,又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人类共享的审美世界性,使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共同成为人类互动的生态美学。

  今年,北大书法所成立十周年了。十年来,北大书法所培养坚持从高、深、精出发培养英才,坚持书法的文化性和中国性,为书法英才的成长提供最好的文化资源与学术平台。北大书法所自成立以来,除了招收博士生硕士生以外,还招收了书法高级访问学者约80名,并于2004年、2007年、2012年面向全国招收了三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约200人,目前已有数人获得北大书法硕士学位,学员中有近60名先后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中,中书协理事有近十名;2013年招收了“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80名;金开诚、王岳川主编出版《北京大学书法所“文化书法”丛书》7本(北大出版社),王岳川主编出版《北大学术书法研究生书法精品集》20本(荣宝斋出版社);主编《北大书法报》近十期,创办北大书法刊物《书法中国》(公开发行);王岳川主编《书法》中小学教材20本;王岳川、金舒年、姚强著《中国书法》英汉对照版即将出版;开设“北大书法艺术网”网站;召开国际书法会议和举办国际书法展数十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并组织师生出访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瑞士、捷克、印尼、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国并举办书法展和书法文化讲座,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还同其他高校书法所联合办书法高研班,以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得到著名学者书法家的现场指导。组织北大师生书法国内各省市巡展,传播文化书法理念。

    北大文化书法提出十六字理念:“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当代意义在于:正确处理书法与文化的关系,在充分继承书法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强调创新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追新逐“后”,而是对文化的担当和传承;尽可能在书写中融入个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表征出强烈的个体人格精神,书法成为人性修为的一种文化蕴涵,达到传统文化修养、个性人格精神和艺术形式的中和统一;坚持“文化书法”的新美学原则是“正大气象”,坚信书法在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新世纪,已经超越了技法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

  当代书法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坚持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书法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典。我们应从书法自觉和生命自审的晋帖魏碑唐法宋意中寻找书法文化基因,将魏晋风骨唐宋意韵作为审美风范整合进今日书法对文化传统的延伸中,使得书家在书写创新中融入自身生命对书法文化密码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从而将书法看成涵养人文情性的一种重要方式。简淡流美的书风带来的是新的生命境界,不滞于物的人生才是破除消费主义迷障的绝好方式,这也是“文化书法”特别强调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初衷。

  北大文化书法致力于提升新世纪书法的文化品位,张扬书法艺术的文化意识。书法作为中国思想中最精微的部分,能够承载21世纪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北大书法所以得天下书法英才而教之为己任,立志通过振兴高等书法教育、倡导书法与文化的互动将中国书法世界化,并与书法高等教育军团一道开启一个崭新的书法文化时代!我们将克服“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艰难险阻,在“文化书法”漫漫长路中上下求索。

  最后,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师生书法作品集》编撰中的几个问题加以说明:为了展示百年北大书法的原貌,本作品集选录了曾经在北大任教其后离开北大的部分教授的作品;因部分研究生联系方式变化,难以收齐所有学员作品,故而只选录了大部分研究生的作品;目录排序中的顾问、客座教授一般按年龄大小排序,一二三届研究生学员则以姓氏之拼音排序。特此说明。

  最后,感谢天地大美艺术馆高锋先生对本作品集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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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4:27 | 只看该作者
书法之笔践行人生大道
                                   ——接受中央美院记者采访
   
  记者按: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显赫,是读书人必备的功夫之一。字犹门面,从中能品出一个人的学养、修为与境界。遗憾的是,在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书法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对于书法背后所包含的温文、克制、张力与激情,我们已经感到异常陌生。看不懂《兰亭序》韵味,则我们注定难以进入古人飘逸的境界中,难以体会出他们的高妙与超越。为此,本报特邀请了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大家王岳川先生,以书法谈人生,以人生谈书法,为读者展现中国书法之道的恢弘与精妙。
   
  记者:您在北大教书,和季羡林先生有过交往,能否讲讲您眼中的季老?
  王岳川:季老1946年回中国,陈寅恪考过他,非常欣赏他。他掌握了梵文、巴里文、吐火罗文等,他是一个对学术很痴迷很专精的学者。陈寅恪在海外阅人无数,留学十几个国家,大概一辈子只给季羡林写过推荐信,将季先生推荐给了当时的汤用彤副校长,说他是印度佛教语言学方面重要的人物。汤用彤聘他为副教授。季羡林给陈寅恪写了封信表示感谢说:“老师推荐我,我做到了副教授。”陈寅恪马上给汤用彤写了封信,大意说:此人之高水平必得做教授,我在海外看到这么多的博士,无人可比。汤用彤先生马上开校务会,评季羡林为正教授。可见当时教育制度之灵活,对真才实学之重视,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
  记者:读书人的命运,为何总是这样让人唏嘘不已。
  王岳川:我是研究知识分子史的,从屈原投江自杀算起,东西方各有各的问题。中世纪杀了多少科学家?杀了多少人文学者?我认为,人之不是神,就在于人他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结果使得有限的利益无限缩小,想到天堂,只有来生当神。人到世间就是受苦,有思想的更要受苦,这是必须承担的。我现在基本不抱怨,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的父亲、母亲没有给我们准备一个完美的伊甸园,我们处在失乐园,我们都是被放逐的。而我们又面对另外一把悬剑——时间,你不可能延宕800年,生命只有给你几十年时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你不唱就会被请下台,有的是人可以唱。当你抱怨太多的时候,当你心里不平衡的时候,人生很快就过去了。凡是那些大儒、大德,一般都是忍辱负重,在沉默中坚定地独行。独行很重要,就是知行合一。
  记者:应该怎样去做?
  王岳川:季老曾做过副校长,但他跟我说他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保证每天晚上是三点起床写。独立的思考,不为世用,但为后世存活,就是我们的任务。人类总在一点一点地进步,起码比希特勒时期进步了。但是想一下子进入理想社会乌托邦社会,完全不可能。就像柏拉图,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他的“哲学王”实现没有?没有,当今世界依然是技术网、经济王、法律王当道。我觉得我们来世界一次颇不容易,也许修行了八万年,方能变成一个人形,抱怨那么多干吗?把这个事情想透了:第一,我们不可能恭逢文化盛世,不可能碰见哲学王,只有努力去创造新世纪文化,这是我们的宿命。第二,我们不可能与低俗文化同流合污,去鱼肉比我们更加脆弱的那些人,不忍!第三,我们找到学术,它是相对独立的空间,独立的圈子,我们独立的人格,这就是我们的福了。第四,坚定不移地去实践,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是实践家,都是在双脚丈量千山万水中解悟的。
  记者:您为何这么看重走遍千山万水?
  王岳川:古代史知难行易,现在是知易行难。我举两个人,钱钟书是翻译《毛主席语录》的英译者,英语非常好。但还有一个比他英语更好的朱生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语言瑰丽,精准传神。我曾把《莎士比亚》的英文原文和他的翻译对照看,我认为有的段落比原文都好。你现在去问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大都不知道朱生豪。为什么朱生豪的名气不如钱钟书?因为钱钟书除了英语外,还有撰写了几部阐释中国问题的书,一是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历程的《围城》,二是他对中国古代文本精妙解读的《管锥编》。这说明只有记住了民族、国家的苦难和他们的希望,这个民族国家的记忆才会记住他。一个民族只要在发展中存在,就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思想不死,薪火永传。
  记者:我一直觉得,相对于东方而言,西方它有一个尊重知识的传统。
  王岳川: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东西方不要这样单纯地说谁好谁不好。在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君主养士比西方厉害。大作曲家贝多芬很有名吧?他也是被豪门养起来的,莫扎特也是被养起来的,还有蒙面人花几十个金币让他作《安魂曲》,他因为他需要钱,累病交加而死。中国古代的那些士人地位非常高,就是杀人狂的曹操,他都不敢亲手杀祢衡,而让别人去杀。中国古代是有尊重知识和知识人传统的,只是后来落后了,心态也就不平衡了。
  记者:换言之,应保持心态的平衡?
  王岳川:对呀,在中西对比时不要贸然,其实研究一下西方历史,很可怕的,西方的贞操带比中国的裹小脚无耻多了,我研究过西方刑罚史,惨无人道,科学家被活活烧死,中国很少有这种情况。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仁”是文艺复兴时代从中国传授过去的,后来西方做得更加优秀,他们吃饱了,优雅起来了,反过来说中国不行。我甚至认为,当初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人,就是一些没有学好传统,然后跑到西方去学了一个“二把刀”的偏激之词。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应该正面反省这个问题了。
  记者:你写书法这么久了,你最喜欢谁?
  王岳川:我喜欢“二王”为代表的经典书法。中国书法应回到原点,要回归经典。我用四个字可以说清楚,“以手指月”,这是禅宗的一个说法,指一个月亮,月亮才是本体,月亮就是经典。这个秘籍就是祖先传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的东西。中国书法以手指月、回归经典,是它的正路。人家跟我说,写得要跟王羲之一模一样,怎么可能?你不是王羲之,你没有魏晋的风度,坦腹东床,你回不去的。因此,大可不必刻意追求所谓的当代性,每个人都不能穿越到古代,每个人命定般地活在当代,当然会打上当代的烙印。
  记者:还有一个大问题,即便你写得跟王羲之一模一样,那不是白写了吗?
  王岳川:不,我认为永远写不成一模一样的。所谓事随境迁,传统的东西一定会迁走。一个好厨子如果炒的是未来的菜,你敢吃吗?如果他那个锅从康熙、乾隆起就没洗过,你就敢去吃,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复制王羲之,没有一个人可以复制颜真卿、苏东坡,每个人都烙下了70%的当代烙印。比如有人天天临写“二王”的书法,可怎么临都临不像。我见过一本《当代百名书家临兰亭》,应该改名《百人抄写兰亭》,因为他们只是抄写了兰亭的文字内容,而书法与《兰亭》没有任何关系。
  记者:您是怎么理解书法的?
  王岳川:我对书法下一个新定义:用文字表达深度文化含义的典雅书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写文字,如果是鬼画符,如果是画的画,不能叫书法,叫别的法,第二,它必须包含了深度的意义,就是经、史、子、集的深度的文化含义,第三,它必须优美典雅地书写,如写得很烂很怪很弱,就不能叫书法了。书法强调线条的浑厚生动,在提按、顿挫,绞转和行笔的力度、方向、节奏和空间切割,使书法作品通过线条的起伏流动,通过线条的粗细、曲直、干湿等变化,通过轻重坚柔、光润滞湿的墨痕,传达出人的心灵的焦灼,畅达、甜美、苦涩等情感意绪。我在现场写过一幅长13米,高近3米的四个字,“天地五行”,每个字近10平米。写字的时候犹如腰上缠了十圈绫子,奋力书写大声一吼差点儿把凌子崩裂。人是要有气的,他不是带着一个墩布在地上、白卷上拖着走,那不是字,那是划线。在我看来,书法就是人格魅力的放射,是他的压抑、他的悲愤、他的冲动、他的喜悦的内敛,因为他毕竟要找到一个坛子把这个东西装起来,他不能把这个坛子给碎了。
  记者:难度就在这儿。
  王岳川:首先,他要像列祖列宗,更要像自己,他如果不像列祖列宗,他就是一个DNA鉴定不合格的另种,第二,他又不是去复制古人,他必须要有经典内涵在书法里边。第三,它必须要有文化收敛。如前所述,王羲之的字为什么叫好?他用笔有内擫法和外拓法,尤其是内擫法非常妙——为磅礴的激情找到一种收敛的文化形式。本来一笔“哗”地可以甩出来,到处是墨点,纸都破了,不!他恰好到这儿像悬崖勒马一样勒住,就叫内擫,他写的每个字都是如此,该狂放的时候突然他就收了。我们听卡拉OK,一个人破了嗓子牛吼一般,真正的歌手嗓子拿捏得时而高亢如云,时而细若游丝,那才叫功夫,一个大提琴如泣如诉才叫功夫,拉得跟搬运箱子一样,还叫功夫吗?
  记者:您是研究后现代出身的,后现代主义拆毁一切,破损一切,但是你现在却告诉我们要尊重经典,不要数典忘祖。
  王岳川:您错了,后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英文“Post modernism”它是把现代打倒了,很多人认为后现代反传统,不对,后现代是从传统当中吸取精神来反现代,因为现代把传统打倒了,后现代则力求把现代打倒。后现代是打着比现代更现代的旗号,把现代的二元对立,比如主体客体、善或恶、黑或白、高或低等统统打碎了,世界变成多元的,你怎么玩都行。很多人都误判说我现在走进传统了,错,后现代是尊重传统的,你看看后现代建筑“流水别墅”法对的是摩天大楼,人家用的是什么?是流水,是别墅,它反对高楼大厦!
  记者:用现代化的技术,但是用过去的那个理念。
  王岳川:对呀,回归到一种多元文化中。我谈到很多,我说我现在仍然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我们很多人认为后现代就是调皮捣蛋、光头,其实它从传统中吸收了很多东西。我的建议是,不要仇视任何一个单一的东西。后现代的“后”是反现代的意思,很多人搞错了,误以为反传统。
  记者:在当代书法家中,您比较欣赏谁?
  王岳川:我比较欣赏学者书法,中国的书法界大概可分成三派,第一派是美院系统,他们把书法看成是视觉艺术,已经基本上把书法形式化,结构化,去内涵化,说得更刻骨一点,去文化化。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给我看了一幅美国人做的大型作品——书写孙过庭《书谱》,在四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上,美国人做了一地的书法。他用电影胶片机拍的。我一看,这个作品很大呀,很壮观。他一笑,说别急,再慢慢推进,最后特写到一个字,我看清楚了,是大便。如果后现代这么玩儿,我认为这个书法就死了。
  第二派是比较保守的派别,我称之为叫做是师院系统,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走回经典,但是太保守。比如启功的弟子写的都像启功,欧阳中石的弟子写的都像欧阳中石,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相反,真正的教学是“以手为月”——教师用自己的手向学生指向历史上真正的书法经典,而不是指向自己,让学生写得像自己。
  第三派是综合性大学,特点是文化很强,技术相对弱一些。每个人都学富五车,但缺点是技术方面需要更上层楼。
  记者:您认为书法应该是什么?
  王岳川:我认为不仅仅是视觉冲击力,而是文化陶冶力和书者观者的文化对话——古人是作案上观,今天是作壁上观,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变化了。魏晋和隋唐都是像日本的榻榻米一样,坐得比较矮,前面一个小案子,只有十几厘米高,古人写字很难的,他得抬腕儿写。这种方式写字,必须心脉降低,气息调息,跟禅定一样。今天我们拿一把大笔,一扫好几平米,心是浮躁的,心是狂暴的,他看到的字是变形的。而古人清清楚楚,居高临下,抬腕定笔,甚至还要沐浴更衣,还要点上一柱香,还要静坐,才开始写。古人是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仪式,生命中非常正式的一个仪式。今天变成了酒喝好没有?拿笔来,打个嗝,写出一地的酒肉气和杀气,然后还告诉大众这叫视觉冲击力。在我看来,我们要回到经典文化,中国书法之叫书法,这个书有人认为是书写的意思,是个动词,错,它是一个名词,这个书是文字的意思。书法的书是名词,是书文字的呈现方式。结果今天变成了一种不写文字的,书写着玩儿的方法。
  记者:书法的书成了动词,书法家越来越多。
  王岳川:是的,今天书法是艺术中门槛最低的,在今天,一位退休者不敢说自个儿是画家,更不敢说自己是钢琴家,可是从写了两三天字的5岁的小孩儿,到百岁老人,不管写的多么弱,多么差,都敢说自个儿是书法家。我们应给书法定一个入门的底线,必须精通起码不下于8种文字,浓缩成就是5体,甲骨文必须要认识。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成了一派,一宗师,一个家,这个庄重的称呼他必须认10万个字。肚子里边只有3000个简化汉字,他还敢叫书法家?他连写字都不会写。就像画油画,他只会用红色,他还敢自称艺术家?我活了半辈子,看了这么多的作品,从古到今的,没见到一幅粗野话的书法、祝贺发横财的书法,都是写“金玉满堂”,写“登高行远”……书法是个文化过滤器,它把我们日常那些糙的东西淘汰出去。
  记者:现在好多人写的很差,还到处给人题字。
  王岳川: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来的都是文人字,清代比较差,也就是王铎和傅山可以一看。因为书法家到清代基本成了职业,“扬州八怪”大多有去雅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职业就越狭窄,他变成了职业的油条。书法职业化其实就是去掉了书法文化属性,他就眼睛就越低下,书法越职业就越跟市场接轨就越掉到钱眼儿里边。书法往往是要出经入史,淡漠那些利害冲突的人才会游刃有余。王羲之是右将军,颜真卿是大将军,苏学士,王铎至少是一位大臣,傅山也是一名妇科大夫,他们都不是职业的书法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那种非常狭窄的职业区分并不适应于书法!在今天,有一种可怕的市场书法,越写越俗,越写越没有个性。
  记者:琴棋书画,今天也就棋的情况最好,其他都比较艰难。
  王岳川:回到书吧。棋重要功能是自己,是孤家,书的重要功能就是天下。今天我们海外孔子学院有五六千万人在学书法。我曾经说过,多一个写书法的,就少一个偷井盖的,为什么?因为他写的都是大词,都是修身养性,厚德爱人,仁爱,他还去偷井盖?他就觉得自个儿很卑鄙,很无聊。书法有最广大的人民基础,小孩儿学了修身养性,把自己狂暴的性格变成温和,老人写了长寿。你看看唐朝人均生命四十岁,可欧阳询活了85岁,柳公权活了88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叛军杀的。今天人均寿命很长,但病痛很多,有效生命很短。书法让很多人身体硬朗。
  记者:有道理。
  王岳川:可以说书法有广阔的海外发展天地。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有五百所孔子学院,很多的外国朋友,对中华文明感兴趣,学了汉语汉字以后很喜欢书法。书法具有最广阔的国内发展空间。中小学开始开设书法课,文化书法将深入教育思想之中。写书法的成本很低,一瓶墨汁10块钱,一张纸几块钱,一支笔几毛钱,何乐而不为?我觉得书法大有可为,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人文人必修的修养。
  记者:可能今天人会觉得书法的技艺太复杂了。
  王岳川:我们谈一下这个技。今天的很多人不讲技,技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比如王羲之的内擫式的收敛——字总是恰到好处。王献之就不一样,王献之就外拓,很开放。二王之后二百多年都欣赏势如破竹的外拓书法,将王献之抬到超越王羲之的很高的地位。到了唐太宗王羲之平反,专门在唐史中写了《王羲之传论》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中国书法要谈技。书法的技就分成四法,笔法,怎么用笔,中锋,偏锋,侧锋,卷锋,充满了张力,把笔法,字法,墨法,章法多种复杂技法全部搁到一块儿,就相当于30个有机变化的元素随处组合。这像不像围棋的变化无穷?你看围棋不就是100多个子儿,它随处组合变化无量,你永远下不完。
  记者:阿城先生说过,古人写书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不停的在那儿这样,而是自己在心里已经写了800多遍了。他其实是把那个心里想的东西给延续下来。
  王岳川:对。王羲之说过,就是下笔之前胸有成竹。我最初看到《兰亭序》,感觉每个字都不那么好看,凑到一块儿就是灵动无比的天籁。全篇集篆、隶、章草之法,中锋起转提按,意随笔转,线条如行云流水,字体极尽变化,全文有二十个“之”字,都加以变化,无一雷同。王羲之酒醒后再写了十余遍,皆不及原作之高,可见书法创作的神来之笔是不可重复的。
  记者:习柳该怎么看呢?
  王岳川:最好多习颜真卿少习柳公权,颜精柳骨,各有所长。颜真卿是盛唐,柳公权是晚唐,晚唐结果“安史之乱”,国家的元气奄奄一息。柳公权把字写得如此瘦骨嶙峋,剑拔弩张,有些故作姿态,显示出唐朝的暮鼓气息。颜真卿宽博舒张,极有张力,学好以后题匾,效果很大气高古。我刚才谈到了书法的技,就是总之字法10万个字,起码有3万个字的写法和不同流派不同书家的个性要了然于胸。才能下笔有方,心中有谱系。才能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守正创新,为新世纪书法开辟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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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5:17 | 只看该作者
         让世界认知中国书法
——王岳川教授与牛津大学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教授的对话
    惊悉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家苏立文教授已于北京时间20139281005在牛津大学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7岁。苏利文先生是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客座教授,几年前曾专程到北大给书法研究生授课,王岳川所长与苏利文先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书法海外命运的对话。谨以此文表达对苏利文先生逝世的哀悼之情。


                                       苏利文先生在北大授课
    王:苏立文先生好,非常高兴您到北大书法所讲课,并就中西艺术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对话。
    苏:北京大学在海外名气很大,是一所世界级的著名大学,这样的名校招收书法研究生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知道的是,北大书法研究生班还学书法以外的课程吗?
    王:当然,我们强调书法研究生的文化底蕴,除了开出一系列书法学、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心理学、书法文化学等课程外,还要求研究生学文学、美学、哲学课程,甚至选修考古学、文献学、文化学课程。北大成立书法艺术研究所,表明北大不招书法本科生。本科方面的教学将由美院和其他师范院校去做,而北大书法研究所主要从事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并招收书法硕士生和博士生。学生来源有学文科但很喜欢写书法的学生,也有从理科考过来读书法专业的研究生,还有北师大、首师大毕业的书法本科生考过来的,同时还有海外学生来考研究生,已经有相当一批外国学生来联系。
    苏:研究生在学校期间有作品展出吗?出版自己的集子吗?
    王:我们每年组织学生举办高规格的书法展,尤其重视毕业展,也鼓励学生自己办一些富有探索意义的高水平展出。支持学生有计划地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因为一些研究生从事书法活动时间很长,有部分是各地的专业书法家,他们到北大来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也提升自己的书法境界。
    苏:研究生毕业后,他们的工作去向如何呢?
    王:书法研究生毕业后有多个去向,一是拿到硕士学位后再攻书法博士学位,还有一些走向工作岗位,可能到博物馆,也可能到出版社做美术编辑,也可能自个成为专业书法家,也有一部分当老师,在大学、中学当美术书法老师。很多书法家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含辛茹苦,墨池皆黑,希望进行文化补充和知识体系的提升。因而,北大提供这样一个机遇,尽可能地使中国的书法家,尤其是青年书法家到中国的最高学府来领略书法背后的大境界,那就是哲学、文字学、考古学、文艺学、美学的文化整合,正可谓“功夫在诗外”才能臻达书艺的高境界。
    苏:毕业生如果想去大学工作,要通过招聘,然后他们去申请?通过这样的公开的竞争的去申请,是吗?
    王:现在想去高校工作,竞争很厉害,一个职位好多人去竞争,首先要去大学试讲,要去把自己的作品集送去大学评定部门审阅,最后经过严格的考核胜出者,才可能同意接收,才能到获得大学的任职。苏先生,您是欧洲著名的收藏家、评论家,就欧洲而言,中国书法具有怎样的传播面,仅仅是博物馆收藏一些呢?还是一般人对中国书法有什么认识?
    苏:就是说在欧美,大家对中国书法了解的程度如何?在西方,收藏和了解中国书法的比较少,西方收藏家可能对书法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还没有产生强烈的收藏兴趣。所以,对西方来说,书法收藏一般不是很专,不是很全面。在大英博物馆,在大约三年前,有一个现代书法展,但我感觉收藏者和观赏者是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的,而不是用看书法的眼光来看艺术展,甚至有的人因为对汉字不认识仅从抽象画的角度来看中国书法。
    王:这就是说,就书法和绘画在西方被接受的广度和宽度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中国绘画,这当然同书法的文字辨识相关。事实上,西方人收藏中国画大师的作品,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列,甚至有基本的绘画史的评判标准,但对书法可能还基本上没有显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没有形成中国书法史那些著名人物所构成的基本标准。
    苏:我很认同教授这个说法。
    王:另一个问题,日本的现代书法究竟在欧美有多大影响?尤其像少字数派,在整个欧洲,对西方人来说,是不是更加容易接受?比如日本手岛右卿等的少字数派为代表,也就是作品只写一两个字,就此形成一种视觉冲击力。这种注重空间张力的现代书法艺术,是否在西方更加容易被接受?在向西方传播的时候,西方人怎么看待这种艺术?是不是认为它是东方书法的主要代表呢?
    苏:我对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看了一些东京书法的图录后有个突出的印象,觉得好像没有很有分量的作品,不知道这个看法是不是缘于我对日本书法的不了解。好像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书法字数也不多,所以有点看不习惯。那么,您对日本少数字书法有什么感觉?
    王:在我看来,它主要是迎合了现代性的转换中,把中国传统书法那种纵轴的中堂装裱形式变成了适合现代居住的横的大型斗方形式,迎合了西方现代性艺术的视觉冲击层面,使得中国的书法亭台楼阁那种挂的长条形的形式成为了宽幅横幅,具有大型展出的空间张力形式。现在中国艺术家也有这个的困惑,就是作为国粹,中国书法自己可以把玩欣赏,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他则应尽可能把自己的书法以及书法文化转型成全世界可以欣赏的当代艺术。于是就出现了传统书法和现代书法的复杂乃至多种冲突。除了现代书法以外,还有一些书家开始创作后现代书法,大胆地用西方postmodernism思想和理论来指导书法创作,在普世性上形成中国书法自身的复杂化和内在撕裂。中国书法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书法,而成为后现代书法、现代书法、传统书法,以及学院派书法、行为书法、学者书法的多种意向。这导致了当代关于书法本质、书法特征、书法价值的争论相当激烈,难以统一。
    苏:您可不可以举例子,说明后现代主义应用到书法的情况。
    王:举例而言,一些人用德里达的“踪迹”trace这个词来无意识地书写,当然,其意根本不是在书法上,而在书写的行为上,所以大多是“书法行为艺术”试验。
    苏:理论到某一个程度对创作有帮助,但如果只是从理论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就可能太多地受到理论的限制。我们研究艺术史的人,不要太受各种理论的影响,艺术家追风就容易失去自己真实的感觉。
    王:不知道西方的鉴赏家和艺术史论家对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现代书法和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后现代书法的实验,觉得哪部分更有价值?哪种更能具有东方文化的特征?因为后面两种,恰好是学习西方时髦的东西,来改写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那么,您怎样看这几种书法形态呢?
    苏:您的分析有道理。当代中国艺术似乎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传统艺术,一种是现代艺术,还有后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已经受了西方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受法国德里达那些理论的限制。但是,好像东方国家大量吸收西方理论来改变自己的艺术似乎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问题。这有些令人遗憾。
    王:我想知道的是,今天的西方艺术史家和评论家,像先生这样的研究者,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它们哪一部分更有价值?
    苏:其实,在何种程度上,现在的艺术是受到那些后现代艺术的影响,我还没有真正了解到。后现代化代表什么,定义是什么,是表现方式,还是全部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皆是后现代书法?是不是这个定义?我还没有搞清楚,很难判断。比方说,吴弘在美国说,当代艺术一定有一组人是现代艺术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艺术家不是,似乎很难概括。西方学者、西方人怎么看这三个流派,比如纽约、伦敦和现代的艺术馆的学者,他们可能对后现代的某一些学派比较喜欢,但对其他一些学派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对东方艺术更难说清。
    王:我想知道的是,大英博物馆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书法基本上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
    苏:感觉一般在西方人里面,他们不会先把这些书法定位,然后说我比较喜欢现代,就找现代,他们还没有了解书法到那个境界,这很难说。
    王:这可能由于我们东方文化输出的还不够,在西方人的视野中还没有形成关于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印象。
    苏:在欧洲是不是有一些人在关注中国艺术比较前卫一部分,包括书法?我想应该是有的。我看得不多,也没有很多机会给他们。他们看得也比较片面,因为他们看展览并不是为了看现代中国艺术画展而去看书法,而是在中国艺术会、中国艺术特展里面看到一两件书法作品。
    王:事实上,书法艺术界、美术界包括音乐界,中国的学者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迷茫”,这个“迷茫”的产生就是把一个时代传统切断。就书法而言,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书法“家”认为后现代书法是非汉字书法,变成了行为主义书法,是以一反“二王”为得意之作为后现代书法,在我看来这是大错。真正的后现代书法应该是整合了一切传统文明中好因素的书法,书法最根本的特性就是书写文字。
    苏: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书法展,大使馆的一个官员,两三年前在大英博物馆搞了一个展览,展了6位现代中国书法家的作品。
    王:为什么现代书法能够入展大英博物馆呢?传统书法怎么没有呢?
    苏: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西方人猎奇,很好奇吧。
    王:西方人对传统、古典书法的关注,是从文献、考古眼光来看,还是用艺术的眼光来看?
    苏:看懂书法的人不多,看重书法线条的艺术性。
    王:那么是文化史、文物的眼光,还是艺术的眼光?
    苏:都有,两个方面都有。比较难概括西方观众的习惯,是用什么眼光。
    王:您个人怎么看呢?
    苏:我看书法的能力没有希望的那么高,我欣赏书法就是从一个很主观看字的形成、外观结构来看。
    王:外观和线条等?
    苏:写书法以内容为主,现在这么多现代书法家看的是什么理论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内容是不是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了?
    王:现代书法更加重视形式。
    苏:对,更注重形式。
    王:比如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法,像传统的那些经典性的作品,诸如王铎、董其昌等大家,多不多?
    苏:不清楚。对中国书法全面的收藏应该是普林斯顿博物馆,它的收藏可能具有代表性,其他的博物馆就不知道了。
    王:我想知道的是,大英博物馆做了这些传统、现代书法展,究竟看的人多不多?
    苏:西方媒体对中国书法展出传播不多,很多西方的艺评家看不懂中国艺术,所以他们索性不写评论介绍,看的人就少了。
    王:可以说看的人并不是很多,是因为不懂汉字还是别的原因?
    苏:似乎大英博物馆搞的那个现代书法展,还是有人看的。如果您刚才说的艺术家,在现代艺术馆展的话,看的人比较多,因为他们想看最特别、最新的现代艺术是什么。如果是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话,那可能就不多。现在用什么方法把中国现代书法家的艺术品带到西方市场,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大概要看机缘吧。那么,艺术家在外国成名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机缘的问题。牛津博物馆有一个长期展中国艺术的展厅,他们可能会考虑开一个现代艺术展。那个艺廊一年大概也有两三个特展,下一次可能出现代艺术书法的展览。
    王:苏先生,我想知道西方选择中国书法家的作品有怎样的标准?
    苏:我收藏的作品,相当一些是中国书法家、美术家送的书法,在我看来,似乎还没有一个挑选和介绍的选择标准。有一些艺术家请写文章,他们有一个展出,因为认识我,所以请我写序或一个简短的介绍。我喜欢有些人,但不一定喜欢他们的作品,所以有时候就没有写。
    王:那么,是不是欧洲的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对中国书法美术的情况,都处于这种非中心的关注中呢?
    苏:有那么一些藏品,有一些会讨论,有一些不讨论,一般讨论一些名作,如果有一个傅抱石的作品在他的家里,特别的好,给大英博物馆,我介绍讨论一下。有另一些他会有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和讨论,艺术品在艺术史的意义是什么,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对时代有影响,所以也讨论。有一些作品他看起来很喜欢,但可能对艺术史没有特别的影响,所以在一本艺术史的书里可能没有介绍,那肯定是太多了。讨论的标准也可能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很难说。
    王:在讨论艺术史的时候,有没有个人的观点?有没有个人喜欢不喜欢的观点?
    苏:那肯定是有了,他研究中国艺术史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研究,不能避免个人的好恶。
    王:我感到,这种处于随意状态的展出说明,中国书法界缺乏主动向西方介绍最优秀的中国书法家的动力和措施,缺乏世界眼光。当务之急似应抓好切实可行的书法文化输出事情。书法可以说是审美高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国粹艺术,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输出首先应该输出具有抽象艺术性的书法,代表东方文化走出来,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身份和精神魅力。鉴于西方对中国书法接受的非常少,原因跟中国自己向西方整体介绍中国书法偏少,比如出书、光盘、大型展览活动等有关系。今后,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可能会做些工作,加强向国外推出中国各个层面的宣传。也可能会走出去办些展出。当然我知道,由于汉字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要认了字以后才能更好地欣赏线条,所以西方的艺术家们关注和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那么我想,可能在2008年以后,汉语在西方可能会被更多的青年人接受的情况下,我想书法今后很可能形成中西中外交流的方式。2008年以后,汉语就会更普及,包括网上的工作语言,包括西方各个大学生选修的汉语课。我在国外教过两年大学,大学生选修汉语已经超过其他的语言,所以这样的话,以后书法可能会逐步地改变目前几乎没有被西方接受的这一事实。
    苏:希望如此。
    王:另外,在英国有蒋彝那本《中国书法》,这么多年过去,除了蒋彝的那一本书法之外,还有类似的著作吗?很多吗?
    苏:多了,写了不少。
    王:熊秉明也在西方出了一些书法方面的书。
    苏:现在外国认识中国书法的人不多,在国内认识现代中国书法的人多吗?
    王:在书法界、评论界,还是比较多,在公众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些旗帜鲜明地表示出不喜欢,或者有些表现出可以看发展、看实验。
    苏:现代书法的特展很多,在大城市多吗?在市郊比较少?是不是局限在大都市里?
    王:学院派比较多。
    苏:在传统中国艺术里面,书法一直占据最高的位置。
    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苏:西方人对中国文字不懂,所以对这种复杂的艺术很难很深地钻进去。
    王:西方对中国现代书法更觉得容易接受,这有两个前提:它受到西方的艺术理论的影响,以它们为基础,所以叫现代;第二个是,中国人也急于把自己的传统加以变更,以便向西方介绍。但这却隐含了一个危机,就是可能使传统的书法,那些经典性的书法,因为没有被西方人比较系统地全面地认识,而成为被遮蔽的文化。
    苏:现代书法受到西方影响,融入西方的理论,这并不是出路。那种把西方的理论融合到书法里才可以使西方人更容易欣赏的想法不切合实际,因为西方人很多观众本身就对这些德里达之类的西方理论不懂,也不想去懂,所以可能这个理论对西方的广大观众的影响不大。
    王:但这些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被放大了,而且有些书法家将这些理论作了更为极端的理解,更为夸张的前卫实验。
    苏:我个人觉得这些理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也被放大了。德里达在美国很出名,其实他在欧洲不是这么出名。1979年以后西方的理论还是传到中国来,那阵子有很多东西全都传过来了。王先生,现在中国的理论界搞理论的人,在中国有没有关注中国本土的理论家,可以同西方理论家对话的?
    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首先,当代中国文化学家、文学理论家大部分都是在吸收西方的最新理论资料,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介绍西学。现在出现了几个说法,一是中国传统话语失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中国传统的话语面对现代性话语的时候成为弱势的不受重视的一部分;二是书法是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全球化时代既要吸收西方的东西,又要保持本土化,但对本土的理解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思想解放的人认为,将西方的一部分拿进来消解我们的传统以后变成新的传统。
    苏:现在好像在国际化的运动里面,有许多的中国艺术家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中国艺术是不是已经失去她原来的精神风貌和基本形态?
    王:这也是我们担忧的问题。中国有一批人想尽快加入全球化的行列,并以丧失自己的传统身份特性的方式来改写自己的身份。加入全球化,就似乎是尽可能像西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以后,这种理论反而认为自己是种新传统。
    苏:看成新传统?
    王:就是将西方的东西拿进来,变成中国的新传统。这个想法有合理性,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不能消化这部分,那他恰好不是变成新传统,而是丧失并切断了中国传统。比如汉唐能够吸收,是因为汉唐的气势足够大,它可以把外来佛教的很多东西都吸收进来。今天现代性的西方和中国不是一样的,它对中国传统的中断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我也比较担心。我认为应该保持中国的特性。
    苏:另外一些现象,有一些中国艺术家就特别地将富有中国特色、味道的因素放到自己的艺术里面,但是他们可能对那些艺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和了解,做成“东方元素”,做得很有“异国情调”,吸引一些西方人眼球。这在我看来,这非常不好。
    王:这就是张艺谋文化失败的原因。
    苏:您觉得他是失败吗?张艺谋的作品内容比较勉强,没有自己的个人情感,致使一些东方符号堆积,觉得不是太好。但是,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
    王:是在商业炒作上很成功。
    苏:从西方人角度看,似乎很有中国味道的。
    王:具有“中国性”。他给书法界提供了一个样板,尽可能将中国的东西做成符号和元素,抽离中国情感和精神,把一个空壳交给西方人。这样做的结果最初引起了满堂喝彩,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包括《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苏:这种面向西方的“东方形象”,似乎以前的赵无极早期那样做的,他最初造了一些比较抽象的画,一些古体的字,几年后他感到有意利用自己的画更“中国性”,所以就可能给外国人以“东方想像”,但他后来不再仅仅生硬地使用东方符号性的东西,而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的世界。
    王: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紧紧跟随西方的一些理论弄一些缺乏生命力的追新之作,是没有生命的。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评委趣味做一些让西方眼熟的作品以获得出国的门票,只能有短期效应,到头来仍然无人喝彩。
    苏:所以中国书法家应该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不需要过分地贬抑自己,不需要应和西方人的趣味,而是应该整体上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使西方人逐渐感受到书法的美。
    王:我认为先生说得非常好,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艺术底蕴成为中国书法走出国门的关键,通过全球化我们可以认真思索中国书法的前景,同时在文化对话中坚持中国书法输出,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书法文化精神。最后我们希望教授和我们以后能够多多交流。先生高龄而不远万里到中国来给我们的研究生上课,指导他们,我十分感动,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而且希望今后中国北京大学在做文化、书法交流输出的时候,尽可能多获得先生的建议和指导。
    苏:今天这场谈话,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王:我也一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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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6:07 | 只看该作者
      书法是当代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接受《神州》记者的采访实录
  
    记者(采访者:魏宇。以下简称记者)王老师,这些年您一直在提倡“文化书法”和“学者书法”书法美学观念,多次提到书法的国际化表达,要让中国的汉字成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另外您的书法特别强调这个“意”,意象,意境等等,我知道您还是文艺学的博导,书法和文学艺术应该是相通的吧?
  王岳川:书法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对于相对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外的文化辐射力非常重要。但当今书法有一些浮躁,主要是一些人对西方后现代艺术过度崇拜,导致了中国书法行为艺术化,pop艺术化,甚至有人把中国书法变成非文字图画,这当谈违背了书法的本体。我在反复思考后,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提出了“文化书法”这个概念。而文化书法主要的含义,是让文化和书法在本体论上具有互动性和依存性,让文化和书法有更多的内在依托和外在碰撞。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很少有所谓的职业书法家,王羲之是右将军,颜真卿是大将军,怀素是和尚,张旭是文人,苏、黄、米、蔡都是文人,没有什么职业性地专门写书法的。当然,唐代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可称为专职书家或临书家,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但这些类似工匠的书家没有形成自己书法美学风貌,而且书坛地位很低的。而初唐的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大臣,地位很高。可以说,书法最早是从学者中来的,是精英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和书法关系比较紧密,书法和儒教,书法与道教,书法与佛教,书法与兵家,书法与建筑,书法与诗词,书法与格律,书法与对联,书法与亭台楼阁等各种关系紧密,古话说得好,技近乎道,技法要和道相通,毋庸置疑,书法和文化有紧密的本体依存关系。
  第二,防止汉字被“虚无化”、减魅化。近代以后,由于汉字从过去的“神性”变成现在的“罪性”,过去懂文化的人,都是一些高人精英,到了近代以来,由于全盘西化,导致了一部分国人急于废除汉字,大搞汉字拼音化、简化化,导致汉字处于危险中——如果汉字被废除,国人开始写拼音,楷书、隶书、篆书、草书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说汉字是方块的魔方,方块汉字,现在又变成了汉字使用最趋美化,我认为,为了是防止中国的汉字文化圈的分崩离析,防止周边国家慢慢退出汉字,防止自己的对汉字的不珍惜而导致的成为千古罪人,当然应坚持汉字书法,因为书法的“书”字本意就是文字,就是文字的优美书写。
  第三,鉴于当今中国书法市场化、恶俗化、做戏化太多,比如双手写字、耳朵写字、脚丫子抓着笔写字等都是反文化的。我们要让那些歪门邪道或者是那些杂耍的书法没有市场。北大书法所严谨求实的书法教学工作,使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提出了“文化书法”。“文化书法”是以文化为核心展开书法的翅膀,主要的目的是让文化飞得更远,比如说我们写“登高行远”这四个字,当它是铅字时没有视觉震撼力的,“登高行远”它来自《四书》的“中庸”的“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这几个字,但是写一个中堂或者榜书,就像朱熹写在岳麓书院“礼、义、廉、耻”每个字两米高,“登高行远”四个字就会非常震撼,因为书法能够把内涵扩大。我把书法称之为微言大义用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精神境界。“文化书法”一个含义就是让书法重新回归它的文化价值,就是让书法站在文化的高端,而不是不是变成地摊杂耍,变成市场吆喝。
  第四,书法是全民教育最好的方式。我们知道,德国人人必须学钢琴,施坦威钢琴成为德国人的艺术身份的骄傲,其发明的128项专利一直保持着钢琴界第一品牌的位置,施坦威公司被视为现代钢琴制造业的奠基者,是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品牌。可以这么说,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几乎都来自德国,,大师演奏的钢琴都是德国钢琴。光有钢琴演奏技术还不行,德国人有个保护自己国粹习惯——孩子们必须弹钢琴。德奥出过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大师,音乐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出过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王铎等,是一个书法大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书法原创国和书法传播国。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书法都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书法这一国粹,这一文化瑰宝,弄清普及国内书法教育全民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和我们未能做到的原因之所在。
  第五,书法具有中国文化的外宣功能,是孔子学院在海外教学最重要的工具。外国学生们、洋人们拿起毛笔写中国书法,同时也在传播中国的汉字和汉字文化,因为写汉字就是写篆书、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可以说,书法是中国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我们不仅要把书法当做一种技艺来传播,更要以中国文化做底蕴来传播我们的书法。
  第六,书法是青少年修心养性的、老人长寿的重要工具,它是长寿文化和教育文化的有效工程。书法界通过多年的呼吁,教育部前年发文要求中小学开授书法课。我们知道,小孩写书法很重要,小孩子都比较好动,多动症的孩子很多。书法是一很神奇的艺术:毛笔,手肘、手腕不能落地,必须悬空,通过教学的办法才能将字写到格子里边。要写得很精准,对于一个人的意志力、恒定力、专注性等,都非常重要。中小学学生拿起毛笔,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万籁俱寂当中学习书法,这对中国的新生代具有调养性情、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能。孩子们通过书法教育的导入,每天写得都是神圣的词伟大的词——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登高行远、更上一层楼等,他天天和美好的词语打交道,近朱者赤,使得书法是开心锁,是一把很重要的打开民族文化灵魂的一个东西,书法和教育文化和我们孩子们的那种教育的思想的重要的钥匙。
  第七,和老人的长寿文化有关。全世界那么多人去找长寿之方,最终失败,我认为都是愚昧的变现。事实上,一支毛笔可以让人长寿,何乐而不为呢?举例说明,唐朝人均寿命四十岁,而欧阳询活了85岁,晚唐柳公权活了88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杀掉的。五代的杨凝式活了80多岁,明代的文征明则享90高寿。明清两代书画家、高僧和帝王的寿命进行比较的结果是:书画家的平均寿命为79.7岁,高僧为66岁,帝王不足40岁。相比之下书画家最长寿。当代人也如此,中国第一届书协主席舒同,活了93岁,第二任书协主席启功享高寿86岁。著名学者书法家季羡林享高寿100岁。欧阳中石和沈鹏已经80多岁,身体都很好。书法是养生的,更人性,更生态。人类必将走出西方导向的丑怪书画,狂怪音乐,人们会喜欢润物细无声的书法,在八面出锋、阴阳向背中充满了中国哲学意味的书法。当今世界人们大多在消费主义中做加法,导致太多人过劳死。而书法一支毛笔、一张宣纸、一瓶墨水,白纸黑字,损之又损,那就是道——书法之道。 宋代诗人陆游说过:“一笑玩笔砚,病体为之轻。”说练习书法,笔下生力,墨里增神,有利于强体健身。 今后国家应该重视老人文化当中的书法,修身养性。
  第八,书法还是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途径。我们知道,很多民族的文字慢慢地消失了,而汉字历经三千年而让你更具有生命活力,书法功不可没。为什么我们不让大家写写书法,让汉字变得更加有趣呢?变得更加有魅力?我认为,所有书写文字的都可以叫做书法,比如蒙族的文字若能写的好也可称为书法。还有伊斯兰教的文字的优美书写也可以称为书法。这样,就让“书法”外延变得更大,让整个民族更加团结。
  记者:王老师,您提出的北大“文化书法”十六字教学理念在社会反响很大,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王岳川:“文化书法”的含义,我用了十六个字概括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首先,“回归经典”,让这个民族把持经典的重要性,而不是向“文革”那样毁灭经典,毁灭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字魅力,那是错误的。其次,“走进魏晋”,走进王羲之飘逸的晋帖,走进雄强的魏碑。第三是“守正创新”,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会一味地标新立异,而是坚持守正创新,把自己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就是创新。德国人可以做到让古典音乐保持原生态,而我们一些人却天天想把书法后现代化,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民族的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我去法国的时候,法国的一位城市建设官员接见我们代表团,他给我出示两张照片说,教授,这张一百年前的用热气球拍的巴黎市场景,这一张是现在卫星拍的巴黎市场景,两张一对照,百分之九十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巴黎一百年来城市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惊奇地问:这怎么做到的呢?我看你们巴黎城市的房子都很新,不是百年前的。他说,法国是个爱自己传统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不像有些东方人乐于毁灭自己传统。我们在报批修一座新楼的时候必须拆掉原来的旧楼,在原址上修建并保持外观不变——四面墙和楼顶不变,至于里面怎么装修,怎么加高大宽敞随便您,在卫星拍摄的外观上,它保持了百年前的基本特色。而他又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百年前的北平照片,一张是百年后的北京卫星图片,已经完全成为了两个城市,说明中国人厌恶自己历史,讨厌自己的传统,中国人如此的喜欢拆迁和重建,说明文化上不自信,觉得自己不如人。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人很成熟,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乐观,美国人也很成熟,唯独某些一味西化的国人追新逐后而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文化弊端和文化盲视。我提出的“文化书法”,就是让人重新找到文化自信,去掉中国书法文化的自卑,守正创新,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最后,是“正大气象”。古人很重视书法,因为它是人生修为的过程,而强调沐浴,打坐,焚香,这种修为对现代浮躁的中国人很重要,如果书法家能穿上一袭宽博素衣,清心打坐,焚香沐手,闭目静思,然后开始书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啊!正如中国古人弹琴得沐浴焚香打坐,然后轻轻抚琴,令众山皆响,那才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弹琴不是拨弦,而是弹人生,弹境界,没有境界的上去瞎弹,那不是乱弹琴吗?我认为,书法有一整套的仪式,包括书法的展出,书法的剪彩,书法的赠送朋友,都是自己独特文化方式的。
  记者:书法与社会具有怎样的关系?
  王岳川:我认为全民书法有个亟待补充的重要方面,就是宾馆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的书法文化氛围,急需书法文化进入公共空间。今天的宾馆有个误区,即按照西方的要求,有游泳池就叫五星,有桑拿房什么什么就叫六星,还有高尔夫球叫超六星。我认为中国人现在不应该往西方国家靠拢,人家怎么说制定什么政策咱们去执行,我认为中国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各大宾馆大厅里必须挂一幅书法大家的名作,甚至中国当代书法大师的名作。这幅作品是镇馆之宝,它的作用比游泳池更重要。在所有总统套房,VIP房间里,必须要有中国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比如斗方,长条,或者一个中堂,这样,他们每个人进去住在那里,就受到一种文化的陶养。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亭台楼阁,全国这十几年大兴土木,修了多少豪华酒店,如果每个酒店都有这样的重要作品,书法就可以填补大宾馆的文化空白。我认为书法是文化,是通过文字表达深度文化意蕴的优美雅化写书。它和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书法不能脱离文化变成纯技法,我对那些技法至上充满了质疑,因为那走的是一条绝路。中国古代讲究“技进乎道”,技一定要往前走,要跟道连起来,那么文化就是中国书法的大道,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叫真正的书法。故而我把书法命名为文化书法。
  记者:这方面的教材很关键,现在有没有相关的教材作为书法课普及的基础?
  王岳川:在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后,我和人民出版社合作已经主编出版了18本教材,让语文课本和书法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同时正在出版一部英汉对照的《书法》教材,主要体更给海外孔子学院给外国学生教书法用。除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意外,大学书法教育同样重要。北大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我最近撰写并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北大百年书法简史回顾》,将北大的书法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代就是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的那些校长和教官,大都是大书法家,一直到蔡元培,这是第一代。第二代是胡适,陈独秀,鲁迅——因为鲁迅曾经是北京大学讲师,甚至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在五四期间在北大图书馆做馆员,还有三十年代的冯友兰等。第三代,是五十年代这一代,张中行、季羡林、金开诚、袁行霈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左右在北大读书或工作的,这批书法家学问非常好。第四代是李志敏、罗荣渠、杨辛、陈玉龙、张振国,都是中国书协会员和理事,第五代就是新世纪成立的北大书法所的教授和研究生以及精英班等。可以说,北京大学百年来,书法五代同堂,坚持不懈地传播中国文化。今日北大书法,可谓五代人书法同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传承有序。
  记者:它这个根子还是在原来历史上,就是说北京大学所承接的是中国的文脉,是中国文化精华的保留。
  王岳川:是的,如何继承北大百年精神,好好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是我们这一代重要的使命。作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我强调北大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要临帖,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归经典,今天书法界的一些人很毛躁,一些人退休下来写一两年就叫书法名家了,怎么可能呢?王羲之从五岁开始写字,一直写到五十多岁,使得池水尽墨——洗笔的池子都跟墨一样的颜色,而写的字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而今天很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很多的人不临帖而自封书法大家、书法名家,甚至是书法大师,我认为这种歪风邪气,不可不刹!所以,北京大学书法所针锋相对提出:一日不临,面目可憎,从经典中找出自己的差距,临帖就是找自己和经典的巨大悬殊。比如说,您如果天天唱卡拉OK,不去听著名歌剧帕瓦罗蒂,您就找不到和帕瓦罗蒂的差距。您如果是练武功,天天练成了花拳绣腿,没有见到张飞、岳飞、关公那种止于至善的高水平,您就一定找不到自己的弱点。因此,回归经典,是成为大师的唯一的前景。
  第二,要功夫在诗外,今天的书法家要多补文化课,他们写不成对联,写不成古文,写不了诗词,因为他不懂平仄,不懂音律,不懂音韵,他怎么写。而且人家写了一幅作品,一幅古画,请让他题个跋,要题文言文,拿着毛笔直抖啊,不知道怎么写,这怎么成?功夫在诗外,诗词曲赋,经史子集,甚至还要补琴棋书画,尤其是琴,这样一个书法家,他在作品里才不会恶狠狠地那种雷人的,那种东西,酒肉气,杀气,而有文人气,清雅气,今天中国的书法,很少有文人气,需要大面积补文化。
  第三,中国的书法家要学会做人,很多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比如汶川地震,我捐了十几幅作品出去,而很多人连一幅都不愿捐。还有,见到一些贫苦的人,乡村学校,残疾军人,我们经常捐作品,有些人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我认为这些都是送温暖。中国书法不能钻在钱眼里面,不能在经济大潮中把书法变成书法经济。绝不可落笔便成金钱梦。
  记者:刚才您说,诗歌功夫在诗歌外,书法的精神在书法外,也就是说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都要补,现代中国有没有这方面做得好的例子?
   王岳川:有啊,比如说,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先生,在诗词曲赋和书法两方面都有修为。她写的书法大多为自创的诗词,这就很了不起,而相当一部分书法家都抄别人的诗词,不是不能抄,可以写《前后出师表》,写《归去来辞》,但要有自己诗词曲赋能力。北大在这方面开了很多的国学班书法班,级训练国学又训练书法技法,强调书法的文化属性和书法的文化担当,以及书法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汉字文化圈认同感。我认为,书法是一种爱的传递,因为人家拿您的书法挂在墙上,要看一辈子,还作为传家宝,真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我看来,书者如也。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也”,就是书法与人有根本的关系,书中有其品,有其神,有其境。这意味着,书法的深处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于右任先生有首学书法的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为什么学书法会有“夜夜泪湿枕”的之感?为何编集成联颇感辛苦?因为技艺后面有着宽广的文化精神之挚爱,编集成联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感悟。进一步说,书法技艺虽是小道,但它的文化土壤是依仁游艺的人生。真正的书法家根本不屑于翻来覆去玩技法,而是在精研书技之时提升人生修为境界,借助技艺表达对文化审美高度的体认。一言以蔽之,书法具有的人文关怀的表达形式是“雅”,那种以俗为高,追腐为奇的玩世书法,是难以落入法眼的。今天一些人做人就做得很差,写的书法更是恶劣,此等之流怎么让人收藏呢?
  记者:古代的书法学者像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大诗人有很深文化根基素养,也就是古代书法原本就是学者中而来而兴的,现在中国书法圈会出现这么一种乱象也就是说一群完全不懂做人也不懂得书理的人反而甚嚣尘上,占领山头。这是为什么?
    王岳川: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书法战国时代的文章,认为,书法进入“战国时代”。而如今的书法变成了一个权力化的小圈子,比如说有些人进了某个协会,就把握了协会的一些关键的部位,只要权在手便为所欲为。我认为,中国书法界也要清洁空气,还中国以“美丽书法”。最近我刚写完一本书,就叫《美丽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法不再美丽的时代呼唤美,可能不合时尚,但我坚持认为那些恶心的怪诞的败笔汇集,绝不是中国书法应有的品质。书法家要从诚信做起,一个不诚不信的人,要叫别人诚信是不可能的。书法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文化精神汇集的形式表达。它不像米面肉鱼,这次吃坏了肚子,下次不吃了。书法挂在那里,永远看得见,不是一锤子买卖,故而“落笔须作千秋之思”!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些不懂书法的人和写烂字的人,不学有术——善于广做活动并且被不懂书法的媒体人报导。在媒体社会,媒体宣传什么,人们往往缺乏判断而信以为是,错把恶俗当有趣当主流效仿。可以说,当今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普遍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亟需改观!
  记者:我发现一个现象,按说书法根植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书法家或本土的人应该有真切的认识。结果就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镀金一样,先在国外成名了,在国内才得到认可。比如说一些有实力的名家包括黄永玉,陈丹青,陈逸飞,都是曾经在国外遭到热捧,欧风美雨浸润之后,再出口转内销,回到国内在市场上一下子变得很走俏,很热闹。这个现象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王岳川:这说明中国文化不自信,人们仰仗西方鼻息而自己很自卑,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还说明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必须走出文化自卑主义,文化不自信主义。还需看到,西方长期以来坚持“去中国化”思路,将中国文化和艺术边缘化。更严重的是,西方垄断了文化评判权和话语权,所以中国艺术家只有得到西方人认可和热捧,才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走红。似乎中国文人介绍中国艺术家,没有权利,中国文化话语被旁落和冷淡,理论家和艺术家被西方边缘化,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中国需要一些真正懂文化的理论家批评家和领导人,要重视真正懂书法懂文化的人,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发出中国书法的声音。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树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如此才能文化自强。但我们国人以西方人的观点为标杆,这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呼应着文化强国的理念,请问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来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整河山的时机?
  王岳川:中国书法界应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强。从我做起,我通过北京大学书法所这十年的批评和呼吁,坚持文化书法的净化功能,似乎书法界干净了一些,一些人不敢明目张胆拉大旗作虎皮,不敢把将错就错那些败笔书法误导民众,我们不能等待别人去先锋冲杀清理痼疾,而是自己应该坚持发出理性批判的声音,尽管我们大学教授来自于普通的大学教学岗位,但我知道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学者不能为稻粱谋,还必须有续接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尊严和使命感。
  记者:北大应该树立一种标准,树立一种规范化的东西。就好比华山论剑,总要有个评断高下的标准和尺度吧。
  王岳川:是的。北大书法所十年来努力做的就是这件事!一个大国必须找到普及书法的正规渠道:要严肃纪律,就是要国家来成立书法考级委员会。二胡,小提琴,钢琴,这些都有正规的考级,唯独书法没有等级考试,是的书法界成为一个泥沙俱下,没有门槛的场所。几年前教育部和文化部筹备成立考级委员会,我也是筹备委员之一,后来由于各自闹独立,双方就把这事搞黄了。我认为文化部教育部,甚至国务院的参事室,都应该齐心努力,把中国书法考级委员会做起来,让真正的书法高手成为高手,从而避免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的人成为主旋律,滥竽充数,本来就不会吹,反而到处充满了他们的喧嚣声。
  记者:我想之有滥竽充数的人,是因为那些真正的懂得的人没有站起来发言。是善良的失声,是正义的缺席才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人得逞。,我觉得这些也不能怪罪那些人,谁让我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王岳川:真正的书法家没有发言权利,另一群人垄断权利,拉帮结派,书法这潭水搅乱了。中国历代书法考试都非常严格,而当代书法自我吹捧的乱象不轻。说实话,我看到一家刊物将自己的书法吹上了天,把自己的各种大名号说了一长串。当然还有很多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比尔说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舞蹈家沈培艺,她从来不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认为“家”是很难的,自称“舞者”。您看,做学者的人从来不叫自己“学问家”,我们只叫自己为“学者”,就像是你们做记者的人也不是随便叫“记家”,而是叫做记者。书法多么高雅神圣的文化啊,现在那些人简直是开玩笑,动辄乱挥两笔,就敢自称书法“家”。那么现在中国岂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书法家,几百万个书法家?那还得了?!我建议:第一,纯洁书法界,倡导写字的人最好只叫做“书者”。老实一点,更不能随便叫“著名书法家”,至于叫什么“书法大师”这些名号,还须三思而行。最好书法高人都参加考级,能考几级就看自己的实力和内涵。我认为这是清净书法空气的第一步。第二,电视台应该减弱舞台上的那些唱歌、跳舞的娱乐至死,这是劳民伤财。打开电视,每个省每个电视台全都是歌舞,好像中国人从来就不干点正事,除了娱乐自适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我认为,应该留出大量的时间和频道,像青歌赛一样,全国书法临摹大赛,青少年书法大赛,小学生书法大赛,中学生书法大赛,做一些恢复汉字文化的工作。还要和书法相关的汉字大赛,就像成语大赛。中央电视台和教育部青少年司联合起来,每一年举办一次全国书法大赛,还可以举办世界书法大赛,请亚洲各国,欧洲美洲各国参赛,这样才是“汉字文化圈”宗祖国应有的文化大气象。第三,把中国优秀的书法家和画家,由国家高等院校的博导、专家来提名挑选,由国家主办,到世界十大博物馆展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洪钟大吕的文化艺术声音。十大博物馆,就是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希腊博物馆,罗马博物馆,德国博物馆等等,通过这样的可持续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认识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而不会让那些找机会溜出国去,在裸体上满身乱画,猥琐不堪游戏书法的那些所谓的书家污染了中国形象。
  记者:谢谢您给我上了一堂中国书法文化的课,受益匪浅。那如何更好地把您所提到的汉字书法国际化做到呢?
  王岳川:去国外去展出以外,国家还应派大批的中国书法名师双语精英到海外去进行多国书法教学,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书法精英代表团十几个人组成,到欧洲、美洲各个国家去传播,去各个孔子学院去传道。这十几年来,我每一年都去国外去传播中国文化,我认为书法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今天的文化应该有正大气象的“大书法观”——当我们在文化大发展大提升的同时,应努力进行中国书法文化的海外输出,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文化和书法逐渐世界化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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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7:18 | 只看该作者
北大百年书法简史回顾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学问浅薄者能够成为书法大家。中国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书家,所有的大书家都是学问家,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莫不如此。黄庭坚追求书法之“韵”提出“去俗”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以使胸中有书千卷,因此推举苏轼书法为宋朝第一,进而认为“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有何足贵哉?”古代士人或有家学渊源或出身科举,都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根基,使书法在古代中国达到艺术与文化的高度整合。

                         一   20世纪初北大书法开创时期的学者书法
    北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很注重艺术文化,蔡元培校长在五四前的北大成立了“音乐传习所”、“书法研究会”、 “画法研究会”。20世纪初学者书法高手很多:康有为、罗振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台静农等人的书法作品已经被书法界认可为大家之作。北大历届老校长的书法虽难得一见,但细看孙家鼐(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作品,中正平和,传统书法功力深。而北大严复校长、蔡元培校长、蒋梦麟校长、马寅初校长等的书法也颇有大家气象,其文化大家气息扑面而来。而李大钊教授、胡适教授的书法作品也颇具自我面目,文化品位当属上乘。
    在我看来,百年来北大的“学者书法”具有不可忽略的书法文化意义。百年北大的著名学者们在生前并没有求发达之思,但他们藏之名山的著述,却传之后世,泽被后代。而当代北大著名学者尤其是高龄著名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著书立说,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见证和缩影。学者思想浓缩在其等身的著作中,而学者的书法境界则体现了他们深厚的生命情怀。他们的生命伴随着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艺术感觉从生活的复杂中提纯,他们的书法同样也在其学术思想的境界中提升。大学者们在学术界具有很高声望和影响、著述丰瞻、书艺精深。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等身的专著走近他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心迹(书法)走近他们的艺术世界。学者的学术思想已经广为人知,而他们境界高远的书法作品也应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中弥足珍贵的艺术珍品。人们将在读其书观其字中,感到他们道德文章和艺术境界的双重高远。学者书法风范将成为新世纪书法文化之“法”,因为世纪风云和人生体验整合在学者书法中,使人于温润含蓄中见到学者深层的文化积淀。可以说,只有体悟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才能陶养出生命的浩然之气,才会写出具有浩然大气而又浑厚通脱的书法佳品,才能使中国书法成为东方文化魅力的独特呈现。
    在我看来,学者书法的意义在于,重新确定书法的人格提升和审美陶冶作用,书法既使心灵净化,又使心灵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无限。它张扬学者文化资源对书法艺术品格的提升,倡导全民爱好书法珍惜书法并不断拓展书法文化精神,这无疑对当代中国书法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学者书法中,可以真实地显现出学者书法的当代魅力——人格提升和精神超越!而且,在全球艺术中惟有书法是中国“独一门”的艺术形态,百年来北大学者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法的对话中,在书法技艺与文化多元价值整合中,在“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超迈中,为重新振兴中国书法并重建“汉字文化圈”而殚精竭虑。


                      二  20年代北大“书法研究会”与沈尹默的书法建树
    五四期间成立的“北大书法研究会”说明,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中的“书法文化”重要性。著名教授沈尹默先生担任北大书法研究会会长,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最早的书法研究者。正是这份沉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沈尹默终身致力于书法,在沉浸帖学的同时,又临写汉魏六朝碑版,花了相当的精力写唐碑,用碑的雄强美来调剂笔力的软弱。他50岁前后“中年变法”——花大精力致力于行草,主要是写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追摹“二王”书风。其间对“二王”诸帖下的功夫很深,在故宫博览了历代的法书名籍,情所独钟与二王帖学。可以说,沈尹默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门攻“二王”,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气韵生动,笔墨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
    沈尹默与现代中国书法文化复兴是紧密相关的。沈尹默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沈尹默除了在书法创作实践致力于弘扬帖学以外,还花大心血以上海为中心培养了大量的书法精英人才,渐行渐远而影响了整个中国。沈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中第一位“书法研究会”的领导人。沈尹默以丰厚的学问涵养了书法。沈先生首先是个学者,是一个思想者,其次才是一个书法家。沈先生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创立几项第一:在中国历代书法家自清代末叶何绍基后,收入《辞海》者仅仅只有沈尹默一人;陈毅元帅在任上海市长第一个拜访的,就是沈尹默先生;沈先生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说明沈先生不仅把书法看成了一个技法写字,而是看重其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进入研究的学术层面,书法才能进入出经入史。沈尹默先生的意义突显出来。他以大学问为书法的支撑,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书法史上一位大师,将启发更多的大家严格规范自己的学问,出经入史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获得国家、大学、精英的认同,以此推行中国书法文化,才有可能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沈先生书法有三大功绩:一是沈尹默成为了现代书坛的领袖人物,具有新文化名人、学者、诗人等多重身份,而又全身心地在书法被边缘划时代坚持书法大业,努力实现书法的伟大复兴,为身体力行推进书法文化发展的第一人。第二,重视书法研究会的研究功能,进而推进国际化书法的发展,促成了多次中日书法展,功不可没。第三,把书法从晚清文人的馆阁体中解放出来,变成了20世纪中国书法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书法运动,尤其是上海书风受沈先生影响非常大。
    沈尹默的人生是“书法人生”,他的一生主要精力倾注在书法上。我很少看到中国二十世纪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教授、校长,把如此多的心血和精神完全托放于书法。相反,书法在很多文人雅客眼中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是沈尹默力挽狂澜,回归经典,走进“二王”,为中国的书法走正脉、走正路、走正途立下了大功。真可谓把一辈子主要心血都熔铸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建设和书法人才培养当中,对中国书法文化复兴作出了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沈尹默先生以“二王”体系为本体,又具有当代性创新的妍美流畅的经典书风,应该是获得理论界重新评价的时候了。他强调“妍美”使得筋和骨都内擫在他流畅的用笔当中,不是有意的把字写得粗发乱服筋骨外露一览无余,而是蕴藏在行笔的风神爽朗之中,深蕴中国文化的“绵中藏针”书卷气审美精神,让人玩味再三。
    沈尹默在笔法、笔势、笔意等书学理论上同样有精深的造诣,写出了不少书论著作,撰写了一系列的书法论稿,他从微观的角度对书法艺术及其技法进行探索,建立了独特的沈尹默书法体系,不断推出新的著述。沈先生化古开今,在传承中创新,在阐释中发展,把笔法问题讲解清楚通透,对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书法研究、书法教育、书法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50年代后的学者书法:季羡林、张中行、金开诚、袁行霈
    五十年代以后,老一辈教授的作品功力深厚而目击道存:梁漱溟、叶圣陶、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教授的书札,王力、沈从文、魏建功、俞平伯、游国恩、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周祖谟、侯仁之等教授的诗文作品,更显示出学者们的深厚学养和人格风貌。
    季羡林先生,在我眼中的形象一直是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他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季老对书法也有研究,不仅每天写书法,而且对书法的重要性看得很清楚:“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因为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季羡林先生作为学术大师,一生致力于学术本身的建设,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数次同他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他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地创作。
    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

    看怀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经常在季老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写得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张中行先生,可谓世纪老人中的大朴之人。他在文史领域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体现在《禅外说禅》、《负暄琐话》、《顺生论》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中,而且在他的温润如玉的精神世界中。其实只要你走近他的书法,就能感到其文思透过笔墨呈现心怀的魅力。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以古诗十九首句子,表达对生命飘逝的感悟,笔力苍劲而心中凄然;同样,他书写古诗十九首中“乐”的句子“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可以看到他“顺生论”的影子。可以说,张中行先生的书法是一种不表现技法的学者书法,在这种非炫技的朴实无华中,那些所谓的形式创新的炒作,好像就少了些合法性。
    著名学者金开诚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首任北大书法所所长。金开诚先生在学术界、书法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金先生为北大书法所成立四周年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只靠北京大学‘金字招牌’吃饭。既然书法界是个名利场,那么我们的特色就在于偏不计较名利!我们要大讲为弘扬祖国的标志性艺术——书法作奉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奉献。我们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但‘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还有笔墨纸,我们就要拿笔墨纸来做这个奉献之梦。” 金先生很关心书法的国际交流,认为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主要就是从事书法的国际交流,要将汉字的审美化书写国际化,先生对我说,一定要走出去,中国书法如果自己关起门来,变成一个退休老人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书法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么多的外国人学了汉语和汉字,拿起毛笔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如春风化雨般点点滴滴输出去了。

    袁行霈先生(1936-)是北大名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就读诗书练书法,使其秀外而慧中。留校在北大任教,他强调研究文化必须同大文化和艺术等横向联系起来,这一广博的文化视野使他的课优美深邃,场场爆满。而他俊秀飘逸的板书,犹如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袁先生酷爱书法,他喜欢二王典雅之风,反对涂鸦乱写。其书法中正典雅,端庄飘逸。他喜欢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读帖。他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作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的他,在汶川地震后,立即和中央文史馆和地方文史馆各馆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并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先生可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学问、人品、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四 80年代北大书法群体:李志敏、罗荣渠、杨辛、张振国
    职业艺术家的出现的好处是对艺术的创新极为强调,专业的训练也日益完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可以说,中国出现了职业艺术家、画家、书法家家以后,中国艺术的文化底蕴反倒消失不少。当代中国艺术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而只要那个尖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艺术家几乎没有单一的所谓职业艺术家,即使有所谓的职业艺术家,在当时的地位大抵也是不高的。只是到了近代,中国因袭现代西方才有了所谓的职业艺术家。其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不是职业画家,他还是发明家、工程师、军事制造学家等等。到了近代以后,人类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了,大工业生产以后,出现了所谓的职业艺术家。
在我看来,学者必须要有艺术感觉,才能不萎缩他的创新性,生命灵魂才有灵性。而艺术家需要吸取学术文化,吸取思想文化的底蕴,才能使自己手中的形式线条具有勃勃生气,才能使手下的笔墨线条、起承转合中有大气盘旋的文化的魅力。对于双方的文化缺失或审美受损如何补救呢?我认为,学者需要更多的审美感觉和艺术感觉,而艺术家需要更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国际文化大视野。如果对艺术、书法史毫无了解,只是做单一学问的学者就有可能萎缩了艺术感悟性,从而缺乏艺术文化丧失的疼觉神经。艺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感受体验,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蓬勃的诗意氛围,感受艺术家创作的艰难我自我新的创造的激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用心感受的那种亲合力。北大就有几位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建树,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同样非常高。
    中国书协理事、北大燕园书法会会长李志敏教授,中国书协艺委会副主任、北京书协副主席。精研文史,擅长真草隶和艺术理论,尤精狂草,著有三春堂《书论》。李志敏书法对张旭《古诗四帖》有精深的研究,笔法苍茫古朴,横向取势,强调书法意象之美,讲究因象而得意,因意而成象,意与象混而成书,浅识书者,得其象,不解其意,深识书者,得其意而意其象。他精于书法的意,也精于书法的象。其狂草作品借字成象,因文造境。志敏教授曾送我一幅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用笔极为大胆,任意挥洒,笔走龙蛇,尽显大家风范。
    曾任燕园书法会会长的罗荣渠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中国书法协会会员,撰写、编著、翻译的著作共16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罗荣渠教授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温润大度,一派学者风度。他出身书香世家,其父罗文谟是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他自幼受到熏陶,在书法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造诣。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学者型的书法特色。部分作品是他个人自赋的诗词,如《返乡吟》等,多幅作品曾选送到海外展览。
    北大书画协会会长陈玉龙教授,东方学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五十年代曾兼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的秘书。著有:《中国书法艺术》、《天地有正气》等。陈教授认为,一个书法家,除了把字写好,还要重视书论,要让书艺和书论结合起来,提出书法“五感”,即立体感、节奏感、朦胧感、空间感和时代感:“立体感”强调的是书法应追求结构造型的凝重感,厚实、雄浑、壮阔,血肉丰满,此为书法艺术的筋络百骸;“节奏感”重在用笔气势,要刚柔相济,动静结合,使书法形象既端庄又凝重,爽爽有神;“朦胧感”重在意境神韵,要深邃、幽远、含蓄、蕴藉,神藏笔底,元气淋漓;“空间感”重在书法的章法布局,要浩淼、空灵、冲淡,计白当黑,黑白互补,纳大江广川之势于尺幅方绢;“时代感”强调的是求变创新,要立足传统而不为古人所宥,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因此,研究书法必须提高到美学高度;研究美学,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应当以浓厚学养领字。
     
著名美学家杨辛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毕生研究美、创作美、传播美,以美引真,以美导善,在从事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同时,他大量研习书法,其书法作品强调自然之美,强调书法可兼具画意,风格独特,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杨新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创办了北大艺术教研室“首届书法研究生班”,考古系张辛教授等参加了教学工作。1960年—1988年杨辛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19891990年曾任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选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美术书法名人名作选》、《墨彩大观》、《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北京大学名人手迹》等书,多次在北京和日本参展,并于1990年在泰山举办《杨辛泰山诗书展》。自书《泰山颂》诗刻石于泰山南天门景区和天外村。1998在美国旧金山、休斯顿市举办《杨辛书法艺术展》。2001年在法国巴黎举办《钱绍武—杨辛书画展》。
      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张振国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书法研究所所长,日本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泰国留中书法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书法家全集》编委,中国名人书画大展评委,多年担任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常年从事书法教育工作,曾在北大开设《书法与文化》课程,并在首都其它高校和科学院等单位以及瑞士、德国、日本、泰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举办书展和传授书法。
    我认为学者加入书法界,是中国文化复苏和书法文化提升的标志。当代的文人书法,从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到季羡林、姚奠中、张中行等,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学者进入书法界,把文化感悟、审美逻辑、清明理性,乃至大的跨国文化背景搁到书家前面。反过来,书法文化也让学者群体体会到艺术感受。书法失去了学者,失去了广大的高校,失去了宽广的文化,必然没落。什么时候各个大学的教授敢于挥毫,可以与书法家一块同堂的挥笔,我认为是中国的福音。不要推拒学者的书法化,同时书法家也不妨慢慢地学者化。这有百利而无一害。

                      五  21世纪北大书法所成立与标举“文化书法”的意义
    2003年11月8日的北大书法所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第一次确定了书法艺术学科的应有地位,把书法文化引入北大文理综合教育体系和教育体制当中,这是北大重大的教学理念的转型。北大书法所的前身是百年前的“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书法所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扛出沈尹默书法文化这杆大旗,秉承沈先生的书法精神,对书法文化进行研究,纠正时下书法界的歪风。北大书法所倡导的“文化书法”方针是:“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没有文化的书法仅仅是技法的展现而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那种仅仅张扬个性的奇思怪想的所谓反美学书法,同样违背了书法的文化精神。
    北大百年,书法实践和理论建设上有着艰难而辉煌的历史。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敬业精神,将切实地推动北大书法艺术教育与研究,并将为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的创作、研究和教育,将坚持自身的人文精神和书法文化特性,显示出文化书法的精神风貌和特色。而北大广博的文化思想资源注入当代书法艺术领域,对当代东方书法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中国书法审美经验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人类的;中国书法文化的可持续输出,将使得中国书法文化走向世界而获得书法文化复兴!
    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后,北大书法走向了新的辉煌。北大书法所由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梁披云、覃志刚、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先生任顾问,金开诚教授任首任所长,王岳川教授为现任所长。担当书法文化理论教学的教授有:季羡林、金开诚、袁行霈、叶朗、李学勤、杨辛、程郁缀、王岳川、卢永璘等。在书法创作方面,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聘请了覃志刚、沈鹏、欧阳中石、张海、李学勤、申万胜、苏士澍、言恭达、何奇耶徒、王家新、程大利、刘正成、陈洪武、张旭光、赵学敏、曾来德、梅墨生、胡秋萍、叶欣、邹涛、屠新时等学者和书法家等组成专家指导组,请周汝昌、冯其庸、程大利、葛兆光、阎步克等学者讲座,还聘请了一批海内外的教授:英国的苏利文、吴芳思,日本的樽本树村、西岛慎一、高木圣雨,韩国的权昌伦、李敦兴、金洋东、金炳基,以及港澳台地区等著名的书法家理论家傅申(台湾)、龚鹏程(台湾)、张炳煌(台湾),黄君寔(香港),邱程光(新加坡)。连家生(澳门)授课。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接续了五四时期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书法文化理念。北大书法研究所提出“文化书法”教育的十六字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回归经典”强调我们必须走一条学习经典、传承经典、创化经典的正路;“走进魏晋”意味着将以魏晋书法自觉时代作为书法教学的重点,并由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把握;“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要求北大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一条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气象”则要求具有在大时代的语境中的书法美学原则是大气象大境界。这一高标准要求师生深入进行传统文化理论教学,全面讲解中国书法理论知识,针对学生书法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对症下药,拓展视野,全面提升创作和理论水平。致力于拓展“文化书法”的理论内涵,不断进行书法文化实践,注重东方话语的跨文化国际眼光,倡导在“回归经典”、“走进魏晋”的过程中坚持以“守正创新”再创新的书法经典。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从文化书法、大学书法、国际书法等角度促进东方书法文化参与当代文化进程,强调书法的文化性、生态性和精神性,致力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和谐和完善。东方书法文化的推进,不仅将进一步提升东方文化形象和内在精神,同时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以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北大书法所研究生教育重视两个维度:其一,重视文化提升和理论高度。进行高水平、多学科、互动式的教学与研讨。其二,重视文化视野的拓展。为了积极开展中外书法文化的展览与交流活动,有效培养书法高级研究和创作人才。
    北大书法所自成立以来,除了招收博士生硕士生以外,还招收书法高级访问学者近80名,并于2004年、2007年、2012年面向全国招收了三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约200人,目前已有数人获得北大书法硕士学位,学员中有近60名先后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中,中书协理事有近十名;2013年招收了“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80人;金开诚、王岳川主编出版《北京大学书法所“文化书法”丛书》7本(北大出版社),王岳川主编出版《北大学术书法研究生书法精品集》20本(荣宝斋出版社);主编《北大书法报》近十期,创办北大书法刊物《书法中国》(公开发行);王岳川主编《书法》中小学教材20本;王岳川、金舒年、姚强著《中国书法》英汉对照版即将出版;开设“北大书法艺术网”网站;召开国际书法会议和举办国际书法展数十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并组织师生出访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瑞士、捷克、印尼、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国并举办书法展和书法文化讲座,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还同其他高校书法所联合办书法高研班,以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得到著名学者书法家的现场指导。组织北大师生书法国内各省市巡展,传播文化书法理念。
    北大书法艺术传统深厚,渊源有自。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将“文化书法”作为办学宗旨,必将有效地推动北大书法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并为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北京大学书法所之所以提出“文化书法”,秉承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在新时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就是既重视艺术教育也重视文化陶冶,从艺术深化到了文化。正如《周易》所说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京大学书法所采取一种务实、求实的态度,从传统当中吸取更多的营养,坚持“文化书法”,强调的是“文化”精神,强调坚守传统经典而后求实创新。因为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的主要功能第一是传承、第二是传统、第三是传薪。事实上,北大书法所十年来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人才:一是擅长书法史、书法美学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研究的史论人才;二是致力于书法创作的人才,其创作基本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三是创作和理论兼顾的文化输出人才。三方面人才齐头并进,将提升中国书法思想的整体高度。
    “文化书法”深刻说明了书法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无论是古文字学,还是诗文的文化关键范式书写,甚至文人赏玩中的酬唱对话,均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人与人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极重要的方式。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在更为真实的层面上,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线条表征和灵魂曲线。文化书法就是要回到文化的根基处。北京大学书法所注重文化书法在技法、理论、文化三方面修养三者缺一不可。既提倡技术的精湛,要扎扎实实地练习,也提倡理论的精深,同时还提倡对文化的修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都要有所涉猎进而加以研究。
    我提出的“文化书法”,基于我这样一种文化生态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在物质上一定不能沉沦到消费主义文化中,在精神价值上也不能降解为虚无主义。一个丧失了母土大地的艺术家将是没有生命的艺术家,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凭蜡做的翅膀飞向高空,最终被太阳融化而跌回大地。因此,坚持“文化书法”就意味着强调东方“文化价值”的新的生命形态,坚持书法文化和文化书法就是在坚守百年北大书法的内在精神气质。“文化书法”是种概念,“书法文化”是属概念。就外延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就内涵来说,前者却小于后者。强调精神境界的文化书法包含了多维多面的书法文化,书法文化的重量是文化书法的永恒追求。北大书法百年将持续不断对中国书法文化加以守正创新,而守正创新的直接标志是吁求正大气象的“文化书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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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12:58:21 | 只看该作者
        书法文化的人文境界
                   ——王岳川教授获2012书坛十大年度人物的对话



    《书法报》记者:王先生当选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是书坛对您2012年的工作的认可,这对于您的书法人生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事,您对此次当选有没有期望,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岳川:在北大静心从事文学和书法教学工作多年,并没有想到能够获得中国书坛年度人物,谢谢大家对我教学工作的支持和首肯。当《书法报》通知我获得十大年度人物时,我正在努力做“庆祝北大书法所成立十周年的八个省市书法巡回展”,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充实。

    《书法报》记者:您1993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是什么时候与书法相结缘,并走向专业研究的道路?能否谈谈那段经历。
    王岳川:我从小痴迷书法和绘画,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每天沉醉在写字画画中,拜师不少,“作品”深得大家喜欢,流传甚广。后来居然在城里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被聘在中学教了一年多的中学语文和美术课。我从5岁开始写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后写《家庙碑》,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小学时书法频频获奖。初中到高中集中精力练了几年隶书《张迁碑》《乙瑛碑》《史晨碑》等,并开始练习行书《兰亭序》和《圣教序》等,有了得心应手之感。初中时学画最初学的是工笔画,后来拜国画大家苏葆桢教授的弟子徐华明为师,后来跟老师学泼墨写意花鸟开始画水墨葡萄,始感到笔墨的无尽意味。更重要的是获得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苏葆桢教授的点拨,在写意葡萄的笔墨线条上有了质的飞跃。从画葡萄入手,到画兰花,画荷花,尤其是墨荷,对墨荷等大写意有了更高的体悟,对大写意山水也有了浓厚的兴趣。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后,更是每日临池不辍,尤其在小楷方面用力很多。临写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钟绍京《灵飞经》诸帖,下力尤多,有时临帖入神以至于达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同时开始大量习篆刻印,而且乐此不疲,大学四年竟然治印千方以上,常在汉印的朴茂和精致中感到方寸之间具有寻丈之势。我读大学是上的中文系,而诗、书、画、印兼治。我觉得这些爱好拓展了我的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因而,在大学期间撰写书法篆刻美学词条十万字,收入《大美学词典》正式出版。1980年获四川省大学生书法大赛一等奖,1981年获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大赛优秀奖。
    在北大读研期间开始转向草书尤其是狂草,对张芝、二王、孙过庭、王铎很痴迷。在我看来,只有草书才能代表中国最纯粹的艺术精神。楷书还具有实用性,唯独草书是纯艺术性的,它是一种纯艺术,表征着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要把草书写好也是非常困难的,20几年来我一直临帖书写不辍,发现学术艺术相通,在做学问之时书法相得益彰。
    广义上说,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研究在终极境界上是相通的。在攻读文艺美学研究生时对艺术本体加以研究,又对自己二十年来的书法练习加以理论总结,撰写发表了多篇书法论文,并出版了《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等著作。我感到理论思辨与指腕笔墨在文化精神中渐渐整合。学术与艺术的统一,使我的人生乐莫大焉!

    《书法报》记者:您研究领域相当宽泛,有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等,每个领域都有专著出版,也获得了不少奖,您比较看重的奖项都有哪些?
     王岳川:作为一个学者,我感到必须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我除了在西学研究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出版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著),《文艺现象学》(译著),《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还在国学研究中花了更大的精力,出版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艺术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书法文化十五讲》,《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文化书法》,《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大学毕业三十年了出版了三十几部专著和几十部主编著作,当然也获得很多奖。每个学术奖和艺术奖都来之不易,是对我学术和艺术探索的肯定。我认识到,学者必须懂艺术,书法给我很好的感悟启示。每次看书法大家的原作,都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能够体悟他的用笔、构图,体悟他对前人的推进和创新。在海外看到王铎、傅山书法的原迹八十多幅,心有戚戚焉,而且能够和海外的书法高手一起探讨这些字画的品相书风,颇有些古今合一的快意恍惚。如果一个学者或艺术家对艺术、对书法史、对艺术史毫无了解,只是做自己单一学问和艺术,那么他就有可能萎缩了自己的艺术感悟性,就会语言干瘪或面目可憎。书法给我带来的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提升了我对大自然用心感触的艺术感受力和感悟性。

    《书法报》记者:北大是全国各类学术权威汇集之地,在这个平台,您也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贡献。请您谈谈北大与书法相关的学科或常规活动情况。
    王岳川:我在北大一直坚持蔡元培校长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方针,开始在20世纪末筹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然而很艰难地被一拖再拖。最后在2003年终于成立北大书法所。我意识到,长期以来北大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多,从事书法技法创作人才比较少,因此在设置课程时,考虑到理论和创作并重,形成理论和创作双向互动。北大书法研究生选课坚持打破门类、系别的界线而在全校选课,可在中文系、考古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系,使研究生朝“双语精英”和文化艺术底蕴丰满的“学者型艺术家”方向努力。
    北大书法所教育的重要特点在于它能够打破那种专科院校单一的美术史、美术技法、美术理论、美术观念方面的教学模式,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双科、多科乃至全科的训练。北大书法所培养的人才分为博士生、硕士生、研究生课程班、名师精英班、访问学者等不同类别。北大在招收三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时,遵循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使研究生有侧重于搞书法史论的理论批评,有侧重于书法创作甚至于现代书法的创作。招生中我们注意招收三个方面的人才。一方面是长期从事书法史、书法美学史、书法美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研究的史论人才。另一方面招收侧重于创作的,比如在全国、省市、全军获过奖的,在地方和省市具有重要的创作特色、风格,甚至形成自己面目的书法人才;第三方面是属于综合性的,就是史论和创作兼顾的人才,以适合于今后做书法教育工作。总之,强调书法同文化连通,注重艺术同思想互动,坚持中国书法同世界艺术前言对话,要求学生在创作与理论、书艺与学术之间获得动态平衡,是北大书法所办学的基本方向。

    《书法报》记者:现在有个现象是,高校重研究轻创作,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岳川:这个问题在北大过去比较突出,但是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能够做到研究和创作共同推进。当然我也要注意另一种偏向:过份强调技法而忽略文化素质的提升,书法成为一种竞技活动和经济活动;过分重视策展而形成了学院的展览风,学生没有整体性地关注自己的优缺点,而是“跟风”严重——展出中什么流派获奖就学什么;忽略理论的指导性意义,使得中国书法界同整个文化界前沿思想脱节;另外,在书法高等教育中还表征为教材落后、互相因袭、缺乏新意;一部分人热衷年年参展,但是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却还没有有效的评价机制来决定怎样的书法文化输出,可以使得中国书法形象成为能够真正成为东方书法文化的代表。这些问题需要整体性调整思路,分门别类地解决。

    《书法报》记者:您一直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书法走向世界,现在进展如何?有难度吗?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写文章称,外国人要真正领略中国书法之奥至少要100年,您怎么看?
    王岳川: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书法相当隔膜,导致彼此文化的不通约性,因此书法交流具有相当的难度。至于有外国人要领略中国书法需100年的说法,过分悲观了些。其实在东亚各国的“外国人”对书法的理解已经很深,而西方各国对书法的欣赏和实践也正在日益深入。只要我们坚持书法输出,坚持汉字文化的海外教学,就一定会使得汉字文化圈重新建立,欧美人真正领略书法魅力的日子会尽快到来。
    我坚持文化输出的海外实践,甚至说近几年应该是我的“书法输出年”:除了经常赴日韩东南亚传播中国书法文化以外,2006年到英国各大城市进行文化访问和书法艺术交流一个月;2010年我应美国十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文化和书法精神”的学术讲演,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地的大学巡回讲演《中国文化创新与中国艺术精神》、《中国书法文化的当代启示》、《中国文化书法艺术》并举办书法个展。2011年2月到德国、法国、瑞士、捷克四国进行文化交流;2011年3月接受拉美三国——古巴、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大学邀请,讲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化与中国书法》,并在拉美三国举办《王岳川书法艺术展》;2011年10月到印度尼西亚出席“李岚清书法篆刻展”并做讲演《中国文化与书法精神》,同时教印尼学生写中国书法;2011年11月到英国伦敦大学出席国际艺术文化大会,并商讨2013年到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大书法大山水展的具体方案。

    《书法报》记者:可否分享一下您书法创作的经验?未来在创作上还有何打算。理论上,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王岳川:在创作上我的体会是,每日临帖,临创合一。破除急功近利,将书法看成人生修为的过程。
    其一,每天日课,在技法上,我们要有扎实的功底,要“取法乎上”。有很多人练书法,不是去临传统的“法书”,而是去练当代书法家的字,或就是练自己老师的书法。不是说不可以练。书法就是“以手指月”——学生要通过老师的手指去看到月亮,而不是去看老师的手指。月亮就是传统,是历代的法书。学得越像老师而不进离书法的经典越远。这是一个误区。“以手指月”就是告诉你一条路,通过这条路走向传统,在历代法书中获得营养,先入后出,最后获得自己的守正创新的书法风格。
    其二,理论上厘清中国书法海外输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最近将推出我主编的《美国书法史》、《欧洲书法史》、《东南亚书法史》、《港澳台书法史》、《日本书法史》、《韩国书法史》等,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步。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在世界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

    《书法报》记者:今年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校要上书法课。您通过中外对比,以为中国书法的基础教育如何?应如何开展才更好?
    王岳川: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校要上书法课,我立即主编了一套18本的小学到高中的《书法》教材,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认为,同韩国日本相比较,中国中小学生的书法发基础相对较差,其原因是长期以来书法课缺席。现在有了这门重要的课程,一定会尽快赶上。至于中小学如何开展书法课,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尽快由教育部确定几部高质量的教材而全国通用,只有优秀的教材才能事半功倍地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其二,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书法老师全面培训;其三,在中央电视台举办全国中小学生书法临摹大赛和国际书法电视大赛,推动全国学生临写书法的文化热潮。这样,中国中小学书法教育才不会走偏,才会使中国书法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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