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一种有智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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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一种有智慧的批评　　　　　　　　　　　　　　　




　　几年前读张柠的文章，常常惊异于他能够在旁人习焉不察的细节上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机智有趣的分析能力，他虽然也掌握了诸如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批评方法，但他从来不在自己的文章中用那些新潮而时髦的词汇来吓唬人，而是择用一种非常朴素的的语言将自己对艺术的本质感受力发挥到极致。他是那种对读者和作家极其负责的批评家。比如，有一段时间，张柠经常论述到“欲望”在中国作家笔下的遭遇，这本是个被作家批评家说烂了的话题，可对“欲望”而言它们还只是隔鞋搔痒，张柠却一针见血地说：“眼下小说界红极一时的作品，并不是欲望的故事，而是一些无望的叹息，因为那些故事将大量的笔墨集中在对个别欲望的描写上，即欲望被分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上：手（抚摸、抢劫、杀人）、眼（窥淫）、生殖器（通奸和强奸）、嘴（吃、骂、口淫）。当一个器官满足之后，别的器官就跟着起来造反。作者、读者和社会三者的‘力比多’拥抱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绝望的幽灵，为分解的欲望呐喊。”（《<欲望的旗帜>与诗学难题》）张柠把欲望故事叙述所碰到的这种难题，归结为诗学（甚至文化学）的难题，能否有力地解决这一难题，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位作家叙事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让欲望分解到人的各种器官上获得满足，以至于文学与日常生活同流合污，肯定不是文学的出路。”（《欲望与无望——你的故事如何结尾》）为此，张柠希望有“那些躯体真正向生命敞开，向自然敞开的人”，进入欲望的深渊而不迷路的人，为我们讲一个真正的欲望的故事（而非省略欲望这一中介只奔空境）。只有接上了这一气脉，中国的长篇小说才有望走向成熟。这显然是非常有见地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张柠在论述到格非的长篇《欲望的旗帜》中肉体参与叙事过程的愉悦效果，诗性因素对欲望的分解的阻止，以及分析中国作家笔下的欲望故事在结尾上的缺陷时，才能让人耳目一新。

　　这其实只是张柠之智慧的一个小小侧面。及至他把前些年主要的论文结集为《叙事的智慧》，作为“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之一种经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后，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读完全书，我不得不借用作家韩少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话：“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常令我惊异。”这让我想起当下批评界的困境，很大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批评家们被错综复杂的各种理论弄晕了头，表现在操作中是认死理，不管碰上的是什么问题，都往自己熟知的理论里套。结果，那些理论视野极其狭窄的批评家，那些以掌握了西方最新的理论术语为荣的批评家，往往有生搬硬套之嫌。他们在具体的艺术问题上，都习惯用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来搪塞我们，透过那些貌似“宏大”的理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艺术感觉几近于零。张柠不是这样。他的博学使他不局限于用某一种理论来阐释问题，也不以理论预设的方式来解释作品，而是首先应用他的感受力，直接进到作品的经验里，先找到那些被感动、被启示的部分，然后再调动自己固有的知识储备与之相呼应（因为博学，以及从第一感受出发，张柠的呼应一点都不牵强），因此，读张柠的批评文章，你不会像读别人的文章那样感到一种强大的理论压迫，它与被批评的作品之间是一种互文见义、互相阐释的关系。这是批评家能赢得作家信任的可靠保证——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上的胜利，而是美的胜利，生命与智慧的胜利。

　　比如他评史铁生的长篇《务虚笔记》的《史铁生的文字般若》一文，是我所读到的诸多论及《务虚笔记》的文章中最为到位的一篇，可谓堪破了史铁生的一片良苦用心。张柠经由题解就破译出史铁生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的辨证关系。他说，史铁生“极力绕开纯粹写实或写虚这两个陷阱，或者说力图化解虚实的界限，以‘虚实互变’的法门，来铺筑他的‘务虚’之途”，“史铁生所务之虚，恐怕是想从‘真实’中窥见幻梦的真相，在幻想中发现‘真实’的奥秘吧。《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梦幻泡影’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这是虚妄空境），而是说肉眼凡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其中却隐藏着‘道’、‘真如实相’，只有那些对这幻梦置之不理的人，才会堕入彻底的虚无主义（执空相、枯禅）的深渊。”这些论述让我们看出了张柠在佛学上的造诣，它使张柠在《务虚笔记》这部粗看上去很像西方的爱情抒情小说的作品中，发现了其背后作为支撑的深厚的东方美学观，并用一句话来概括史铁生的题旨：他在用欲望消解梦想的虚无，用梦想化解欲望的堕落。当张柠在说这话时，其他批评家还在一愣一愣呢。这种对作品内在秘密的深刻洞见，使张柠接下来的一切分析都有了核心和统摄力量，而不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喋喋不休，这关系到一个批评家的智慧与精神趣味。没有这一点，批评很可能就会沦为作品的附庸，批评家也很可能成为冷漠的工匠，从而失去属于自己的声音。当众人都在推崇批评家的学识、理解力、理论素养以及细部的分析能力时，我却要说，一旦这位批评家的精神趣味出了问题，那么，他的所有分析都是毫无意义的。

　　张柠是这两方面都平衡得比较好的批评家之一。他对细节的注意及其分析，为他提供了关于作品的第一性的感受，它是张柠写作展开的基础及理论支援；而某种精神尺度的清晰与高远，又使他获得了一个超越的观察点，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里指出该作品所处的位置，而不致困于作家所给出的有限的思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批评家要教导作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乃是强调伟大的批评是应该具备预言性和审判力量的。看得出，张柠正试图企及这一目标。所以，张柠所择定的批评对象都是有争议且富有挑战性的，如《务虚笔记》、《马桥词典》、《许三观卖血记》、《欲望的旗帜》等，这种写作的难度，反而给张柠的智慧提供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他指出虚实互变的法门为史铁生铺就了务虚之途；他称《马桥词典》“保护了许多词语的秘密，并使它们在故事中复活”（《词语的复活与散发》），他从《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声音的单纯中，觉察到余华“是在用一种童话的简单语调，去追寻那逝去的‘用神时代’的自然之音”（《长篇小说叙事中的声音问题》）；他说“《敌人》的功绩在于，它没有切断‘六根’，直奔‘空境’，而是写尽了‘自我意识’的种种表现：感官的开放、性、梦、凶杀、酒色”（《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并对《欲望的旗帜》中欲望诗学在叙事上的意义作了精彩的分析（《〈欲望的旗帜〉与诗学难题》），等等的一切，都在昭示着张柠作为一个批评家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与能力。他是那种善于把作品的细微之处所闪现的光芒聚合在一起，进而说出更大的事实真相的人。读他的批评，常常会给我们洞开一个惊人的精神空间。这与另外一类作为平庸的作品解说员的批评家有多么的不同。“我回顾了一下90年代——一个结束模仿开始成熟的时代——的长篇小说，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的返朴归真。史铁生在写实中务‘虚’（这个‘虚’是大得不可捉摸的‘道’）；韩少功在还词的本来面目时力求恢复语言的内在秩序；余华在回避复杂得奇怪的叙事语调，而返回到一种最质朴自然的声音；格非在一个欲望膨胀的时代，力图找到一种让欲望升华的叙事结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这些努力，可以看作是下个世纪伟大作品出现的先兆。”（《长篇小说叙事中的声音问题》）——事隔多年后再看这样的文字，依旧会为它的预言性与尖锐性而惊叹不已。

　　不仅在小说批评中，即便是在诗歌批评（它是小说批评家很少涉及的领域）中，张柠那智慧的眼光也是清澈而有力的。他称女诗人翟永明为“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中的一员”，“黑夜成了她的宗教，而肉体则成了一个不断发出诘难的虚无主义者”，由此，翟永明睁开了她那双“崭新的眼睛”，“她观察或倾听自己的躯体深处的时候，仿佛就像在看外部世界”，并说翟永明有一种“将内视外化，或将外视内化的能力”，“她的诗歌完好地保存着声音（大地的喧嚣、血液和气脉的流动）、颜色、气息等各种人类的基本经验”。他分析杨克的诗歌“从倾听、观望、追忆到漫步姿态；从变形、晕眩、记忆到言说；从声音、时间、空间到元素的意象”，“完成了一次战略性的合围”。这样的发言，使我们对诗人有了更为直接而本真的认识，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张柠那出色的对艺术的微观分析能力。它与张柠的小说批评一道，形成了他“学接今古，识贯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韩少功语）的独特的批评话语。

　　这让人想起张柠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他把自己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所写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篇论文收录在《叙事的智慧》的“第二辑”，名之为“俄国古典大师的启示”，它是张柠自己特别珍惜的部分。我也更愿意相信，是俄国的那些大师们对市民社会与市民心态的深刻洞察，对灵魂的自我拷问，对内心磨难的经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深厚教养，以及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感，为张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和艺术资源。正是有了这束超越的眼光，使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致命缺陷——“作家们可能经不住那些关于‘意义’呀，‘超越’呀，‘大作’呀，诺贝尔呀的议论，急于想弄出大作来，于是直奔终极问题，气脉一时接不上。”（《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这样的认识在当代的批评家中是不多见的。当代批评的困顿，在我看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批评家一方面割断了与传统的精神联系，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成的学术成果过于热情，而忽略了西方文化固有的传统及其障碍，轻易地就做了某种知识体系和一些新名词的俘虏，无所适从。这样的危机还在继续，并有扩大的危险。由于张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的心领神会，并接受了来自他们那磅礴的精神力量与艺术气势的训练，使他有力地回避了这一困境，达到了一般人所没有的视野与深度。他的写作是可以期待的。

　　而张柠对俄国大师的研究，我还需要花更多的心智来认真地阅读；或者说，对于张柠的批评文章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还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认识到。
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u/59380f50010005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