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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名家言罪录》前言
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专制主义恶性发展，政治民主全面消亡，基本人权受尽践踏，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扼杀殆尽。为了充分认识这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和严重危害，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研究当年的基本史实。不论是经历过、或是没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如果真切关心国家的命运和走向，都有必要读读当年的原始史料，从而弄清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以便吸取教训、开拓未来。
这场运动是从响应中共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开始的。各界人士、特别是各界知识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各抒己见、踊跃建言，结果纷纷因言获罪，划为“右派”，受尽迫害。遭难的有各界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是一代名家、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如今重新回顾一下这些民族精英当年的言行，仔细品味一下他们的拳拳之心和深刻见解，仔细思索一下他们因言获罪的经过和遭遇，就会更加明白究竟真理是在哪一边，究竟谁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民主进步力量、谁是阻挠历史前进的专横守旧势力，究竟谁是站在历史前沿的真正的左派、谁是固守专制独裁传统的真正的右派。
编写“名家言罪录”的本意就在于此。本博客在过去的一年，曾经陆续刊发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在新的一年里，笔者还将就自己的阅读所及、搜编这方面的材料，旨在同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反思这段不平常的历史，反思这段严重影响着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走向的历史。限于时间和精力，个人只能点点滴滴、随手而为，倒是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项大有意义的事情中来；也希望有关网络管理者高抬贵手，不要以莫须有的指责，删除这类反思文章、扼杀这样的反思活动。
一、艺术家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是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剧作家。他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1936年就读于中法大学，1937年起活跃在进步戏剧界，先后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为宣传抗日而奔波。1937年创作的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多部剧作。抗战胜利后，他曾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任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当导演。当时他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回到北京，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凤求凰》等戏曲。1978年平反后，吴祖光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再次拿起笔，创作了话剧《闯江湖》、歌剧《蔡文姬》、京剧《红娘子》和电视剧《青铜剑》等作品。
吴祖光解放后曾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又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正当他事业的高峰时期，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响应党的号召，他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言，又在《戏剧报》上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的文章，对当时戏剧界的种种问题发表了意见。几天后反右开始，他就被人抛了出来，他的一番诤言被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接着把他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改造”。他的妻子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艺术家，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当吴祖光遭难后，领导要她同吴祖光“划清界限”，遭到断然拒绝，第二天她竟也被宣布为“右派”。夫妇俩一生受尽磨难，先后于1998年、2003年辞世。吴祖光前生著述颇丰，留下大量戏剧、散文、政论、书法等作品，汇编成《吴祖光选集》六卷。
下面是导致他获罪的两篇言论。
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 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夫妻。
——转引自《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98年版
在《戏剧报》第十一期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摘要）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这一方面表现了什度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才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埋没的人才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都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转引自朱正著《反右派斗争始末》， 明报出版社
二、水利专家黄万里
（一）
黄万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 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 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二）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 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 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呢? 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三）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黄万里1957年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梗概
小说以一首题为“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的词开头：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艳，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甄无忌兴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点评起自己身边的当红学者来：“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参阅《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所刊党治国、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读书》2002年第8期曾昭奋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关黄万里、黄顺兴的水利系列深度报道。
三、政论家储安平
储安平是个颇不寻常的人物。所谓不寻常，不仅因为他学识广博、目光犀利，不仅因为解放前他主办了抨击时弊、影响巨大的《观察》周刊，不仅因为他在“文革”开始那年神秘失踪、不知所终；他的不寻常更在于五十年前他发出了代表民主知识界心声的最强音，以一篇简短的发言揭示了这个体制的要害，而且仅凭这千把字的诤言一举中标，成了名闻全国、永不“改正”的“右派”。如今的知识界许多人曾闻其名，但不见得清楚其事，更有些中青年人还不知他为何许人。因此，在这里说说其人、其言、其事，恐怕还不算多此一举。
（一）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败落的大户人家，幼年丧母，靠祖母抚养长大，十四岁丧父，靠伯父资助读完了高中。他中学时期就开始写小说，在《申报》连载，靠所得稿酬只身来到上海，考入光华大学新闻系。他的小说后来结集出版，名为《说慌集》。不过大学期间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治，曾为新月书店编撰了《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一书，收入陈独秀、胡愈之、汪精卫、梁漱溟等名家的政论文章。大学毕业后在《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并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同曹禹、夏衍等左倾人士颇多交往。
1935年柏林举办奥运会，他争取前去采访。奥运会一结束，他就前往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他的伯父托人在江苏省教育厅为他申请得到部分官费资助，另外他还给《中央日报》写稿以维持生活。在大学他师从费边社成员拉斯基，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第二年他即回国。先在《中央日报》任主笔并兼国际版编辑，又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不过，一年之后政治学校续签合同时要求以参加国民党为条件，他拒绝了。鉴于官场的腐败，他决定离开重庆，应聘在湖南安化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写成并出版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以及《英国与印度》等书。以后几年，他还曾先后当过桂林《力报》主笔、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他和梁漱溟合作，在重庆办过《客观》周刊，宣扬第三条道路，要求国共两党坐下来共建民主政治。与此同时，他还在中英文化协会兼任过秘书之职。
1946年春，储安平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这年初，他一面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一面着手筹备新的刊物《观察》，积极向各种倾向、主要是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9月1日，这份周刊正式开张，他自任社长和主编。
在发刊词中，他宣告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和方针，认为：“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盈、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他表示：“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还提出了八个字，作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这便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周刊出版后，积极组织各界有识之士、重量级人物写稿，议论国是，针砭时弊，言论激烈，很快就为全国舆论所瞩目，也使国民党政府大为恼火。比如，1947年5月国民党无理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时，刊物就仗义执言，指斥国民党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恶劣行径，而且对袖手旁观、态度暧昧的《大公报》提出批评。又如，国民党政府曾发布“黄金紧急措施方案”，想将日前高价抛出的黄金平价买进，遭到进步人士马寅初的痛斥，他公开号召人民不要上当，不要把黄金美钞卖出来，“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会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就不要拿出来。”。《观察》对这番言论照登不误。不仅如此，刊物还经常刊登最新的前线通讯、军事分析，诸如“昌潍失守鲁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等，直刺国民党的军事软肋，同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大唱反调。总之，刊物的内容极受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量节节上升，到终刊时每期印数达十万零五百份，列同类刊物之首。
这份刊物是储安平民主自由思想的重要实践，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议论国是的重要平台。而这是国民党政府所不容的，有关部门对刊物多次发出警告，1948年11月，终于以“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勒令其“永久停刊”。随后，刊物的主要负责人被关进监狱，储安平本人正好在北方出差，逃过一劫，后来就在北京迎接了解放。
（二）
1949年，储安平作为新闻界14名头面人物之一，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受到了中共和各方面的尊重。解放前储安平一直超脱于党派之外，寻求的是自由民主派的第三条道路；解放以后，大概受到当时蓬勃的新气象的感召，应友人之邀，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显然是想在中共领导下作一番事业的。
当年底，经周恩来首肯，《观察》周刊在北京复刊。储安平看来是怀着兴奋和对新政权的敬仰之情投入复刊后的编务工作的。这时的刊物，当然不再有老《观察》那样的锋芒，而是在努力顺应潮流、处处注意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复刊十三期之后，根据上头的安排，《观察》再次告别读者、宣告终刊；经过一番改组，不久以后改出《新观察》半月刊。储安平显然有着某些难言之苦，起初还参与了《新观察》的筹建，后来干脆离开了。《新观察》是由新华书店主办的，储安平随后被安排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再后来又调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这些行政岗位并不能让他的抱负施展，只是1954年，他曾以全国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的身份，去新疆采访，给该刊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来了一篇篇通讯，算是发挥了专长，取得了颇为自得的成果。以后结集出版，书名为《新疆旅行记》。
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央重新考虑《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归属问题，拟将它们归还民主党派，并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总编辑。这年夏天，中宣部反复盘算着《光明日报》的总编人选，后来由胡乔木亲自出面，“诚邀”储安平担任；经本人认可以后又通过民主党派的程序，由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出面聘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的时候，毛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常站起来作了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这是毛公开表示的一种姿态，想在报界给民主党派一席之地。其实这时中宣部的安排已经就绪，20天后（4月1日）储安平便走马上任。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谈话已广泛传达，党中央大力鼓励“鸣”“放”，知识界备受鼓舞。储安平也精神焕发，感到大有可为，上任以后就提出改版方案，决心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自己的报纸，积极反映民情民意，加强舆论监督。此后报纸就大量报道民主党派的活动，大量刊登知识界的批评建议，还派人到各大城市组织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然后加以报道。
这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发动大家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储安平起初并未参加，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没有外出。”可就是这天写的发言稿，竟然惹下了滔天大祸，从此使他的人生逆转，在新闻界和文化界闪耀过光华异彩的一代巨星从此陨落，一个敢想敢说胆识过人的政论家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以至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在6月1日那次被三邀四请、因盛情难却而作的发言，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他的开场白很特别：“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竟敢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为“老和尚”，怕是吃了豹子胆了。但是，在座并非没有人知道此话的由来，就在一个月前的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幽了一默”：“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可是储安平不免太过书生气，这种幽默语言毛泽东说得，你也说得的么？
储安平发言的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第二天刊载的原文是这样的：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土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平心而论，这番言论是应党的要求、在合法的场合、用坦诚的态度表达的，看得出来是从爱护党、希望党改善领导的角度出发的，提出的问题也是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无可厚非的。这番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知识界的民意，只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而储安平却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了。难怪在座的马寅初先生拍着椅子扶手，连声说道：Very good! Very good! 第二天，中央各大报都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发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而这一切正是“引蛇出洞”战略的设计者所刻意安排的。在他们看来，打天下坐天下、党管一切、党治天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谁要对此说三道四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便是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现在储安平竟然“跳”了出来，正好彻底收拾之。这不，几天之后，万炮齐发，“党天下”之说及其提出者，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后，经过民盟、九三、《光明日报》社各单位、各层次、大会小会的批斗之后，11月12日储安平被正式撤消总编辑职务，他前后在《光明日报》岗位上只有六十八天。同时被免职的还有该报社长章伯钧。
（三）
戴上“右派”帽子后的遭遇当然是十分悲苦的。他那结婚不久的第二任妻子，同他离了婚，可是还住在他的院子里，而且很快勾搭上了一位国民党败将、却又受到宽大处理的战犯，经常在储安平眼皮底下进进出出，使他受到极大的侮辱和伤害。随后，他被安排去政协的劳动基地，在长城脚下放羊，终日以草为伴、与羊为伍；直至几年后被召回城里、干点校勘古藉这样的差使，此时他还在自家小院里继续养羊。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储安平不断遭到红卫兵的抄家、批斗，不断被殴打、侮辱、折磨。为结束痛苦、维护尊严，他曾经自沉于京密运河，但被人救起。这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当红卫兵又一次上门寻衅滋事的时候，他翻墙逃走了。第二天清早，曾经同他一起放羊的患难之交李汝苍（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也是被划的“右派”）开门时突然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汝苍，我走了。储”。李汝苍大惊，连忙告诉友人章伯，自己又到处寻找，并在附近那个经常有自沉者尸体浮起的石刹海边守候了七天，竟然杳无影踪。后来，上头弄了个专案小组，为查清储安平的下落，工作了两年，也一无所获。整人成癖的康生为此还嘟囔过：“一个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他，还不到58岁的他，就这样走了。曾经在中国报坛意气风发活跃驰骋过的卓越报人，曾经不畏艰险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力呐喊过的政论家，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参阅：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四、政治学家王造时
王造时是个政治学博士、教授，但在解放前他还是个政治活动家，他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之一。建国以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帮助整风时建议扩大民主、依法治国，结果被划为右派，受尽迫害；“文革”风暴中更被非法拘捕达五年之久，最后冤死狱中。子女全遭牵累，弄得家破人亡。他生前留有《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现代欧洲外交史》、《历史哲学》、《荒谬集》等多种著译。
（一）
王造时，又名王雄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安福县，父亲为木排工人，以后经营竹木生意，家道中兴。王造时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1925年毕业，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又去英国师从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1930年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同时聘为教授，并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这时他才27岁。
王造时继承了中国进步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走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级长的他，立即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被选入清华学生代表团（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积极带动同学参加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自从留美归国后，他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创办刊物，议论国是，宣传抗战。1932年秋他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的首篇便是尖锐泼辣的时评“国民党怎么办”，文章义正词严地责问国民党，在日军压境的危急形势下你们究竟何以应对。这家刊物只出了三期便被政府查禁，而在被禁仅一个半月后，他又出版另一刊物《自由言论》。这份发刊于1933年初的刊物，严词驳斥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抗日，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安内的办法”。这年底《自由言论》被勒令停刊，王造时本人也被列入“共党嫌疑”黑名单，当局还密令高校不得聘他任教。为生活所迫，他曾一度开办律师事务所，改作律师。
1932年底，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王造时担任上海分部执行委员。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时，他也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中。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王造时更加积极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担任了“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被推为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是该会的领袖人物之一。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史良突然在上海被捕，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后先后关押于上海和苏州的看守所里八个月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才被释放。这七名救国会领袖便被世人尊称为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王造时出狱后，继续担任救国会的领导工作（直至1949年底自动解散），并创办《前方日报》、自由出版社，在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作为爱国知名人士，他还曾同沈钧儒等人担任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二）
解放以后，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他还在几家民办学校担任董事长等职务，但是真正发挥所长的工作，还是1951年起应校长陈望道之邀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先是政治系、后转历史系。相比起来，当年的“七君子”除了已故的邹韬奋、李公朴外，都在北京担任部级高官，而王造时没有出任什么行政职务，实际上他也推辞了政府或民主党派的一些行政安排，决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总的说来，他在解放前是爱国反蒋的民主人士，解放后仍然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共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特别邀请王造时作为委员前去参加。在北京，他直接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听取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他关心国事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激发和鼓舞。后来，他又受到周恩来的单独约见，谈话间就1941年救国会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一事作了沟通，增进了相互信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重新活跃起来，全心全意地响应中共的号召，投入到帮助中共整风的运动之中。
他在这次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他又说：“拿一个或许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少。”
1957年3月，王造时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以及《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又多次发了言。他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宣传教育问题，他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指出：“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建立监督制度问题，他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他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入而破坏的。”
从王造时的上述发言，可以看到他确实是怀着爱护中共、爱护社会主义的心意，拳拳进言，诚意可鉴。而所述的观点更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如果当时为政者能够听进去几分，中国的历史也就不会走如此之大的弯路，中国人民也就不会遭受如此之深的苦难！这些观点，直至三、四十年以后才逐步被执政者所认可，如今已写进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文献。王造时不愧为我国民主和法治思想的先驱者，可是他却为提出这番建言、提倡这些真理，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六月初，反右枪响几天之后，他便被作为“右派”遭到劈头盖脸的批判，上述良言忠谏，全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还诬指他“自比魏征、向党进攻”，诬指他要“点火基层、搞乱天下”。上海政协政法组、上海法学会，连续六天轮番批斗，还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刊登批判文章；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把1941年他为救国会起草的致斯大林的信说成严重的反苏罪行，把周恩来同他谈话时提及的救国会的事，说成他妄图恢复救国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这种疯狂又蛮横的口诛笔伐之中，王造时被推进了百口难辩、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
所谓“严重的反苏罪行”，是指1941年他受救国会委托起草、由在重庆的救国会九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史良、王造时）共同签名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这封代表救国会共同意见的信件，竟被说成是王造时一人所为，甚至有人说是他强要别人签名的。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封信件呢？
事情起源于1941年4月13日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条约共四条，主旨是“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倘若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为时另一方“应始终遵守中立”。这份条约还附有一份宣言，其中写道：“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正是日本侵占了我国半壁江山、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特别艰困的时期，在这一紧要关头，苏联竟公开表示要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与侵略者“保证维持”“和平与友好邦交”，而且竟然发誓要尊重日军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怎么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全国各界救国会”，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严重关切，经过集体讨论后决定发表公开信，指出这一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对此表示很大的遗憾。现在看来，苏联此举实在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它为了一己的利益，不惜将祸水南引，让战争的火焰燃遍整个中国；而且违背国际正义，承认并维护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的合法性。王造时和救国会领导人起草并发表这样的公开信，完全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行为。可是在1957年，这却成了一条严重的“罪状”，是非颠倒已经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四）
被划“右派”以后，王造时被降职降薪，剥夺了讲课的权利，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他的家庭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他的发妻此前已经病逝。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均有精神疾患，由于严酷的政治压力，病情不断加重，先后住进医院，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家庭经济极为窘迫。他的幼女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上学，亲眼目赌父亲遭受残暴的批斗，由于同情父亲的冤屈遭遇，竟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毕业后下放复旦的玻璃工厂劳动。这种局面勉强熬到1960年，王造时总算获得“摘帽”，可是全家还没有缓过气来，一场更大更加凶猛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大难临头了。
1966年“文革”开始，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抄家，每次都是翻箱倒柜搜索“罪证”、拳打脚踢逼迫“交代”，弄得王造时一家无法安宁。到了十一月下旬，一伙来自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竟然进驻王家，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轮番拷打批斗，连续折腾了42天，然后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这正是三十年前他因抗日救国而被国民党关押的地方。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既没有批捕手续，也没有开庭审讯，也不许家属探监（即使要家属送衣送物，也由看守转交，不许直接见面）。自他入狱以后，工资停发，他的后妻凭着微薄的工资收入，实在难以支撑全家的生活，更无法支付日积月累的儿女医疗费用。他的长女和两个儿子在几个月内先后病故；他的幼女被红卫兵剃阴阳头游街，受尽屈辱，长期郁抑，后来得了癌症离去。王造时自己，禁不住长期牢狱中的饥饿、虐待和折磨，终于一病不起，于1971年8月冤死狱中，时年仅68岁。
六年之后，“文革”落幕，暴政告终，王造时的冤案随后总算得到了“改正”，上海各界还为他开了追悼会。可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爱国志士，一个才华出众的知识精英，却已含恨归天、无法再世；一个本是完整平静的家庭，此时早已破碎消失、无法重现。一番折腾，人世间消失了一群鲜活的生命，山野间平添了几个孤寂的土坟，何其悲沧，何其荒唐！而这，还只是中华大地上的一角而已。
附：王造时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首先，王造时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地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民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参考资料：《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叶永烈：《五七年的血泪》（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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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5 15: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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