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站在权力的对面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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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站在权力的对面发声

0 2013年，我忙碌得有些疲惫，还有纠结。因为在这一年，网络大V成为了一个很让人讨厌的符号，而在许多人看来，我正是一名网络大V。这是让人非常难堪的，许多朋友逐渐远离了微博。是坚持在网络上发声，还是选择淡出网络，回归书斋？我很纠结。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坚持。 　　2013年，就我个人而言，很忙碌，有些疲惫，有些无奈，还有些纠结。 　　我的研究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我的职责是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年，我重点研究的是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我认为，当前国内各地的城镇化思路与实践是一种权力驱动型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片面理解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忽视了土地问题和土地制度改革，也未对户籍、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甚至通过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方式获得城镇化的建设资金，这些催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 　　也就是说，在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权力驱动型城镇化常与被动城镇化相联系，而被动的城镇化往往会催生复杂尖锐的社会冲突。我们应该选择权利主导型的城镇化，权利主导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它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包括农民在内的每个公民以应有权利，通过公正的司法体系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侵犯。我们不应过分迷信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要尽量减少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因此，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注重相关制度革新以确保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避免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城镇化不应沦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只有权利主导型的城镇化才能支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城镇化以人为本，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和主体性，应该在尊重各方产权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应该是维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各方主体的利益和权利，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司法裁决。我们应该选择权利主导型城镇化，放弃权力驱动型城镇化。只有权利主导型的城镇化才能支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 　　我在许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这些观点，也写成了相关论文发表。我还组织网友对湖南、山东和安徽的三百多个村进行了调查。只是网友的调查报告，由于某些单位的强势干预而未能按计划出版。 　　我的教学 　　我曾是一位高校教师，习惯在讲台直接面对面将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思传播给受众。近些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我已很少给大学生和研究生讲课，但给各级党政干部讲座则是非常多的。我的课堂遍布了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地党委和政府主办的论坛、北大和清华举办的党政干部培训班。我主要讲授社会稳定和社会建设。 　　2013年，我重点讲司法改革。年初，我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杂志李蒙采访时说，未来的十年里，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年在一百多次课堂教学中，我反复说： 　　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逐步脱离市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上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省级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人、财、权上独立于县级党政。法院和检察院实现垂直领导，县级两院不再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改向上级两院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样的改革也许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渐进的过程。开始阶段，县级两院可以改由市两院领导，市与省、中央两院关系不变；条件成熟时，整个两院系统全部实行垂直领导。同时，经费上脱离县级政府，先由市级财政保障，条件成熟时，直接由中央财政供给；人事上，两院领导由上级任命，不再由地方人大选举。 　　我期待，未来的法官任命能实行终身资格制，并严格流动，法官享有高薪，但又受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的约束。法院内部不必再设立审判委员会，全面转向法官负责制。县级政府违反各级法律、法规的抽象行政行为，也被列入法院审理范围。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只受法律的限制，不受各种红头文件或内部精神的制约。就像马克思说的，“法官的唯一上司是法律”。 　　政法委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为排除地方政法委系统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必须改革目前的政法委系统。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保留作为执政党的研究智囊机构，地市和县的政法委取消。 　　信访是百姓心中的痛。我期待，对信访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盼望有那么一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 　　废除劳教制度后，应发展矫正性社会工作组织，以服务性组织或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代替强制劳教。 　　事实上，这些年，我在课堂上一直是这么讲的。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许多改革措施与此有较多的一致性，还有许多学员和网友给我送了大量的名酒祝贺。只是，我从不喝酒，能退的全退了。实在退不掉的，我在东书房工作室办了流水席，请来自全国的公益志愿者、上访者、艺术家喝掉了。 　　我的纠结 　　2013年，我忙碌得有些疲惫，还有纠结。因为在这一年，网络大V成为了一个很让人讨厌的符号，而在许多人看来，我正是一名网络大V。这是让人非常难堪的，许多朋友逐渐远离了微博。是坚持在网络上发声，还是选择淡出网络，回归书斋？我很纠结。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坚持。 　　的确，由于教学占用时间太多，这一年，我并没有为微博的读者们贡献太多的博文。但我用十天时间写的《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十个建议》，在网络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主要几个建议包括： 　　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中共十八大承认，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并没有真正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果不改变各级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而进行掠夺性发展的制度根源，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不要让贪腐肆虐中华。今日中国的权力寻租，均因权力之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为贪腐创造条件，又为贪腐官员提供了保护。执政党举起了反贪腐大旗，习主席称，“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如果不保障民众知情监督权，建立公开制度，难有长效。 　　不要让青年成屌丝。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了问题，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十分严重，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如何让穷孩子们能完成学业，如何为年轻一代创业提供机会，如何使公务员制度更加公平，是中国梦真正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底层青年的诉求，国家就会动荡。 　　不要让农民成为流民。中国现有1.2亿第二代农民工；有4000多万失地农民，他们有的因征地暴富，更多的是失去了生存保障。执政者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担忧会有更多的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家园。我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要当成追求GDP的手段。 　　不要把侵犯公民权利的制度当行政工具。过去的劳动教养制度，使大量公民不经司法审判、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应立即废除；目前的信访制度，使大量的信访公民被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医院，应彻底改革（劳教制度和劳教已于2014年1月1日在全国消失—编者注）。 　　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今天执政者的历史责任，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们应有强烈的使命，而不是得过且过之辈；他们应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的代表；他们应是国民的道德表率，而不是腐败堕落的典型；他们应青史留名，而不是民间的笑话。 　　还有几点建议，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这些建议是提了，领导人看没看到，我就不知道了。但也没有人因此找我的麻烦。这也是值得祝贺的。 　　对2013年，我还有些事情想说的，比如“我的艺术”，我创作了三十多幅黑白山水油画，还创办了帮助有人文关怀、有艺术追求而没有被市场发现的“发现基金”；比如“我的公益”，为推进“随手公益”的发展，我在年底辞掉了随手公益基金执行主任，从此，我就是一位普通的志愿者了；比如“我的书”，《岳村政治》获再版，经过若干曲折，《父亲的江湖》最终出版发行。比如“我的朋友”，这一年，有些朋友高升了，有些朋友出事了，更多的朋友没有多大变化。等等。这些事，对我来说，也许比较重要，但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还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有些事，当时认为很重要，过些年再看，根本不算什么事。好在母亲和家人身体健康，我本人还能如常生活，这真的非常重要。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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