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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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作者：陈徒手      时间：2013-10-16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一 　　1958年初，凌厉的高校“双反”运动开展不久，中共高层竭力推动的教育革命运动相伴而生，迅猛发展。休养、赋闲多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此时已获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职，以果敢、负责的姿态走上前台，很快成为此次文教口运动的积极推手和重要谋划者。 　　他花费不少时间到全国一些地方宣传毛泽东重新表述的教育方针，再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相分离，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分水岭。”回到北京后，他感到各地研究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要比北京走前一步。1958年6月5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狠狠批评了北京市：“北京比其他地区落后了，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很大。北京是个文化城，这种阻力存在于资产阶级教师，也存在于党员身上。”（见会议纪要原稿） 　　对于各地一时兴办的各种新型学校，康生赞不绝口，不遗余力地支持、推荐。1958年6月10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一开口就提到河南孟津翟原合作社办了一所红专综合学校，计有十七个系。合作社也能办起大学？针对与会者的疑惑，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们过去脑子中所不敢想的。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要研究一下。很难说这不是正规大学，也许这正是共产主义大学的萌芽。”他又提到一例：河北徐水县水利修得很好，他们为了掌握水利等技术，就顺便办了一所大学。他总结道：“我们要十分珍惜群众的天才创造，否则就是落在群众后头。” 　　北京高校方面在催促之下奋力追赶，各校战况连续上报。1958年8月，市高校党委整理一份《高等学校半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一份手稿，文中的诸项数字不断被红笔改动，越添越大： 　　目前已建工厂544个（其中钢铁厂13个，机械厂49个，电机厂102个，其他380个），有3万多人参加校办工厂劳动，有7.3万多人参加劳动。有1.2万多人参加学术批判活动，批判对象有马寅初、冯友兰等248人，写出1646篇批判文章。各高校还发动4.4万多人新编教学计划454种，编出教学大纲1029种，写出讲义559种，教科书114种。群众性科研已完成18460项，有1279项达到国际水平，2635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最让康生欣然的是，北京高校一旦破除迷信，其大胆和想象的程度不逊于外地。譬如北师大历史系，仅凭简单的文科力量，经过摸索，先后办了造布、盐酸、干铝、景泰蓝、水泥五个厂，在工厂中还办了1所大学、2所高中、9个初中小学。外面景泰蓝学徒工学会基本操作需4个月，而历史系景泰蓝厂师生实际学了9天就正式投入生产。（见1958年8月12日《高校党委讨论生产方针会议》） 　　1958年8月2日，康生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情不自禁地说道：“去年谁也没有想到亩产稻子15000斤，我没想到，你们哪位先知先觉的同志想到呢？如果去年有人这样想，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我们真是一天等于20年。”他绘声绘影地讲述了在北师大了解到的情况，所铭记的细节让他难以忘怀：“北师大文学系办炼钢厂，这简直是不敢设想的事，天热，冒着雨到处去劳动，积累资金，拉着大板车到处去找耐火砖，拆除山墙上的耐火砖，再给他们垒起新墙。这种行动感动工人、厂党委同志，帮助他们进行这一工作。”（见会议记录原稿） 　　在那段时间内涉及教育革命，在中央一级领导人中，康生的讲话应该说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掌握的材料最翔实，在摆弄理想国的文字游戏中最为投入，同时也就很容易为材料的虚实所糊弄、为细节的真假所捉弄。 　　二 　　从1958年7月上旬开始，康生到北京市各高校巡视，作为中央一个方面的负责大员，跑的学校之多之细堪称史无前例。 　　从当年的简报中摘录几段，可以拼凑出他的工作路线图和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也可看出他的陶醉和倾心： 　　7月12日在北京医学院。在药学系参观学生自办的化工厂、制药厂，看到席棚建厂房，实验室当车间。他说这个方向正确，学校办工厂，要下决心，把自己放在最穷的基础上，愈穷愈有劲，愈富愈容易“思想腐化”反而慢了。 　　7月14日在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汇报今年计划办42个工厂、13个车间，其中已建、扩建12个工厂和5个车间……康生说方向走对了，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工厂、学校，师大有200多个班，今年至少办100多个各种类型学校，每个党委委员都要带头，试办一个大学，这样桃李满北京，人家自然而然就欢迎你们师大了。学生没有毕业就开始办学校，当教师和校长，这也就是“多面手”。 　　7月14日在航空学院。看到正紧张试制“北航一号”飞机，看到标语“苦干三个月，10月1日飞上天见毛主席”时，他很高兴问：“十一上天，有把握吗？还有什么困难？谁来驾驶飞机？学生能不能学驾驶？”他说上天不是简单的事情，检查教学工作和科研的成绩就看能不能上天。 　　7月15日在铁道学院。对该校很满意。运输系学生做搬岔员，电讯系学生做电讯维修工作，这样既可以参加体力劳动，又可以接触实际，在这个基础上，教学将发生重大变革。他建议每个系建立一个工厂，每个班也要建立一个工厂。 　　7月21日参观人大。看到学生正在挖人大湖，场面很热烈。他说：这可以叫做“人民大学的十三陵”。提议拍电影，让报纸杂志登一版，这场面就是文化革命。他指出，如果这个湖作为游泳池又与生产不大结合，值不得。劳动应该用在与生产的结合上。学生当场同意把湖变成养鱼池。他对哲学系的肥料厂、工业经济系的炼钢厂、贸易系的商店表示满意。（见1958年7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 　　在紧张走访的同时，康生又一头扎进7月初筹办的北京高校红专跃进展览会。这个展览只经过5昼夜的布展就匆促开幕，开幕那天晚上，林彪、康生、陈伯达、杨秀峰等人来到会场，其他领导人匆匆看后就离去，唯独康生看得非常仔细，陪同人称为“边看边问边研究”。据市高校党委7月4日简报记载，康生那天晚上费时3个多小时，只看了清华等3个学校的展品，直到晚上11点才离开，他意犹未尽地说：“还要再来参观两三次。”当晚他对大学办工厂最为推崇，甚至有了突然而至的念头：“应结合专业办中小型工厂，中小型投资少，收回快。教授有钱，应拿出来投资办工厂，哪怕公私合营也好。” 　　果然，康生又先后来了两次，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一一地数落着，生怕遗漏什么：“清华在筹建重型机械、电器电机等工厂，钢铁学院准备建立一个年产1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石油学院建立的工厂已经在七一出油，就是北大也建立了二十几个工厂，昨晚才知道，人大也有工厂，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个门路，不论大学、中专甚至中学都要办工厂。”有人插话说：“南京有一个初中已经建立3座小高炉。”康生一听大喜，说：“赶快写个报告来，我们坐在北京落后了。”（见1958年7月11日市高校党委《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意见》） 　　三 　　康生对此期间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一概持支持的态度，他自己爱用“冒叫一声”之语来形容喜欢的程度。譬如北师大让教师、学生各编一个教学大纲，然后摊出来展开辩论，康生对这种美名曰“唱对台戏”的做法颇为赞赏，认为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创举，哪怕编的大纲有些缺点，甚至失败，但是这个方向仍然是对的。他指定北大也要采取这种办法，边破边立，在下学期开学前编出教学大纲。 　　吉林省新出了一个行政措施，就是让长春地质学院同时兼任长春地质局的工作。这也让康生高兴一阵，因为觉得高校替代地方行政机构，可以不花政府经费，也解决干部编制问题，也让师生接近群众。7月15日康生到北京工业学院，以此为例畅谈一番：“学工的学生还可以变成特种兵，又是工人、炮兵，学校利用空地办农场，还可经营商业，这样工、农、学、兵、商都全了。”北京航空学院将体育馆改为飞机装配车间，康生得知后马上赶到学校查看，现场一片躁动杂乱，没有什么头绪。康生看后认为很好，并由此发出新指示：各学校挤一下，可腾出一些房子搞生产。 　　在航空学院转了一圈，康生觉得建的花坛太多，操场过于讲究，占地也大，心中颇为不满。他说：“一般大学可以种菜、养猪，很重要，少种点花，多种点菜，多种点粮食，肥料不成问题。养猪饲料成问题，但人多，总有些剩菜剩饭，光涮锅水就不少。”他细算一下，航空学院7000多人，一天尿多少尿，大便多少斤？由此康生坚决反对在农业学院设立“城市绿化系”，他说，还是少搞些绿化，多搞些生产，多搞些革命之花，总路线之花，马克思主义之花。他指责现在学校绿化是大观园式的，以怡红院为标准，占地太多。当他在邮电学院得知该校今年已取消修建办公楼的计划，认为是革命化的举动，连连称赞。他提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两个院长和一个科长、两个秘书，五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办公，值得表扬提倡。他问在场的学校负责人：“学校钱太多，太阔气，对青年学生有害处。青年人一生四分之一时间（17年）在学校，长期不接近工农群众，又过着阔气生活，怎么不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1958年7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 　　康生看到北医的儿科大夫脱了白衣服而换上花衣服，惊喜地表态说，这可以消除患病儿童的恐惧，小儿科大夫就应当如此。大夫穿白衣服也是迷信，让病人感到好像进入杀场或厨房似的。（见1958年7月8日《北京市高校、中专红专跃进展览动态简报》第6期）儿科大夫穿花衣服上班，此类新鲜事足以让康生着迷一阵，连夸数次。 　　四 　　康生对人名和数字似乎有一种本能的超强记忆，可说是过目不忘。正逢反右烽火初燃之时，康生已经显示他全面掌控“敌情”资料的能力。 　　1957年8月22日在北京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他一口气点了很多高校右派师生的名字，讲得之细令人吃惊。 　　他甚至说到北师大一个弱小、不为外人所知的学生团体“底层之声”。他把清华政治课教研室43人的左中右情况讲个通透，历数大多数人的底细和现状，有声有色地发挥着。看了当年未经审定的记录原稿，不得不叹服他的高度的战斗性和过人的默记能力。康生对收集来的材料有嗅觉，而他自己也愿意“摸底”。1958年初春时，他就说：“我最近在北京的12个大学和15个中等技术学校里摸了摸底，大学机床共有937架，中技有600架，合计有1400~1500架机床。”以此证明生产潜力很大，学校进行生产完全有可能。凭着对数字的熟悉，康生时常“纠正”和督促高校工作。一次北京航空学院汇报1958年准备生产产值104万元，康生听后说了一句：“我冒叫一声，太少了，人家技工学校还生产210万元。”结果航空学院负责人只好改口为200万元。 　　康生对高校房屋造价一度较为热衷，到哪都要先审视一下校舍的经济合理程度，一再申明勤俭节约的要义。他个人一直很喜欢清华大学1956年盖的23元一平方米的教室，认为既低廉又实用。1958年6月新华社报道说，邮电学院每平方米造价89元，是北京新建学校中造价比较低的学校。他一看就极为不快，批评说：“这与清华大学23元的房子相比要高多了。” 　　差不多同时，康生又从《北京日报》读到一条消息，说北京有24个大学今年提出基建21万平方米。这招惹他更大的不满，在6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华北小组会上大发其火：“据我看，21万平方米有大多数是不必要新建的，如图书馆等，北京学校的图书馆不是少了，而是多。学校一摆场面，实际上对学生思想是有毒害的。学生进了那样阔气的学校，怎么能有勤俭建国的思想呢？”（见《康生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华北小组谈新建校问题》） 　　在审查化工部报送的北京化工学院的建院计划时，康生当即提出，我主张在北京新办大学，就办个新式的学校，打破过去办学摆排场那一套，在北京找所旧房子把学校快办起来，我看是可能的。他提议，新建房子除了必要者外，一般的要将造价降到30元左右一平方米，超过不行。他带点嘲讽地语气说：“如果我们有马列主义，在露天办学，也还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是进皇宫也是没有。这一点北京有些学校还没有提高觉悟。” 　　从教室的造价又波及学校的经费、学生人头费，康生在许多场合一再过问。7月初参观北京高校红专跃进展览，他屡屡问各校讲解员学校每年多少经费？很多讲解员答不出。他到钢铁学院，了解到钢院一个学生一年要花国家1500元的时候，连声说道：“太高，太高。”他说，花钱多，不仅是经济上损失，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损失。他指示在场的北京市高校领导：明年一定要降低到700元，1962年要降到500元。康生已了解到北大、清华每年培养一个学生的费用尚需1000元，但他认为东北工学院已减到600元至700元，两校还是有缩减的空间。他坦承：“我的想法是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只用300元左右，大概是5个农民的生活费。”名校一年人头费降到300元，实际上已是难于操作，但康生计算时是与5个农民的生活费挂钩的，却是别具一格。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始终认为“钱越多”，学校越容易落后。 　　五 　　1958年6月上旬中宣部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一边倒”的全面批判，叫打声一片。6月5日康生应邀到会讲话，以较多的篇幅对学者教授猛烈的“扫射”“开火”，适应了会议的主题需要，引发会议的一个小高潮。 　　细细品察他的发言记录，可以说是全篇火药味充足，信口开河，口无遮拦，把人与事骂死说绝，极尽嘲讽之能事，绝不是有相当学养、有身份的人所应该做的： 　　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如把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语，抽出“学习”这个词，就说其有永恒的抽象的意义……这是什么哲学呢？这不过就是语言上的用语而已，说得不好一点，简直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那里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其实，翻翻荀子的书，查对一下就知道了啊。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见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上讲话》） 　　把久负盛名的冯友兰、张岱年说得如此不堪，而且不讲任何学理，到了随意谩骂、恶意裁定的地步，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此蔑视和打击，应该说康生在中共党内立下了可怕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康生对延安来的、在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任教的马列主义老教授，也同样口中不留情，他讥讽说“：他们的马列主义只能讲，只能写，只能出书，但自己不能实行，越教马列主义，自己越是个人主义。”这看出他待人的严苛标准。 　　在膨胀的运动环境中，生性敏锐多疑的康生一遇不适就开始发脾气，有时是雷霆大火，不可收拾。名声传出去后，令京城各高校领导有畏惧之感。7月17日到农机学院，看到会客室铺着地毯，摆着几套皮沙发，康生大怒道：“双反后这些铺张浪费还未反掉，学生在这环境里住五年，怎么还能到农村去工作？这样铺张浪费，对学生思想影响很坏。”他责令：“校部办公室应当立即从现在的房子搬出去。”学院领导汇报今年增设农田水利、农机制造、电气化3个系，康生问3个系怎样办，培养出学生干什么？学院领导说不出来，只讲苏联是如何设置的。康生不快地说：“要眼睛看着中国，不要眼望苏联，不要躺在苏联身上。” 　　一听学校亩产平均只有130斤，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脸见农民？农民为什么要出钱办这个学校？说明这个学校没有存在的必要。”他限定农业部高教局搬到农机学院住3个月，限半年时间办好，否则学校也不必要存在，高教局也不必存在了。 　　7月19日康生一进农业大学，看见学生戴着眼镜，衣服很整齐，尤其女学生还烫头发，搽胭抹脂，深感不顺眼，认为不像革命的劳动者的模样。他对校方说：“没有抗大的革命气氛。”当时农大是以苏联为教学模板，苏联是8月份割麦，学校只能组织学生8月去气候与苏联接近的黑龙江实习，而中国大部地区是5月份割麦。康生一听此汇报就炸了：“我的天呀，不在5月份而在8月份出动割麦子，为什么？5月份割麦子不是先进经验？5月割麦子行不行？不行。这样的学校就在我们的眼下，但是我们不知道。”气愤之余，他嚷嚷要到琉璃厂买个匾，上面刻个“难得糊涂”四个大字送给农大、农机学院。 　　康生说：“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他回去后即向毛泽东汇报，建议农科学校全部下乡一年。毛同意，由此酿成农科学校向农村的大规模搬家，成效不多，后患无穷。康生批评损人颇有力度，说话带刺，爱炫耀，爱观察他人被他“将一军”之后的反应。从1958年7、8月《高校动态简报》中可以顺手编出不少康生的段子，譬如他说：“北大也被将了军，农民作的诗，一捆一捆地往外送，北大中文系一本也不来，这算什么文学系？” 　　他告诉北京医学院学生，他与北京医院主治大夫论争时曾说过：“人是高级动物，但不是狗，然而不少医生把病人当狗一样看待，去医院门诊部，让病人爬上很高的床就是一例。北京医院的病人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懂得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心理状况和生活规律，就看不好病。要懂得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待病人。”有时他会突然问学生：“当什么左派？”学生定一定神说：“当无产阶级左派。”他就说无产阶级左派还有左中右之分吗？说到尽兴时，康生也会偶尔流露出几分闲情才情。他自称爱看杂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来看一下，当作休息，一个人的知识面不要搞得太窄。他轻淡地说：“看南史，知道了‘徐娘半老’的出处。这女人的风格很有味道，此人漂亮得很，又好喝酒，大概也吊一点膀子。”（见1959年5月11日《康生关于理论工作问题的报告》）这种话语与他的政治常态反差较大，见出他学识的芜杂特异。 　　六 　　到了1959年中期，大跃进已露疲乏之态，教育革命运动实际上难以为继，逐渐降温，收拾残局。高校校办工厂倒闭居多，学生停课参加生产劳动也遭非议，一时风声骤变。北京市委讨论后，只能大度、无奈地表态：要拿得起，放得下，反对人为紧张。 　　康生同样感受到其间的问题所在，思想上有所挣扎，斗争锋芒大大收敛，表态也渐趋于平和，对一些过左的做法开始阻止和批评。可以从一些对话中看出康生最早思想变化的端倪，1958年12月27日在听取三个医学院汇报时，对大夫业余写诗、医学院花较多时间炼铁等现象，他首次表态说：“有左的情绪，要减少不结合专业的劳动。”对重视劳动、轻视学习的倾向表示担忧，他说：“这一学期读书是少了，一时可以，长期不行。现在随便停课，不行。”他直言批评了一些做法：生产部门把学校看作劳动调配所，文化部要把全部党史系、历史系学生都抽出来搞历史博物馆，教育部明年要提前毕业1.4万人。他说：“把学生抽去，破坏上课，把学校搞垮，这算回事？”（见1958年12月27日市委大学部《康生同志找三个医学院校汇报纪要》） 　　当时北京不少文理科大学生到学校图书馆看书，身边总要带一本《红旗》杂志，听说支部书记来了就赶快摆上《红旗》，以免有白旗的嫌疑。康生1959年5月11日在理论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此现象，在中央领导层中较早谈及这个问题：“这是要不得的空气，希望大家打破怕读书的空气。” 　　也在这次会上，康生相隔不到一年，首次自我更正了对冯友兰的态度“：我现在对北大的冯友兰先生采取欢迎的态度，比如他的哲学史的抽象的继承，人家作了一本书，进行自我批评，你为什么不欢迎人家？他作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不堪往事重回首，四十年来作逆流。’人家承认这一条就好吗？所以我说要欢迎人家进步，总要与人为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见1959年5月11日《康生同志关于理论工作问题的报告》）1959年2月教育工作会议上，康生报告中认为学校参加全民炼钢运动，误了点课，和所参加的劳动成果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事情。过去整风反右不同样是耽误一些课吗？但他也承认工作有片面性，劳动时间安排得多了一些或安排得不够好。在这语意的转换中，委婉地折射他的内心犹豫和些许不安，有时还忍不住替自己辩解一些。他说“：去年大刀阔斧地干了一下，今年我们的工作要精雕细刻。”他检讨自己去年有些话有过火的地方“：如‘学校不等于工厂’我说过，但‘学校就是工厂’我也说过。我的意见是想说明学校还是应以学习为主，我们学校工作中还有些问题应该加以安排调整。”（见1959年2月4日《张文松传达康生、陆定一等同志在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 　　康生在1959年2月与刘少奇谈话时，反映党内有三怕：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攻，怕算账派，怕把成绩估计小了。刘说三怕不必要，但三怕是有根据的。刘安慰说：“主席讲过，‘教育革命是件大事’。难免有些偏差，或有些地方质量降低了，经验不够要继续摸索。”两人商议了几点：拔白旗，有就拔，不要乱拔；在学术上还是提倡百家争鸣，造成环境使人敢说敢争辩，讲错了也不要急于反驳，作结论；有的地方用反右的方法用在学术批判上，不要都采用斗争的办法，斗争什么要掌握政策。（见1959年2月《少奇同志的指示》） 　　此后康生的发言比较谨慎稳重，很少说过激之言。 　　一两年内北京高校不断流传康生的讲话精神，大都为人们所接受、所欢迎。如，1960年5月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聂真在常委会上传达康生的意见：“过去一般斗人不少，批判过多，今后不宜再搞批判斗争了。”市委大学部吴子牧1960年5月也转述康生的表态：“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已基本形成，知识界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小，不宜批判过多了。”（见1961年11月14日《市委高校干训班简报》第8期）康生作为文教主管，改变自己年前的行事风格和思路，能够在特殊困难时期降低和控制大批判的调子，有效缓和斗争气氛，这一点也是显明可见的。 　　1959年7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员干部盛洪林向上反映说：该校有4个班从1958年2月份开始至今先后参加了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等工作，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上过课。由于长期未上课，学生思想波动，家长向学校询问。康生7月11日将此信件批给陆定一阅看，只写了一句话：“这事太不合理了。”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接到后于13日批给市委文教负责人杨述、宋硕，批评道：“学校长久不上课，你们不管如何是好，请即研究解决。”康生以此方式催促解决，促使学生返回学校并补课。（见1959年7月15日《要求从密云水库调回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中技部学生的请示》） 　　七 　　1958年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官方事后总结为“加强党的领导，锻炼新生力量”，“破除了对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 　　但1959年7月党内一份秘密工作报告认为：“由于去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还有不少缺点，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大多数内心不服，害怕群众再批判他们，在运动后的一个时期内一般不敢讲话，心情很不舒畅。”主要症结在于运动中乱扣政治帽子，多数人围攻少数人，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过急，学术批判缺少科学的具体的分析。（见1959年7月1日市委大学部《对北京市高等学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草稿））为了消除这种消极气氛，市委大学部从1958年底以来试图召开几次小型学术讨论会，来扭转整风反右以来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讲话的现象，但教授们始终持冷淡的观望态度。1959年有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机会，市里决定以展开五四学术讨论的名义来缓和与知识界的紧张关系，先从哲学、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学术会议入手。但是大批判的火药味尚未褪尽，僵局无从打破，市委意识到这些讨论会很有可能开不好。鉴于组织工作的混乱，关键时刻市里亟待强力援手，康生于四月底出面召开会议，明确了五四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方针，对于几个规模较大的讨论会的开法提出了具体意见，督促大家抓紧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康生的讲话精神传达到各校，在党内层面上统一了政策上的认识，迫使党员干部降低姿态，及时纠正了不利讨论的过左做法。哲学史讨论会是由北大、人大、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最初决定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继承问题，想以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性为中心。 　　此举遭到康生的强烈批评，他指出现在我们正想缓和学术界的紧张空气，冯友兰在政协发了言，又写了《四十年的回顾》，承认自己“四十年间作逆流”，应该欢迎他这个进步，不宜于在这次讨论会上围攻他。况且对于抽象继承说的批判我们也准备不够。一经康生的拦阻，主办者这才在会前临时将主题改为“老子哲学问题”，同时为防万一，对于有关继承问题的发言内容事先都摸了底，并向发言人个别交代了政策，生怕无端刺激冯友兰。哲学史讨论会争论热烈，任继愈与关锋、林聿时就老子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相争不让，听会的冯友兰觉得有材料有分析，颇为欣悦地说：“这次多少有些真刀真枪。” 　　听到这样的结果也让康生稍许轻松和宽慰。他又想到过去报刊学术批判时的用语尖锐、负面，再次指示：“关于这次学术讨论的报道，凡是报道学术上的争论涉及人名，事先都要送给学术工作者本人看过，得到本人同意，这样做使得学术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学术见解是受到尊重的，也避免了报道上的差错。”（见1959年7月10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报告》）新闻报道事先让学者过目认可，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现象，是康生煞费苦心的明智之举。 　　五四学术讨论会之后，市委予以高度评价，首先肯定这是安定人心的有效措施，光是1958年北大受批判的28位教授此次大都集体亮相，争相发言，成效显著。市委报告中说：“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第一次坐在一起平等地、自由地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这是整风反右以后的新气象，也是这次学术讨论的主要收获。”市委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之所以开得好，在于善于观察形势，根据形势来决定方针政策和会议的目的、要求，而这一切是“在康生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取得的”。 　　康生在他的工作位置上，施以纠左的能量，给学术界的转机、调整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也与他先前一年的狂热躁动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曲折多变的历史轨迹相关连，他身上呈现的矛盾、复杂性足以让我们捉摸、反思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