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无日不思无日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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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无日不思无日不写

作者：      时间：2013-09-30   来源：海南日报

	于光远（1915年—2013年），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中顾委委员。原姓郁，名锺正。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参与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去世，享年98岁。 　　于光远先生在他年近九十岁时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于光远自述》，讲述自己一生有趣的故事。他讲述自己的倒霉事、险事也可以当乐事、滑稽事讲，你会感受到他在最失意的时候依然有乐趣，最痛苦的时候依然面带微笑，在最无奈的时候依然不放弃。 　　9月26日清晨，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时祥收到一条微信，是中国科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原副理事长丘亮辉发来的讣告，告诉他自己的老师、中国经济学泰斗于光远先生已于当天凌晨3点仙逝，享年98岁。 　　曾在于老发起的海南开发促进会任职并与之长期保持联系的罗时祥，悲痛不已，当即回微信表达了对这位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中国经济学泰斗”的崇敬之情。 　　天分很高却又一生勤奋 　　海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廖逊的父亲，是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史室原副主任廖盖隆，与于光远曾在中宣部同事。 　　廖逊还记得，那时他们相互间经常开点善意的玩笑，于光远的外号则是“无事忙”。 　　“实则并非指他无所事事，而是说他很勤奋，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忙着各种事务，忙的都是大事。”廖逊回忆，于光远非常勤奋，“无日不思、无日不写”，不仅在办公室写，在家里写，甚至在船上、在车上、在飞机上都写，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每次写作时都垫上复写纸，写完一份送去打字，一份留底。” 　　于光远的勤奋让很多人为之敬佩不已。连廖盖隆到老年都说，“光远真是勤奋啊”。 　　“他待女儿一生下来就为她写日记。”廖逊记得，于老曾说过：我估计全世界只有我女儿从一出生就有日记。他个人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两千多万字。 　　其实，于老这种喜欢动笔的性格从小就有了。在他读初一那年，他曾经写就了一本武侠小说《白玉马》。第一读者就是他的母亲，他母亲挑灯夜战，被书中情节打动，竟至泪下数行。 　　而这种爱动笔的习惯，则来自他从小的博览群书。于老1915年生于上海。据于老在其著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回忆：7岁那年，他从看《三国演义》开始，很快养成了自己读书的习惯。先是把其父藏书中的小说、弹词等看完，接着又读家中仅有的基本社会政治书籍。最后，在没有其他书可读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把父学过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看完了。这样，小学未毕业，他已经学完了初中的数学。因此，初中时，他就在一位同学的哥哥帮助下，提前学习《范氏大代数》、解析几何甚至拓扑学。 　　于老不仅爱学爱写爱思考，还信奉实践出真知，非常注重基层调研。 　　“如果没有对基层的了解，只在纸堆里做学问，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至今都感慨于老当年如此频繁地下基层调研，“90岁以前，好像一刻也没有停过，平均一个月出差两三次，一次跑好几个地方，马不停蹄，我都觉得挺辛苦的，他却始终充满着热情。” 　　由于十分好学，于老甚至从84岁开始学电脑，86岁开了个人网站，90岁的时候他跟朋友说：“要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身老心不老”。 　　名闻天下而又待人宽厚 　　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他是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也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曾亲自参与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件起草；他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30年30人”之一。 　　此外，他还对我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 　　如此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十分谦和，待人宽厚、喜欢提携后进。 　　原海南开发报记者部主任冯湃还清楚记得1988年采访于老的场景。 　　“于老特没架子。”冯湃记得那时于老在珠海白藤湖开会研讨海南建省的方略，他从海南跑去采访。那天中午吃过饭，他想采访于老，秘书不同意，说于老要休息了。没想到时年已经70多岁的于老却挥挥手说没事，小伙子大老远地过来不容易。于是他放弃休息时间，与冯湃聊了1个多小时。“于老非常有修养，学识渊博。”冯湃说。 　　原《海南开发报》总编辑李挺奋介绍说，1988年4月下旬，于光远在北京的家中接见了刚创办不久的该报记者陈刚、姚青山，欣然答应该报邀请，亲笔填表格，同意担任该报顾问。从此，于光远顾问的名字刊登在每期的《海南开发报》上。 　　对名闻天下的于光远而言，这其实是家常便饭。 　　省委党校退休教授柳树滋1963年考进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于老的研究生。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自己导师的情形。 　　“一开始就感觉和其他学校的师生关系不一样。”他和师兄弟们不是叫老师，而是叫“光远同志”，好像平辈一样的称呼。当时，于光远带研究生只是兼职，主要还是在中宣部任职，事务十分繁忙。但还是坚持每两周和研究生们见面，关心他们的学业。 　　而且这种宽厚一生始终如一。 　　廖逊、迟福林、罗时祥等于老在海南的“年轻朋友们”，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每年岁末，一年不落地收到于老的贺年信。信中，于老一方面会对朋友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一方面会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一年来的活动和著作情况等。 　　海南日报记者有幸在罗时祥处看到了几封于老的贺年信。例如，2007年，他列席了党的十七大，出版了著作《靠理性的智慧》，写作了两篇怀念好友龚育之和李昌的文章。 　　“他那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每年都给予我们新的鞭策和鼓励。”对于于老的贺年信，他的至交好友龚育之在其遗作中评价说。 　　一生起伏却始终乐观开朗 　　“于老师是一位专心学问的大学者，根本不想当官、也不会当官。”柳树滋说，于老不会拉帮结派搞关系，一直都正直敢言。因为知道导师的正直性格，他们作为于老的弟子，在评职称、调动工作时，从不去麻烦自己的导师。 　　由于于老性格耿直，因此他的一生也有不少起伏，其中包括文革中被批斗。但是他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一直保持乐观。 　　于光远在他年近九十岁时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于光远自述》，讲述自己一生有趣的故事。他讲述自己的倒霉事、险事也可以当乐事、滑稽事讲，你会感受到他在最失意的时候依然有乐趣，最痛苦的时候依然面带微笑，在最无奈的时候依然不放弃。 　　倒霉的事情用调侃的方式讲，是这本书的主要风格。他让你洞察人的本性，即使是坏事、是灾难，也有可以加以咀嚼和品尝的精神快乐。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剪头发，被抄家，被批斗，坐“喷气式飞机”，被拳打脚踢，被打耳光，被人用木刷打头，被发配西部种地、“改造”。 　　柳树滋记得，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开于光远的专门批斗会。单位要派车送他去，他回绝了，走路过去。到了会场，看门的不让进，因为批斗会也是要凭票进场。于是于光远开玩笑说：“我要不来，你们今天的批斗会开不成。”把看门的人气坏了。 　　被送到北京市委党校干校后，没有床，六七个人一间，睡地铺。但是于光远依然乐观。白天边被强制学习、边被批判，晚上却照样天南海北讲笑话。 　　虽然被批斗，他在灵魂和尊严上却没有被打垮，他甚至是胜利者，他游戏了整他的人。在他的笔下，批斗会成了闹剧，被专政者对专政者品头评足，下放发配边疆反而成就了他的光辉作品和发明创造。在似乎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的年代，他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话，做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仍然对科研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和旺盛研究经历。 　　龚育之在其遗作中讲过一个于光远的趣事。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因为他常写稿，稿费多，但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惯偷，一次作案时被抓获了。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