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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洞》纪事第57期 时间:2013-04-19 来源:搜狐文化 |
| | | | 导语
55年前的4月19日,麻雀们接二连三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清晨五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300万北京人民经过整日“战斗”,到19日下午十时止,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万多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自己其中一篇随笔中曾写到过麻雀。文中的麻雀为了自己的子女,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与比自己高大几倍的猎狗怒目相对,无论猎狗的恐吓与怒斥,都不退缩。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弱小生灵,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在20世纪50年代在劫难逃。
鸟劫:大跃进里打麻雀 中国人打中国鸟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打麻雀变成政治运动
1958年,中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人雀大战。小小麻雀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了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
毛泽东将麻雀定为“四害”之一 部分科学家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资料来源:《文史博览》 2012年10期)
大跃进全民灭鸟迎高潮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
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
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来源:《文史博览》 2012年10期)
人有玩法 鸟有死法:毒米、火枪、掏窝、堵窝、累死……
1958年4月19日清晨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九百六十六只,其中累死的占40%。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据报道,“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资料来源:《文史精华》2008年第5期)
文劫:运动来了,作家的脚步近了
有人写诗咒麻雀 有人写文骂麻雀
“除四害”上上下下摩拳擦掌,纷纷响应。在1957年“反右”之后,有人编出顺口溜:“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
改造自然改造人
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
“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资料来源:《文史博览》2012年10期)
郭沫若作诗“咒麻雀”:你真是个混蛋鸟
今天和你总清算 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舒芜被划为“右派” 任务是坐房顶“守空待雀”
彼时,舒芜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在给朋友的信中,舒芜说:“关于定案处理,似颇有可补。如六等定案的具体条文,似可引用出来,加以分析。又,人文社当时右派中,真送劳教者,记只一人。”(资料来源:《随笔》2010年第5期)
当时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人劫:权力一出“笼” 人折腾鸟摊事
全民灭鸟运动带来直接灾害
在大洋彼岸,麻雀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在1860年前,美国本土没有麻雀,农作物常遭虫害,后来从欧洲引进麻雀,终于抑制住虫害。为感谢麻雀,知恩图报的美国人民在波士顿专门为麻雀建立了一座“麻雀纪念碑”。而1950年代中国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却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后果。
鼓励为曹操翻案 不愿为麻雀平反
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 “为曹操翻案”,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资料来源:经济观察网)
而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科学家朱洗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
1960年报告:麻雀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中国的麻雀注定要大伤元气。千百年来,麻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就是“害鸟”。“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就连《诗经》也以“雀穿我屋”比兴一个男子在求婚时的蛮横行为。人们期盼的鸦雀无声的结果却导致了一场灾难。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资料来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1年,人民出版社)
鸟界惨剧 人间悲剧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一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
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而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 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资料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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