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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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柳红      时间：2012-11-01   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燕山大讲堂184期 　　主题：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嘉宾：柳红（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 　　【要点1】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要点2】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要点3】“三代同堂”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一个是出生在1900-1920年代的第一代——马洪、蒋一苇；第二代是出生在1920-1940年，如刘国光、吴敬琏、高尚全、董辅礽等；第三代是出生在1940-1960年，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 　　【要点4】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某种历史的能量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丧失，反而会积蓄和裂变，就如同某些宇宙能量一样。 　　【要点5】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 　　【要点6】80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只有靠自己，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 　　“80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 　　柳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星期五晚上很堵，将近周末的时间来听这么一个时间稍微有点遥远而且沉重的话题。可能有些朋友看过八零年代这本书，有些朋友没有看过，我今天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经济学家群体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说是群体的故事？因为19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以群体存在，他们在舞台上发挥作用，启蒙人们的心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但这个群体在历史上作为整体已经消失了，所以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知道一个一个经济学家明星，比如2008年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那一年是中国最High的一个年份，加上奥运会，各媒体有很多评选，比如“30年30人”，或者对过去30年经济改革贡献最大的十位经济学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等，聚焦在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否能代表这30年？中国30年的改革是由80年、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三个十年组成的，而在我看来这30年可以分成两段，有两个改革：1980年代是一个改革，1980年后是一个改革，这两个改革路线不同，走的道路也不一样。 　　因为是研究，所以讲历史时一是一，二是二，今天我只是想还原这个历史。今天来的朋友有年纪大的，你们经历过80年代，有一些是年轻的，可能是80后。刚才在办公室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刚一说到1989年，他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今天的讲座你们可看一看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因积蓄了很久，此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未能够发挥作用之时，这时候三代人同时到场，我把这三代人用年龄做了一个划分： 　　“三代经济学家同时出场” 　　柳红：一个是从1900-1920年作为第一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是否有经济学背景，有些经济学家你们熟悉，在这里我要说一些名字，即使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符号，我希望今天晚上讲完后大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认可“那个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是这样的经济学家群体发挥的作用。”1920年第一代年纪最小的人是谁？——马洪，他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后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当年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从延安到东北，然后进京，后因“高饶（饶漱石）事件”打下去，30岁时在东北工业系统里处于重要的位置。如果以1980年来看，马洪是60岁，当他们重新工作为这个国家服务时已经60岁。 　　还有一位是蒋一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后的一位所长）。蒋一苇是《挺进报》的报人，1948年这个机关被破获，蒋一苇逃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当然他做过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后来是右派，一辈子在波折中。再早一点是1904年的薛暮桥、孙冶方等，“他们几乎都曾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经典”的革命者，也是经济学家。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最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他们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审的一代。”这一代人的特点是他们有领袖的素质，不是靠一个人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们创造了很多事业，非常了不起。不过今天晚上他们不是我要讲的主角。 　　第二代是1920-40年的一波，“这一代人在民国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初等教育追随共产主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1949年后系统地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又或者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目睹了一个制度的溃败另一个制度的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得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第二代人的代表人物有刘国光（现在将近90岁）、吴敬琏、高尚全，他们都属于第二代，还有董辅礽（2004年去世）。 　　第三代是1940-60年，“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受过教育，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体察。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 　　这是我在书里讲的这三代人，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历史。有一次我在海外参加一次会议，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南巡讲话后），不知道中国有过一个1980年代，有那么一场火热的年代，非常遗憾。 　　“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胡适说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用了“诬古人”、“误今人”，所以还本来面目是要对得起古人，如果没有一个是非判断就可误导了今天的人。这些年我有5年时间做80年代这段历史，中间有很多曲折，随着门打开的程度，现在为止我采访了100多位历史亲历者，一小块一小块历史慢慢串起来，在我这儿的历史图像越来越清晰，我知道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历史，很痛心。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曾经我采访一位经济学家，他讲社科院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事情，我想采访他提到的一个老先生。后来中间朋友帮我联系，反馈给我的是，他看我写的《吴敬琏传》，对我有意见。我马上给经济所另外一位老师打电话，说有一位老师我想采访他，而他对我写的传有意见，您说他会对哪一段历史有意见？那位老师说“一定是1956年。”1956年发生了什么？经济所在1956年青年团和党支部之间有过一场争论，结果非常不幸赶上反右，当时的青年团胜利了，党支部连上了反右，两位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反党集团，牵扯到20多人，此后他们一生都非常悲惨，直到80年代才平反，有的已经去世了。 　　1956年的这段事我在我的书里写了，只有几页很小的篇幅。当时我采访了5个人：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乌家培、张卓元，就这样一小段的历史，青年团和党支部争论的事我采访了5个人。党支部的人年纪比较大，可能不在世了，采访青年人后觉得把这段事搞清楚了，就按我采访的内容而写。我写这段事做了小小的评论——“好像年轻人赢了，但是一场悲剧，那些人一辈子在右派生涯里”。前面我说对我有意见的那位老师是青年团的一个人，因为和党支部的意见一致被发配到内蒙，1981年才回到北京。我听后非常吃惊：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已经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今天我们写历史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再一次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在两年前我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时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叫《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一开头我做了自我批评：写历史要特别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伤害。我就举了这段事，已经采访了5个人还发生了这样的失误，非常过意不去。没想到我在报纸上的自我批评这位老师看到了，去年《新京报》评年度“十本好书”，《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为年度好书被评上，《新京报》做了整版报道。这位老师看到后给一位经济研究的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你转达柳红之意，她以一己之力做80年代的研究。那位老师顺便说“柳红想采访你。”“让她来吧。”于是我走进了他，因为走进他，历史又打开了许多。历史在我这儿一点一点打开，慢慢串起来。所以“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误今人。” 　　上个月我在莫干山开了一次会，大家知道1984年有一个莫干山会议，今年9月15日重上莫干山。当然会议今非昔比，完全不是过去的风貌，我处于一种情感想去看一下。有人也说不要神化那个时代，我想没有神化，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谈不上神化，不是神化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使人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卡尔《历史是什么》一本书所说）。我们站在现在要了解过去，通过了解过去能够更好的理解现在，这才是我们研究80年代的意义。 　　“80年代——英雄不问出处，年轻人的舞台” 　　今天讲的故事是第三代，这本书里第一、第二代篇幅很大，第三代篇幅很小。有一次我在复旦大学讲，学生提问为什么第三代写得这么薄，如此不成比例？其实我要为第三代专门写一本书，并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离这些人更近，今天把这样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做一个图，因为不可能太深入讲专业学科中的东西，就画一个树，一个示例图，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在哪儿，今天这些人在历史上处在什么位置，历史上的人在这个地方今天又到哪里去了。1980年是这么分期的：1979-1989，中间是1984年，这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有几个阶段的话，是这样的两块。1979年之前这些人开始登场，1979年之前他们在哪儿？所以就要讲1979年之前。 　　我说的第三代是“老三届”，66、67、68年的初中、高中、大学生就是老三届。1976年文革结束，在天安门有一个四五运动，当时有一些四五英雄，后来登场的一些人就是当时的四五英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来不叫社科院，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学部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里分离出来了，而且1977年这一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办了一本杂志《未定稿》，以这样的方式让言论尺度大一点，当时《未定稿》发行非常大，最前卫的思想都在《未定稿》上体现出来。负责《未定稿》一个重要的编辑是李银河的父亲。 　　1978、1979年有西单民主墙，当时官方对西单民主墙很宽容，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这次会议体现了党内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民主。邓小平也说民主墙的好话。那时候北大学生水平很高，这次选举过程开了25次辩论会，2600多个问题，涉及范围之广，看了令人难以想象。最后北京学生有9名当选人大代表，非常了不起。后《选举法》修改，不允许竞选。而在当时是可辩论竞选的。这时候青年们开始聚会，纷纷从乡下回来，在插队时主要是河南、山西、内蒙、东北建设兵团，这时候回城，有些考取大学，有些没考上大学，但回到北京工作，自由组合、沙龙非常之多。 　　在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个人——陈一谘，你们可能没听过他的名，但我要讲，因为接下来这段历史和这个人有关系。他于1940年出生（第三代中年纪相对最大的人），1959年高中毕业，北京中学生第一批入党；1959—1969年进入，先是物理系，后是中文系；1969—1979年后去了河南，在这期间他和胡耀邦有过一些接触。而且在河南聚集了插队知识青年，比如王小强（他在8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邓英淘、罗小朋，这些人聚在一起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有很多思考。那时候即使隔得特别遥远，但你知道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这样的青年会彼此寻找，比如一个贵州青年孙方明和其老师在河南找这些人，结果走到半路遇到大水又回来了，这位老师是谁呢？是钱理群。现在的人在历史上能找到他的位置，知道这些人从哪儿出发，这就是历史的妙趣。1976年1月8日孙方明又坐火车去，他在火车上听见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所以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到那见了罗小朋一口气谈了38个小时，一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当时很年轻。1979年他们出来时早先已经有了很多储备。这是河南的一些事。 　　东北的有谁？有现在的周小川、陈锡文、朱嘉明、黄江南。山西有白南生。内蒙有张木生、翁永曦、白南风（和白南生是兄弟，是改革圈里难得的兄弟）。这么几伙人聚集在北京，互相是朋友，像经纬线交织一样，在北京开始渐渐聚会，起初在《农民报》的小屋子里聊，聊得非常好，就想下次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于是下次换了一个地方，骑着自行车再去，其实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哪有什么聚会，不预设主题，大家就去了，比如去研究生院，在他们的教室里可以装200人，还不够。之后去了一个礼堂（能装1000人），一个人站起来说，别人附和。这是80年代初青年的样式。 　　陈一谘从河南回到北京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这时候他开始做农村调查，因为他们对农村很有感情，在农村待的时间很长，非常了解农民和农村。在安徽调查写了一篇《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去邓力群的家，向邓力群汇报，给邓力群的振动非常大。邓英淘跟陈一谘说“老头儿昨天没睡好。”这时候陈一谘脑子里有一个构想，想建立一个机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 　　接下来一个正式机构开始了，即1981年2月开了一个成立会，这时候是1981年，主要参与者都是学生，比如周其仁、白南风（人大）、罗小朋（人大研究生）、邓英淘（北大），几个学校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开始做调查，陈一谘是农发组的头儿，当然还有几位老人支持，比如王耕今、杨勋等。除了他们之外，高层有两位支持他们的，一个是邓力群，一个是杜润生（在国家农委，后来在中央政策农村研究室）。现在人们说邓力群是一个左王，但我们研究历史时，历史是什么样的就该怎么去说他。农发组好几位都对我说“邓力群有肩膀，能担当，农发组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他为农发组扛了好多。”这就是历史。孙方明写的一本书《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组》中，也是这样写邓力群。杜润生使用年轻人非常巧妙，非常好，杜老今年100岁，今年7月为他过了一百岁的生日，他被说成“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有人不同意这样说，总之他在农村改革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样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是大学生非常松散的农发组就有这样的高官支持，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在现在不可想象。 　　农发组到1982年，这些学生毕业，毕业后怎么办？农发组应该到单位里工作，怎么还在做调查？于是他们想把这个机构相对更加固定下来。当时这些年轻人的理想工作单位是什么样的？大概有三条：一条是门口没有站岗的，一条是上班自由，跟现在趋之若鹜的公务员完全不一样。后来他们到农发组，接下来也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农发组对他们的人员有如此要求：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注意事项是：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这是《农发组的总体构想》。 　　他们做了很多大调查，比如安徽滁县的调查，对中国包产到户的推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吉安调查，“问卷形式的“农民现代性调查”，这样的调查到现在都非常少见，但那个时候用国外的现代性量表对当地农民进行社会心理测量，样本涵盖贫困县、富裕县、本地农村、浙江移民等，进行交叉分析，形成调查报告《农民进取性研究》。一听这个报告的名字就觉得很精彩，而且当时他们的年龄不到30岁。 　　再有是西部调查，在贵州、西藏调查，后来形成了一本书——《富饶的贫困》，这是“走向未来丛书”里的一本，一直是作为最好的一本书，最近我找到了1988年中宣部推荐的书目，这本书依然在上面。那时候他们考察西藏后发表了一篇论文《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输血”“造血”到现在有一些学者还在用，可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出。 　　现在的人常常会说当时80年代的经济学家没有经济学，中国真正有经济学是90年代北大经济学研究中心一些人海归回来后才有。其实不然，我接触80年代一些人的学习高密度、高强度，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首先他们都是在学校里读书的人，比如邓英淘，他是北大经济系的，但把数学系的课也全听了。另外他们有自己的读书会，自己组内讲课，何维凌、邓英淘、白南生是讲课人。在这里我讲一下何维凌，他已经去世，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何维凌在80年代早期改革的青年人中大家不可低估他的作用，他是北大化学系的老师，曾被打过反革命。有时候历史不是以文献的方式存在下来，如果我不接地气，只是一个书斋的研究者，就看他们发展的东西研究这段历史，与我走进他们、交朋友、和他们是亲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何维凌就没有留下文字，历史就会没有这个人，但历史有他。另外去北大听西方经济学的课，比如陈振汉、厉以宁，一边调研一边学术讨论，他们是要建立自己研究范式的一群人，有学术抱负，除了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在学术上也是非常进取的人，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最早把“三论”用到他们的研究中，包括社会学的方法，他们是学经济学的，但社会学的方法都用了进去。我是1985年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时候我看这群人的东西，觉得在方法上那是非常棒的。 　　1981年农发组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一起草连续做了五年，那时候每年冬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会邀请这些年轻人参加写一号文件，所以当时中央连续五年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都是这些年轻人，以他们的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另外这些年轻人也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接触赵紫阳的机会很多，出差都会跟着。这是一伙人。 　　另外还有一个小群体，叫“改革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这里面你们可能就知道王岐山，其他三个人不太清楚。翁永曦早年有一部电影柯云路的《新星》：讲农村的改革家，主角的原型为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第一届（78届）研究生，他们俩是同班同学。王岐山当时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翁永曦是农口的，四个人分属不同方面，1980年中国有一个争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非常不好，经济结构非常混乱，要调整经济结构，理论经济关系，然后开始改革。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大家有不同意见，他们四个人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并写了一篇《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这篇文受到高层重视，赵紫阳请他们去中南海，据说第一句话说的是“这是共和国的总理和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国家大事，是第一次。”后来他们四个人又一起联名写的几篇东西，人们也给他们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他们在不同岗位，在自己的领域里干得很精彩。 　　就业组（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国情组（国情与去年发展研究组）于1981年——1984年由陈子明、姜洪组成，而且产量非常大，在几年中有80万字的东西包括《今后18年我国就业问题及其对策》。陈子明是四五英雄，后来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又竞选了人大代表，这时候在做这件事，他算在体制外。但那时候体制内、体制外和现在这样有一堵墙，官员与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年轻学者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国情组有7个课题组，分别是劳动就业、劳务消费、工资、流通与市场、干部、人口与教育、青年社会学。我罗列这些是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当时的视野与脑子里想的问题。 　　再一个机构是完全体制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叫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挂帅人为马洪，他想引一批年轻人进入技术研究中心，最早进去的是朱嘉明，第一批研究生里有许小年、李善同、程秀生等青年进入到技术研究中心。在里面他们做什么？当时的决策不能再拍脑袋，到赵紫阳时代做论证，所以他们来做论证。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有4年，1981—1985年这几年时间他们做了很多事，在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完全不能容纳他们的事。他们有很多大课题，比如《2000年的中国》——2000年的人口、就业、教育等，其中就业问题由陈子明的就业组做，这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但他们可以用陈子明，被看作有点异议人士去做，这是80年代。 　　技术研究中心当时其实是在整合中国所有的可言力量，比如科学院的情报所，他们有24家单位做大项研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1983-84年“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的技术对策”，这是因为当时“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进入中国，赵紫阳非常重视，就布置安排马洪请他们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研究，第一次动员会有1600人在红塔礼堂参加，接下来开了两次对策会，非常浩大，光简报就有数百份。昨天我与一位老先生谈科尔奈到中国来（关于短缺经济学）的历史，这个老先生说他很反感媒体经济学家，80年代哪是他们那样的，而是声势浩大的。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真的是声势浩大。 　　这时候还有一个背景，即“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1988年共出书74种。编委会的入选条件是低于50岁，那时候的年轻人很有意思，自己给自己弄了很多规矩，不要老的。现在大家对老的是仰望，是倾听，不肯破土而出。编委会主编是包遵信；副主编有金观涛、唐若昕；编委有：王岐山、王小强、王小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气、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纲、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我不知道这些名字里你们听说过几个。包遵信一过50岁，他们集体开会把他除名。王小强是农发组的，在河南跟陈一訴一块插队。王小鲁前两年做灰色收入，国家统计局批他做收入分配等，是很好的一个学者。刘青峰是金观涛的太太，他们两个人写过《兴盛与危机》《公开的情书》。严家其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所长，现在在海外。戴士和是一个画家。“走向未来丛书”封面的黑笔画都是戴士和画的。 　　“金融舞台上最耀眼的人” 　　另外一拨人是五道口，五道口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以前没有银行，只有大财政、小银行，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这时候改革要建立银行，可没有人才，等着学校培养等不起，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在五道口办研究生部，主要办的人是刘鸿儒，他请最好的老师来速成培养。另外是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金融研究所，这个所里冷藏了一批民国年间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但在1949年后他们再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时候把他们挖掘出来用英文讲课，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篇《道口有道》。五道口这些人是现在中国金融街舞台上最耀眼的一些人，证券公司、人行、基金都是五道口的人，我觉得他们太耀眼，所以没有写他们，而是写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中国网络上没有完全，好像断代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我尽量一个一个去挖他们的名字，能够问到一个，哪怕不知道他别的事情或者连出生年月都不知道，但我能写下一个名字就觉得是为他们立了一座碑。 　　我曾经把这个研究生院第一考题放在书里，考题也不简单。这里头有一些学生于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开了一中国金融学会年会，此年会研究生没有资格参加，但他们想中国改革要怎么改，所以准备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因为想参加此会就跟这个说那个说让他们参加会，但不能作为会议代表。于是他们在会议室对面租了一个小招待所，以便去蹭别人的会。开会那天他们想发言根本没有机会，又想办法请求让他们发言，最后允许他们发言。他们说这样也不行，因为是集体成果得一起上台，于是一起上台，讲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引起很大轰动。他们设想的是：改组金融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王巍与他们是同学，那时候学英语听《美国之音》，他居然在《美国之音》听见同学在那儿发布了这样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这25位同学的名字我写在这儿，他们现在依然是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任务，比如吴晓灵、胡晓炼。 　　时间到1984年，这时候不仅有一些固定机构，还搞了双周讨论会，这些年轻人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讨论地方，比如陶然亭，就跟英语角似的，但他们谈的是中国发展。北京经济学界的青年非常成气候，还有媒体、《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他们想到怎么让全国青年起来一块投入到改革的事业中，这是朱嘉明想的点子，和黄江南、张钢等朋友商量办全国的中青年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但怎么找？就贴告示，在报纸上发征文启示。于是一下来了一千多份文章，很多人是当兵的、在农村田间地头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写来。他们在那儿封着名字光看文章挑选，两个人有争论最后也选上，一个是现在的张维迎（当时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一位是郭凡生，现在慧聪网的老总，郭凡生是内蒙的，他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那时候中国按沿海、中部、西部的梯度开发，他因为是西部的，所以就不同意，写了反梯度理论。评论文组也是小青年，没有别人，就他们自己，比如高粱（顾准先生的儿子）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看，在争论之下也被选上。一共有180个代表参加（有一些论文者、媒体名额、浙江当地的一些名额），总共180个在莫干山开了一个会，当然也开了一个风气，因为开会老念稿子没意思，就觉得要树立新风：所有人不许带文章上山，第一天大家互相认识交朋友，接下来开会。 　　80年代的会议特别多，思想碰撞得非常厉害，头脑风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开会是摆设，有拍摄，有人跑场。那时候不是，大家全情参与。而且那时属于挂牌讨论，比如农村组、国企改革组、价格组，脑子里想起什么问题向会务组提出这个问题值得讲，有什么道理，经过许可就可以挂牌讨论。会后他们形成了七份报告，其中就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9月3日—10日开的会，9月15日专题报告加上总报告就已经拿出来，这多么了不起。另外在山上开会特别冷，没衣服穿就穿炊事员的衣服，所以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在山上照了一张相。负责会务的张钢胃大出血，但他们特别有热情，也特别拼命。张劲夫在杭州等着听他们的汇报，这些东西很快到了赵紫阳那儿。这是9月。 　　目前为止我说的所有故事都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0月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才勉强决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写进文件后有很多争论。那时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但这些人根本不管，一直在做他们想做、能做、该做的事。 　　莫干山会的效应：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时候地方政府也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河南省长、省委书记到北京请这些青年，让他们到河南去看看。然后这些青年组成河南咨询团去了河南，被盛情邀请到那儿工作，让朱嘉明做河南省体改委的副主任，黄江南做河南省经贸委的副主任，那时候他们才33—34岁，很年轻。那时候体改委为了改革旧体系靠自己不可能，各个部委不可能改自己，需要在旧体制外建立一个新体制，所以建了国家体改委，这个国家体改委和他们是平级的，怎么有能力影响到他们？于是国务院总理做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赵紫阳是国家体改委的主任，这样能统筹、协调各个部委帮助推动改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是一个新机制。各个省也一样，河南省省长是体改委的主任，从外面请来的小年青当副主任。 　　1985年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的中青年讨论会，天津有一伙人（主要是南开一伙人），比如杜厦（家世界超市的老板）、常修泽、金岩石、郝一生（天津社科院日本所的）等一批人他们是南开的，属于主力。天津还有一位人支持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即张炜，张炜是北大学生会主席竞选人大代表，最后没有当选，而是胡平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张炜毕业后先到中央，然后到天津做团支委书记，很支持这些年轻人。那时候系统内的人对学界是朋友一条心一起干事。那时候在天津又开了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的理论会，同时建立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那时候青年人虽有那么大的市场，但杂志很少，中国最好的杂志还是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基本是老人，很陈腐的一本杂志，年轻人想在那上面发文章很困难，所以他们说自己来。于是自己办，自己拉广告，又到工厂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靠自己养着，都是业余。 　　我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业余干的，包括办会、办杂志当编委轮值编，起初为了安全让《经济日报》的老社长、总编顶着当主编，过了一年把老人推下来，朱嘉明做主编，那时候的老人和年轻人也是这样配合的。《中青年经济论坛》我要求在此杂志上发文章必须在35岁以下，编委年纪可以扩大一点。所以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以及财经界的人，平生第一篇论文是在《中青年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也研究改革思想史，他曾说在当时的图书阅览室来了此杂志，学生是必看的，特别好看。我现在都觉得好看，而且上面的争鸣非常多，彼此商榷，根本没有你是主编、你是编委，其他人不敢跟你商榷，根本没有这个问题，都是争论来争论去的。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这时候农村改革进展很大，改革进入城市阶段，原来的农发组一分为二成立两个所：一个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做城市改革，农发组的另一半还留在农发组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最早的所长是高尚全，不过半年后高尚全做体改委的副主任，所长是陈一谘，王小强是副所长。农发组留下的另一半在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王岐山先做所长，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白南生都在这儿。白南风、王小强等都在体改所里。1986年又成立了中信国际公司国际研究所，国际所的所长叫李湘鲁（曾是赵紫阳的秘书，1948年出生），副所长是朱嘉明，还有一位叫华棣，办公室主任叫皮声浩。早期一块出发的年轻人，这时候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上，这三个所一个是城市研究、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国际问题。还有一个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个学会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很多分会，全中国哪儿都有。这是俗称的“三所一会”。 　　体改所所做了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比如1986年去匈牙利拿斯拉夫做了一次考察，那次考察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他们开了110次座谈会，30万字的记录。他们每个人都说“累得要死”，吃得特别差。现在出国可能是旅游、公款消费。但那时候是真干事，每个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体改所里我说几个学术上的骨干，比如白南风、张少杰。张少杰去年去世，在他去世前在海南有一段修养，我去海南跟他谈了两天都是谈80年代。他去世后，他太太跟我发了一个短信：这两天是张少杰生病以来最幸福的两天、最快乐的两天。我觉得挺欣慰，他们牵挂的还是这些事。当然1989后他们再也没能做研究，张少杰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个性的人。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很有个性，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一见即永别》的文章。张少杰见赵紫阳，诚心在赵紫阳面前说一些难的、术语，他发现赵紫阳听得特别认真，而且明白了。再一个是张少杰有一个口头语：你不懂。所以跟赵紫阳谈话说“紫阳你不懂。”赵紫阳也不生气。这么一些有个性的人，各个都是牛人，但他们凑在一块争论来争论去。非常遗憾张少杰去世了。 　　农村发展研究所我前面已经说到。中信国际所前面我已经说到。还有社科院的经济所，这一年华生研究生毕业，这时候经济所的所长是董辅礽，他是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人，为这几个人夺身定做，微观室让华生当主任，一毕业就让其当主任，如果按级别是处级；何家成是宏观室主任；张学军是发展经济室主任；边勇壮是财贸所价格室副主任。另外还有高粱、罗小朋，他们一块写文章，包括1985年他们写的价格改革文章，写《资产经营责任制》他们在一块合作也很多。这是经济所。 　　所以无论是在哪一块，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所、体改所都有他们的合作，体改所是新单位，没有陈腐的东西，但即使在老单位，因为有了马洪、董辅礽而使他们走上去。而且这时候的经济研究也变了，我这本书有一篇《沉重的转型》，《经济研究》杂志的执行主编叫唐宗，他专门找年轻人，比如让其编辑部的人去莫干山上开会，开会后就把年轻人请到编辑室谈，向他们约稿子，他觉得不能一天到晚解读经济作家、马克思作家的东西，要有为改革服务的文章。 　　这时候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同步走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农村改革的进展逐步瓦解，人民公社是一个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政治制度，是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经济的基石被废掉。所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一致的。而且政治改革不仅仅是一些民主的框架，还有许多其它内容，那时候蛇口开发区非常火，也搞了很多实验，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天津开发区也非常有意思，这时候的张炜调到天津开发区做主任，张炜1954年生人，如果是1987年他33岁，而且他更早已经开始在做事了，即使说到1987年才33岁，他们搞得有声有色，邓小平也去。他们在政治改革上设计一套方案，即民主评议会，这套方案是杨帆设计的，要搞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然而在弹劾动真格时让张炜很痛苦，因为张炜使用的一个干部愣是被群众给弹劾掉了，他们做得很认真，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民主的活水流过这片盐碱地》，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 　　还有一个是中国西部研究中心，郭凡生提出“反梯度理论”，朱嘉明是主任，郭凡生是副主任，向西边开放，不光是东部沿海。这本书里有一篇《西部畅想曲》写到他们。 　　1986年有两个方案办：一个是1986年4月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组长是田纪云，下设办公室，主任室高尚全。参与的年轻人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另外一个是1986年9月成立的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此小组为十三大准备一份政治改革文件，那时候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都是他们讨论的范围。一种开了八十几次座谈会。这其中有很多年轻人，比如吴伟、吴国光、孙方明、陈一谘、高山。特别有意思的是，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写关于政治改革的文件，住在招待所里写，在食堂吃饭，食堂旁边的围着桌子坐的一些人是批自由化的人。前面我没有提及他们的困难，他们好像是大阔步前进、多么欢畅，其实不然，1983年“梵净山污染”，后来是批自由化、人道主义，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一直在斗争中，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87年十三大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在经济改革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治改革专门列了一章，有六、七个问题：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这是十三大报告里的内容。 　　1989后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十三大报告里有这样两句话：“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是十八大，那时候已经成熟了，现在应该熟透了。还说到“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但非常遗憾，由此我们也看到历史是多么的很曲折。 　　在前面我们讲了陈子明的国情组、就业组，后来他们的国情组被取缔，但又新生出一个新生命，办北方书刊，赚了很多钱，自己开始养自己。又办了一个函授大学，招生23万，全国有30多所分校，数百个教师，编了50多种教材。1986年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改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其中陈子明、王军涛、闽琦、刘卫华、陈小平、费远、郑棣、谢小庆、王之虹、王巍、陈子华、方宇、毕谊民、白桦等先后担任所务委员，有心理学部、社会学部、政治学部，比如政治学部搞中国政治心理调查，1986年完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衡》、《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中国知识分子要有四种意识》（自主意识、开放意识、多元意识、宪政意识），他们举办几百人的大型研讨会。 　　历史走到1988—1989年，非常奇怪。体改所的白南风是社会研究室的主任，他们做了一个课题叫“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成立“改革中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调节”课题组。1989年4月有一个京丰宾馆会议，我这些将来写《从莫干山到京丰宾馆会议》，京丰宾馆会议是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的会，知识分子、体制内外各个学科学者都参加，非常热烈热闹，一如既往的吵，但这时候的分歧很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大，大家都有“山雨欲来”的感觉：改革艰难、险阻。这个会议不久后胡耀邦去世，随后学生上街。然后我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四散，我说的“三所一会”不复存在，所以你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这段故事。谢谢！ 　　网友提问 　　网友：我从80年代过来，但确实很多东西不知道，您用了“光荣与梦想”，最近荣剑写了一篇文章《八十年代的出场和返场》，对他们的出场和返场您有什么期待？您认为会怎样？另外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怎样从80年代的汲取营养更健康的往前走，谢谢！ 　　柳红：我看了荣剑的这篇文章，也转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跟朱嘉明说看看这篇文章，他现在不在国内。荣剑在结尾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还得靠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个局限，但他们也少了恐惧的包袱。我同意这个话。不过出场和返场已不能再以群体方式的出场和返场，那是80年代独有的，那是他们的特殊方式。当然80年代活动的人现在也有个别在舞台上，以后20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历史的选择、人生的选择，走了不同的路，有的人升官，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进监狱了，有的流亡了，有的死去了。我觉得不存在出场和返场的事，出场是个人，本来就在，比如华生现在依然起着作用，周其仁也还在，在这里我希望那些消失在人视野之外的人能够回到中国来。 　　怎么样从80年代汲取营养？今天特别感谢腾讯网，我也特别愿意讲，每次讲时我都觉得我不只是一个作者，而是真的想让那个时代更多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需要年轻人起来，八十年代的青年人虽物质匮乏，但大家精神饱满。现在有太多现实考虑，但中国未来只有年轻人，只有他们，不能总想搭便车让别人奋斗牺牲我享受成果，这是没有的，靠自己，是每个人做一点会更好，而且社会是进步的，现在有那么多资讯，比那时候成长了很多，比如燕山大讲堂提倡“培育理性精神，开启公民社会”就非常好，各位在晚上分享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大家心里有这样一份念想，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可能是大事、是小事，在现在多元社会所谓小事就是大事，比如我打官司，作为公民有权利意识，若侵犯了权利，打官司就是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如果大家都算了，那永远是臣民，永远没办法指望这个社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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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从80年代寻找青春精神



作者：许纪霖      时间：2012-04-16   来源：《信睿》杂志
   
  　　从1982年毕业留校至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30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60后、70后、80后的学生一波接一波，从校园趟过，如今教室里坐满的，是90后一代。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归来的春，已不是过去那个春，重开的花，亦非原来那只花。


　　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若问校园生活究竟有何变化？我的脑海中跳出两个色彩分明的意象：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如果说之前的校园如一汪激荡的大海，那么其后的大学则变成了一口沉重的焖锅。


　　前几年，中国刮过一阵“80年代”怀旧风。我得承认，我也是一位80年代之子，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产儿，时光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行，但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塑造，似乎是一个很不适时宜的80年代遗民。作为“文革”之后首届77级大学生，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的回忆。一位70后的学生读了之后，无限羡慕地对我说：“老师，80年代的校园生活，真令人向往啊！”另一位80后的学生则满腹狐疑地问：“80年代真的那么好吗？会不会是一个被你们虚构出来的传说？”


　　80年代，究竟是令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后人虚构的神话——这恐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想象。作为一个80年代的亲身经历者，我只是想说，80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纵然昔日的革命理想已经幻灭，但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红卫兵一代学生，依然坚信缺乏理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于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明天的憧憬。那个年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精神生活，不那么物质、不那么功利，常常为内心的激情荡漾，胸怀远大的志向。不久前，我看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十年前央视东方时空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晚会，在结构上套用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我惊叹从80年代氛围中走过来的那代人，在精神结构上与老一代革命者何其相似！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80年代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比较起今天是枯燥的、乏善可陈，但校园的公共生活却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羡慕不已。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汇演、诗歌朗诵，从学校到院系再到每个班级，无数的学生社团等着你去加入——不，让你自由去组建，尽情地燃烧你的青春热火、发挥你的个性创造力。1980年的区人民代表选举，多少学生慷慨激昂地站出来参与竞选，以自己激情四溅的演说去实践想象中的民主。大学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有什么样的校园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或者是铁肩担道义的公民，抑或是鼠目寸光的侏儒市侩。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流行的一个词，叫做“解放”。这个解放，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体制的解放，更是个人的解放。旧的极权体制正在冰融，新的民主体制尚未形成，在开放的环境之中，一切皆有可能，未来有无限的多元发展空间。于是，人变得格外的自由，虽然传统的左倾思潮和体制依然强大，时常有寒潮袭来，但师生的内心是自由的，研究也是自由的，时间更是自由的。虽然住得寒酸，穿着土气，囊中羞涩，生活清贫，但老师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去做内心想做的。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难以抗拒的体制诱惑，没有无穷无尽的职称等级等着你去爬行，反而多了一分潇洒、一分自如，一分读书人的精神从容。


　　诚然，80年代并非全然亮色，黎明的晨光背后依然乌云笼罩。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可能意味着虚骄和狂妄；过度的政治参与，蕴含着悲剧性的政治危机；而漫无节制的奇思异想，也会导致理性的贫血。过了30年之后，当我们以“后见之明”的智慧，意识到80年代的种种不是的时候，我依然要说，让80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


　　这个灵魂，便是精神的活力。


　　精神的活力，是一种青春的象征。80年代，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而言，乃是五四的第二春。何谓五四之精神？民主？科学？还是道德？在我看来，在德先生、赛先生、莫姑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五四灵魂：青春。


　　1916年，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从日本眺望神州，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名篇《青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李大钊所言的青春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不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师长辈拥有，在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罗隆基一代学生辈那里尤为突出，因此才有了两个充满了激情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


　　80年代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何曾几时，青春精神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在校园里面流散了，在青年的灵魂当中死去了。在80年代，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大学作为思想的领导者、社会的开路先锋，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而在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流行什么风尚、操持什么语言，传播什么价值观念，大学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学生一进入校园，就等于提前跨入社会，各种竞争、算计、功利，弥漫整个校园。大学成为职场的预备役，跨入了大学，就等于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一切都是成年人的规则，到处是老气横秋的早熟与世故。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愈加细密的学术晋身规则让青年教师几乎喘不过气，著书全为稻粱谋，房子、职称、课题……当有趣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最终蜕变为无聊生计的时候，青春与活力便成为过于奢侈、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有学生喜好读书，求知欲未泯，或者以天下为怀，为苍生而鸣，常常被同学视为异类，所谓的“政治不成熟”。有年长的好心者会如此劝说：“不要太理想主义，这年头不要生活得太迂，要现实一点，莫谈国事，少读闲书，还是多想一想文凭、职位、收入、早点为结婚、买房、买车作准备罢！”


　　不说大学生，今日之中国，高考的指挥棒带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托儿所……一条龙式的应试教育，中学生早早告别了青春，小学生也失去了童真。所有的考题，包括作文，都有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余秋雨式的标准套话代替了个性化的稚稚童语。中国的青少年们，当他们还没有迈入青春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衰老，不仅是应试教育围逼下的肉身疲劳，更是过度竞争氛围中的精神疲惫。


　　当一个个校园沦陷，成为一口口窒息心灵的焖锅的时候，何处去寻觅中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呢？于是，就有了对80年代的怀旧，那些对过去时光的记忆与想象。青春精神是一段神话般的传奇，当置身于80年代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它，便会感受到缺氧般的窒息。今日之校园，不再令人着迷，不复是青春活力的伊甸园！


　　莫非回到80年代，回到激情洋溢后革命年代？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川，80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神往而已，何况被神话的80年代本身还有需要解魅的毒素。但是，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链接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体制的焖锅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打破，它需要外来的动力破局。体制的真正摧毁者不是体制本身，而是一种能够创造新体制的精神。精神的力量无所不摧，青春精神所到之处，将改变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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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80年代的那些人和事儿

作者：柳红      时间：2011-07-05   来源：共识网-共识在线

	——共识在线第十二期 　　共识网编辑按：八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激情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星星美展、《今天》诗会、西单民主墙、各种文化沙龙的兴起，一时间，在野的各路豪杰仿佛都在风起云涌地起事。 　　文艺和思想的复兴总是容易被历史反复提及，但隐蔽在背后的政治、经济变革的潜流却某种程度被遮蔽。正如柳红女士说，这里有官方的原因，也有民间的原因。她写这本《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了那些八十年代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不太为我们所熟知的人和事，有那些运筹帷幄、充满政治智慧的老人；也有那些披荆斩棘、冲在改革一线的年轻人。可是，很多人和事都是点到为止。那些人在改革历程中做了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当年是否只是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改革有不同吗？他们现在怎么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 　　带着这样的疑问，共识网邀请了柳红女士到访共识在线，与网友们进行互动交流。 　　柳红简历：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曾任吴敬琏助手。著有《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 　　本文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最终文字整理。 　　地点：共识网访谈室    时间：2011年6月21日下午15：00-17：00 　　【共识网】：大家好，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共识在线的嘉宾：自由撰稿人，独立学者，柳红女士。先请柳红女士给大家做一个今天在线主要内容的介绍，然后给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柳红】：网友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在线方式和大家交流，觉得很新鲜，也稍微有点紧张。 　　【共识网】：网友对您的书很了解，网上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大家对您的《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问题很多，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柳红】：《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起初是在《经济观察报》写的专栏，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那时候搞了很多活动，也有很多评选，像30年30人之类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一段历史被遮蔽得很厉害，现在的人不知道，相对就忽略了，那就是80年代的历史。 　　那一年也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关于价格双轨制，谁是首创者，一方是张维迎，另一方是华生等等。这段历史对那些经历者觉得还在昨天，然而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争论中，当事人争得很厉害，很带感情，但是对旁人来说也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在改革过程中这样一个事件对他们多么有意义。由价格双轨制的争论，推到人们视野里一个会议，叫做莫干山会议。很多人知道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讨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发生的，但是这个会议是怎么召开的却鲜为人知。莫干山为青年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思想风暴，形成观点。总之，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原来历史在人们这儿是这么陌生。所以我第一篇写的是莫干山会议，此后就接着写下去，写了40多篇。在结集成书的时候，我就想用一个什么线索来串，最后选择了用人的线索，这样就划分了三代中国经济学人，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人，第二代是1920-1940年，第三代是1940-196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样的组织那些人与事的方式还是可取的。 　　【共识网】：您长期关注80年代的经济政策相关的研究，也亲身参与了一些重要的讨论，您对这样一批老的经济学家应该了解比较深。您觉得80年代经济学界的研究氛围是什么样的？ 　　【柳红】：80年代，我还是个学生，其实我并没有参与一些事情，但是也有耳闻，只不过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再加上自己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再回头看，那种印象和感想会更强烈，更有这种冲动把它搞清楚。 　　当时的氛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老中青三代一块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舞台上在表演，而且互相提携，老的提携年轻的，年轻的也仰仗着老一辈的支持，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尽可能展现出来，非常活跃，令人神往。那时候开会，常常白天黑夜的开，是真开会、真去碰撞、真去贡献思想，和现在有很大不同，现在对于一些明星经济学家，很多时候开会变成了跑场，某个时间点去那儿发言，并不在意别人讲什么，甚至都不听就离开了，表演性更强。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投入。 　　【共识网】：有没有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哪次讨论或者哪个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 　　【柳红】：我自己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做了大量采访，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尽量想用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我已经采访了上百人。也有集体聊的，和这些朋友一块聚会的时候听他们讲当时的情景，这样的场合比较多。以莫干山会议为例，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由青年召开的，为什么1984年召开了莫干山会议呢？1984年以前北京的青年经济学人已经走上了舞台，最早的是1980-1981年左右的所谓“改革四君子”，他们是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联名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很多青年经济学人都以各种组合的方式在一起调查研究、参与改革，提出各自的建议。 　　影响最大的组织叫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起初是松散地组织一些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利用假期做调查研究，到了1981年2月，他们正式成立机构。先是民间的，后来，当大学生毕业，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不能让这些人散掉，农发组就挂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此外，还有就业组、流通组，后来的国情组等等，诸如此类。也就是说，在1984年以前北京的这些青年经济学人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他们的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到了1984年，有人就想到怎么能够让全国的青年经济学人都能参与到这个改革的大潮来贡献他们的才智，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作用。于是他们策划了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讨论会，也就是莫干山会议。具体地说，主要发起人是四位：朱嘉明、黄江南、刘佑成、张钢。那么英才在哪里呢？不知道，怎么找他们，于是天下告示，在报纸上征文，结果收到了1000多份论文，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工人，有的在军营里，也有专业工作者写的关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献计献策，以文选人，挑选了一百多个人，在84年9月开了一个莫干山会议。 　　他们特别反感老年人开会念稿子，觉得年轻人得开出我们的样式来，，所以规定大家不许带稿子上山。第一天不开会，彼此交朋友。分了几个组，每个人自愿选择你在哪个组听，有企业组、宏观组、开放组、农村组等等。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如果在会议期间你有了好的想法，可以申请挂牌讨论，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希望拿到会上讨论，经过会议领导成员同意，就可以挂牌讨论。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关于价格改革上，有一种主张倾向于放，把价格放开，另一种主张调价，争得非常激烈，各个组的年轻人都对价格改革有自己的看法，会上的争论也刺激了他们的想法，最后就凝结成调放结合的思路，在形成的报告中，就明确了价格双轨制。 　　【共识网】：我对价格双轨制当时的讨论非常感兴趣，肯定有人赞成放，有人赞成以调控为主。最后双轨同时进行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还是相互之间协商的结果？还是共识？ 　　【柳红】：当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价格双轨制，有了计划内的价格和计划外的价格这样的双轨。这些年轻人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和思路，最后作为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还需要形成方案，最后再推行。 　　【共识网】：这么大的会议有没有得到什么部门的支持？ 　　【柳红】：这是一个纯民间的会议，说80年代，有光荣和梦想，其实那个时候改革的保守势力也很强，每前进一步也很不容易。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几个月，在安徽曾经开过一个大会，简称“改革者大会”，把当时的企业家改革的先锋人物召集过来，这个会议动静很大，也引起了批评的声音。在它之后要开莫干山会议，所以这些年轻人也很聪明，也运用了一些政治智慧，他们尽可能要寻求保护，虽然是民间的，比如当时总理的秘书张劲夫的秘书等都参加了这个会，也有老人参加，是以个人的身份，就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宾，也是表示他对年轻人的支持。 　　网友那一天：柳红老师您好，我对八十年代是虽不能至（那时候还小），心向往之，但要具体说到八十年代的好，还真难以一下子说清楚，尤其是对比当下，八十年代为什么让人神往？柳老师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吗？ 　　【柳红】：确实是很难笼统地说，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表达了对那个年代美好的记忆，王小波说，让我们歌唱80年代，很多人都用了特别美好的语言赞美这个时代。 　　【共识网】：他们都说得很具体，比如喇叭裤这样的，比较有时代特征的误解，但是对这个时代的具体印象可能很难用几个词归纳。 　　【柳红】：要想最短的时间给大家呈现出来其实是有难度，我也只能做一个侧面的，我只是说经济学人。以80年代的青年为例，和现在80后年纪差不多，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作用，如前所说的农发组、四君子等等。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农发组一分为二，一部分进入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转向城市改革研究。再比如，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82级研究生毕业经济所和财贸所的学生有华生、张学军、高梁、张少杰、边勇壮等等，他们到哪里去或者担任了什么角色呢？有一部分人留在经济所，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是董辅礽，董辅礽一是挽留他们，二是使用他们。他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把各个研究室的名称改了，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比如成立宏观经济室、微观经济室、发展经济室，请年轻人做主任，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宏观室主任是81级研究生何家成；华生是微观室主任；把分配到国家经济调节办公室的张学军请回来当发展室主任。边勇壮则被张卓元任命为价格室副主任，后来是物资经济室主任。张少杰和高梁去了体改所，分别担任企业室主任，和编辑部负责人。总之，他们都挑了大梁。 　　莫干山会议之后，除了国务院、中共中央采纳了一些年轻人的意见，也有地方的政府和官员看中了这些年轻人的敏锐、活力，以及新兴的、能够给改革带来生机的力量。当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来，邀请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意见，不仅如此，省委书记还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外经贸委副主任。此时，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这些是在体制内的青年人。 　　另外，体制外还有一块，也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这就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可以把他们所学立刻用到实践中。 柳红老师在共识在线交流现场 　　【共识网】：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80年代最起码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给予经济学人一个很好的机遇，让他们去发挥作用呢？ 　　【柳红】：经济改革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一个事业，或者叫做“主战场”，所以这些学经济学的人也生逢其时，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聪明才智的青年人，但是不一定都能发挥作用，现在也有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无处施展。也就是说，是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开明，年轻人才得以担当重任。省委书记和省长热情邀请年轻人，也是因为他们确实以地方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局为重，没有其他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没有年老、年轻或者嫡系之类的门户之见，惟才是举，大胆起用年轻人。而国务院领导或者中央领导愿意听年轻人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有开放的心，一心一意想推进改革。这是80年代最宝贵的特征：上下有共识，朝野有共识，一起合作，齐心协力。 　　农发组参与了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改革的调研和起草，他们自已也觉得对这个国家真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城市，建立了体改所，做城市的改革研究也是做得风声水起。据说当时在上海有一个职业调查，问哪一个岗位、哪一个方向是你们毕业以后最愿意去的，结果就是体改所。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没有那么明星化，改革人物却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是明星，后来有一些研究生，比如北大和人大的研究生毕业以后选择了去体改所，也是“追星族”，他们现在已经将近50岁了，和他们交谈，听他们讲了刚毕业时的心态。这也非常典型地显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那个时候很注意改革政策的宣传、普及，因为每一项措施都需要人民群众支持。1987年曾经在全国搞大规模的关于改革的知识竞赛，，那时类似的活动特别多。竞赛经过了好几轮，有初选、复赛，还要到电视台上决赛，最后有奖品，其中最高的奖品附带可以参加体改所的调查。你看，参加体改所调查竟然成为一种荣誉，一是表明体改所的魅力，二是确实显示出了那是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代。 　　【共识网】：跟这种学风、思潮和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柳红】：对。而且大家特别团结，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经过了分分合合的一些道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我只说北京这个地区的，都经历了中学的红卫兵时代、“文化大革命”时代，彼此就认识，然后上山下乡，又到了不同的省份，之后又考大学，回到北京，或者考研究生回到北京，纵横交错，一个串一个，先是他们三三两两的组合，然后再更大范围的组合，虽说有几位领袖人物，但是更大程度的不是个人的作用，而是机构的作用、组织的作用，他们常常以组合的方式，比如农发组（1981年成立）、体改所（1984年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1985年成立），后来还有一个中信国际所（1986年成立），一直在民间的是就业组、流通组，后发展成国情组，再到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调动了很多人，摊子也铺的很大，足够有影响。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其实他们作为朋友都有很多交往，做事互相协作；无论在官和在民互相协作，多有民办官助。此外，在北京有于光远等创建的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办的《经济学周报》；在上海有《世界经济导报》。它们都是青年经济学家发表言论的平台。 　　1985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本杂志《中青年经济论坛》，据点是在南开大学，以南开大学的老师们为主，也是自己拉广告，自己养自己的一个学术杂志，很不简单。然而，之所以能在天津办这个杂志，又是得到了天津团市委的支持，天津团市委书记是张炜，北京大学毕业。实际上，第一拨大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些人毕业以后走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在官有的在学有的在民，然而当他们做事的时候，互相有很多的协作和支持，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精彩的大时代。 　　网友共勉识文：请问柳红老师，在您的记忆当中，要给80年代界定一种颜色，您觉得是什么颜色呢？为什么？ 　　【柳红】：80年代刚刚告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颜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80年代是一个告别红色的年代。它可能有很多颜色，但是一定不是红色。 　　冰山一角：八十年代大伙儿的心气儿还是高的，经80年代末一打击，现在似乎都未恢复到当年。可见，心气儿是不能随便打击的。不知柳女士给八十年代的暖意春潮、改革热潮、思想风潮打多少分（100分制）？依据何在？ 　　【柳红】：我觉得“心气儿”用得挺好，其实也是当时整个国民的精神，这种心气儿是因为有共识，大家有信心，都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而且也有机会，路在脚下。我觉得打分要相对来说，70年代是文革的时候，不及格；往后，如果说现在，也算不及格，那么80年代就给它70分吧。 　　【共识网】：我觉得这个分数也很中肯，有进步、有空间，也比较满意。 　　【柳红】：以后那个社会还是一个欠发展的时期，只不过人们是一心都向往着发展。 　　guxiangdeyun:对八十年代的向往，是否也意味着对当下的某种失落？八十年代中，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不是失落，可能反而是一种希望。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好的时候，80年代有很多的遗产，需要挖掘和继承。现在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需要寻找新的起点，我想80年代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具有社会共识的一个时期。而且80年代还有大批人在世，他们身上保留着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如果要在中国现代史上找合理合法的依据或理想的支点或根源，我认为，80年代可能是一个比较现成的，今天可以借鉴的时代。 　　【共识网】：它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柳红】：我觉得就是整体向上的精神。 　　【共识网】：刚才很多网友提问柳红老师了关于对80年代的总体认识，现在我们先就80年代的经济这个话题，同时结合着柳红老师这本关于经济学人的书中内容来进行综合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 　　郑子蒙：请问在当今经济学界是否还具有“80年代气质”的经济学人呢，如果有是哪些学者？ 　　【柳红】：我离得比较远，不是太了解现在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没有那么近距离地接触，所以我有点说不上。 　　【共识网】：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目前活跃在经济学论坛当中的一些人，哪些是具备当年的80年代气质的？ 　　【柳红】：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评论，一定要让我说的话，只是远观，我在微博上看到许小年很有社会光怀。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他。那是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刚刚成立，马洪挂帅，第一批招来的几个研究生，许小年是其中一个，书里还放了他的照片，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都活跃在舞台上。 　　网友共勉识文：我本人对您书中提到的第三代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比较感兴趣，您能不能谈谈在80年代，农经领域里面，您最欣赏哪几位经济学人？他们在该领域中作出了哪些贡献？ 　　【柳红】：因为他们比我还是大一辈儿的，不是年龄上的，是资历上的。所以我跟他们有些人有近距离接触，有些人没有。我还只能是以文献或者以采访的方式来了解，而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直接的观察。农发组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陈一谘，现在的人们显然已经不知道他了，他是负责人。当时还有一位叫做何维凌。他们早年都是北大学生，都曾经因为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受到过整肃，可以说，他们是最早开始反思这个制度的人。从我采访的人当中，大家谈发展组的故事，还特别认可邓英淘，他也是北大毕业的，非常有知识，而且努力要把这支队伍给训练成一个特别有专业素养的队伍。还有王小强，1979年以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闻名。总之，那是一批极其出色的人，已经被历史筛选过好几回的人。别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似耽误了十年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其实在基层，他们除了了解中国的社会底层之外，也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有很多思考。1978年重新上大学以后，又有机会学当时新的科学知识，比如，当时特别时兴“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什么的，何维凌、邓英淘就是给大家提供知识培训的人物。支持和参加农发组的老一辈还有北大老师杨勋、社科院农经所王耕今、王贵宸等等。 　　总之，当时浮出水面的一批年轻人，都特别有个性，才华出众，把他们聚集在一个机构一个组或者一个所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两个字：包容。 　　【共识网】：目前为止，农发组还有几个80年代就比较活跃目前也比较活跃的一些比如陆学艺、周其仁、陈锡文，他们在当年，可能是现在身居要位了，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他们是不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建议和意见呢？比如开一些学术会议或者讨论的时候。 　　【柳红】：陆学艺是老一辈的，本来是学哲学的，但是因为对农村发展问题感兴趣，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长期做农村发展研究。曾是社科院农发所副所长。陈锡文和周其仁都是农发组的，陈锡文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都在做农业，一生一件事，挺可贵的。前面提到80年代的几个研究所，到1989年全军覆灭了，大部分人被迫改道，周其仁是至今少数还留在学界的人之一。人可以还是那个人，只要不在那个组，那个所，其作用就大不相同。这也是我说，在80年代，那些机构和组织的作用要大于个人的作用。至于你提到的具体事例，我就说不上来了。 　　【共识网】：80年代的经济学人跟现在的经济学人，在本质上有变化了么？ 　　【柳红】：我觉得差别比较大。那个时候的人总体来说比较纯粹。因为当时要改革，改革就不能指望既有的机构，所以多是倚靠新的研究咨询机构，提供新的思想，政策建议、咨询意见。当时高层决策集团还是很倚重这些年轻人，体改所、农发所和中信国际所，还有社科院经济所的年轻人等等。虽然跟权力近，但是大家并不以此来换取什么现成的利益，主要是想学以致用，想推动中国改革进步。 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体改所张少杰的文章《一见即永别》。他有一个口头语：“你不懂”，他在总理那儿也这么说。比如，总理说完以后，他会说“zy，你不懂”。敢在总理面前这样，肯定没私心，没想谋个官。他还有一个习惯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国务院领导面前讲问题的时候成心说得难一点，理论上深一点，但是每次他都发现赵ZY听懂了。对这个，他还比较服气。这一方面反应他的个性，也反应出，他不是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而是要说自己的，是真把自己的调研和建议当回事的。 　　【共识网】：现在经济学界也好，整个学界也好，年轻人跟这个学科发展起到的作用肯定不如当年。 　　【柳红】：刚才说到了差别，一是作用和角色，没有那么重要，现在还是老的压在上面。再有就是风气和个人的作风差别也很大。那时物质贫乏，大家都是在精神上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想改变国家面貌。现在很多人也累得很，废寝不忘食（笑），诱惑太多，利益太大，一些人屈服于权力和资本，成为利益代言人，而不是发表独立见解的经济学家。 　　【共识网】：现在学经济学就是冲着钱去的。 　　【柳红】：很多家长让孩子报考财经类别，不是从孩子兴趣志向出发，是从将来谋职考虑，他们以为可以挣大钱。这是当下社会的取向。经济学家在80年代是很受人尊敬的，这些年成为大众有时候嘲笑，有时候谩骂的对象，觉得他们在为各种利益集团说法，没有了独立的声音，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网友：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间，80年代的研究成果占有怎样的位置？那时候涌现出了哪些到现在我们依然为之敬仰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是谁？ 　　【柳红】：其实有过这么一种声音，觉得80年代没有经济学，那时的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是很浅显的，到了90年代以后，有了新的“海归”回来以后，中国才有了经济学。当然很多老经济学家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曾经也写过文章。因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要求不一样，对经济学家的要求不一样，80年代中国是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过渡，经济学家当时主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启蒙和教育的任务，而且经济学家本身也是在一边学一边宣传，早走半步，把这些知识再告诉大家，第二个任务就是关于改革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我想还没有形成学院式的金字塔里，现在有没有，至今还有争论。 　　还是有一些令人尊敬的学界人物。我在我的书里，大概提及了500多个人名。专门写的有数十位。 　　网友：您对于我们国家第一代经济学人，有着怎样的印象？他们是在我们国家怎样的经济背景下进行工作的？ 　　【柳红】：所谓第一代，按照我的划分就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这一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可以施展拳脚开始工作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以他们最年轻的的为例，1920年出生的马洪，曾经做过社科院副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来说，，1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1980年，他们就是60岁的年纪了。那些192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年纪就更大了，可想而知，当他们重新有了这个工作的机会，他们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工作的。那时有句话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马洪每天早上跑步，锻炼，一边跑一边听新闻联播，非常勤奋。蒋一苇也是。他曾被打成右派，重新恢复工作以后，他的生命只存活了14年，但是，每年都干了很多大事，都有创建性的工作。别人都说别这么拼命，但是他想让自己的生命最大限度地燃烧，人家说细水长流，他说有水快流。这就是这一代中一类人比较有代表性的特征。他们有纯粹的、早年加入共产党的那种理想，对自由、民主、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他们觉得共产党曾经走了弯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要走到一条正道上的时候，该自己发挥作用的时候。? ? 还有一部分是非党经济学家，就是民国年间留学回来的，比如陈岱孙，比如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的老师。五道口当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现在很多是中国金融界高官，还有证券业、投资银行业等等，成为闪耀星星，但是，谁是培育他们的人呢？我这次写五道口，有意没写这些年轻一辈现在在舞台上耀眼的人，而是写他们的老师，但是很难找到那些人物的线索。互联网时代前后其实是隔绝信息的关卡。如果在互联网上找不到一个人的信息，这个人好像就没有似的，他或者他，就不重要似的。其实不然，所以当时我尽量一个一个地搜寻他们的名字，尽量找，其中有的我问现在金融界已经很有地位的人，问他们的老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生卒年月也不为人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里储存了一批人，他们是民国期间，有的是在民国时候的银行里，有的是留学回来者，1949年以后，他们所学的这一套就彻底不能用了，于是在金融研究所里被冷藏了几十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一建立起来，需要教员，谁能够懂市场经济下的这一套货币银行学、现代金融学的知识呢？这些老师就被请出来了。在他们的晚年终于得以发挥了一点作用，特别了不起。 　　【共识网】：我们有没有当时在学习苏联经济学上的比较代表的人物？ 　　【柳红】：受苏联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里主要人群还是受苏联训练的人，不仅是留学，留学是一方面，在国内也是受的苏联教育。以社科院的经济所为例，经济所有两位当时是在1950、1951年派到苏联去的，一位是刘国光，一位是董辅礽，他们在苏联是副博士。1949年以后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起初只有短暂的时间有西方经济学，后来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斯大林、苏联政治经济学这一套。这是主流。1978年北大第一次招研究生要招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当时叫的名字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是以批判的名义来培养这个方向的学生，所以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那些在西方学回来的老一代包括陈岱孙这些人，当时要把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学科重新建立起来，让人们有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他们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比如1979年大概有17位联名写下创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倡议书，也得到了于光远这些体制内的人的支持，他们先是办国外经济学讲座，曾经印过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的书，每个讲座都形成文字，广泛传播。当时学经济学的人，这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人手一册，但是有的讲课老师，讲罢几个月就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们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贡献了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共识网】：好，柳老师关于经济领域、经济学人对网友的问题进行了回答。80年代的改革，经济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看看我们的网友在这方面又有哪些问题？ 　　公民社会：八十年代作为鲜明的改革年代，也是智库大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了陈一谘、陈子明等智库的创办者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民间智库，以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等官方核心智囊机构。您认为对改革决策影响较大的智库和相关研究人员有哪些？这些智库及其人员在八十年代及其后的际遇昭示了什么——是否可以说是与经济－政治改革同沉浮？ 　　【柳红】：陈子明的研究所叫“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所和青年政治研究会，86-87年先是这样的机构，最后装在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里，这是一个民间的智库，他们组织和调动了特别大的力量，联合了特别多的青年。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是体制外的，但是其实和体制内这些人有很多交叉，很多事情是一块做的。这个民间智库我也非常留意了，他们非常明确的理念就是走独立的道路，他们处在体制的边缘，设想一方面影响体制内，同时也联系民众，争取尽可能大的公共空间，培育民间社会。这方面他们的思想非常清楚，他们真的是先行者。 　　我还是想强调机构，这是80年代的特色。就这么一大拨人，有时候参与这个项目有时候参与那个项目，有那么多机构，体制内有“三所一会”，民间有社经所，还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把各个学科的青年学人都聚集起来了。还有两张报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这些都是民间的报纸，一南一北，影响很大。 　　老一代中，也有特别注意建立体制外学会的，比如1981年于光远、薛暮桥等老人挂帅，成立了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既然是经济学团体，下面有多少团体呢？有多少学会呢？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199家，从中央这一级到省、到地方（市）有199家团体，这就是民间社会的空间，非常发达。虽然被纯粹体制外的人看来“三所一会”是体制内，其实他们自己有些人也把自己当成体制外。因为这是一个新体制的产物，不是旧体制的，不是过去老的研究所，是改革时代的新机构。这是整个的图画。在这个里面，后来变化很大，1989年“三所一会”全军覆没，为什么这段历史人们知道得这么少，是因为整个“三所一会”被整体消灭了，就没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还有陈子明的北京社经所也是被消灭了，所以人们对它了解得很少。海外的汉学家，有的人甚至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开始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辉煌的80年代。这么多青年人可以这么大规模地发挥作用，和那时候的决策集团的开明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柳老师，对于八十年代的改革，有人认为，出了大力的是胡赵，邓不过是走一个认可的程序；如果说当时的改革有“设计师”，亦非邓，而是胡赵等一班改革派官员。对此看法，您如何评价？ 　　【柳红】：我觉得改革可能没有设计师，因为一个改革时代的来临，是历史的车轮推着走，就像我在书里曾经写到的，演员、导演一起都在场，这时候大幕已经拉开了，但是剧本还没有呢。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人就知道，中国那个时候这个号令已经吹响了，但是怎么改、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一点一点来的，没有哪一个人更高明作为这个设计师。但是无疑胡赵是思想非常开明的，他们是党内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才成就了80年代改革这样的成果。 　　jindi5：80年代的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如何运作，如何相互起作用的？这对当前中国的改革有什么启示？80年代的改革，毛派在这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柳红】：先说毛派，我想80年代是一个“非毛”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深，尤其那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大家对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对他评价最低的时刻，整体性来讲是80年代。90年代后期，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改制，两极分化，这个时候重新有一些毛派又起来，怀念那个时候所谓的平等。所有的经济改革其实都有政治改革的意味，因为所有改革都是在突破既有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中前进，包括从计划到市场，包括允许个体户、允许民营，都有政治改革的含义在里面。具体到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其实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指向这个方向的社会运动其实也是一直都有，但是它和统治集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改革含义上的，这个要看怎么评价了。比如说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这个其实是得到了高层默许的，所以一时风起云涌。80年代的竞选，那个时候的《选举法》相对后来的也要宽松。当时关于政治改革已经做了很多研究，1980年除了邓小平有一个讲话，1986年是政治改革话题非常热的一个年份，比如北京的社经所，他们做了很多大型的讨论，这一年有一个经济改革方案办成立的同时，也有一个政治改革方案办成立，后有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起草政治改革方案。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里专门有一节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如果那次事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中共自愿政治改革，中国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网友恍惚：提起八十年代，我总想起清末，不知道这种联想是否恰当。八十年代曾有几年，朝野具有高度共识，这跟清末最后几年的“君主立宪”共识很相像，而且清末具有明确的九年立宪时间表。我想请教柳老师的是，八十年的朝野共识是怎么被打破的？责任在哪一方呢？ 　　【柳红】：我觉得80年代和那个时候也不像，对改革是朝野有共识，但是在清末没有社会基础，所以才有一声枪响立刻土崩瓦解，80年代的改革除了朝野有共识，还有社会基础、有民众的支持、认可这个改革，大家支持改革，愿意配合。 　　说到朝野的共识怎么打破的，当然是那场风波结束了那个时代。 　　【共识网】：这肯定是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所谓的冲突，这个冲突，您觉得是不是跟80年代经历了这么多年有了启蒙思想，年轻人越来越活跃，试图去影响我们国家对于统治集团的某种地位有关系？ 　　【柳红】：当时学生们的诉求，还仅仅是反腐，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民主等等。 　　【共识网】：反腐到现在都是大家有共识的事情。 　　回到从前：柳红老师，您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那时候法学、社会学好像尚未成为显学，中国的法治基础也很薄弱，您觉得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有胜算吗？ 　　【共识网】：他对80年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挺存在疑问的。 　　【柳红】：对，当时不仅是经济学，实际上是全方位在复兴，只不过因为是经济改革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容，牵扯国计民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多。其实在法治建设方面，当时彭真、彭冲等人率领制定了很多法律，他们主张法治而不能人治，律师制度兴起，法学教育扩大，总之，在法学领域有很多建设和推进。至于社会学方面，费孝通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从我刚才说到的几个年轻人的研究所里都有很大一个比例是与社会学有关的部分，体改所有两个部门跟社会学有关，领头的分别是白南风和杨冠三。他们做大量问卷调查，用比较规范的社会学方法进行，吸收北大社会学系学生参与。陈子明的研究所也有专门的社会学部，比如有一个民意调查中心，曾经做过很多项目，1988年做人大代表的执政能力和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程度的测量的民意调查，他们发了问卷1000多份，回收大概是70%，通过分析，得出这些人大代表能力怎么样，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情况怎么样，人大代表最关心什么问题，比如他们关心党风、物价等等。他们还打算和北大社会学系签约长期合作。总之，他们都做了非常有成效的工作。那个时候的社会学方法已经深深地和经济研究合在一块了。 　　小青年：柳老师对胡耀邦先生评价甚高，那对另一位领导人物赵的评价呢？如果不便细说，可否模糊概括一下？非常感谢您！ 　　【柳红】：对赵的评价也很高啊。只不过，无论是写专栏还是成书，大多数时候，赵的名字不能出现，以国家领导人或其他代替，所以读者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如果看到了，就会知道在那么多重要的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其他事关这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大问题上他起的主导作用，还有就是他对年轻人的赏识和大胆的使用都是空前的。 　　【共识网】：好的。我们都知道柳老师曾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助手。这段人生经历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对这样一位经济学家充满了敬重，同时又有好奇。做他的助手，有没有比较高的要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柳红】：其实做什么工作当然素质越全面、能力越强越好，我觉得我当时是不够格的，准备是不足的。但是还是很尽心尽力地做了很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于改革历史的关注也与此有关。因为我1998年开始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这本书的修订，自然，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包括做事要仔细、认真，那时有很多磨练。 　　【共识网】：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呢？他作为这么有名的经济学家，治学严谨，平时工作也很忙，会不会对您的要求也很高？ 　　【柳红】：他要求很高，我大概是达不到要求的。主要还是需要很细致，所以每天的工作长度和每天的工作强度都是很大的。 　　【共识网】：每天休息时间大概有多少？ 　　【柳红】：你是问他的休息时间？他睡觉很好，所以还是能休息过来，有的时候非常忙，就会睡得很少。 　　【共识网】：您做他的助手，需要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定比他的工作强度更大吧？ 　　【柳红】：那倒不见得，工作性质不一样。他每天要面对外面，只要开会都是主讲，他是在前台的，我大部分工作是处理文稿，需要花时间抠，所以那时候常常熬夜，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特殊的项目。 　　【共识网】：有没有哪次会议给您印象特别深？ 　　【柳红】：我不怎么参加会。每次编书、改书，强度都很大，因为都是在现有工作的同时再拿出精力来做，到最后的校对、出书等等，都很熬人。 　　【共识网】：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成为“家”的人，他的工作强度一定是一般人不能接受的。 　　【柳红】：因为人的时间有限，人和人的差别就是你怎么利用时间。 　　【共识网】：那么80年代，除了经济、政治领域以外，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时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在思想领域，我们的网友又有哪些问题？ 　　网友：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有着启蒙意义的时期，但是目前对于80年代的资料和内容相对不是很丰富，对于我们80后和现在逐渐成长起来的90后来说，对于那个年代的印象是非的模糊。柳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造成80年代具有启蒙意义的历史原因，和在哪些方面对今天的大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共识网】：就是怎样才会造成80年代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向上的氛围？ 　　【柳红】：之所以启蒙，是跟“文化大革命”相关的。那样一个专制，把恶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大破坏，泯灭人性。这之后的拨乱反正，是在一个黑暗时代之后才有的这么一个启蒙时代，所以这个启蒙时代是和那个时候相连的。有一些先行者就担任了启蒙的角色，这些年轻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读书、开始思考，他们相遇，思想交流、碰撞。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常常被他们当时的那种火热的东西所感动，他们之间毫不吝啬彼此之间的赞美之词，他们会说某某坚韧不拔，有什么什么样的意志，因为有的人都是40年以上的朋友，他们在农村的时候就认识。我看到，他们那样有抱负，在那么一个看不到前途的时候就开始对未来作准备，当这个时代一来临，他们马上就迸发了全部的热情和干劲，投入进去。 　　农发组有一位叫孙方明。是贵州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知道河南有一群知识青年特别有思想，有才干，比如在河南的有陈一谘、王小强、罗小朋、邓英淘等等，据说孙方明从贵州坐火车去会他们，第一次见到罗小朋，俩人谈了38小时！这就是他们！本来是单独的个体，独自思考，然而彼此发现，一块讨论，所以由这么小小的三五成群，然后十几个人的，然后上百人的，然后更大规模的组织起来。80年代的组织有几种形式，一个先是组，起初是松散的，彼此认识就在一起聚会，比如最早的聚会先是在翁永曦所在的《农民报》的小屋里，十几个人买点瓜子、糖，大家谈得有兴致，说下个星期去哪儿，可能就转战到社科院研究生院，都是租的平房，在那儿可能上百人聚会；还装不下，再一次可能去大礼堂。也没有主题，都是口口相传，大家就奔着去了。最后慢慢就组织起来了，形成相对固定的组，这些组后来又变成了研究所，体制内的研究所，或体制外在边缘的所。总之，自由组织，是80年代的一个特色。 　　网友：我们提到80年代，有一个属性，就是“激情”，柳老师能不能就您自身的亲身经历上，给我们讲述一些，跟“激情”的80年代相关的故事，或者是亲眼所见？ 　　【柳红】：那个时候还有双周讨论会，中老年的也有，青年的也有，青年的当时常常在陶然亭聚会，两周聚一次。在社科院的经济所一直都有双周讨论会的传统。有些是以会议的方式在聚集。 　　我是1985年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我们有国际片、经济片还有其他片。一入校，就对师兄们比较有印象了，像78级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朱嘉明。还有82级的华生、何家成等等。正在搞资产经营责任制，动静也很大，。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是1983年，一是1986-87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食堂伙食不好就罢餐，那时罢餐是各个学校里比较典型的事，当时我们研究生院只有三个楼，是一个环形的，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去食堂，趴在窗口上一块唱歌，拿着饭盆一块敲。有个别去食堂的人，大家在楼上看着他就骂。那是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吧。 　　还有，确实有读书风潮。汉译名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摆地摊便宜卖时，我们从研究生院，在西八间房，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一早进城去买书。 　　我们当时还是学《资本论》的。有两位《资本论》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位是孟氧，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坐了很多年牢，我们去过他们家。他给我们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要释放他的时候，他不肯出来。原因是你们不能悄没声地把我放了，为什么抓我的呢？他很有骨气，也很精神，真是有信仰，真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所学的、他所教的、他所信的，是一致的。他给我们上课，他会对他讲的东西非常尊重，如果同学有上课说话的，他就停下来，不讲了，用眼睛盯着你，讲话人讲着讲着就会发现老师的目光，而且孟老师目光如炬他对他讲的东西这么认真，这么在意，他不是一个教书匠，而是把自己熔化在里面了。见到这一代人，你会感触到他的人格和精神，这种东西在我心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烙印的。 　　我1988年研究生毕业，就留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89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我又参加了研究生院的行动。 　　【共识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关于学生想要试图反腐败之类的一些，您身边的同学或者您看到的学生势力，他们是很想这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 　　【柳红】：当然，这点是无疑的。我们研究生院当时在所有参加学生运动里年纪最大的，所谓学历最高的，其他的都是有本科和研究生的，我们只有研究生。我参加了绝食，所以和学生们有很多交往，知道大家的心思。 　　【共识网】：大家都在想些什么呢？ 　　【柳红】：除了具体的诉求，比如是反对腐败、官倒口号，也有对于自由、民主的诉求。学生只是起了一个头儿，实际是一个全民的运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报纸，人民日报等等，所有的学校和工人都出来，凝结成大家共同的诉求。其实，有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80年代是这样美好的时代，有这么多正面、积极、大家这么肯定的地方，为什么会以1989年这样的方式结束？ 　　猛一听，好像是个悖论，好的因，坏的果。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悲剧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回答，好像令人费解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我觉得，89年，也正是因为前十年的孕育，所以人们敢于集体地发出声音来，表达意志。文化大革命十年，出现过1976年的四五，但是人民没有后来那么自觉。然而1989年有，这代表这个时候人们的进步，代表我们一定程度对自己的政治权利的要求、主张的成熟。 　　【共识网】：近期柳老师都在忙些什么？做什么研究？ 　　【柳红】：还在做80年代的研究，也在继续采访和看文献，现在写得比较少，但是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而且越来越深入，我觉得把一些事情渐渐地看得更清楚了。 　　【共识网】：您还很爱做瑜伽？ 　　【柳红】：瑜伽是我的生活。 　　【共识网】：我觉得做瑜伽和做学问一样，需要有平和的心态。 　　【柳红】：现在这个社会心态比较浮躁，大家都在忙，我常常看着那么多人也不回家吃饭，每天在外面有饭局，身体出了各种状况。我是独自一人在家工作，天天如此，几乎没有社交应酬，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会觉得他们每天跑来跑去的，还能干出那么多事来，很厉害。 　　80年代这段历史被遮蔽得这么厉害，需要很多人来挖掘，不要说在我书里的第一代人已经不在了，只有极个别的人还活着，但是他们也不太有能力能够回忆和复述了，中年一代也存活得并不多，第三代也在开始一个一个地凋零。很有紧迫感，把这段历史，趁他们在的时候留下，太重要了，否则后人连研究的基础都没有。我现在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也是非常紧要的事，需要沉下心来做。人们倾向于关心现实问题，热点问题，短期问题，尤其是经济学家，然而我觉得探索、记录、发现历史太有意义了，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答案。 　　网友小小nopainkiller：八十年代的经验对于现在改革的困境有什么指导作用？ 　　【柳红】： 80年代，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正的和反的，都应该从里面得到经验教训，一是人们那么一致，那么有共识，那么有热情，为改革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这是一件事。另外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诉求，他们最后用镇压的方式来结束。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众来说，经过了90年代以后20年经济上所谓的增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膨胀，大家丢掉了一部分理想，被现实、被这些利益所左右，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也会有所反思和觉悟，在未来的道路上重新矫正一下人生方向，给后来的年轻人做一点榜样，留下点东西。对于年轻一代，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他们特别需要了解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从中，他们应该知道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需要自己努力。他们有机会，有前途。中国又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出发的时候，年轻人，是等待呢，还是自己做点什么？ 　　总之方方面面吧，80年代还是有很多遗产的。先要了解历史，从而可能会增加一些信心。我接触很多年轻人，他们说，一个是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一页，再就是说，您刚给我们打开了一段历史，曾经这么美好的一段历史，然而又说这一页翻过去了，让我们一些跌到现实中，都觉得非常彷徨。青年学生常常觉得自己很弱小、很孤立、很无力，而且前路都定了的，大学毕业，找工作难，接下来房奴，车奴，社会有那么多潜规则，不同流合污好像活不出来。说起来悲观，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不过，透过这些，我反而一直相信和看好青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90后的母亲。我了解他和他的朋友。这一代人，呈现多元，有独立思想，没那么多框框，虽然经历了考试教育，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有眼界。我认识不少80后，他们选择做有机农业、做环保，在民间自己发展，特别好。正是因此，让我觉得特别有希望。大家一边批评，一边建设。 　　【共识网】：您觉得我们以后还有可能会出现像80年代这样具有启蒙意义和大思潮意义的一个年代吗？至少在学术界。 　　【柳红】：我觉得不见得非是在学术界，而是在社会运动，在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的过程中。 　　【共识网】：有三个网友问到了关于您的著作权的官司的事情，他们也表示非常支持您。现在想问一下官司的结果怎么样了？ 　　【柳红】：正在等待判决，还没有判，开了两次庭，按理说应该判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中间又有一些插曲，一波几折，但是我觉得都没关系，都挺好的，经历这个过程就特别好，还是期望最后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判决。 　　它不仅是我个人的事，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著作权，这个社会大家都说假的东西太多了，吃的、用的都是假的、毒的，大家都在骂，知识分子在里面是什么作用？知识分子写书应该是自己辛勤的劳动，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创新，如果抄袭，在很短的时间内弄出书，这是不好的示范。这可能和过去二十年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有关系，今后希望人们都越来越认真，越来越仔细，知识分子也为自己，也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东西，但是一定得是认认真真做的才能留下来，那样的浮皮潦草或者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其实是自欺欺人，他有一时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对人才华的浪费和生命的浪费，而且提示年轻人我们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辛勤的劳动，急功近利的成功模式可以复制。 　　我是第一次打官司，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对我是特别大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也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这个社会里有那么多进步的和有希望的力量和声音，还是觉得很好的。 　　【共识网】：我们的网友都很支持您。 　　【柳红】：谢谢，这个过程很难，肯定会遇到一些压力、阻力和意想不到的情况，也让我见识了人，见识了事，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但是也能折射出很多东西来。比如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批评社会不好的事情，主持正道，公义。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临到你自己的头上，或者你朋友的身上时，你能不能坚持同一把公正的尺子？我越来越觉得得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批评远的容易，批评近的难，自我批评更难。 　　【共识网】：从我对您的感受来说，您是那种心态相对比较平和的人，很难会和人争什么事情的人，但是对于这种真和假、是与非，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争。 　　【柳红】：对，遗憾的是因为大家有太多的圈，有些利益的圈，有些朋友的圈，又有人情的东西，这个时候是非就推到后面了。其实，分清是非并不妨碍，人是人，事是事，否则成了一锅粥，那不是好风气。好风气得靠自己建设，把自己放进去，当你不把自己放进去的时候，这事儿就不会有改变。我现在尽量本着这个原则。 　　【共识网】：有网友对您参选人大代表有问题提出来，我们看一下。 　　公民社会：柳老师，非常支持您参选今年的县区人大代表。关于人大代表参选热，不能不提到1980年代在高校涌起的人大代表竞选运动，在当时总体政治环境和具体法规都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高校的人大代表选举成果不错。对于当年的那场选举活动，您当时感受如何，现在评价如何？ 　　【柳红】：1980年的竞选活动，北京是最突出、影响也比较大的，我当时是在上海上大学，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学工科，没有那么敏感，懵懂，但是也有印象。我后来看资料再回看到1980年的竞选，我觉得他们太精彩了，非常漂亮。其中参加竞选的人也有几位我认识，他们现在年纪稍微长了一点，但是那股劲儿依然不减当年。我看他们竞选的主张，准备，为此发的大块文章，水平相当高。那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突出出来的很少的精英。当时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现在都不能比，这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的差别。那个时候的《选举法》也相对宽松，79年的《选举法》允许参选人自己组织宣讲的方式，相当于可以参加竞选，但是后来再修改以后就不可以了。 　　【共识网】：当时是可以有大范围、公开的竞选演说。 　　【柳红】：对。所以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共识网】：您参加过1980年的竞选吗？ 　　【柳红】：我们学校曾经在两个人中间挑一个，有过这么一次选举，我是选举人。 　　那时选民也有热情，要选自己了解的，要知道他有什么主张，所以一是参选人已经有了很多的思想准备，他们对自己的诉求、政治理念都表达得非常清楚，非常领先。再就是投票的选民，也都积极热情，还有大环境，就是《选举法》的规定等等，都和现在是不能比。 　　今年又是一个新的气象，让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了，人们开始要知道我们不能轻易地“被代表”，我们要自己来表达，其实越多的人来参选，越多的人来投票，才好。做行动者。光批评不够，自己是不是放弃了权利呢，自己是不是蔑视了权利呢？这个国家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对我来说，我储备得不够，现学，了解与选举有关的事项。首先是一个态度，我愿意行动起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共识网】：当时80年代的选举人大代表，您作为一个亲生经历的选举人，在组织方面，您观察当时的组织者都有哪些？谁来具体地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 　　【柳红】：我印象不深了，我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应届学生，参选的人都是老三届的人。我印象中当时学校里的学生会这样的机构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我不是特别知道。 　　【共识网】：您这次参选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信息，比如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讯息，怎么准备的？ 　　【柳红】：我是先在微博上看到刘萍参选的事情，她受到了那么多压迫，心里还是很触动。后来，看到了别人的支持，再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宣布决定参选，说老实话，对我是个教育，我慢慢地萌生了参选的念头。我6月2日夜里12点多从外地回北京，2点多就把消息发出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好要参加了。有的参选人提示我要有一个竞选纲领，简单的主张等等，于是，我说我想主要代表这块群体，妇女特别是母亲，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群体，而且她们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家庭、乃至国家都太重要了，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我也做过母亲，我也经历过孩子教育的过程，我也一直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两个社会角色的冲突，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女士、朋友，知道大家的困境和各种想法。我还有长期陪伴生病孩子的经历，经历了医疗、疾病与死亡等等，接触了大量癌症患者，以及丧子家庭，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群。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付出特别多的人，权益保障不够的人。男性人大代表多，而人群中女人至少占一半，她们的利益诉求确实需要特别给予关注和表达。 　　作为女性和母亲，教育的功能太大了，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尤其在这样一个残缺的我们不满意的教育制度下，家庭的教育很重要，而这个教育不是知识的教育，是人格完整的教育。妈妈的心智是开的，健康的，才可能有孩子的健康成长。这都是事关未来的大事。我也看到在相对成熟、相对发达的社会里，比如台湾的女性，她们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都担当得非常好。如果女性朋友关注社区和公共事物，也将是自我教育成长的机会，是为孩子准备的最好的身教。 　　【共识网】：现在程序上做到了哪一步？ 　　【柳红】：北京的选民登记还没有开始，我在筹划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让我的选区的人知道我，也准备做深入的调查，了解他们的要求。 　　【共识网】：至少共识网的网民都知道了。 　　【柳红】：谢谢。 　　【共识网】：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柳老师给共识网提一点希望和寄语。 　　【柳红】：中国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了，何去何从，共识非常重要。共识网为各种声音，左的、中的、右的，提供了一个平台，是有建设意义的。你们的这份努力，未来中国会记住。也希望共识网越办越好。谢谢！ 　　【共识网】：谢谢柳老师！        （文章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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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

作者：刘再复      时间：2011-06-27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与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四人帮”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与，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与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与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已经不太了解当年的重重思想禁区，而开路之功想必艰难。 　　刘再复：当年能突破一些思想禁区，除了有一个“理”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势”的条件。所谓“势”便是时代条件。我所做的一点努力，是借时代赐予的条件，据“理”力争，尽可能通过研究所召开的会议和研究所掌握的刊物，伸张正义，说些真话，发出一些“异样”但更合情理的声音，例如为胡风说话的声音，为胡适说话的声音，为梁实秋、林语堂等当时认为的“反动文人”说话的声音，为艾青、萧军等“右派作家”说话的声音。在理论上，则质疑“高大全英雄论”，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质疑“反映论”与“独断论”，质疑政治化、模式化的“文学史框架”等等。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中央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与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与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与“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与姚雪垠先生的那场争论，不是我先发难的。我尊重一切勤奋写作的作家，包括尊重姚雪垠先生。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自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与历史真实，导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入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毛主席、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与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与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与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造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与深邃。 　　您在前几年与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即将推出李泽厚先生和我合著的《告别革命》第六版。我在新版（辛卯版）序言中说，我们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必由之路。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的流血斗争。以往被压迫的民众使用这种暴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然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种是用“阶级斗争”即用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极端的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选择第一种办法，避免用第二种办法。因为第二种办法意味着战争、流血、火拼、破坏，社会将失去安宁日子。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最好的日子好。有矛盾最好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改革不是没有斗争）的办法解决，不要诉诸火与剑，更不要诉诸机枪与炮弹。广义的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即孔孟老庄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尚和、尚文的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即农民革命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诉诸暴力的流血传统。不管是起义的一方（革命军）或反起义的一方（政府军）都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都很残酷，连大儒曾国藩也变成了“曾剃头”。我们讲“告别革命”是倡导大传统，告别小传统。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重复二十世纪的战乱历史，不要重复那种大规模的鲜血淋漓的死亡体验，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我在《双典批判》中对《水浒传》中“造反有理”的大命题进行了批判；批评“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的理念与公式。我认为，手段与目的是一个整体，我不相信血腥手段可以带来高尚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手段重于目的。这种思路类似托尔斯泰与甘地的拒绝一切暴力手段的思路。 　　在您看来，国内文化生态、学术动向及价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再复：因为离开祖国已有二十多年，所以对国内的文化生态比较陌生，不可能太准确地描述。就整体感觉而言，我觉得与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当下学术姿态比较多，追求真理的热情比较弱。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不刻意表现学术姿态，思想比较贴近时代的脉搏，因此学术多带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性。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乡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的历史大转型，在此时代中，思想者大有可为，完全可能产生新鲜的思想，可惜我很少见到拥有学术水准的新鲜思想。总之，与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国内的文化生态似乎缺少灵魂的活力。 　　您有没有关心过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新左”和自由派的争论？ 　　刘再复：我只是一般地（不是特别认真）关注过“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因为这不是学派之争，双方均缺少较深厚的学术论证，往往只能见其观点，不能见其著作。 　　就其观念而言，双方都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新左派的言论不少，具有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即批判工业文明、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的讲述导致两个逻辑结论，一个是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完全肯定毛泽东晚年的行为，这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要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去，这不是大倒退吗？不能面对阶级斗争时代铁铸的基本事实，不能面对历史黑暗，这是新左派的虚妄。而自由派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便是美国化，这也不对。美国的人口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可耕土地却是中国的五倍。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美国则东西都有海岸线。仅自然条件就有如此巨大差别，中国能跟美国一样吗？中国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容纳那么多汽车，哪来的停车场啊！中国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创造自己的现代化自式，不能整个地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化到西方的已有范式，也不是坚守中国现有的既定模式，而是要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符合中国生存、发展需要的现代自式。这种“自式”，既要接受人类既有文明的营养，又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条件。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具有创造自式的可能，日本、印度均不可能，但是时间有限，历史赐予的机会恐怕只有今后的二三十年。 　　您现在回顾平生，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三个人生，第一人生是中国的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中国的漂泊者；现在第二人生结束了，开始了第三人生，这一人生是超越国界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缘与中国文化血脉的思想者。做这样的自我界定，是为了让自己更自觉地站立于中性立场，用中道智慧看历史，看人间，看中国与西方。中性、中道立场，乃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立场，这也是知识者应有的立场。我是一个长江黄河养育出来的生命，天然地对祖国抱有一种生理性的挚爱情感，但我又是一个对文学具有信仰的写作者，这又使我天然地成为人类与人性的见证者，也可以说超越民族国界的限定而游思于自由时空的人文思想者。■ 　　刘再复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的弄潮儿，直到今天，很多人读他的书，会觉得他依然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在美国这许多年，他坚持中国国籍，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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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

——陈子明致徐友渔

作者：徐友渔 陈子明      时间：2009-07-17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中央“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开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　　　　 　　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1.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 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 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 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 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 社会学与人类学： 　　7. 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三、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四、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  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 Woldemar 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相互纠错以求真 　　--徐友渔回复陈子明 　　文/徐友渔 　　子明，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 　　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 　　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 　　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 　　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相关简介：陈子明，政治学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此次通信完成于2009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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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作者：金观涛      时间：2008-04-28   来源：
   
  　　一代人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你原来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人文社会科学？
　　
　　金观涛：机缘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青年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在自然科学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这正是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变动的大时代促使我开始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
   
　　经济观察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你有时间思考这些吗？
   
　　 金观涛：1968年以后，北大的地下读书风气已经渐成风潮，但是在公开场合仍在搞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专业知识也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的“白专”。我却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和思考环境。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北大美术队。文革中，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和各种宣传画。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在参加运动，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思考。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这一阶段对我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当时，我读完马恩全集，又从马克思追溯到黑格尔。阅读中我很痛苦地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批判。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断断续续把思考的结果写成哲学札记，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这份札记在美术队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以靳凡为笔名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情书》1980年在《十月》上发表，影响非常大，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观涛：其实《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来转到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清镇中学当教员。她根据与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创作整理成了小说。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红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上，所以被人称为“小红书”，以后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间悄悄流传。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公开的情书》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过密切的通信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生动地展示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经济观察报：当时条件下要保持这种近乎一天几封的通信实在不寻常。这种现象普遍吗？

　　金观涛：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几封厚厚的信，邮递员都很惊讶。当时，一个个圈子都是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特别是对重要政治理论著作读后的人生启悟，它是“文革”后期青年地下读书圈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在1967年许多公开的读书会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谈或通信。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塑料厂做工，青峰在贵州，我们的通信圈子有七八个朋友。1973年青峰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我也调到郑州大学。1978年我和青峰调回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第二年，《公开的情书》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民间油印刊物《我们》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开发表。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提出了新时代应有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爱情标准，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呼声都非常尖锐。我认为，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刚刚从一个人性、人情、特别是爱情都受到压抑的时代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把对爱情的追求与忠诚和对理想的追求等同起来。直到近几年，我们遇到不少当年读过此书、现在已是大学教师的人，谈起书中高度的理想主义热忱，仍令他们激动不已。但是，在小说公开发表时，我们的写作已经告别了文学，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超稳定结构”的提出
         
　　经济观察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

　　金观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郑州大学期间，我和青峰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就是在那段时间构思的。我们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为其做思想准备。为了告别文学走向理论探索，我和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风骤雨，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写作期间，正好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气氛，正是那时的写照。青峰和我选择了以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为背景，以一个地震预报站的三个人物写了一部长诗。写作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打着手电筒伏在地上写下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我们睡的是地铺。而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分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这部长诗虽然没有像《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

　　我在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时，还发表过几篇科学论文。如1976年的《论量子力学的公理基础》就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由于有科学论文发表，1977年冬我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大会。当时于光远要成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被选中参与筹备该刊。我和青峰就这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做编辑。

　　经济观察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很活跃，在改革开改初期被誉为“中国四大天窗”之一。

　　金观涛：筹办这个杂志对我们是个好机会。刊物主编于光远是思想开放的前辈，他不管出刊的事，具体主管的是李宝恒，思想也很开放，对年轻人很信任。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搞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将其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杂志。在杂志上最早介绍了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前沿，很多文章倡导科学创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对现代迷信。这种启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杂志周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很活跃，于光远创立了经济学“双周座谈会”，王小强、王小鲁在那里编辑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银河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历史的沉思》。“历史的沉思”正是我们有关超稳定系统论文的标题。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超稳定系统说”最早是在哪里发表的？

　　金观涛：其实我们在1974年就已经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过。1979年曾有朋友把论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过这一油印稿，我们和老包认识了。文章最早是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即将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但主编黎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将其发表出来。记得黎澍还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谈话，他说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给杂志撑台面，而不是反过来文章因发在一级刊物上有身价。1980年初，我们的长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分两期发表了。去年年底我们去昆明座谈时，不少研究历史的朋友都提起他们记忆犹新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刊出后的影响之大超出我们意料。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找到我们，要我们写成专著，这就是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写作该书约花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种干扰，才于1984年出版。有人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的

　　“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热，特别是最早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你们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金观涛：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一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

　　（封建专制特别顽固），二是两三百年发生一次波及全社会的大动乱（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两个现象是分别加以研究的，没有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认为这两个现象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均来自某种共同本质，它们是超稳定系统的一体两面现象。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结果是王朝被腐败瓦解，大动乱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历史中，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在其社会稳定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兴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贫富差距极大、官僚政治极为腐败等现象，我们称这些现象是

　　“假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大动乱发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进步付之东流。大动乱有效地清除了腐败，使得社会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确立的只是和原来旧政治结构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会结构中去。这是因为建立新社会的各种进步积累都被大动乱破坏了。我们认为，正是超稳定系统这种一治一乱的机制把中国传统社会束缚在原有轨道上，无论其内部商品经济多发达，都不能进入现代社会。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现代社会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一度比西方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

　　经济观察报：《兴盛与危机》出版后在社会流传很广，影响很深，因为你们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对人文科学的问题做量化分析，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理论模型，给呆板的学术氛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不过，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史学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过两次大讨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金观涛：因为“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所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开始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事实上，人们对“文革”最惊心动魄的发现就是封建专制借革命之名还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响，很多人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这个词在中文里古已有之，其意义恰恰是改朝换代！本来，五四以后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义之上的，现在人们发现反传统本身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这就迫使人们去问为什么。海外学者似乎有一种定见，这就是把五四后的中国当代思想视为中国传统的断裂。但我们要问，既然封建主义已经被抛弃，为什么在“文革”中又会卷土重来？这说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进程，包括近现代史。因此“文革”后对封建主义的反思极为重要，它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前奏。与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面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我们更注重从历史整体观上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更注重方法论？

　　金观涛：八十年代初期方法论开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方法论热”。例如当时的“三论”的影响非常大，风靡一时，连文学研究也试图引入“三论”。今天有人将其归为“科学主义”，这不无道理。因为，中国每一次启蒙运动都和对科学方法论的注重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成为评判道德和反传统的利器。但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的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因为历史上的“科学主义”在批判旧意识形态后会指向建构新意识形态。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却不是这样，它倡导深刻的反思意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确实比以前深刻。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要把系统论作为超稳定系统说的方法论基础？今天，你怎样评价你们在八十年代掀起的“三论”热呢？

　　金观涛：如果以西方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就是去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出现在西方。西方学者早有答案，韦伯典范就是著名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回答视为经济决定论，那么韦伯学说则属于广义的观念决定论。我之所以重视系统论，是因为不想陷于任何一种单因素决定论。在《兴盛与危机》写作和出版时，我们对韦伯学说尚不太了解，但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从一种决定论跳出来又陷入另一种决定论。到了九十年代，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了韦伯对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解释。2000年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决定论的解构的潮流，更多人在宏大历史无意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我们认为，这种摇摆正是缺少正确方法论引起的。我们甚至认为，系统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因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又不至于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放弃对历史大问题的探索。事实上，我和青峰始终没有放弃三十多年前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在深入、细化相关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辩证理性的重建，今日又怎样看待该问题呢？

　　金观涛：辩证理性重建是我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现代革命传统。近二十多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

　　(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和世界兴起，它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需要说明的是，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

　　(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假如把反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更是可怕的。故在八十年代，我在进行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时，进行当代哲学的思考，力图重建理性哲学的基础。这就有了我的三本哲学著作：1985年完成的《发展的哲学》、1986年的《整体的哲学》和1987年的《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其余两本则属于《走向未来》丛书。

　　《走向未来》丛书
         
　　经济观察报：《走向未来》丛书是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

　　金观涛：我们经历了“文革”，知道“文革”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文革”结束时，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实实的事。这不是几个人有这种想法，那是时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们。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主编，影响很大。他们找到我们，要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性和修养性的书。但这并非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对丛书的定位非常明确，这就是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按照中国的出版体制，青年读物是侧重知识和修养的，谁都可以搞这些，我们为什么再多搞出一套类似的东西呢？在接触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犹豫，因为我们的想法很难纳入青年读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纳入现实体制。正在这个时候，在张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来了，他们能接受这一思路，于是就决定在它那里出版。这是1982年的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叫 “走向未来”呢？

　　金观涛：当时湖南出了《走向世界》丛书，它叫“走向世界”，我们就叫“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单位，如何组成编委会，就要克服中国现行的出版体制的障碍。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
    经济观察报：编委会的组成是怎样的？
    金观涛：在组成编委会之前，北京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机会，编委会就可以拉起来。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人。当时老包年龄最大，45岁，编委会就以他的年龄为上限。每次开会，我们都是集体讨论通过的。第一批书也是集体讨论，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1983年第一批书正在印刷时，正好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编委会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都坚持下来。“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很短命。这样，第一批书一出来，就火了。各地争相抢购，一上市就卖光，不断再版。编委会是高度理想主义，内部不谈钱，不算经济账。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经济观察报：那时中国兴起过“丛书热”，如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而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走向未来》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丛书的封面很简朴，窄窄的小开本，黑白两色。我们请中央美院的年轻画家在封面上画画，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现代派的抽象画。封面上画现代画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首创。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具体说，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有结合中国改革实际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是不是在有意地效仿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百科全书？

　　金观涛：受些影响吧。我们追求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所以它才一下子影响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这种启蒙的精神团结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思想界里的中青年精英。

　　金观涛：对，都是有启蒙理想的人。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我们每年推出十几本，其中的许多作者或者翻译者都是今天的学界和社会精英。出书以后，出版社给我们一些活动经费，我们经常聚会，在我们中关村家里的聚会则更多了。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还有内部运行中的问题、协调等等。稿子都是大家共同讨论的。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团队里面，民主精神发挥得还是非常好的。

　　金观涛：刚开始不叫民主，叫共同的理想主义吧。气氛非常好，我们已经把老权威排除了。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

　　经济观察报：就是义工？还有这样的人？

　　金观涛：当时有，现在不一定有了。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

　　 经济观察报：他们怎么就跑到你们的周围来了？

　　金观涛：就是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八十年代的气氛很热烈、很蓬勃。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讲现实利益了。当时我们每个常务编委每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经济观察报：在出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干扰？

　　金观涛：干扰多的不得了，一会儿找挂靠单位麻烦，一会儿说丛书有问题。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例如，我们经历了多次挂靠危机。挂靠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人质疑丛书的方向或内容，怕出现政治责任而要求解除挂靠。丛书编委会是个很活跃的圈子，大家很齐心。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渡过危机。丛书中有的书都卖到一百多万册，五四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才发行一万多册。《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物理学之道》，著作《富饶的贫穷》、《在历史表象背后》、《让科学光芒照亮自己》等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经济观察报：今天这种情景很难出现了，只有易中天、于丹这样的明星才可能。《走向未来》丛书无疑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只出版74种。它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丛书可以说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经济观察报：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但是正如一家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所说，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金观涛：出版环境不同了，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它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说，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的进程才步履维艰呢？

　　金观涛：可以这样讲，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启蒙是对“文革”的否定，是对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包括对整个五四以后建立的所有思想体系进行反省。

　　经济观察报：第二次启蒙的旗帜是什么？

　　金观涛：当时并没有明确讲旗帜是什么。我认为，当时主要是反思传统（包括近现代革命传统）和人的觉醒。五四是反传统，八十年代并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因为传统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还反什么啊？跟五四不一样，八十年代是反思传统。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层面，你可以同情传统，亦可以同情反传统，但都需要将其纳入更高的思想层面。只有这样，对传统的热爱、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达的（对反传统亦是如此）。中国人能用批判的眼光来表达对国家、对文化和这块土地的热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现。没有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不少人批评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宏大的思想运动，持续时间不到十年。你说短短几年之内能有多少学术建树？批评它“大而空”的人，是没有看到启蒙精神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没有注意它被中断的事实。正因为思想启蒙被中断，人们才会在九十年代末忧虑学术成为没有思想的学术、今日中国面临丧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继承八十年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泛泛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近二十年来，我和青峰一直顺着八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们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出版，力图重新勾勒中国近现代发展线索；2000年我们又完成《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检视二十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和中国大传统的内在联系。接着我们转入用数据库进行观念史探索，今年即将出版的《观念史研究》，则力图搞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对西方现代思想重构，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思想，并想在史学方法论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这些研究专业性极强，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启蒙时期我们尚未想清楚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以后，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观涛：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确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没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没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个整合点，恰恰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因此，认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说不定可以为以后中国的共识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丰富、见解各异的时代，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现在一些“左派”说，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全盘资本主义，如果八十年代真是这样的，压根儿就不会有启蒙。“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多问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产挖出来。当然，那时也许我们已经老了，那是年轻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来》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和老包都先后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们不胜悲伤和感慨。

　　经济观察报：现在许多人没有方向感。

　　金观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丧失方向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为了寻找今后的方向，我们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力量，更应该在这物质泛滥的时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对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种价值时都让怀疑和批判意识与其共存。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唤现代化，提倡经济的超增长，但同时是对经济超增长保持警惕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书出版的时候，就收了《增长极限》，该书讲的正是发展带来的环境、资源等大问题，主张零增长。当时这本书表面上与整个要求中国经济起飞的大潮流不合，但却极具远见，预见了今天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并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并在此之上明确未来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金观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以前，甚至怀念“文革”？因为历史是可以被遗忘的，社会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丧失历史记忆和反思精神，人们就很容易满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简单答案的思想，这时就可能重犯历史错误。今天人类社会有这样的繁荣，其前提正是记住了过去的教训，要是有一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忘掉了，这个世界会老这么下去吗？中国社会走到今天，确实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最早是研究中国历史朝代循环的，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很可怕，不可小视。超稳定系统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应该牢牢记取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