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被打扮的历史没有好下场

教师之友网

吴思：被打扮的历史没有好下场

作者：胡赳赳      时间：2013-07-19   来源：《新周刊》

	吴思是近几年来引用率最高的历史著作者之一，他的三本书《潜规则》、《血酬定律》和《隐蔽的秩序》卖完了之后，被告知不会再版。 　　有人评价说，此人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过于清醒，参透了历史玄机。2006年的吴思仍然钻到历史的缝隙中作文章，他做了两个题目的研究：一个是给长城的经济效用算了一笔帐；另一个是计算出了矿工的命究竟值多少钱？——这后一个题目是他深化血酬定律的工作的一部分：“血”与“汗”之间的关系如何换算。 　　9月27日，在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炎黄春秋》杂志社，作为杂志社的副社长，吴思跟往常一样处理着事务。接近中午时分，一辆大卡车来到门口，是合订本书籍到货了。吴思本来准备要出去吃饭，结果转头拎起一个纸箱，就帮着卸货起来。卸货的人中，来来往往还有一些年龄比他大的、上岁数的老编辑。 　　与吴思谈史，他更愿意条分细缕而不愿意生发题义，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乐趣均在于此。 　　不谈史反而不正常 　　新周刊：历史和当下的关系这几年迅速升温，以前只是在读书界。去年我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他说读书界某某在研究明代、某某在研究晚清，然后又说现在还没被“开发”的朝代有哪些，读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今年以来，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带动下，“说史”成了一种相对式的“新闻叙述”，在电视的包装下，“历史新闻的脱口秀”正在上演，经过重述和转述，造成了一种人人都在说历史、人人都在拿历史说事儿的现象。 　　吴思：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以前，从元明甚至更早，谈三国就可以出来三国演义，说书的就有水浒，四大名著有两本就来源于说书人口中的历史。中国老百姓谈论历史很早就有了。民间一个很重要的聊天话题就是说史，然后说书人、文化人也跟着就说。在朝廷上、官场上也是如此，奏章上书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历史上获得经验教训或者是乐趣以及聊天的谈资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延续这个传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不这样反而有点不正常。比如文革以后，大家都争相相写小说，还研究美学，那才是我们历史上不太正常的。 　　新周刊：历史热兴起以后，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怎么评判什么样的历史是真的，什么样的历史是伪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在这么多人争相叙说历史的时候，仍然要面对的两种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因为都是用当代性的话进行解析或重构的，甚至这里面还不排除有全球化的词汇出现。那么，我该听谁的，我该如何听，我为什么要听？ 　　吴思：我觉得现在历史热兴起的一个原因是，你不能光把他们感兴趣的事或历史说给他们听，你关键还要说的好听好玩，要聊得起来。如果是搁前几年，我们看范文澜写的历史书，那怎么聊啊。那也不是一个能聊的话题啊。但是你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三国志也是一个能聊起来的话题，里面有刘邦项羽，有曹操刘备，这些事都能聊得起来，还能说得生动活泼。历史只有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老百姓才会对他们有兴趣。我原来去插队的时候，每个村里总有几个“能人”，他们比别人“能”在哪里呢？他们知道很多历史，虽然他们知道的所谓历史是三国演义里的历史，而不是三国志里面的历史。虽然这些故事已经被前人说了无数次，但是你不得不佩服的是，他们真的能从中提炼出人生的智慧来。他们用故事创造了一个个人生中的模型。这一个个历史的模型就可以概括出很多人生的哲理，为当代人的选择提供参考。 　　新周刊：我有兴趣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是否想过邀请您也去讲一讲？您看过那个节目没有？ 　　吴思：他们没有邀请过我，但是我看过一些片断。我看过几回阎崇年和易中天。我觉得易中天讲得更好。 　　新周刊：他们所讲的历史能代表真的历史吗？是能够恢复我们历史原貌的历史吗？ 　　吴思：我认为历史有三种。何兆武先生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因为史料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材料，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更强的选择性或主观性。 　　哪个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某年某月某人在某地出于某种动机做了某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复原历史的原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二即对历史的记载和描述。当然这种记载和描述不可能完备的记录所有细节的东西，必定有所缺失。但是这就是后人所能看到的最真实的历史了，然后后人再根据这些历史史料，再去写新的历史。易中天他们根据史料讲述的历史，当然是历史，更准确地说，可以叫“历史三”。 　　讨论什么是历史，其实还是如何定义历史的问题。史料是历史吗？当然是，既我们说的历史二。根据史料写出的历史作品是历史吗？那也是历史，就是所谓历史三。但是他们都等同于那天发生的事情，即历史一吗？那可不一定。因为史料不可能记录那天发生的所有细节性问题。记载总是有选择的。所有历史记载，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原貌，但不可能等于原貌。严格说来这是办不到的，谁也不可能色香味俱全，一个因素不差地恢复哪怕一个家庭一天的历史，连一个人在一小时之内的意识流也不可能完全复原。更别提一个民族了。但是读者往往也用不着史学家那么精确地复原过去的一切，我们只对一些与自己和当今有关的东西有兴趣，有好奇心，史学家讲到这个程度，精确到这个程度，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又有史料依据，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很不错了，这种叙述就是当之无愧的历史。 　　不满于今日的单薄 　　新周刊：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看到的、受到过的历史教育都是教科书式的官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只是单纯的史料了。在中国，历史表现出一种“遮敝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没有汤因比这样能写《历史研究》非人力可及者出现，也缺少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那套长时段视野，大众和民间的历史表现出演义、话本等文学化的倾向，在你看来，私人性质的历史在中国又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吴思：中国一直有私人记录历史的传统，十年前历史没有现在炒的这么热，但一直有私人修史，哪怕是个人史和家族史。读的史料也一直包括私人的记载。现在史料大体还是那些，除了考古出土之外，不会再有大变化。比如谈三国谈魏晋，史料就是那些，那段历史都是1000年多前的了。记载还是同样，不同的人根据相同的史料却会有自己不同的论述。比如范文澜的那套论述方式，但是范文澜的论述方式不容易成为老百姓的谈资。易中天有一套叙述方式，他的就可以成为一种谈资，说的也很好玩，每个作者的“历史三”都不一样，问题是如何采用一种合理的论述方式，让史料更加切合老百姓的口味，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全面地去认识生活，认识社会。 　　新周刊：如果把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知觉来看，它既是对人的意识的延伸，也对某种缺憾的补偿，即我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原因缘于我们对存在于当下或此刻并不满足，需要到历史上去回溯，去反刍，去寻找坐标。 　　吴思：仅仅知道今天太单薄了。可能自己的处境在历史这个模型中就多次发生过，通过了解历史，了解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型中的地位，就同时明白自己的一个定位，知道未来将要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础。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人则很容易在历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会有一种踏实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归宿。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去引导我们的行为。还有就是，谈论现实会有很多的忌讳，议论到太深层次是很犯忌讳的。但是谈论历史上的国事就可以，谈论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就是可以成为今天的参照物，于是说史就成为对今日不满的两方面的补充，一个是历史纵深的补充，一个是对禁忌的回避。 　　新周刊：你的《血酬定律》、《潜规则》和这两本书的合订本《隐蔽的秩序》，都是从历史中抽取一些规律，许多人很感兴趣，你是如何把这些理解从历史中剥离出来的？媒体一直也因此把你定位一个历史学家甚至定位成一个历史学的结点。但是似乎你并不太认同历史学家这个身份。 　　吴思：我只是在做自己的活儿，至于别人怎么定位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不是拒绝这个身份。历史学家的头衔我觉得挺好，但是一方面我有点心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我和一个常规的历史学家不太一样。我不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我不太在意整理史料考证钩沉方面的工作，我的野心是理解推动历史运作的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寻找一种描述历史的概念体系及其运行逻辑。那段历史如果没有我感兴趣的内容，我就跳过去，跳到别的朝代去。这是我干的事情。 　　说到心虚，是因为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不够。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例如吕思勉，读过三四遍24史，我连一遍都没读全。只是读了一些重点篇章。对于断代史，比如我研究的明朝，虽然基本读全了，但也不是对每个历史重要人物都很了解，五年前了解的现在还可能忘掉一半。我是有侧重的阅读和用力。我有点跟着兴趣走的意思，主要是追寻历史的逻辑，逻辑一旦演绎不下去，缺少确切的标签，我就造一个概念作为标识。我觉得这个过程和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一样，不论掉的是梨还是苹果，石头，重点是他琢磨那套内在规律。 　　我研究历史也是这个路子，不论是梨是苹果，不论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只要这个现象多次出现，少的三五次，多的十几次，我就可能发现，可能会注意。于是我就研究这个让苹果不断重复掉下来的道理。哪个朝代出现的多，在明朝出现的多，我就研究明朝，在清朝出现的多，就研究清朝。我觉得这个也不像是一个正经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学家的事。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类工作。我在历史里溜溜达达，游游逛逛，看见苹果掉下来就凑上去看看热闹，发现点门道就沉浸一年半载，写一篇研究心得之后继续游逛。 　　如果苹果是今天掉下来的呢？这种现象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研究的事，或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事。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今天的事研究起来禁忌太多，而且你很难在几年十几年内看到大量的重复，在历史中你就很容易发现这种重复，看到苹果一次又一次地掉下来。 　　100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 　　新周刊：你对明朝感兴趣是受到谁的影响？受到黄仁宇先生的影响吗？ 　　吴思：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写的《万历十五年》就是讲的明朝的事情。关键是我觉得明朝历史比较简单。清朝多了一个部族的因素，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果你要通过历史看现在，现在就没有外来部族统治的因素。这等于是一个干扰因素。如果我们剔除了这个因素，那么就是明朝了。并且清朝主要还是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说明朝是本。你在明朝可以找到制度设计者的想法。所以明朝的历史是一个简化了的模型，同时你还可以找到制度创始的动机。再往前推，元朝还是部族统治。再往前推，到了宋，宋朝也可以，也很有意思。但是宋朝距离我们还是有点远，对比明朝就会发现，我们现代社会的模型更加像明朝。所以明朝对我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其他竞争者的研究对象。 　　新周刊：在研究明朝时避不开的一个历史学家就是黄仁宇。 　　吴思：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就是范文澜，郭沫若的那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很多年无法从中间跳出来。最多还能看看司马迁司马光的叙述历史方式。这两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延续了很多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出来，到了我们这里，等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叙述历史的方式，他在其中描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皇上，几个大臣，有点像史记的叙述方式，但又简明得多，内部结构清晰得多。而且换成了典雅的白话文。当你脑子完全被一种固定形式所僵化的时候，有个人跳出来把这个框架给你一下砸掉了，你马 　　上会有一种解放性的感觉。黄仁宇的书就是对我有一种解放性的作用。我的思想被解放了，就有兴趣走上一条研究历史的道路。很多历史作品的作者和我有同感，他们可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但是不管走哪条路，都是因为这个框架被砸掉。 　　新周刊：不可否认的是，电视里面的历史剧也培育很久了这种历史热的潮流。现在一说到历史里面的一些人和事，老百姓很容易就会通过电视剧把这些人和事联系起来。大家经常愿意引用的一句话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吴思：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所以你就打扮不了了。历史其实是靠史料支撑的，我们也只能深入到史料这个层次。再深入我们就走不动了，史料就放在那里，你怎么打扮？我最多是裁剪，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样也可能被人家批评，你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哪个史料？你是不是以偏概全，歪曲历史？除非你垄断史料，不让人家知道，才可能避免这种批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专制独裁，历史是不能任人打扮的。垄断史料，扼杀其它说法，这时候历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你的垄断又能持续多久？秦以后没有一家垄断能够超过三百年，一个人的垄断最多达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长度，一手遮天，61年就算到头了，在历史尺度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重大史实不会这么快就被遗忘。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他的东西毕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终没有人愿意看。 　　新周刊：从19世纪到现在，作为大国民的中国人经历了荣辱兴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怎么总结这些变化？你自己抱有什么样的“历史态度”？ 　　吴思：鸦片战争，一直到康有为提出自己的学说之前，基本是传统的儒家史观。从忠奸善恶，华夷之辩等来讲历史。到了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说法。他把礼记的三世说又发掘了出来。三世说，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西方到了升平世即小康世，把外国也拉到这个解释体系之中。于是，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距离尧舜越来越远的下降循环，而是一个能向上发展的历史。然后，梁启超又把西方观念引进。这时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不仅往后看，还往前看，向未来看了。而且产生了阶段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谱。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偏激，却显示出他和传统的历史观的距离。中国人有了新的历史观。这之后，各派兴起，例如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社会观、历史观的论战，闹得很激烈。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顾颉刚的古史辩派重新检讨中国历史，又有了考古学的方法，受欧洲史学影响的有傅斯年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范文澜，郭沫若等。这一路走下来，明显扩展了对历史的看法。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枝独秀，而且路越走越窄，连吴晗的作品都被称为毒草。 　　改革开放之后，思路又放开了。很多观念，例如汤因比，年鉴学派等历史观都进来了，黄仁宇虽然不好称为一派，但他的写法也扩展了传统的路子。 　　什么样的历史观是理想的呢？你与这个社会接触多了，社会在你心里就有一个固定下来的影子，历史读多了，历史也会在你心里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一种大体差不离的感觉。于是你就会对各派历史观做出自己的取舍，比照常识的影子加以判断，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个隔靴搔痒等等。我所做的，就是根据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用这个固定的影子比照我读到的各种关于历史的描述，如果前人或洋人的描述不对劲，不透彻，我就自己描画一个，找一个规律。例如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就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子描画出来的概念，根据历史事实制造出来的新标签。一百多年来，前辈做了大量学习和引进的工作。我学得不好，对各派研究得不透，又急于说出一些我觉得有点心得的东西，于是我就另起炉灶。

教师之友网

吴思：探求历史上的“潜规则”

作者：李怀宇      时间：2013-04-11   来源：《时代周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据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潜规则”是指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文、不公开的规则。“潜规则”一词的创造者，是学者吴思。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一书问世，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至今风行。 　　新春伊始，吴思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开的讲座，与读者分享他研究历史的心得。 　　1978年，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原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谁知入校不久，老师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批评人才的。吴思觉得还不如去新闻系，到底是培养记者的，而记者跟作家就差一步。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跟吴思的父亲是旧同事，她劝吴思：别到新闻系来，想当记者，毕业以后到报社当就得了，新闻系学的东西不如中文系学的多。吴思打消了念头。毕业以后当记者很顺畅，吴思觉得父执当年的劝告是正确的。 　　吴思在大学时代读过法拉奇的作品。当我们聊起法拉奇问基辛格：“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那个问题时，吴思若有所思地说：“你试验过吗？按照这种方法问过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试一次，本身就说明进步了。”而对中国记者在三十几岁以后多转向编辑的现象，吴思大感可惜：“其实深度采访，肯定是年龄越大越好，能问得出问题来。有些老记者，他的气势，他的资历，他的年龄全在那儿，他可以问一些敏感或有深度的问题。记者要是只当狗仔队，那的确不能太老。” 　　在大学时，吴思的兴趣更近于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苏东坡。毕业后干新闻，写现实不断遇到麻烦，又开始研究历史。他甚至发现，半年也不一定能采访出来的东西，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在历史中探求，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渐渐陷到历史里，终于独创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 　　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人性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研究了这么久中国历史之后，吴思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如果以30年为限，肯定很乐观。30年，一代人的时间，你看过去30年，发生了多大变化。” 　　化肥分配与明史研究搞出的“潜规则” 　　时代周报：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吴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都是书面规定的，实际上并不这么运行。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的？ 　　吴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时代周报：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用得最多。 　　吴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吴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因素，八旗系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想了解现实，离得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于是模仿大唐律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朱元璋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比如怎么处理贪官污吏—发动群众监督官员，把有问题的官员发配到他的老家去劳改。 　　黄仁宇对明史研究有开创之功 　　时代周报：像吴晗、范文澜的研究，你留意得多吗？ 　　吴思：吴晗写的《朱元璋传》，看明史的人都得看的，我看了。范文澜的那些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中国通史》就是读他的，一本一本地读，好像每个朝代怎么写我都能背下来了，像拉抽屉似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是那个路子写的。每个朝代这么一理，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个阶级分析，再加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和农民的斗争。千篇一律，既不好看，又觉得牵强。 　　时代周报：黄仁宇为了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花了七年的时间进行研究。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实录》133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写《万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流行，你初读的时候有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吴思：我是1986年看的。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书的期待就是范文澜的那个写法，没有见过好看的历史书。我是偶然听到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说，《万历十五年》挺好看的。我听她推荐得特别认真，就买了一本，一看，果然好看。我就向大学同学推荐，把书借给她了，她就不还了，也借人了。一般人一看就觉得大吃一惊：还能这么写历史！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好起来了。 　　时代周报：不过黄仁宇在美国非常不得意，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思：他的书如果现在引进来，我估计影响肯定比不上那个时代，他具有开创的功能。不管是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还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那几本书现在进来也会被淹没，跳不出来。 　　血酬定律与官家主义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了《血酬定律》，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计算方法？ 　　吴思：血酬定律就是算人命，算暴力掠夺的成本和收益，而且付出的成本以人命为单位计算。我从血酬定律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些制度变迁，伴随着一些利害计算。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奥尔森，以中国土匪为例，也是讨论暴力的。而且他在分析暴力的时候谈到一些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都很好，例如“共容利益”，就是暴力集团，土匪或者军阀与老百姓之间存在一部分共同利益。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附近的民众，附近的民众也给土匪通风报信，那就有“共容利益”。奥尔森有一本书，《权力与繁荣》，讨论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看了之后，感觉我走得比他远。首先，暴力掠夺的收益应该有个名称，就好像工人打工的收益叫工资，地主出租土地的收入叫地租，资本投资的收益叫利润或者利息。研究这些问题，写地租论、资本论或者是工资论，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我就可以叫它“血酬论”。首先得有血酬这个概念，然后，进入这个概念，深入研究各种内部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固定的逻辑关系，找到规律，再用这个逻辑去解释各种历史变迁，解释中国的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解释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 　　时代周报：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吴思：我也没细数过，有几十个吧。比较大的词是“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很像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封建主义更像是商会的结构：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服气的老板当会长，但是这个会长只有自己的公司，不能把别人的公司变成自己的公司。就像英国国王一样，有他自己的一个地盘，其他的贵族有贵族的地盘，你要征人家的税，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不同意可能引发战争。 　　古时候，中国不像商会制度，更像上市公司制度，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当股东，封王封侯，每年按股分红。董事长杯酒释兵权，不让这些股东干涉公司事务，公司的事单请一批人来打理，封建贵族退居二线，这时候就不能叫封建主义了。如果封建贵族在一线，当着小老板，那叫封建主义。到了郡县制，当家作主的，主义的，已经是官家集团，所以叫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皇帝，《水浒》里的赵官家说的就是皇帝。第二层意思是衙门，路是官家的，叫官道，树是官家的，叫官树。公家和官家是同义词。第三层意思是，官家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古汉语里官家就是指皇帝、衙门、个人。这三者在中国古代都可以“主义”：主，当家作主，立法定规；义，就是那套规则，正义的那些观念由他们来规定。皇帝去主义，立法定规，就是王法。衙门立法定规就是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官员个人立法定规，大体就是潜规则。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管用的那套规则体系：王法管用；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各项土政策管用；官员个人的潜规则也管用。这三个主体之间还互相争夺地盘。所以我就把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时代周报：潜规则、血酬定律，适用于中国以外吗？ 　　吴思：我没认真研究过，但有时候看俄罗斯的历史，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一八几几年的那些事，感觉俄国也是遍地潜规则，甚至比中国的明清还要野蛮，还要赤裸裸。看1789年之前的法国史，法国的贪官污吏怎么敲诈勒索，到处拦路收费，看起来跟中国的明清也差不多。可能这不是民族的差距，而是制度的特征。法国是官僚帝国，俄罗斯也是官僚帝国，中国是一个比它们都要成熟得多的官僚帝国。可能在官僚帝国，或者官家主义的体制之下，潜规则都是常见的，都是官员作为代理人为自己谋利的那套规则体系。要是看美国当代电影，涉及到军队系统、政府系统，也有潜规则。但是，以100分为标准，中国的潜规则能管70分的作用，人家那里的潜规则似乎范围小得多，烈度也低得多，可能只管七八分的作用。这只是粗浅的感觉，我没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之大变 　　时代周报：我前一阵子采访香港学者周保松，他认为中国这30年来，才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从历史长河来讲，你认为这30年的变化，算不算天翻地覆的变化？ 　　吴思：看从哪个角度来说。要是说中国的经济，一下子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改革开放前工业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概持平，现在农业占GDP不过10%，90%的财富是由工商业创造的。过去我们一直说80%、9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化，城市居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农民。在这个意义上，那肯定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或者说有史以来没有的大变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你说中国的语言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恐怕就不行了。 　　时代周报：中国农村社会有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吴思：2004年之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缴的各项税费加起来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5%。1998、1999年那一段，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户一户地问，一笔一笔地算账，实际上农民真正缴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在20%-25%之间。也就是说，名义上5%的税费，实际上的税费是它的4-5倍。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生活的潜规则的强度比正式规则的强度要高4-5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征收各种税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农民反抗越来越激烈。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其实农业税本身没多少，但是一取消，再取消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尤其是特产税，就像个筐似的，什么都能往里装，都能说是特产，这些东西一刀切，不许收了，基层的官员干部就没有借口到农民那里要钱。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一出来，潜规则所依附的正式规则就消失了，搭车收费找不到借口了，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一扫而空。后来，又增加了很多补贴，农民种地不但不缴税，还给补贴。如果说还有潜规则的话，可能跟掏钱补贴有点关系：这个补贴补到哪去了？是不是干部多拿了？是不是干部给他的亲戚多分了？但这个潜规则的强度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觉得2004年之后，农民活得比过去判若两人，像个主人了：你欺负不了我，我不理你那一套，你能怎么着我？所以，2004年取消农业税是一大变。 　　时代周报：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吴思：最近正研究“大赦”的历史。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有时候特赦，有各种各样的“赦”，赦免各种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赦免实际上都是利益交换。比如说，秦朝记载的唯一一次赦免就是陈胜吴广反了，起义军造反，过了潼关，直逼咸阳，皇帝怎么办？军队全都出去了，或者被击溃了，反正不在咸阳。于是就大赦，赦骊山修秦皇陵的刑徒，全都免罪，发给武器，上战场打仗。弄来几十万人，章邯带着他们打，一战而胜。秦朝记载的唯一一次大赦就是这样的利益交换。赦免人家的罪，换来去打仗卖命。后来的赦就多了，到了汉以后，几乎一两年一次，但实质都是在交换，有的时候跟天交换，有的时候跟人交换，有的时候跟罪犯交换，有的时候跟造反起义的交换，核心都是利益交换。 　　时代周报：史料都是看哪方面的居多？ 　　吴思：比如说“大赦”，先看《文献通考》。看完《文献通考》之后，再看清人写的《六典通考》，看与刑部有关的各种史料的汇编。看完这两本，我发现晚清的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当过刑部的头，有四大本《历代刑法考》，其中有几百页是“大赦考”，比前两本完整细致多了。看完沈先生的考证以后，再看一些原始的赦书，中国有关大赦的史料大体就了解了。然后就可以动手写了。外国的情况也看了一些。看的过程中做大量的笔记，什么事情重复出现，你就可以猜测，提出一个假说，这是不是一个规律啊？最后能写出什么东西不知道，先把那些史料过一遍。

教师之友网

王彬彬：何为潜规则?“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作者：王彬彬      时间：2012-02-27   来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史鉴散照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教师之友网

唐宝林：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




作者：唐宝林      时间：2011-11-30   来源：《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胡华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胡乔木和胡华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是“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丁守和在《陈独秀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又看到了《新青年》这个历史的界石，看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所立起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仍然光彩夺目……催人猛进!他们对真理的热烈的追求，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兴趣和对旧事物旧势力的深刻的憎恶，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党史专家冯建辉在《建党初期的陈独秀》一文中也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经过陈独秀研究会和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接受，并且反映到中共党史最权威部门编写的中共党史范本中，即分别由1991年和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反映到各种文艺和影视作品中，如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

　　【关于“汉奸”】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关于“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过。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唐宝林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唐宝林又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27年3月与吴稚晖辩论时，他还说中国只要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四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大家是不清楚的。党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后，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被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分别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有关单位严格管理。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这些单位失控，资料管理混乱。1980年、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思想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并且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采取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多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派”、“反革命”。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然是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个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

　　1989年，按照《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思路，笔者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收录了以上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并且是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的《陈独秀诗集》。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录了笔者所写的“陈独秀”条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丛书(10)收录的笔者所写的《陈独秀传》，都取消了传统观念上的九顶帽子。1994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51至100辑时，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一篇。

　　就这样，所谓陈独秀与托派相结合是“反革命”的罪名，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推倒。同时，所谓“取消革命”的“取消派”和“革命叛徒”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所谓“反共产国际”原则上来说，没有错。因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才能胜利，不能由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遥控指挥。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国民党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挑衅，强行收回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苏反共，削弱东北军地方武装，残害中国人民。党中央没有洞悉其奸，对这个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了简单化的策略口号：“保卫苏联!”这是错误的。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这个错误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则是正确的。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是当时定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根据。现在应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他一个公道。

　　【关于中国托派】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所以被搞得如此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托派被深深地钉在“汉奸、反革命”上。所以，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中国托派是不是汉奸反革命。

　　上述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注释毛泽东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词时，写道：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冶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紧接着就是上面引述过的说与陈独秀结合后的托派是国民党特务、并在“九一八”后成为日本间谍的那些文字。上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1991年前，在中共一切文件上，都根据斯大林的这个说法和毛泽东审阅过的这条注释，把中国托派定成“反革命”、“汉奸”。

　　当初王明、康生如此诬陷时提出的两条“根据”——莫斯科审判苏联托派案时逼供信搞出来一条材料：托派国际总部指示中国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00元津贴，也都写进了这条注释。关于第二条，在上述陈独秀是否“汉奸”的论述中已经被彻底否定。关于第一条，在1988年苏联当局为30年代冤案的平反决定中，也已经否定。

　　关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些托派分子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的事是有的，正如共产党的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一样。但不能因此说整个组织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反革命，这是常识。

　　正是苏联当局为苏联托派平反的1988这一年，笔者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郑惠所约，在一年前已经完成了的24万字的《中国托派史》初稿的基础上，缩写了约1万字的论文《简论中国托派》，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中国托派当年发表的文件、机关报、传单、小册子(绝大部分是油印的)，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具体历史，实际上否定了以上所有的不实之词，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时的托派是“反日反国民党”的，而且在陈独秀1931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此文发表后，又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还来向笔者了解有关情况。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注释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条注释，基本上符合事实，可以说也为“托派汉奸”、“托派反革命”论，非正式地平了反。托派从绝对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当时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不能定为“汉奸”，“反革命”。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这个问题最复杂，因此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也最晚。这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由斯大林、共产国际定的。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写道：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只有他们的代表和陈独秀少数人知道，而这些能够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在大革命失败后又被莫斯科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与此相反，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陈独秀的文章却历历在目，被反复引用。于是，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在陈的身上，说他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时，陈独秀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别人也无法为他说话。

　　1991年苏联瓦解，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1997、1998年，这套档案中1920—1927年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系统档案，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中国学术界立即引起了一场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首先利用这套资料写成《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这时笔者也已经读到公开出版的这套档案资料，思想受到极大的振动，认识到过去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应该重新认识。

　　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在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做正面人物来写。”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200l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全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说法，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作为一部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分难能可贵。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独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于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教育和灌输，错误的传统观念十分顽固，所以，要真正恢复陈独秀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教师之友网

徐琳玲：陈独秀，“书生”领袖荣与辱




作者：徐琳玲      时间：2011-11-1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