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与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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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与失灵

作者：木然      时间：2012-04-06   来源：共识网

	论及苏联失败的原因，总会有多种视角。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政治家的、综合的等多种原因。这些原因，按着逻辑可以排个序，作者认为哪个重要哪个就重要，哪个重要放在首位，不重要的或提或不提。能进行分析和概括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政治家，另一种是知识阶层、知识分子、思想家。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观念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负有传播知识的重要使命，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知识阶层或知识分子。在专制权力下，知识分子往往命运乖蹇，或成为权力的工具，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掌握权力的人，也会掌握知识分子，他会让掌握知识的知识阶层为权力服务。 　　知识分子总是在社会中处于尴尬的地位，柏拉图给知识分子定位很高，让哲学王管理国家，不过，一般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混口饭吃，成为哲学王的可能性很小。还有人讥讽哲学王式的知识分子，说这种知识分子管不了国家，因为太聪明，聪明的人总是停留在自己制造的体系当中，而普通人只是需要自己的生活。但无论如何，自柏拉图以降，知识分子的工具性作用就暴露无疑。再就是中国，虽然没有哲学王的学说，但内圣外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级跳，也把知识分子搞得如吸了大烟土，自我陶醉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有状元、榜眼、探花、举人、秀才在那候着，读书做官也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追求，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工具，活着根本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权力而活，修身齐家是手段，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的理想，但依附于权力，再美好的理想也终归是理想，为五斗米折腰的事，知识分子常干。无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做屈原跳江，就如孔子般让人家权力追赶得屁滚尿流。 　　一般说来，文明的冲突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冲突。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把文化参悟透。置身于其外，想把这个国家的文化说清楚，总是不靠谱的事。比如中国人说美国文化，无论如何，所谓地学贯东西，谈美国文化也如隔靴挠痒。看看那些到了美国的人，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研究美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少，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多。因为他们越是知道美国文化，越是说不清美国文化，越是在美国，似乎越有能力说清中国的文化，因为美国给中国人了解中国增加了一个坐标，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让中国人看清了自己的面目，有比较才有鉴别。可要是让中国人置身于美国看美国，或用中国的参照物看美国，其研究的成果总是不知就里。最后的结果呢，也就是不土不洋，不中不美。道理说起来也简单，在美国研究中国，有着中国的精气神，在美国研究美国，没有美国的精气神，用中国的精气神去研究美国，会有排异反应，搞不好还会出人命。一种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之精气神，一种是中国专制之精气神，一种是美国文化，一种是中国儒家文化，两种精气只能是你死我活。不过，已经故去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把这种精气神的冲突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另一个国家的事总是说不清楚。一个西方的思想家，也说不清楚东方的事。一个英国的思想家，也说不清苏联的事。作为思想家，说不清又想说清是其品质，寻找思维的快乐，寻找思想的快乐，甚至是思想者的本能。在说不清的情况下仍然想说清那是思想家的执着，以赛亚·伯林（1909-1997）就是其中的一位。按着《苏联的心灵》扉页的介绍，此人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大概是出生于俄国的原因，产生了俄罗斯情结，常回去看看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不过，由于苏联的专制政权，想回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只回去两次，这两次总计4个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又4个星期（1956年）在斯大林的苏联度过。 　　伯林以其自由多元主义而著名，同时也以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而彰显不同的思想家个性，狐狸多机会，刺猬仅一着。不过世界总是充满着变故和不同，典型的狐狸和典型的刺猬类型的思想家总是少之又少，就是号称刺猬型的思想家，也会因时代的变化奉行现实主义路线，刻舟求剑，让现实服膺理论，总是被无情的历史笑掉大牙。历史成了狐狸与刺猬的搅拌机，使一个思想家具有了二者兼备的气质，至于比例的多与少，那就视思想家的性格而定了。 　　伯林是一个崇尚观念作用的人。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观念，这样说来并非没有道理。道理归道理，要以逻辑论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观念。伯林可能也这么想过这种思维的逻辑问题，但他把着眼点放在了观念上，他认为人们的观念才是主要的决定性力量，观念决定着经济、决定着政治，决定着制度、措施、政策，思想决定现实，思想让人类或走向平坦的大道，或走在乡间小道，或在阴沟里不幸翻了船。一个好的思想，会兴起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坏的观念，甚至会使一个国家走向万丈深渊。 　　伯林在苏联时通过对知识阶层接触，使他对掌握观念的阶层保持着警惕。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表现，有着特殊的关注。他认为苏联的变化，首先是掌握着知识、传播知识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变化。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表现既忧虑，又不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苏联的失败，是权力逼迫知识分子奉行、遵守、宣传一元“国教”的结果。 　　伯林描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群雕像，他说：“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令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而且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第156页）一群知识分子，上中下俱全，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也就是说，单就一个马克思主义，也把知识分子划成三等类型，这三种知识分子，就代表着苏联文化。这是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也是对知识分子失灵的控诉和不满。 　　苏联知识分子的上层“要么是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却需要摆出一副博学多才之士或才思泉涌的艺术家的样子。”（第155页）他们“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这种知识分子让“思想、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来为残酷事件的合理性作辩护，或充当他们的烟幕，或作为逃脱罪孽感愚昧感的工具，或作为麻醉人民大众的鸦片。”（第143页）他们不把“国教”当真理，而把“国教”即辩证唯物主义当成抵抗国内外敌人的武器，这样，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天性。离“国教”最近的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现代史专家、哲学家和法学专家，搞哲学研究的人就是“一场闹剧”，学哲学的都知道他们都是“僵化的谬论”，经济学的教授也都知道他们讲的过时了。“国教”教授带的研究生的任务就是抄袭公从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语录或者抄袭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研究生的思想就是领袖的思想，研究生的学问就是领袖的学问，除此之外都是异端。更为可悲的是，就是那些远离“国教”的应用型知识分子也没有幸免，科学家也受“国教”洗脑，结果真正的科学家被“各类投机冒险家、江湖骗子和职业告密者”（第142页）挤占，科学本身也深受其害。 　　如果有人问，知识分子不独立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是专制的权力。专制有着支配专制的思想逻辑，这种思想逻辑就是人为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有着正题与反题，正题就是“斯库拉式的乌托邦的狂热主义和卡律布迪式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革命者是反对享乐的，所以，政府一看到追求物质的迹象，就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打击，就需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民众宣传节俭的思想，就要通过洗脑的方式让民众去掉消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服务。 　　只是民众在被洗脑的同时，知识分子本身更需要洗脑，有知识比无知识更危险，历代专制统治都深知这一点。与其它专制者相比，“斯大林做得更绝”。斯大林对思想、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态度“混杂着恐惧、愤世嫉俗和施虐的倾向”，在专制体制下，斯大林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态，使“各种观念和幻想容易取代行动，发展成各种虚幻的形态，以一种其他地方罕见的方式支配着那些信仰者的生活”。（第126页）斯大林称知识分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际却使知识分子“变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贱”，（第135-136页）他让那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非道德化”，在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专制的情况下，那些知识分子就以“活着”、“生存”本身作为崇高的目标了。在伯林看来，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是“漫画式的国家统制”，（第147页）这种专制统治“已经败坏了社会理想主义的传统，清洗了与之相关的知识阶层，其结果或许比单纯迫害更彻底。” 　　在这种情况下，伯林对苏联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地说：“如果一个人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经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那些看起来可能是荒谬的或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或政策时；如果，更有甚者，一个人的整个心智不停地操心如何在致命的死海中寻找航线，如果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当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不仅仅一个而是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的时候；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让人付出高昂代价——那么他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他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第141页）斯大林成功地遏制了权威知识中心的发展，而且不允许对“国教”和斯大林本人的指示进行讨论，只能把“国教”和斯大林的指示“简化”，并通过掌握的媒体反复灌输“简化”的思想，即口号。斯大林追求思想的纯洁，追求精神的纯洁，这种纯洁就是让有思想的人传播教条，让无思想的人牢记教条，让整个社会生活在斯大林的语录口号当中。哈耶克认为，最坏者当政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使所有人都记得口号，从而丧失思考的权利、思想的权利，使人没有尊严，只有动物般的生存本能。 　　苏联的知识分子还是让人看到了苏联的希望，他们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思想是异端，他们是专制者的敌人，他们的生活并不美妙，他们随时被消失，被失踪，随时被克格勃特务监视其行动、思想、住所，但他们仍无所畏惧，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思想的尊严，他们坚信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为苏联的自由而不懈地努力和奋斗。这种知识分子诞生于1815-1830之间，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贫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截了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158页）这类知识分子坚信社会是进步的，“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第158页），他们推崇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认为民主与自由一定会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主流。这种知识阶层在苏联被系统地瓦解了，但是还存在，还有民主自由的烟火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不断地传递，所以伯林说：“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知识分子是酷爱自由的异类，权力的枷锁一旦打破，他们就会飞向自由的天空。 　　伯林却对现实着迷，可他不想当苏联的预言家，他看到了苏联的产生，也看到了苏联的灭亡，就是灭亡了，他也没有说苏联必然如此，他被历史的必然性吓坏了。他看到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马克思的必然性理论用在苏联，用理论裁剪现实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让他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他也看到，让苏联走向灭亡的，恰恰是不合理的观念，否定与否定的人为的辩证法，对伟大目标的追求中的半途而废。当他看到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时，他是惊喜的，也是理性的，他高兴地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说不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可是他从来不认为说不准的事一定就是必然发生的事，他知道专制一旦享受着权力的好处与快感，就会本能地发出：“要是一直能这样下去就好了”渴望和呼唤。贪恋权力、热爱权力永远都是专制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失去权力的恐惧永远都是专制统者的第一恐惧，统治者深知，离开了权力会导致统治者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放。 　　掌握权力的人从来没有把权力当成一种负担，从来都把权力当成获得社会地位、荣誉、金钱、美女的最佳途径。那些严厉批评权力滥用的人，就是因为在台下，这是唯一批评权力的理由，如果批评权力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会使权力变得更加疯狂，约束权力的鞭子总是放在法治那个地方。没有法治，约束权力是权力者给自己树立的一个漂亮招牌而已。但是如果因此就对新的权力产生希望，新的权力会带来自由与繁荣，那还得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说“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任何迹象。” 　　文明的冲突表现在伯林多元思想观念与苏联知识分子一元思想价值观念的冲突，知识分子的尴尬表现在伯林在苏联与知识分子交流的尴尬。伯林想知道的，苏联知识分子不敢说，不能说，这主要是由于恐惧，其次是由于体制所导致的知识分子“失智”。但伯林仍坚信，一样的体制，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权力运行轨迹，一样的文化发展方式，这是体制的路径锁定，进去了再也回不来，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伯林对苏联文化的把握，总有“测不准”，但是其逻辑一旦把握，就按住了体制的命门，就是再“测不准”，也有其准确性，是“不准确性”的准确性。苏联知识分子，在传播着一种“国教”知识，这种知识，使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也使苏联走向了知识的不归路。苏联的失败，首先是专制权力的失败，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苏联知识分子的失德，导致了社会全面崩溃。不要小看了思想和观念，伯林手操观念的手术刀，直捣苏联体制的五脏六腑。错误的观念使苏联这庞然大物轰然倒下，而伯林说这事的时候，苏联正兴旺着呢。在苏联这件事上，伯林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而是一只瘆人的乌鸦。 　　（引文均出自以赛亚·伯林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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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




作者：李永忠、董瑛      时间：2012-02-24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57期）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 “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