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改”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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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改”的雷锋

作者：杨时旸      时间：2009-04-1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送大娘回家、补袜子的照片，是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的情节补拍的；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是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补拍的；雷锋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的松树，这棵松树，是后来添上去的…… 　　张峻共为雷锋拍下223张照片，也是最了解雷锋照片“秘密”的人 　　本刊记者/杨时旸(发自辽宁鞍山) 　　美联社的4个记者曾经去过抚顺的雷锋纪念馆。他们指着雷锋做好事的照片问讲解员：“你们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照片？”讲解员一时语塞。 　　几天后，张峻来到雷锋纪念馆，讲解员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他。张峻说：“这个问题你们确实不知道，只有我清楚。” 　　作为沈阳军区曾经的宣传干事，今年已经79岁的张峻与雷锋有过9次接触，为雷锋拍摄过223张照片。很多照片是出于宣传需要补拍的，有的甚至是在雷锋牺牲后，为树立高大全的形象，对照片进行过修改的。 　　被挖掘出的典型 　　1960年8月下旬，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报道干事的张峻，来到抚顺的一个工程兵连队。他的目的是寻找一位叫做雷锋的普通士兵。此前，张峻拿到从下面连队里转来的两封感谢信。这两封信分别来自抚顺和平人民公社和辽阳市委。信中都提到一个叫做雷锋的战士捐款的事迹。 　　到了连队，张峻见到刚刚入伍8个月的雷锋，身高一米五四，体重不到100斤。 　　看到张峻带着相机，雷锋主动对张峻说，“您先给我照张相呗，张助理员。”张峻一愣，心想，“雷锋只是个上等兵，而自己的军衔是大尉，一个新兵敢提这样的要求啊。”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雷锋爱美、爱照相。”张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张峻对雷锋说，“你想拍个什么样的照片？”雷锋说，“拍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张峻笑了，说，“那你得回去拿枪。” 　　十分钟之后，雷锋背着枪，穿着军装来到张峻面前，胸前还挂上了两枚奖章。“那是鞍山先进生产者的奖章。”张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几分钟之后，雷锋肩头挎枪，眼神向上四十五度的照片被定格。这是张峻拍摄的第一张雷锋照片，成为日后的经典影像。 　　张峻在雷锋连队采访一周，采访后写了一篇报道《节约标兵雷锋》，交给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辑。文中提到雷锋勤俭节约的事迹以及苦大仇深的家庭出身。总编看后对张峻说，“还有这么个典型啊，沈阳军区正要找这么个忆苦思甜的典型。太好了！但是你写得不行。”总编要求张峻将稿子改写成忆苦思甜的类型，并于国庆节前交稿。张峻说，自己写不了，希望支援两个人一起写。随后，包括新华社驻沈阳军区的两位记者在内，一共4人组成了一个小组，进行稿件写作。因为两封感谢信和雷锋的出身，此时，雷锋已经被安排在自己的连队做忆苦报告。写作小组的几个人再次下到连队听取报告，张峻同时拍摄了忆苦报告的照片。 　　最终这篇稿件从勤俭节约扩展为忆苦思甜，并以《毛主席的好战士》为题发表在1960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上，从此，宣传雷锋的大幕徐徐拉开。 　　那时，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三年饥荒、苏联撤走专家、美国对华经济封锁……急需一个光辉的典型鼓舞士气。而雷锋的出身和表现堪称完美典型的代表。于是，雷锋被安排到各处进行巡讲，忆苦思甜。沈阳实验中学、旅顺口海军基地……每次报告，张峻都会为雷锋留下照片，先后9次，一共76天。 　　《前进报》的文章发表之后，《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等军队媒体纷纷转载。直到1961年2月，张峻接到军区任务——为雷锋拍摄一组专题，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入伍1年零1个月，就上了《解放军画报》的专题，这个到现在都还没再出现过。”张峻对记者说。这组报道发表后，雷锋声名大噪。《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大报开始转载，雷锋的名气开始从军队向全国扩展。 　　1962年4月，沈阳军区发给张峻两卷彩色胶卷，让其为雷锋再次拍摄专题。当时的彩色胶卷只有国家大报才能拥有，全部从德国进口，一般人无缘接触。为了拍摄雷锋，张峻得到了两卷共24张彩色胶片。随后，雷锋的专题报道再一次出现在1962年6月号的《解放军画报》上。在那个连使用黑白胶片都要报批的年代里，雷锋生前一共留下了24张彩色照片和199张黑白照片。 　　补拍照片 　　1962年春节前后，正是雷锋声名远播的时候。总政下达指示，要为雷锋举办一个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展览。沈阳军区接到命令后，决定同时在军区内进行一次首展。 　　为了配合总政的雷锋展览，由张峻以及沈阳军区的四五名成员组成班子为展览进行前期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补拍照片。张峻说，因为雷锋做了好多好事，都过去了，没有留下照片，所以要补。 　　这个筹办小组拿来雷锋的日记进行研究。“我们主要的参考一个是雷锋的日记，还有一个就是他做忆苦报告的讲稿。”张峻说，“日记有好多是雷锋的读书体会，这个没法补拍，就找能拍的拍。” 　　当时，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给筹办小组约法三章：第一，补拍内容必须是雷锋曾经真实做过的事情；第二，能补的补拍，不能补拍的画幻灯；第三，补拍的照片要经得起推敲。 　　补拍照片的题材由张峻撰写提纲，再交到小组集体讨论，最终定下20多幅。因为展板需要张峻全权策划，补拍照片的任务由张峻交给自己的徒弟季增具体操作。几年前，因为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季增与张峻一度交恶，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不真实了。” 　　在季增进行补拍之前，张峻特别向他交待，“拍雷锋正面像的时候，后面要有一个毛主席像。”这20多张照片中，有雷锋送大娘回家；深夜打手电学“毛著”；给人民公社捐款；努力练习投弹等最为经典的雷锋形象。但是，正是这些补拍的照片纷纷出现了问题。 　　因为摄影技术不过关，深夜学“毛著”无法拍摄，照片变成了雷锋在白天打着手电学习；图片说明中说雷锋在8月里为人民公社捐款，照片里的雷锋却穿着棉衣；练习投弹的姿势也发生了错误。 　　“那些照片拿回来，我就批评季增，你怎么也不动脑子啊！有8月穿棉衣的吗？有那样站着投弹的吗？”张峻说，照片里有一张雷锋送大娘回家的照片，那个大娘并不是雷锋曾在日记和讲稿里提及的那一位。 　　因为照片经不起推敲，同样也遭到军区领导的质疑。但是此时已接近1962年正月十五，总政要求尽快完成任务，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无法重拍照片。与此同时，筹办小组成员中的几人和雷锋一起住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对雷锋进行采访，进行幻灯片的制作。 　　照片的补拍和幻灯片的制作还没完成，1962年8月15日，雷锋突然离世。这些原本用于“学毛著标兵”的展览被用作了规模更大的对雷锋的追忆仪式上。 　　“我对季增说，虽然我当初批评你，但是雷锋去世了，这些补拍的照片也是很珍贵的。”张峻告诉记者，当年也有参观展览战士问怎么8月穿棉衣，他们坦承是补拍的。 　　从普通士兵到全民楷模 　　对于雷锋形象的树立并没有随着雷锋的去世而告终，而是愈演愈烈。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的活动进入高潮。 　　张峻为雷锋拍摄的第一幅照片中，雷锋右手的军装外，露着一截白衬衣的袖口。后来在多次发表的图片中，这截袖口被悄然去掉。“那是《解放军画报》给修掉了。我拍的时候没注意。后来我问过，说是露着袖口不符合军容军纪，对雷锋形象不好。”张峻对记者说。 　　在张峻的记忆里，其实雷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张峻说，大家可能没注意，雷锋留着个刘海头。有时候他的班长问他，怎么还不去剪头发，雷锋就推托说下次去。“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头发有时候就从帽子下面出来，我提醒他，他就掖回去。”张峻说，“那时候饭不够吃，雷锋也到厨房去拿过饭锅巴。厨房的人就说他，雷锋啊，你现在是个人物知道不，能自觉点不？那时候拿饭锅巴可是个大事啊。” 　　只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都随着雷锋的去世被掩埋在历史之中。除了对照片不“完美”的细节进行修改，甚至还会刻意增加内容提升雷锋的形象。曾经与张峻在一起办公的《民兵之友》记者周军为雷锋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大院里拍摄过一张照片：雷锋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的松树。这棵松树，其实是后添上去的。 　　周军已经去世，他在回忆文章中称，1977年，这张照片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雷锋画册》的封面。出版社与他商议后，将一棵黄山迎客松加到了雷锋身后，合成为一张照片。“当时有一种技术叫印染法，工厂可以做，是合成技术的一种，在照片上画完了再翻拍。”张峻也了解这个情况，他说，“那时候树立典型要求高大全。” 　　而也因为这张照片，在大众中逐渐流传出“雷锋松”的故事。直到现在，铁岭干沟子自然屯仍然认为雷锋就是在自己村里的一棵树前拍摄的照片。如今很多学生仍然会在纪念雷锋的日子里到那棵树下合影留念。 　　雷锋生前的照片被一点点进行修改。参军前，雷锋自己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手中拿着一个花书包，发表时花书包没了；与雷锋合影的某标兵因“文革”时与“四人帮”复杂的关系，“文革”后，此人也从与雷锋的合影中消失了…… 　　张峻回忆说，他给雷锋拍照片时，雷锋自己把奖章戴上，战士们说他故意做给别人看。有时候劳动，战友故意整治他，专门让他背重东西。张峻说，雷锋就是个普通战士，很爱美。张峻搜集到的雷锋自己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一共54张。那时，雷锋每月津贴6元，照相对他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最近，一个剧组正在筹拍雷锋的电视剧，由田亮出演雷锋。剧组向张峻请教，张峻在电话里对制片人说，“你们要和以前拍的电影都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就是把雷锋从神坛上拉下来。雷锋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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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为了61个阶级弟兄”揭秘

语文课本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内幕揭秘


作者：      时间：2008-07-29   来源：中新网
   
         语文课本上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知晓1960年发生在山西省平陆县的中毒事件的内幕、传播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命运。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陆县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这次“千里救急”的起点正是从这次被打断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段描写透露出中毒事件的两个背景：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修路。

　　1957年，不顾黄万里等专家的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两岸，近30万居民告别故土。为了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在大跃进的口号声中，该营和其它工程队一样，在1960年的春节没有休息，要“打个开门红的大胜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据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三排排长的李中年回忆，1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6时左右，同往常一样，收工后，他和几个干部先去检验当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连驻地时，其他人大都吃完饭了，锅里的高粱面汤所剩无几，李中年顺着锅底盛了一碗。“喝着喝着，咦，碗里有一小块石头，小手指头大，红色的。”李中年感觉很奇怪，但也没有太在意。喝完面汤，他又走进灶房，看见灶台上也放着一块红石头，只是块头更大一点。炊事员说，是从锅里捞起来的。

　　而就在此时，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突然，李中年的头开始发晕，一股面汤从嘴里涌出来。“大伙不要吐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吐了大伙要受饥啊，挺一挺，难受就过去了。”50多岁的民工刘振江劝道。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呢？混乱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红石头砸开，舔了一下，跑出来喊：“红信！咱们连中毒了！”红信又叫砒霜，是一种由砷矿烧炼而成的毒药。

　　当晚9时左右，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诊断结果显示，的确是砷中毒。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有治疗砷中毒的经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描写当地医生抢救中毒者的场景：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医生救治无效，不得不去寻找特效药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平陆县委书记向北京求救的行动：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此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通过平陆县档案馆所存的相关材料，可以复原出这次案件的侦破过程：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饭后，张德才虽然也趴在地上呕吐，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偷偷丢进饭锅。二十分钟后，他被拘留。侦破非常迅速。平陆县委呈交上级的报告里称，从开始勘察到最终破案，仅用了8个小时。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档案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张德才的照片，这都是他被捕后拍摄的。在照片中，张德才尽管个头很高，但体型消瘦。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保警队情报组”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小时候玩伴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缺乏家庭教育，有点调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

　　同村人张明亮也回忆说，“说他为日伪服务，多么多么坏，我说不清。他当时年龄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里拉锯。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在平陆县纪委工作的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写有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据他介绍，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可是，一场风雨终结了他短暂的辉煌。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但连长坚持“突击”。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此时，副连长仝仁明站了出来，揭发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

　　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

　　民工赵铁成至今还记得，这一次的辩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辩论到鸡叫”。而后来平陆县交给上级的调查材料中则称，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群众，绝不受骗，对他的言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各地涌现了无数宣传画。其中一幅漫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民工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辩论结束后张德才的心理。而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承认，他设想过三种报复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药丢进仝的碗里，效果虽好却很难实施；其二，把毒药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馍，但“副连长从来瞧不起自己”，不会吃他的东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决不了，就会暴露自己”。

　　李敬斋说，十多年前，他认真查阅过当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后来他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

　　刘克武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刘克武的父亲刘振江，当年与张德才同在三连，住在一个窑里。“事情过去之后，听我父亲说，张德才其实也没想要毒死这么多人。春节嘛，他想偷懒，不想干活，其实大家都不想干活。他就想着丢一点红信，致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一个佐证是，中毒当天张德才还拿着碗说，“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刘克武相信，如果张德才知道红信会把人毒死，他绝对不会劝平素跟自己关系很好的邻居多喝。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刘克武说。红信有杀虫效果的，被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并不难找到。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这个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新闻热潮

　　中毒事件在平陆县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平陆县县长，今年82岁的郭逢恒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正因为如此，县委立即打招呼：严格保密。

　　实际上，就在中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有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这就是《平陆小报》头版编辑常建华。当天，他正在另外一个公社采访，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的电话：张沟工地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华就赶到现场。

　　“写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带回报社了。”常建华回忆，报社领导立即向县委请示，但得到答复却是：目前不宜宣传报道。

　　但事情却在2月6日发生了逆转。当天晚上，常建华俯在收音机前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是当时各地媒体获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径。突然，音箱传出一则消息：首都军民抢救六十一个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来，扭大音量，大声喊道：“快来听！中央台报道中毒事件了！”编辑部里正在工作的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我们一下子醒了。”常建华说，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还是大报有水平，选择救人的角度，真巧妙！”“这不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嘛！”“我们也上报！”

　　2月8日，《平陆小报》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月6日刊发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卫生系统的一个通讯员。没想到的是，这篇一千多字的通讯员来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也迅速转载或刊发了这一消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热潮的主调。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紧跟其后。这篇特写引起了巨大轰动。

　　一个名叫张胜学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仍围着文书的办公桌，听他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长春师专速成中文一班的全体学生围坐在火炉旁，一边讨论，一边由一名同学代笔写到：“《中国青年报》的长篇特写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当读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因缺乏特效药生民垂危时，我们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马上变成巨鸟，展翅飞到平陆……当降落伞带着药物顺利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颗心‘腾’地放下。这时，大家不知为什么一个个变得‘傻呵呵’的样子，表情那么的认真和严肃。不知谁喊了声‘社会主义好！’大家都跟着叫起来。”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派出骨干记者，奔向平陆这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

　　“为了满足采访要求，县委决定，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另一个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忆，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平陆“有点吃不消”。新县城刚刚建好，县招待所只有几间接待室，十几个床位。面对大批记者、演员和上级领导接踵而至，县委只好紧急动员，加紧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楼，当作临时招待所。

　　“我去三门峡，跟他们的市委秘书联系”，时任县委秘书的张明亮边比划，边笑着说，“那天搞了一辆车，把三门峡市百货大楼里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过来了。”县委还专门找了一个烹调技术高的炊事员，增设小灶，张明亮按单点名，不能按时回来地等着，随回随热，保证吃好。

　　当时，身为县长的郭逢恒，一年只能签批一万元资金，可中毒事件发生后，短短两个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资巨大。“粮食当时很紧张，但没办法，挤一些出来，肉啊蛋啊，还多少要找一点。”郭逢恒不得不冒着挨上级处分的危险，批了近三万元招待费。

　　新闻热潮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仅仅根据平陆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达六百多篇。与此同时，大量慰问信寄到平陆，仅长春师专，就写了248封。

　　这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在平陆县档案馆。翻开这些慰问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抬头大多直接写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接下来是摘抄几段《人民日报》的社论，然后是表达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决心。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们也都只是听过而已啊。”李敬斋说。这些残酷的刑罚，很多出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关键时刻，当地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着实让人惊叹。或许，当时的他们认为，这些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犯是想毒害我“阶级弟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仅有三封控诉书建议回申娃判处无期徒刑，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两个人都执行枪决。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中毒民工，一个接一个冲向主席台，控诉张、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愤的受害者家属也在怒吼声中冲上台控诉，“你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难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枪毙反革命分子，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

　　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平陆事件的教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长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平陆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时间，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

　　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64人，调整富余中农44人，增添贫下中农373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80%。

　　“平陆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据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1960年6月26日，风南公路全线贯通。锣鼓欢腾，民工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过去的4个月中，这些普通农民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随后竟然被新闻媒体炒得火热，按李敬斋的统计，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

　　但随着新闻热潮的跌落，他们身上的光环也慢慢隐没。在民工解散大会上，公社领导曾宣布过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可是，当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粮食生产的决定，平陆县陆续下放了几百名干部到农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着。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

　　在这批“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在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为成份问题影响了升学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与前两者相比，贫农出身的李中年则要幸运的多，中毒事发后，他作为民工代表，被到处邀请接受慰问。回村后，当过10多年的生产队长，之后一直在做护林员。已经80岁的他，至今还认为“平陆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热闹”的时刻，“经常与有全国各地的慰问群众通话。”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样健在的“阶级弟兄”，尚有十个左右。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而48年后，刘克武在回忆到“平陆事件”时，会常常提到那个被枪毙的儿时伙伴回申娃，“他很老实的，人不坏，比我小几岁，当年一块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话……”。

　　(本文资料图片均由杜兴翻拍自平陆县档案馆，李敬斋对本文采写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