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立：反思历史经验的几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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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立：反思历史经验的几个视角

——近期读报有感

作者：陈中立      时间：2009-09-14   来源：学习时报

	近期读报，看到许多好文章，感慨良多。这里介绍几篇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反思理论历程，或许具有方法论启迪意义的文章，与大家共享。     求真实     《求实》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方才过去30余年》的文章，作者宋志坚，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文章说，看到《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与2月19日）刊载的《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一文，——副题为“《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前者系胡德平的文章，后者是叶选基的文章，——读后颇有感慨。“改革初衷”需要“重温”，可见有人淡忘：“历史真相”需要“恢复”，因为已被歪曲。宋说，比照着胡文和叶文细读，“恢复真相”者大致有以下几点：     关于“两个凡是”。 以前总是说，发表“两个凡是”社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叶文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于以“两个凡是”阻挠“天安门事件”平反云云，不久前还有文章说，是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迫使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事表态。然而，叶文也说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正是华国锋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布置进行的。当然，在此过程中，叶剑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件大事都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的。叶文在探究“两个凡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时，认为“‘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关于两年“徘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历史定位，似乎已成定论。然而，胡文和叶文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年间，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很多同志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工作，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在这两年间进行的。胡耀邦多次讲到这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叶文说，“历史没有在这里徘徊，更不可能倒退”，这两年的工作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更应该如实评价。     以上说的仅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段历史中的几个真相。“历史，方才过去30余年，真相，已被弄得需要‘恢复’”。宋文说，“个中原因相当复杂，有的是当事人记忆有误，有的是圈内人情感有偏，有的是知情不便说不敢说或不愿说。”等等。     方才过去30余年的历史，一些真相便被有意无意的“歪曲”了，弄模糊了。今天，我们是要总结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过去60年的历史真相都清楚吗？恐怕比方才过去30年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但是，总结历史，弄清真相是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然而，弄清真相谈何容易。在这里，必须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真的而不是虚假的求真求实的精神。     善追问     《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3日，题为《“德先生”的偏失与清园先生的补正》，副标题——关于王元化“五四”反思。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陆晓光。文章说，德、赛二先生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分别指谓民主与科学，两者是当时推崇的偶像，长期以来，我们也习惯于将之视为当时的主要标志与贡献所在。王元化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明确指出：虽然当时这两个概念得到普遍认同，“但在理解上十分肤浅”，以至“今天还需要补课”。     这篇文章还有其他内容。这里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该文中介绍的王元化先生的那种对问题善追问的精神。“民主”问题，从“五四”提出“德先生”开始，到《辞海》1979年版释“民主”整整六十年。对于“民主”的含义，在我国，1949年前后和1957年前后，有所变化，但许多阐释似是而非，而大家却习以为常，人云亦云。王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问题，紧加追问。比如，与“民主原意”相区别的现代含义是什么？“具体民主”之要义何在？“相对民主”与“绝对民主”的区别何在？谁来规定？王先生对问题的追问精神，对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是有启迪意义的。发现问题，进行追问，是反思历史的重要视角。追问是视角，是途径，也是精神。善追问，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通往真理、发展真理的途径，是哲学研究的生命。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理论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追问”这个重要法宝。     深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30日，标题：《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副标题——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教授。作者：本报记者张飞岸。文中有一个小标题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杨光斌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把民主看成是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自然就具有了评判功能，具有标尺作用，即以民主的形式以及民主的多少来衡量政治现实的得失。而“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则把民主当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社会主义则是目的性价值。另外，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有助于祛除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要简单地把民主当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必要谈民主色变。     的确，近年来，大多数人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被少数人弄得有些“神经过敏”，以致“谈民主色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民主看成是和说成是资产阶级和西方国家的专利。杨光斌教授则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从大众民主诞生演变的历史事实中，得出了“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结论。从而推翻了西方学者和我们国内少数人把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利”的看法。其意义是很大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杨教授这种对问题深探究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我们反思历史也有借鉴意义。     敢直面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的是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李达和他发生争吵的事。1958年，正当“大跃进”“放卫星”热火朝天的时候，9月10日，毛泽东来到武汉。     当李达见到毛泽东，真是故人见面，一句客套没有，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逼着毛表态。毛：“这个口号有两重性。”李：“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的几句忠言。     看了以上这个材料，李达同志的那种敢直面问题、敢谏言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种真正的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是值得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学习的，也是我们反思历史时，决不可也决不该忘却的。     学会以新的方式考量世界     《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8日，刊登一篇题为《学会以新的方式考量世界》的译作。这个题目，非常好。副标题是——诺贝尔环境奖获得者汉斯·彼得等人撰写的《波茨坦宣言》，作者：[德]汉斯·彼得等，成素梅编译。该文说，汉斯·彼得一直是和平事业的拥护者。2005年，他与另外两名合作者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宣言》，作为对1955年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呼应，本文编译部分内容。     《波茨坦宣言》讲的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与在全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只有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学会以新的方式考量世界，人类才能真正走出危机，不断创造真正的幸福生活。这里所说的“新的思维方式”的内涵，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然而，这一工作难道不正是哲学的任务吗？“学会以新的方式考量世界”，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一个民族的振兴，要靠先进思维方式的引领；一个社会的进步，要通过思维方式的转换来实现。     2009年7月9日《光明日报》有一篇访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的文章，周为民说，“我不认为存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问题。如果所谓‘边缘化’指的是我们有些同志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吸引力，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不爱听，那倒是的确存在的。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空洞的呼吁，更不是靠强制的方式，而是要拿出真有思想水准和文化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我以为，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开拓未来，所应解决的问题。也是董德刚在《学习时报》上提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应当要什么样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