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成年的力量平衡：中国社会积极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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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成年的力量平衡：中国社会积极化的方向

作者：郑也夫      时间：2009-05-25   来源：2009年《绿叶》第4期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有一个特点，凡事都是青年人打前阵，青年人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奉行功利主义，不争着出头露脸了。历史告诉我们，只靠年轻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青年人的冲劲与成年人的沉稳这两个力量应该结合起来达到均衡，让中国社会朝一个积极方向发展。这是“五四”走到今天值得反省的事情。 　　一、不关心国事的一代青年 　　当代青年与“五四”一代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已经不再像前辈那样热衷于“关心国家大事”。当然，当代的社会和“五四”时代的社会是不同的，那时的问题很严峻，矛盾也比较集中，比较单纯。 　　现在的社会依旧存在着若干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致病牛奶等食品安全问题。比如教育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制度问题。其中，有的是小制度的问题，比如说学校的制度；也有的是大制度的问题，比如说社会的制度。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富足了，但是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关系到自己，有一些问题不直接关系到自己，但是自己也知道一些，也受到影响，应该有自己的感想。但是我们的青年似乎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 　　其实，年轻人勇于追求是永恒的，每一代年轻人都如此。人没有满足的时候，你生在21世纪或者你生在20世纪的末叶，你跟前一个世代的人就会不一样，前一个世代的人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而现在你应该追求制度更为合理。年轻人有这种天性，而不是忆苦思甜，觉得现在蛮不错了，就不要想入非非了。既然现在社会还有很多问题，还远不让人们满意，这些事情就应该吸引年轻人去关心，这是年轻人的一种天然的倾向。 　　二、原因所在 　　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理应作用于年轻人的心理，触动他们产生喜怒哀乐。但是没有发生作用。我觉得有其客观原因与社会背景。 　　第一个原因，与政府有关。比如媒体报道的片面。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是特殊时期，比较开放一点，但一些管束或忌惮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必要的。比如说当时震区好多地方都发生过盗窃、抢劫之类的事件，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每个民族出现这种大灾难的时候都会有人趁火打劫，抢一些生活必需品，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每个民族都有这类人。但是当时这种事情我们却不许报道。好像报道出来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听的人就坏了，听的人就对国家失去信心了，这种担心都是莫名其妙的，难道对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区别的判断力普通人都不具备吗？政府对待公民就像家长看小孩一样了。如果公民们，包括年轻学生们能很全面地看到社会的真相，他们面对社会问题的反应大概就会趋近正常。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反应不正常，迟钝或者麻木不关心，实际上跟媒体造成的与真相的隔膜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学生们心无二用，一头扎进分数中去，功利的吸引使他们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考大学，而毕业之后还要找工作，还有房子、车子的压力，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上一代人，父亲、祖父那一代人所没有的生活的诱惑和压力。更准确地说，这不纯粹是压力，诱惑占很大的比例。你要不受这个诱惑的话，你的压力就不怎么大。受这种诱惑，要早一点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要不然女方不怎么高兴。西方的学生毕业了之后都是租很小的房子，然后再慢慢地改善，等有了孩子再慢慢租一个大的，然后再买一个。我们这儿不是，有很多不正常的对比。有很多人的父母因为种种原因，因为腐败发了不义之财，或者自己在一个大公司，大公司发了不义之财，自己是大公司高级白领，也能赚大钱，把孩子的房子和出路都搞定了，与别的青年形成一些鲜明对比，构成一个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造成人们极端功利。我们的学生找工作的标准是什么？钱挣的多少。这成为绝大部分学生的目标。社会上多数人将挣钱作为目标，无可厚非，但是这个社会里最优秀的那些学生（也就是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不应该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都超凡脱俗？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兴趣的职业，钱挣的也仍然过得去。有这种过得去的生活做基础，主要追求不应该是钱，应该是个人兴趣！去搞科学，生物学，历史学，文学，这种选择主要出自个人的喜好；或者说看不惯很多东西，要从政，不是为个人升迁，而是要尽我所能改变一些东西；或者我要做一个出色的媒体人，要揭示社会很多不为人知的，被歪曲的事情。钱不应该是第一位的目标，最优秀的学生应该执着于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兴趣，因为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养家糊口，包括照顾父母，做一个优秀的子女、父母，不是一个件很难的事情。你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媒体人，你作为一个这么优秀的科学家，养家糊口做不到吗？不可能，现在的社会制度安排不会这样。现在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哪儿钱多就去哪儿。我觉得是社会出了毛病。 　　第三个原因，是从学校到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整个社会进入一种休克状态，失去了思考能力。瞬间做出的反应是最原始的：追踪猎物，追逐钱。不仅仅年轻人的心态不正常，成年人同样也不正常。 　　从家庭环境来看，我们的年轻人有太强的依赖性。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许多的不正常，孩子的性格不独立，对父母长期依赖，没有自立意识。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很多孩子不自立也得自立。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像中国这样依赖父母。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的新的因素，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可能就会跟上一代人年轻时的反应很相近，跟祖父一代都会接近。现在为什么跟“五四”青年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都是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是这样，富人家的也是这样，年轻人自立比较早，心智成熟比较早，关注的事情就宏大一些。现在的学生怎么长大呀？周围的老师、父母，谁都不把你当大人看。 　　再看我们的学校教育，老师没有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学生学的时候毫无兴趣，被灌输很多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没有转化为分析、判断能力。好长时间那个知识就搁在那儿，仅仅作为敲门砖，应付考试，应付完了之后这砖头就扔了。没有入心，这些东西要是入心了之后能变成主观的一种能力。书本的知识应该与对社会的观察结合起来，不断看书，不断切磋，那么每天学到的知识都是真的。还有，我们的教师很少鼓励同学。我的一位同事去国外做访问学者，把小孩带过去上了一年学，孩子想留在美国读书，原因很简单，小孩说他看到学校的老师在鼓励所有的同学。老师会鼓励学生说你做的很好，你是一个能干的学生，你是优秀的学生。而我们的中学里，学生常常要受老师的批评，时时都在受挫。你要老是受挫，时间长了，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现在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另外，学术高度腐败，恶劣到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就为了一点课题费，就这么一点蝇头小利，就这么一些糖果，就开始飞蛾扑火，忙得不亦乐乎。教授们忙于报选题，10万、20万、50万，报了选题，就开始制造垃圾，就一直在这儿报选题，骗选题，应付选题，制造垃圾，一天就忙活这个。社会的问题，真正的关怀，学术兴趣，哪有这些东西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能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影响呢？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能力没有提升，灵性被扼杀了。就我现在接触的同学来说，多数在认知上达不到我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年龄，尤其是硕士生这个阶段，优秀一点的学生和老师差不多可以对等地讨论很多问题，只不过是老师的知识稍多一点，但是你一说他就能明白，讨论的时候不应该是不对等的。很多社会问题你有你的优势，他有他的优势，他有锐气，他对问题的感知也应该是很快的。但是现在不是，作为老师你没法跟你的学生讨论，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 　　三、青年与成年两种力量的平衡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有一个特点，凡事都是青年人打前阵，青年人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奉行功利主义，不争着出头露脸了。历史告诉我们，只靠年轻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年轻人扮演了过重的角色，从“五四”之后一直到当代。但是国外就不是这样了。西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年轻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冲在最前面，而是成年人在前头。比如英国议会里面的斗争，都是中产阶级和贵族跟国王讨价还价，争取权利，那是成年人的一种老谋深算的博弈。我们的成年人在哪儿呢？中国人老让年轻人冲在前面，成年人是狡诈的老牛，总让初生牛犊冲在前面，这不太正常。青年人有活力，有想法，但是偏执，因为青年人有不成熟的一面，有过于冲动的一面。青年人左右社会最坏的例子就是30年代的日本，最后导致发动了全面战争。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有献身精神，但是使日本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其实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理想而无私，结果却是灾难。 　　青年人的冲劲与成年人的沉稳应该结合起来，青年人与成年人这两个力量应该达到均衡，使社会朝一个积极方向发展。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力量配比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这是“五四”走到今天值得反省的事情。 　　●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本文据徐丹丹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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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作者：袁伟时      时间：2009-05-18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80年前的五四爱国运动，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成功、失败、“直接行动”、法律、秩序、舆论……当时人们激烈争辩，今天依然引人深思。

　　永垂青史的现代爱国主义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

　　1．“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两日被捕的八百多同学均获释放，没有受到伤害。

　　2．迫使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三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卖国贼”的职务。这三人是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3．迫使北京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4．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这是一曲现代爱国主义的凯歌。“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1）展读当年北京大学生涌向天安门时发出的宣言，中国人不为之动容的恐怕十分稀少。这不是盲目排外的煽情，这次壮烈、持久的爱国激愤的基础是正义，是对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一位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2）这是正义的感召与良知未泯的呼应。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出自“爱国”情愫。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梁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两者之间还有各种变形和中间形态。五四是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高峰。史家们早就指出：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爱国运动。启蒙与救亡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多元社会的威力

　　对外软弱、对内凶狠是近代中国不少政客、武夫的本性。这不是几声呼喊所能改变的。徐世昌改弦易辙另有因由。主要是当时已形成了多元社会的雏形，他不能不正视各种力量的合力。

　　“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570万。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一批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随后，各省和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相继涌现，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各种规模不一的斗争。（3）在前人积累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基础上，五四期间，学生组织终于成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鼓励成立商会。1902-1912年间，成立大小商会达988家，（4）此后还继续增加。清末以降，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政治问题亦勇于发表意见，成为历届政府不敢漠视的力量。5月5日、6日北京总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急救(释放)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有的商会甚至领导会员拒纳税款。（5）

　　有些地方的工人也开始罢工，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之“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6）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7）他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他将领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督军张敬尧、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亦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西南地区(包括现今通称的西南大部、华南和湖南等地)的军政府本来就扬起“护法”的旗号，与北京政府对抗，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赞扬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人，也纷纷指摘政府的作为。这些声音与支持政府的各种声明一一见诸报端，形成了众说纷纭、多元并存的局面。

　　徐世昌之流不得不改变初衷，是当时社会状况迫使他作出的选择。失去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五四”前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制衡力量，这是任何政客、武人不能不考虑的现实。

　　这是20世纪中国罕见的言论自由比较有保障的年代。报章杂志大都能如实登载各种意见，监督政府及各级官员的言行。一个独立的舆论系统成了当时社会运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也有比较充分的结社自由，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各种团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派系林立，人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

　　李大钊曾经热切地期望“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8）经过20年的生聚，在沿海各大城市中，人们已可切实感受到这个势力的存在。

　　这个中流社会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清末民初实行经济自由方针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办报、参政议政，日益活跃。另一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阶层。他们有比较稳定和优厚的收入，知识结构较新，成了文化更新的推动者和政府与社会运作状况的监察人和批判者。

　　现代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必须在政府以外，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以言论自由、结社会自由为基本框架，各种势力相互角逐和牵制，公民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的行为方能受到认真的监督，其错误才有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五四时期，这样的社会雏形已在中国浮现，这是促使徐世昌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

　　分歧后面的制度思考

　　5月，“五四”运动的风云正席卷全国，北京的报刊掀起了一场关于五四示威游行事件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辩论。

　　争论的各方都没有对游行示威本身提出异义。他们都受过现代教育或现代思想的薰陶，深知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拥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完全有权通过口头、书面和其他手段(集会、游行等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五四”集会游行示威，合情、合理、合法。

　　问题出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梁漱溟提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9）问题提行非常尖锐，归纳起来是：

　　1．是不是性质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

　　2．如何处理“国民公意”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3．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建立真正的“民国”?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藉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会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不过，这貌似荒唐的主张体现着一个思想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

　　反对梁漱溟主张的意见占上风。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点：

　　一是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他们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10）

　　二是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11）

　　保障公民自由，让中国人摆脱奴隶心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青年》杂志从创刊之日起，便严正宣告：“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之雅量，不得恃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这是不应违反的"金科玉律”!（13）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道德义愤空前高涨，群众出现了失控的过火行动，思想家们面临要不要维护新文化运动基本宗旨的严重抉择。

　　多数人迷惘了!他们认为以“正义”、“国民公意”、“群众行动”的名义，就可以侵犯个人的自由。这个思想迷误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开端。几年后，国民党承袭了这个侵犯个人自由的观点，把它推衍到极端，在“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旗号下，以“革命”和“国民”的名义，建立了剥夺个人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专制统治。其灾难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接受这一思想影响不是偶然的。其主要领袖孙文在辛亥革命后一再公开宣扬反对人个自由的错误观点，极力在中华革命党内建立个人独裁制；（14）再加上苏俄的消极影响，一个反民主、自由的畸形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从五四爱国运动中得出一些偏颇的认识。他们不是把五四那样的群众运动，看作改革当时名不符实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手段和推动力量，而视之为夺取或摧毁现行制度的手段。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15）要民众用“直接行动”达到自己的目的。本来，偏颇乃至极端的观念所在皆有，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可以在自由讨论中逐步化解。但当时的武装力量都归某一武人或党派所有。这些偏颇观念与武装力量相结合，强制推行，以“革命”和“国民”名义建立极权统治就成为现实了。

　　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维护和扩大个人自由。胡适和蒋梦麟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提醒学生，最不可少的精神之一是在团体生活中，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16）

　　他们发表这些意见也蕴含着对社会制度的认真思考。在他们看来，首先要敢于拿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为参照系，以批判的态度深刻地进行民族自省，勇于揭露本国有那么多“不如人”之处。其次，深信“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17）在原有基础上，切切实实地改革，一步一步前进。再次，深信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结社等自由。为此，积极组织和参与扩大自由度的抗争。例如，他们和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不受限制的自由，要求废除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制定的五个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令。

　　当北京发生暴徒火烧《晨报》事件，而陈独秀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的时候，胡适十分沉痛地指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示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而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8）他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初衷，而同立志要弘扬孔家学说的梁漱溟在争自由这个不容含糊的重大问题上互相呼应了。

　　不幸言中，几年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就建立起来了，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被扼杀，没有完成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

　　历史不可能重演。在饱尝以自由为祭品的“大革命”苦果后的中国人，重温这段尘封多年的争论，也许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历史智慧。

　　1999年4月

注释：

1《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2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近代史资料组编：《五四爱国运动》第4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北京。

3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绪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上海。

4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75-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同上第352-356页。

6《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晨报》1919年6月12日。

7《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

8 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李大钊文集》465、46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9 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10 北京《晨报》：《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11 知非：《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同上。

12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

13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同上。

14 参阅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现代论丛》第一辑。

15 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16 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副刊》1920年5月4日。

17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1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56-35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　原载《同舟共进》1999年第5期，广州；《南方日报》1999年5月31日；《东方》2001年第4－5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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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作者：傅国涌      时间：2009-04-29   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M]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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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让遇罗克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作者：丁东      时间：2009-04-1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年清明节，我应邀到宋庄美术馆参加遇罗克雕像揭幕仪式。到场者除了发起人徐晓，还有雕像作者郑敏，遇罗克的胞弟遇罗勉，任众、郝治等遇罗克生前友好以及一些认同遇罗克的朋友，约20人。当大家称赞这尊雕像传神时，我内心的想法却是庆幸———庆幸京郊宋庄出现了一片民间文化的沃土，有栗宪庭这样的评论家担任宋庄美术馆馆长，徐晓和她的朋友的努力才获得了表达和展示的空间，遇罗克的精神终于有了一个艺术的载体。中国美术馆最近收藏了一幅李斌的大型油画，画面是张志新和胡耀邦、任仲夷，这种艺术眼光值得称道。但馆藏艺术品毕竟很少有机会再次展出。相比之下，还是长年展出的遇罗克的雕像更能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

　　当时的参加者还有定居宋庄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天的观感引出了于建嵘的一篇文章：《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后来以《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在《新京报》发表。起因是有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他：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

　　其实，同样的问题，十年前我就遇到过。当时我和徐晓、徐友渔一起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遇罗克是谁？我只好从头讲述中国曾经普遍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视和《出身论》的意义，讲述遇罗克为什么殉难。的确，从70后到80后到90后，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当中，知道遇罗克的太少了。

　　是遇罗克的意义过时了，新一代青年无需了解吗？我认为不是。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人权歧视已经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我国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农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于从制度层面上革除；虽然因表达思想招来杀身之祸已经成为历史，但因言获罪的阴影还没有消散，前几天还发生了河南灵宝市警方到上海抓捕网上发言的公民王帅的怪事。至于遇罗克那种“乾坤特重我头轻”，为了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沦的解毒剂。正如于建嵘所说，如果不知道遇罗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更是一种精神的失落。因而，理应让遇罗克进入中学教材，进入电视节目，让这个只活了27岁的人权先驱的名字，成为青年常识的一部分。

　　和遇罗克同时代，美国也产生过一个人权先驱，他就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有一次我去美国，和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到朋友家做客。碰到一个陌生的美国人来访，朋友介绍遇罗文的哥哥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那位美国人顿生敬意。由此我感受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标志性的人物进入公众的常识，消除种族歧视就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现在，奥巴马当选总统，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成为现实，正是瓜熟蒂落的过程。

　　什么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我们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够唤起和提升中国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走进公共的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作者系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