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写作亦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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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写作亦无自由

作者：      时间：2013-07-18   来源：汉网-长江日报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黄河》杂志副主编，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教授当年》等，主要致力于近当代知识分子研究。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摩罗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 　　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体制、知识分子与社会变迁，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话题。谢泳曾说“多数知识分子面对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惨命运的开始”，他也说“不信任知识分子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时代的洪流中，无处躲藏的启蒙者、教育者和书写者们曾一度被挤向一道道墙，和一条条击在心上的皮鞭，“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 　　如下为谢泳参与“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体制曾让人无处可逃 　　腾讯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曾否认自己是“体制外的学者”，也看到您说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请您谈一谈，我们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有哪些变化？不少脱离体制的学者，比如说被媒体报道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老师，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谢泳：“体制内外”，在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严格说在目前中国体制下，没有内外区别，这是集权社会的普遍特征。所谓“体制内”在目前流行的观念中，它主要指个人是否具有公职，而有中国，公职即有具体领取薪水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公家单位，此外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没有“公职”。按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中国是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所以在中国谈“体制内外”，通常只具有职业意义，而不具备其它政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所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事业，完全由国家垄断，在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没有活动空间，凡从事与此相关事业的人，无不可以视为“体制内”，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过去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这是一个正厅级单位，此类机关的行政首脑，如果有好有一比的话，应该是山西省文学厅。我在这个机关当了二十多年编辑，当然不能说是体制外的人了，我是国家正式公职人员。有些人把我视为“体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觉我有些学术观点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命的事是与他们专业和理想相关的职业出路，全部都堵死了。比如知识分子天然有结社的偏好，中国古代诗人即有结社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在1949年后，事实上是不允许了，或者这样的活动有极大的风险。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一个著名的“乐天诗社”，得到当时文化部的认可，参加者有相当多是当时在政府有职位的旧诗爱好者，但后来它还是被解散了。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借纪念他父亲的名义，联络了全中国相当多文朋诗友题词作文，有关方面感觉到这样的文人联系不合适，所以以后此类社团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团体尚且如此，其它就更不论了。 　　还是有就是教育，完全有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染指，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就好比你一生的教育都在努力学习打铁，但当你完成这个职业训练以后，国家不允许有铁匠这个行业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多说没有吃饭的去处，人都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冯友兰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他还曾想过离开大学，过自由职业的生活。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那时中国基本没有自由职业，要饭还需要大队批准，哪里有什么自由职业。只有公家没有私家，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是当时最简单的社会体制。人无处可逃。邓正来先生一度没有正式职业，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我们所谓的正式职业，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职业观念。还是认为只有给“公家”干活者有职业，你给民营私营工作，不叫有职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务员”如此受人青睐的内在原因。它的特点是“可靠”，所谓有“保障”。邓先生始终在做他的学术工作，比如他与高校、出版单位、报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没有“单位”也就是没有“公职”，也就是“体制外”。他后来到了复旦大学，也就是有了公职。我们必须清楚，邓先生的经历在中国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国民间有邓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他们没有邓先生的幸运，所以做事的难度就极大。中国现在虽然有了一些空间，不是铁板一块了，但你必须承认，只有“公家”这个平台最好做事。邓先生的经历我们只能钦佩，不能模仿。他那样的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 　　制度保障犹如空气、阳光和水 　　腾讯文化：有种说法是孔子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因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被他斥为“天下无道”，所以那个时候“道”的担子就落到了知晓“礼义”的“士”阶层身上。而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产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被强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出现的，像梁启超、严复等。有趣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活跃的年代都恰是时代风起云涌的变迁阶段，像春秋战国，民国时期，包括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等。在您看来，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环境中，应该是把自己摆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那样的环境里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与学术高度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难以企及的？难道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是相斥的？ 　　谢泳：凡适于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私有社会，经济独立，个人财产有保障。二是自由结社，个人的团体活动有保障；三是职业技能自由对应行业管制，比如学新闻的，可以自由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等，学教育的，可以自己办小中学大学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我说的这几条都是有保障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产生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因为时代变了。没有制度性保障知识分子自由发挥专长的时代，不可能普遍产生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须要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说的那些条件，对知识分子来说，犹如空气、阳光和水，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好在网络时代适时到来，让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没有完全消失，但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必须以获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为归宿，不然他们的努力很难产生远大的社会影响。 　　管制不变良知还可以在 　　腾讯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Mannheim）曾这样描述过知识分子：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社会中，因为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私立大学的存在、允许私人报刊等这些条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少的受到制度制约，独立的空间比较大，那在当下的环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识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触碰底线，又能保持自己的风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秉承怎样的伦理原则，应该怎样平衡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关系？ 　　谢泳：我同意你的基本看法。我们从一般知识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完全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这没有错。但不等于在这样的控制下个人和私人空间没有一点缝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还是在慢慢增长。具体到大学来说，目前的情况是它以职业为第一保障，也就是说，所要在这里生活的人，职业是其首选因素，也就是说吃饭第一。但任何机关的情况都有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文化机关，要让所有供职的成员都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在管理上就不可能做到，或者说这会极大提高它的管理成本，所以中国的大学里，在职业第一的普遍状态下，还是有说真话的人，有做真学问的人，有自觉选择边缘化的人，有保持良知的人。而中国大学对于消极的知识分子来说，还多少保持了一些容忍。只当饭碗不保的时候，才会有主动的妥协，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消极为首选。说实话，在目前体制下，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是在经济上可以自由独立的人，才有主动选择放弃大学职业的可能，比如陈丹青。对多数人来说，离开这个职业机关，他们没有其它可以选择吃饭的去处，当然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说。对于报界，也包括你们网络，虽然管制无处不在，但在事实上管制是管制，但你做事的人还可以保持你的良知，区别在于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了吃饭而稍有妥协是常态，但你内心的良知可能会受到伤害，如果还在承受范围，则得过且过，如果越过了底线，则可以选择逃离。不过说实话，中国常常是无处可逃的。 　　时代已变“屈原精神”不可再现 　　腾讯文化：有人认为屈原身上体现了“文化创造”和“反抗绝望”的批判性和抗争性，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特征普及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如果可以，那在您看来，当下的知识分子又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 　　谢泳：屈原就是消极反抗。他那样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出现了，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都是自觉选择的，国家没有让你承担什么责任，你事实上也不可能承担什么责任，国家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无处不在，不需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指手划脚。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担当，只能在知识和精神上发挥作用，主要是独立著书立说，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说与自己真实生活感受和知识逻辑相矛盾的话，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陈寅恪与钱锺书：用知识和品格守护文化良知 　　腾讯文化：在您多年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有没有哪位是您个人特别偏爱的，他的身上集聚了您理想的知识分子品质？可否请您讲一下您在研究中的心得？ 　　谢泳：陈寅恪。他的优良品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体会出来。他是自觉用自己的的知识和品格守护文化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说实话，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陈寅恪个人的物质生活堪称最好。政府在第一时间可以给出的所有好处，他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但他不认同，他在精神上保持独立性，他努力批判那些丧失知识分子气节的人，尤其是他早年的同事和学生。他贬斥势利，尊崇节气。内心始终对于自己在知识和生活经验上想不通的东西，保持不合作态度。还有钱锺书，他也是一个在当时环境下，能保持自己知识和良知统一的知识分子，至少他不主动迎合，不主动批判别人。不在外力压迫下改变自己的知识态度。 　　保持清醒不授本职外的嗟来之食 　　腾讯文化：陈寅恪先生说知识分子应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放在当下可以怎样理解？ 　　谢泳：在职业的意义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职业之外的嗟来之食，保持自己的清醒态度。我们不能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但我们可以主动选择不去获奖；我们不能不谋生，但我们可以不求额外的好处，比如教授这个职业学衔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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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




作者：谢泳      时间：2007-11-01   来源：《燕南学术》
   
  一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丁东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1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从主流思想之外，寻找民间思想的脉落，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主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间思想存在这一判断。多年来我们还在以不同方式搜寻这方面的材料。后来我们读到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2非常激动，虽然我们对民间思想的理解稍有不同，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评价，在专制时代所有不同声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声音的传达方式和社会反映。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做的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研究，但我们的思路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文革”，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时代，并非从“文革”始，它还有更长的历史，当时我们比较多的注意到了1957年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言论，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书，还有陈寅恪的旧体诗，张中晓的随笔和顾准的书信等。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当时较多注意了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2001年2月到4月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两个月访问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点，我看到了这里收藏的一套《内部参考》（1949－1964年），这是当年新华社为了解社会动态，逐日编写的一本供高层看的内部资料，由当时的参考消息编辑组编印。我从这里发现了大量有思想价值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出自那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因为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难逃专制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他们的思想，因为极少进入媒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早已被人遗忘 。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们重新介绍出来，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我过去的理解稍有区别。因为我注意到，在1957年，像林希翎、谭天荣或者比他们更为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论，虽然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权，但因为他们的言论基本上进入传媒（虽然是作为批判或者罪证），多数已为人所知。对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已不会被遗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间知识分子”的概念更为狭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为人所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职业、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他们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或者因为他们当时的思考是以大字报、投稿或给中央领导上书形式出现的，而这些东西既没有发表，也没有传达，它只是作为一种了解当时政治变化的动态，以情报的方式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评价，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独特的。

　　1957年夏天，由于有所谓“鸣放”的号召，当时中国的舆论相当活跃，人们一时间把多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这时期内，深刻准确也恰中要害的言论随处可见，许多言论，就是今天听来，也没有过时之感，但因为这些言论多少都有一些情绪色彩，虽然尖锐，但并不在我的选择视野之内、我对材料的取舍标准是这样的：
　　1、 经过系统思考的东西，不是只言片语；
　　2、 成文的纲领或者文章；
　　3、 超越个人处境和具体生活遭遇的思考；
　　4、 涉及国家制度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5、相对具有理论色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建议等。

二

　　1957年西南农业学院有四个学生，以“真理塔”为笔名，在学校举行的自由论坛上，以《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题，四人分段做了演讲。

　　这个纲领性的发言很值得注意，受到许多教授、讲师的赞同。这些观点从整体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地方，但它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要求，却说了一些真话，特别是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处境，有很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的负担已经很重。“缴公粮、卖余粮、上夏征税，买公债、卖猪羊……然而他们喂肥了猪但最少吃肉，他们辛辛苦苦种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们忍饥挨饿，节衣缩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难道还能加罪于农民革命不积极吗？”这些学生可能多是农家子弟，他们对农民的处境非常了解。他们文章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们提出了农民应组织自己的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参政。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五七许多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人的普遍要求。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了矛盾。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不能将他们的要求在这些议论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农民的广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宣传农民流入城市就影响工农联盟，我们觉得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把不应由农民负责的事强加于农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是不全面的。加之工农联盟在经济生活上发生了较大的差异，使政协、统战、工农联盟有形式无内容，使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我们认为工农联盟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3在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中，对多给农民保留自留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等问题多有涉及。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末中国农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纲领。

三

　　1957年最知名的学生“右派”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林希翎，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毁了中国最有才华的大学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发展。林希翎到了法国以后，思想没有超越当年的体系，也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造成什么影响；谭天荣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专门写信给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谭天荣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但谭先生回信说，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扰他的生活。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那些人，不是五十年代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而是四九年以前受过完整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生；这个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中具有极强扼杀独立思想的能力，因而对那个时代还能独立思想的人，我们要倍加珍惜，冯元春就是一个。

　　冯元春当时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学生，她与当时的学生辩论过一个题目：《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冯元春主要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第一是高饶事件。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斥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 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

四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5

五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1957年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6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辨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具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六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这是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写的一篇长文。7全文共分为九个问题，现将其中思想含量较高的问题介绍如下；

　　第一：消灭党的政权特权。刘南生认为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为此他建议1、成立全国人民直接自由选举的各级人代会。全国人代会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人代会里成立各类专门委员会，邀请各类专家参加各该专门委员会计讨论有关的大政方针。并修改宪法上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一切国家大事一味只在幕后制定好了，再拿到会上来形式通过一番，不是一个堂堂大国应该有的现象。应该提到会议厅上来公开辩论，并付诸表决。各级人代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权力，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制定或否决施政方针。

　　第二：共产党利益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刘地生认为，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政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党的领导只能体现在方针政策上，党员的模范行动上，报纸广播的宣传上，而不是体现在行政命令上。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第三：创办民营报纸和出版。如果可以承认六亿人民的利益不能以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去代替，而存在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集团，不同地区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他们有代表各自利益的发言权。因此，除开共产党的机关报之外，人民可以自由经营报纸和出版社让，全国人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此事似可以现在就着手进行，各省最低限度有民营报纸和出版社各一个。

　　第四：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

　　第五：取消少先队、青年团组织和党对学生的领导。刘地生认为，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的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六：消灭党的经济特权。

　　第七：党系统机关经费开支只能由党费中支出。

第八：大量裁减陆军、投资发展原子能科学。刘南生认为，今后的国际战争，实质上是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科学互相竞赛的战争。一旦战争爆发，步枪加小米是决不能应付的了。必须考虑大量裁减陆军，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到发展原子能科学上去，才是建设国防的根本办法。

　　第九；农业合作化只能在小部分地区试验。

　　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提出过许多意见。当时《内部参考》曾作为读者意见整理发表过一部分。

　　安徽一个名叫方格恩的读者建议成立中国农民党。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大多数，当时六亿人口中约有五亿是农民，可是农民阶级却没有自己阶级的政党，有些意见不能和其它阶层一样有组织有系统的向上反映。

　　一个叫戈友辰的读者建议，要保障居住和迁移的自由。要给农民拒绝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农民应在政府里占有席位。成立全国总农会。8

　　这些建议，今天还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七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9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
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

八

　　李祖彦当时是云南一一六医院的休养员，是军人。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了关于“党的性质问题”。他说：“我认为党当前的性质只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狭隘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中规定党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我看也是保守的。”李祖彦认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对共产党爱戴，把党当作自己的灵魂、生命。为此他建议将共产党改组为工、农知识分子联合的政党，名称不变。所改变的是由代表工人阶级改为同时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李祖彦还提出，有人说共产党是执政党，这话是不正确的，以共产党是执政党，其它党派就是在野党了。因为中国没有在野党，所以执政党这词是多余的。9李祖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只是在根本不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属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着眼点还是党内的民主改革以及如何与其它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

九

　　陈维太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秘书科科员，他以《逆流报告》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当地的报纸，要求发表，但没有得到回应，但他的文章却被上报中央。陈维太对现实的评价是：共产党当时是在坐“党天下”。11

　　陈维太认为，共产党的基本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功用：就是可以用来鼓吹和煽动一些缺乏生活知识的群众，不择手段地来达到独占国家权力的目的。就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实质来说，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有一部分是丑化人群（如宣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的阶级性都很坏）装璜自己（说无产阶级多么好、给自己镀金）的理论。给人们造成一种病态心理――你仇恨我，我仇恨你――以作为统治的物质基础。

　　陈维太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共产党在中国实践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集中地表现在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上。

　　1、政治特权反映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是不民主，是宗派主义，反映在工作作风上是官僚主义，是主观主义；反映在思想方法上是教条主义。我们国家里各党派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产党要各民主党派必须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才准予存在，否则就消灭它。没有法制，共产党为所欲为，恣意横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经济特权表现在一包大揽，什么都管，就是胡乱管。现在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等的性质，事实上是不好分别的。因为这些机关单位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差不多一样，特别是都有一个共同性，都具有司法、公安的职能，都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剥夺人民的经济权力，这一点还不如十八世纪的中国或更远一点的朝代。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实质就是要消灭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过程。老百姓唯一的去路就是给共产党做工。办党应当用党费津贴，应当有目的，现在没有人知道党的秘密，但党也不能从国库里”走私”。

　　陈维太还批评五十年代国家经济建设浪费太大，得不偿失。他认为，应当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来检查这个问题。“我们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发展比例关系是大有问题。民不聊生、就是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牺牲五亿农民的利益来建设工业。”陈维太认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必须改革。否则任你采取什么办法‘整风’也好、什么‘民主集中制’也好，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不会有好经验的，官僚主义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和滋长着。”

　　陈维太建议：
　　１、我们要社会主义，但不能道听途说，还是要多学习，在比较中转化和提高。

　　2、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不应当有什么领导党与被领导党之分。因为都是党派，各党派都应当服从于国家政治，不能有超越和凌驾国家政府之上的党。

　　3、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应当由内行专家共同协商管理，在国家特定的机构指导下自由发展。勿论唯物主义观点或唯心主义观点都可以自由广泛地宣传，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特别是在言论出版问题上应当广开门路。取消在中小学学生中的政治活动，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我们在今天也必须看到祖国未来科学事业的物质基础，不能在幼小的心灵上强加影响，应当任其自由成长。

　　4、工商业的管理问题，有关国家民生的大企业应由国家聘请专家管理。有的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对一般的中、小型企业交由私人自由经营（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亦同）。在刺激大量发展生产和增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前提下，鼓励完全自愿式的合作组合。国家也可以适当地发展合作社经营。

　　5、土地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除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继续办理并起示范作用外，一般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宣布必须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始能成立，否则，农民可以自由耕种自己的土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土改前地主的土地再进行民主讨论，协商解决（房产问题亦同）。

　　6、国内外团结问题：在国内不能有大汉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在国外不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而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平友谊的政策。

十

　　肖子超是华南垦殖局的一个科员，1957年他曾他提出这样的建议：

　　1、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

　　２、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

　　3、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着重发展轻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权组织的缘故。”

　　4、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话为基准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著的区别”。12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1957年，提这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

十一

　　思想史研究如果不注意民间，可能会遮蔽许多东西。我所以注意到了这些民间知识分子言论活动的价值，是因为有一个评价这些言论的参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时期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我不是要否定这些改革开放时间期言论和提出者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想补充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考虑在内，必须充分意识到，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有相当多善于也勇于思考的人，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的思想不应当因为他们的名声而被遗忘。

　　注释：

　　1《中国研究》1996年8月号（中国研究杂志社，东京）
　　2《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年6月，香港）
　　3《西南农业学院的四个学生发表纲领演讲》（《内部参考》1957年2234期，页9、10、1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
　　4《四川大学举行辩论会辩论冯元春的反党提纲》（《内部参考》1957年2223期，页8、9、10）
　　5《耿伯钊的八点建议》（《内部参考》1957年2231期，页24、25、34、35）
　　6《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
　　7《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内部参考》1957年2227期，页12－16）
　　8《要求为农民“鸣”“放”的种种意见》（《内部参考》1957年2260期，页32、33）
　　9、《“为胡风鸣不平”》（《内部参考》1957年2251期，页98）
　　10《李祖彦给毛主席的一封内容极端荒谬的反动信》（《内部参考》1957年，2290期页11、12）
　　11《陈维太的反动文章》（《内部参考》1957年2267期，页8－17）
　　12《华南垦殖局右派分子肖子超的反动主张――成立广东人民共和国》（《内部参考》1957年2364期，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