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七月派”最后的诗人冀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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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折断，也不一刻缩回臂膀”——怀念“七月派”最后的诗人冀汸先生彭小莲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01日   07 版）

作者与冀汸先生 2008年秋在杭州浙江医院

1980年代与友人与杭州千岛湖合影，自左至右：杨友梅、薛如茵，后排：绿原、冀汸、罗洛、曾卓、胡天风。

　　  2003年12月18日在杭州医院的病房里，靠着窗口是冀汸先生的病床。他刚动了脑手术，靠在床头，面对着我们的摄影机，朗诵着他的诗歌：
　　  摊开你巨大的手掌，/向太阳乞讨温暖吗？/当旋风夹着暴风雨奔腾而来，/宁可折断，/也不一刻缩回臂膀。/春光无私，/自然分给你应有的快乐，/而难得的是在严寒季节，/枯萎了的都竞相凋零，/你仍旧唱着绿色的歌。
　　  这里没有我想象中的诗意，寒冷的冬天，因为冀汸先生手术不久，说话声音很轻，他像自语那样念着自己的诗作《棕榈》。平和的，甚至是没有底气的。我裹着厚厚的棉袄，进屋都不敢脱下，捏着冰凉的摄影机手把，注视着冀汸先生，安静的病房，白色的床单和白色的被褥，让人更加感觉到一种寒冷；南方的寒冷夹杂着潮湿，裹住我的身体，搅动起我内心的恐惧，看见这些“分子”，看见在经历了残酷的折磨以后，他们依然那么坚强！这个世界对我是一个谜，一个可悲的谜。我常常还没有提问，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滚动，我是那片竞相凋零的枯叶，在那个冬天的寒风里，是他的诗给我带来一点绿色的歌。
　　
     从来也没有想到会去采访这些“胡风分子”，特别是见到那些“分子”的子女时，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不愿意听父母提起往事，我们在这个“胡风分子”家庭的阴影下生活够了。去北京拍摄采访谢韬先生时，想到我独自一人还背着那么重的设备和器材，卢玉阿姨（谢韬夫人）执意要女儿谢小玲去机场接我，一见面就是小玲的抱怨，一肚子的火气！实在不想管这些事情。连殷殷（冀汸先生女儿）都跟我说：“我很佩服你，但是我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太理解他们了，我们有着太多的相同感受。胡风，是什么人？
　　  可是，现在我变了。是在SARS时期，我拍摄的故事片怎么也通不过投资方的审查，成天呆在屋子里，大家围着我提出修改方案，一遍一遍地剪接。你已经不明白最初的创意是为了什么，在不断改变中扭曲的不是想法，是你的思考。我变得山穷水尽、焦灼不安。看着窗外时，脑子是空白的；突然，我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想知道的不是我的未来，而是我越来越想了解我所不熟悉的过去。我怎么会面对现实中这样的处境？我们是怎么从过去走到今天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是缺席的？生活，由于太多的理想而倍加煎熬，由于太严肃的思考而变得越发荒谬。
　　  我和朋友魏时煜开始了这个漫长的拍摄。六年以后，完成了纪录片《红日风暴》，如今影片里的人物一一去世，冀汸先生，最后一位“七月派”诗人也在2013年12月17日晚上20点10分走了。他走得非常安静：
　　  故乡的泥土是潮湿的/拥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有被长长短短的河流割成碎片/追赶飞不动的小野鸭/我在那儿留下过瘦小的脚印
　　     
　　  “七月派”最后的诗人冀汸先生，也是胡风先生一手提携起来的。《七月》杂志的独树一帜，就是因为胡风先生的重点要培养年轻人，开辟新作家成长的园地。胡风先生清楚杂志的位置，他说：“有的作者不见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天地太小，不足成龙的原故。也有了而且将续有新的作者，那是因为我们本来愿意做一条桥梁的原故。”这终于让我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分子”在接受采访时，都会告诉我：“胡风先生，是我文学的领路人，因为他，我才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没有揭发，没有抱怨，更没有人指控，在1955年“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这些“分子”和胡风先生共同受难，失去了自由和青春整整25年！
　　  他们为什么要走上文学的道路？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文学是危险的领地，文学是领向灾难的路标，上学一定不要和文学沾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大学必须读理工科。文学到底危险在哪里？父母告诉我们，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从文学开始的；所有出事的，都是以文人居多；搞文的，最终都有成为 “反革命”的下场。直到成年以后我才明白，文学的危险不是文学本身，是因为文学让人有了思想，而这思想，最后会让人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很多“七月派”诗人都是从《七月》的读者开始的，冀汸先生也是如此。那时候，他们生活在一片荒漠里，东三省沦陷，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南京大屠杀之后，大家都生活在极度的耻辱和贫困中。可是在国统区，《七月》却闪烁着奇异的亮光，给他们年轻人以希望。当《七月》从上海迁往武汉后，冀汸先生从读者成为作者，开始投稿。可他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发表，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个大大的包裹，是他全部作品的退稿，他躲在犄角旮旯里，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是怕被同学看见。他一跺脚，几乎是发誓再也不写诗歌，他扔下全部的稿子，却在里面看见一张小条子，是编者写来的，大概是胡先生的助手吧，他称冀汸为“先生”，那时他只是普通师范的二年级学生。“条子”上说，虽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适合的东西发表，但是希望他继续支持《七月》，新作继续投稿。冀汸先生烧掉了自己的作品，却留下了这张条子。
　　  于是在“条子”的鼓舞下，冀汸先生继续创作。人，很多时候都是软弱的，但是当你知道有人在你的背后注视着你，期待着你，动力是不一样的。1939年的时候，冀汸先生已经毕业，在一个小镇上当了小学教员，又寄去一些诗稿。这次，是得到了“胡风”签名的回信，他指出他诗作里的问题，让他要锤炼文字，对比当初“条子”的字迹，竟然都是出自于胡风先生，这让冀汸先生多感动啊。胡风先生对一个初学者的作品，审阅得那么认真。当年，在文学青年的心目中，胡风先生就是鲁迅的接班人，是所有左翼文学的领头人，当他亲自在关心一个初学者时，冀汸先生怎么会从这条路上退下来？他继续创作，终于1942年1月号的《七月》上，他的长诗《跳动的夜》发表了。“他们的灰色军服，/闪着光辉；/他们笑了，/笑了，向他们自己，/向我们——所有的兄弟。  他们笑着，/打我的面前经过，/从他们的身上，/我嗅到了我所爱的泥土的气息；/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工作艰苦的农夫的皱纹；/但光辉照耀了他们，/愉快笼罩了他们，/他们笑了。”
　　  在冀汸先生发表的作品上，有时也会落下胡风先生的笔迹，他会稍稍做一点修改。当原稿写道“戴着皮帽/冒着大雪……刻满了痛苦皱纹的脸/”被删去后，增加了这样几行：“我感到了灼热的呼吸/我听到了跳动的脉搏/我看见了红黑的面孔/”冀汸先生佩服胡风先生的修改，用他的话说：“否则，岂不像正在大口咽嚼的时候，咬住了几颗硌牙齿的沙粒似的难过？”
　　  这些作品的发表，让年轻的冀汸先生很有成就感，于是他又写出了四百行长诗《两岸》，他踌躇满志地把稿子发给了胡风先生。得到的回复是：遭受敌人蹂躏的河那边固然是地狱，抗战大后方的这边也决非是乐土，作者的本意固然在将奴隶与主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对照，却无意中美化了国统区；这不真实，就艺术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
　　  这就是胡风先生，言辞犀利，一手把关，提携着年轻诗人往前走去。用何满子先生的话说：“整个中国新诗主要的流派，所谓‘七月派’，全部是他（胡风）一手培植起来的。他是一个特等编辑，不管你怎么样的稿子，他都给你仔细看，看了给你处理。发现一点有希望的，有前途的，有点所谓天才萌芽的人，他就给你写信，他一定好好指导他，这是绝对认真的。确确实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中国新诗的前途。你看看所起来的一批人，绿原、冀汸都是这样的，都是在他底下，在他的帮助之下，一点点走进诗、理解诗，都是这样的啊！”
　　
     虽然我没有看见冀汸先生“美化国统区”的诗文，我依然可以感受到胡风先生的激进，他的左翼倾向，他不断要求这些年轻作家，“少参加或根本不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应该多花时间了解生活，练习写作；在文艺圈里荡来荡去容易浮起来。”当冀汸先生给胡风先生看了自己新作——长篇小说《走夜路的人》，胡风先生告诫他：“小说不能写问题，要写人。”这就是胡风先生“主观创作精神”的根本之一。
　　  在1949年以前，中国文坛，可谓是百花齐放，流派很多。从鸳鸯蝴蝶派、太阳社到创造社，还有什么新月派、未名社、湖畔派，一直到解放区的山药蛋派，那真是无奇不有，只要你有自己的风格，都可以独成一派。那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特点，所以流派的名称就更加引人瞩目。“七月派”就是为抗战而呼喊，为祖国的存亡而呼喊，所以就是用鲁迅先生写的“七月”作为刊物的名称。但是，1949年以后，文学被简单分成了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两家。“七月派”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环境下，这样一个完全以个体为单位、自由创作为前提的理论口号便不合时宜了，因此胡风和“七月派”难逃被整肃的命运。
　　  1955年5月13日毛泽东的编者按语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了。同年同月的21日，冀汸先生被“隔离审查”，七个月后正式宣布逮捕。日期依然写着“5月21日”。法的条例是公开的，可纵使你努力一辈子，你也无法明白，法在你生活中的意义。捷克作家卡夫卡在1910年的《审判》里已经说了：“一个人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那个人偶然讲过的一句话。”当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不是随便讲过的一句话，但确实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开始所有这些胡风分子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谁知道越陷越深，竟是永远也表白不清了。他们曾怀着伸张正义的雄心壮志，在初审时慷慨陈词，誓与法庭的腐败与愚昧斗争。但事实证明幼稚无知的正是自己，法是不可能有错的。因为法只存在于执法人的脑中，旁人无法可依，所以判断一个人的有罪无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于是这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最后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冀汸先生正式被投入监狱。你以为监狱就是恐怖？面对着冀汸先生，他描述的是“臭虫”。一个具体的生物，一群一群，像团伙一样在黑夜中攻击着他，冀汸先生听到看守在说“睡觉！”可是他怎么躺下去？他不敢脱衣服，裹着外套、裤子和臭袜子，直直地躺在木板床上，这时却感觉到有一根粗线开始钻进衣领里，经过脖子，往身体下面延伸，这线越来越粗，路线非常明确，冀汸先生伸手狠狠在自己的脖子上抓了一把，只见整整一把干瘪的臭虫在自己的指缝间爬动，它们在大部队地涌入。“它们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在全身乱爬乱咬，大约痛快极了。在欢呼，在唱胜利进行曲吧。”就这样，他不停地掐着臭虫，抠着身体奇痒难忍的任何部位，手上沾满了臭虫的体味，还有自己鲜血的腥味。这时候，所有的“正义”“理想”都被那点点滴滴的臭虫占领了，原先干瘪的臭虫，在天亮之前，已经一个个通体透明，精神抖擞地钻进板缝里，它们的步履变得蹒跚，没有当初进攻时的速度，看着它们，彻夜未眠的冀汸先生筋疲力尽，却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第一天，以后就是要和它们共生存了。
　　  那密密麻麻的臭虫，让人整个神经都抽搐起来，你不知道理想最终会被臭虫替代。摧残不仅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是肉体的。这个1918年出生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诗人，他后悔回到了祖国吗？不要提问，读读冀汸先生的诗歌，你会明白的。他期待着：“红色的笑！/红色的脸!/红色的肩章/红色的旗！/红色的太阳！/太阳！/太阳!/晒垮了/暗夜的/冰山。”年轻人，满怀着善良的、美好的热情，他们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太压抑了；那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那个两级分化的社会，他们这些也在饥饿中挣扎的大学生；他们渴望“太阳!/太阳!/晒跨了/暗夜的/冰山”。只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炽热的红色，会像燃烧的火焰，吞噬他们和他们的追求。
　　
　　  关押三年九个月以后，1959年2月5日，冀汸先生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下达《免于刑事处分决定书》。省公安厅下达《释放通知》，遂去省劳动局政治处报到，6日晨前往劳改地安吉农场。冀汸先生在镜头前对我说：
　　  我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是回到家里还是到哪里去？家，不接受我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没有家，我们家里就是在他妈妈教书的学校里分给她一间房子，带着三个孩子，陈殷，殷陈，殷殷，没有地方住。释放出来的那天晚上见了一面，见一面是打电话约的，约好她在长桥公园，就是她们学校公园，他们师范学校对面的一个小公园见面。我就坐了一个三轮车到了那里，我看见她的时候，就叫她的名字，我一叫出口，就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很古怪，啊呀不像我的声音，怎么我是这样一个声音？我叫殷容仙，我也不敢喊得很大的声音，她听见了，走出了这个小丛林，就看到她，我一看就是她，我就告诉她，我就把一份不起诉决定书，给她看。这个光线很差，我们看不见，我们就走出了那个公园，到公园对面的小茶馆，茶馆里面没有人，我们就借光给她看了，她一声没有说什么，就这么把它还给我。我也一声没有响，把它揣在了兜子里。她说……后来跟我回到了公园里，她才说，你到市内去找个旅馆去住一下，明天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带着孩子来看你。我说，明天你不能带着孩子去看我，因为不准我在杭州过春节，要我在春节之前一定要赶回安吉农场的，春节之前一定要赶回安吉农场，不能在杭州过春节，说这是你这个身份……不能在杭州过春节。　　
    多少年以后，谈到不能见到孩子时，冀汸先生还是控制不住地絮絮叨叨，画面和记录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那个被伤害的心灵，是无法修复的。“我们虽然一人在牢里一人在牢外，但都在受苦。我急于知道她和孩子的状况，她当然也急于想知道我的情形，却谁也不先开口。我怕一开口就痛哭，我不愿意那样。她也显得格外冷静，冷静得近乎漠然。她在用冷漠把内心的痛苦包裹起来，不让它在此时此地爆炸，一直保持理性的气氛、平静的气氛，避免出现大悲大喜的感情泛滥。或许这就是我们重逢之初的最好不过的方式吧！” （冀汸《血色流年》）
　　  我的模样变了吗？没有。/我还是你们记忆里的那个样子:/一头卷发，不过已经斑白；/一双深陷的眼睛，不过有些老花;/还是容易激怒，说话不会拐弯，/苦难的历程使我老了，/但那颗跳动的心，还像从前一样年轻。 寂寞吗？是的，我只是一个人。/我没有家，只有一处住所。/我唱完劳动号子，回到12平方米的房间，/又开始另一种生活——
　　  太多“分子”们的子女在没有记忆能力时，父亲被捕了。等到他从监狱里归来时，一个陌生人，一个我们重复听到小朋友和老师说的“坏人”“反革命”站立在面前，现在他却是我的父亲。我们都张不开口，都是那么长久地凝视着他，陌生的男人，为什么会是我的父亲？母亲的解释总是和家门外的说法不一样。从小我们已经知道，关上门说的话和在外面说的，必须是不一样的。那谁是正确的？世界的眼睛爬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从小学会撒谎，可是我们都太小了，无法控制自己，似乎说真话是孩子的本能。于是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说了真话而犯下错误，回家遭到母亲的叱训。生活充满了恐惧和惊慌，我们一直不明白，这些永远也说不明白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采访冀汸先生以后，我去家里看望了他的夫人殷容仙。那时她几乎没有了视力，耳朵也聋了。在湿冷的老公房，保姆扶着她，从卧室走进客厅，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互相紧紧地握着手。她看着别处，在那里点头，她看不见我，却意识到我的存在，也知道我是谁，虽然我们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她听不见了，但是紧握的双手，让我感觉是一次久别重逢。我轻轻地抚摸着那双粗糙操劳的双手，她笑了，拍了拍我的手背。我们始终都没有说话，看着她的晚年，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当母亲在病床上跟我絮絮叨叨解释“胡风”案件时，我已经失去了耐心。我怕她说起那些“冤案”时的陈词滥调，我更怕看她写的文章，那些像八股文一样的社论措辞，没完没了。母亲早年写小说漂亮的文字，不知在什么时候被磨蚀，被异化了。此刻，握着殷阿姨的双手，我开始思念母亲，她们都是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受尽凌辱，把家维持下来了，但是殷阿姨终于等到冀汸先生的归来；我的父亲却死在监狱。有一件事，是他们家都在回避的，就是他们家的老二殷陈，在他8岁的时候……即使在冀汸先生的年谱上，也只出现简单的一行字：1962年6月10日，次子殷陈夭折。
　　  冀汸先生写给孩子的诗歌：
　　  不要哭，/泪水跟鲜血同样珍贵；/也不用叹息，/声音要留着唱歌。/一个诗人说过：/ “生活就是歌/应该唱得/更响更响。”   唱吧，即使受到冷落/也不要/老是伸出手/祈求慈善家的施舍,/老是装出笑脸/期待高视阔步者点头。  唱吧，用自己的调门/只唱希望之歌，/它在撒哈拉大沙漠/也不会枯萎，/它在永久冰封的极地/也不会凋落。
　　
　　  这一天还是到来了，2013年12月17日晚上20点10分冀汸先生走了。“七月派”最后的诗人：
　　  我的童年跟你的童年一样：很短促/在记忆里却异样的长久。/战争的烈焰没有销毁/冰封雪拥的季节没有冻结，/几十年的风霜雨雪/ 侵蚀了海岸，/风化了山岩/它的色彩也没有消褪。
　　  从冀汸先生的诗歌里，我们跟随他走过了艰难的历史，见证了中国的苦难，但是冀汸先生自信地向我们微笑着，他为我们“留下过瘦小的脚印”是深深的，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安息吧，诗人——冀汸先生，我们永远怀念你：
　　 最熟悉我的坎坷的是我/最不能掌握我的“命运”的也是我/最了解我的隐私的是我/最不明白我的缺点的也是我/最忠实于我的朋友的是我/最不可和我妥协的对手也是我/我是我的矛/我也是我的盾/我的矛能刺穿我的盾/我的盾也可以戳断我的矛/我活着只能永远是我自己/我死了更不会忽然变成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