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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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方式的转变

　　　　　　　　　许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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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关注一个人说了什么，而不太关注他言说的方式怎样。其实一个人说什么，只是一个方面，他以怎样的方式言说可能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前者只表明人的认识成果，后者却表明人的认识能力。

　用独断语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即使是正确而富有哲理的东西，也常常成为后人进一步认识的障碍。这足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孔子总是被后人利用，并且成为阻碍人们进一步认识障碍，而苏格拉底开创的言说范式却能够一代胜过一代，能够作出许多开拓性的探索的真正内在原因吧。中国人在认识孔子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孔子独断语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影响。一个人一旦被认定占据了真理，甚至是垄断了真理，那么这个人要想不被专制利用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要想不阻碍人们进一步探索真理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教育后来几乎都是伪教育，甚至反教育，为何？就是与这种独断的表达方式有关。为什么中国人自古以来那样喜欢用语录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因为语录是专制独裁最方便的表达方式。在这里，语录最容易断绝讲理的空间，最容易形成“一言九鼎”的局面。从《论语》式的语录到毛主席的语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在内容上他们常常是互相反对的。

　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平等自由开放的对话方式。没有平等自由开放对话的地方，就不可能会有民主与法治。一旦讲理的途径被阻碍了，一旦道理讲不下去，那么除了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还能够再相信什么？

　科举制与八股文与孔子及《论语》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孔子之后一千多年才出现了科举制，近二千年之后才出现八股文，其实，历史文化从来都是自然相承的。不得不说的是孔子及《论语》的言说范式是最有利于科举制与八股文诞生的。不信，如果让苏格拉底式的平等、自由、开放的言说方式来举办科举，再用《柏拉图全集》以及《亚里斯多德全集》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哪个人能够出一套好题？又能够出一套绝对权威的标准答案？

　所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教育存在的总是要说与孔子无关，只是后人利用有错，那是轻率的。历史文化确实是因一脉相承而具有某种宿命的性质。

　难道中国的八股方式与今天的《新闻联播》没有关系？难道中国的官腔就是天上来的？什么时候中国的领导人讲话自由、开放、轻松、活泼与幽默、诙谐？即使有过，这样的人也当不长久了。因为中国人及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基因都不太习惯这种自由热情开放的言说方式。翻开《论语》，圣人孔子的教导：“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赫然在目，这些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近日遇到一个商界的朋友说，感觉中国的某位重要人物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我想这种感觉其实是很普遍的。机器人怎样？毫无表情，不会有多余动作，不会幽默诙谐，也几乎永远不会说错话，吐字永远清晰，而且所讲的话也像按照程序出来的一样。这就是机器人。中国人的内心受八股文的影响，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机器人形象。因为，在圣人垄断真理的民族文化里，圣人不会有错，同样“内圣外王”的人更不会有错。害怕错误，永远正确，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人内心里喜欢这些自欺欺人的千篇一律的说法。

　一个社会真正的转变常常就是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开始的。而思维方式的转变，常常就是通过从言说方式转变开始的。而言说方式的转变常常就是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方式开始的。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就是：

第一，领导人以私人身份说话的时候多了，比如“我阿扁”、“英九我”之类，那种动辄“我代表”式的官腔官调的时候少了。

第二，轻松、活泼、幽默、诙谐多了，作圣人、伟人状的时候少了。

第三，说错话的时候多了，像机器一样按照程序出声的时候少了。

第四，即兴说话的时候多了，照本宣科地念稿子的时候少了。

第五，脱稿而讲，自由发言的时候多了，讲话越来越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宪法与法律。

第六，平等讲理的时候多了，居高临下作指示的时候少了。

越是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接近的社会，就越是人性化社会，也就越是民主法治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公开说真话，私下开玩笑。而专制独裁社会，常常相反，则是“公开说假话，私下吐真言”。

其中，领导人说话的可错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领导人说话可错，说明所说的话不是那么重要了。一切都按照法律程序在做着，即使偶然说错一两句话算得了什么？按照法律程序在做的时候，即使是领导人都不是那么重要，更不要说他的讲话了。但是，在中国，自古就是因为圣人之言的不可错性以及不可怀疑性，而导致了所谓的“一言兴邦，一言废邦”的畸形社会。其实，一个人的政治智慧常常就表现在能够创立一套制度，让领导人的份量越来越低，可错性越来越大，而社会秩序却仍然井然有序，各种事业仍然按部就班地发展着。

2011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