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日常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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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日常记忆”《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15日   14 版）

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各种史学潮流跌宕起伏，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所谓新史学，就是以书写民史为基本内核，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新型史学。20世纪20年代，施行新学制以后编写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承继了新史学的脉搏，在编写过程中加大日常生活史的笔墨，既呼应了新史学发展的时代召唤，又契合蒙昧孩童阅读历史的兴趣习惯。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史，主要指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诸如衣食住行、嫁娶丧祭、家庭宗族、娱乐信仰、风俗习惯等。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消费，也包含精神文化的状态。这种民众日常生活具象也可以称之为“日常记忆”。它使中小学生从历史教科书中观察到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由此使历史教科书真正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读物。基于新史学的理念，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不仅在全书渗透对“日常记忆”的叙述，有的还独辟专章专节来描叙生活的演进与变迁，体现了编写者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与重视。
    关注民众生活细节
    注重“日常记忆”的书写，使教科书不再充满抽象的政治制度更替、土地兼并买卖，或是战争的攻城略地，而是开始“走向民间”，关注日常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例如，王恩爵编著的《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8月)开明宗义指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实的科学。它的范围当然很广，国家与民族的消长是历史，城市与部落的兴发何尝不是历史，英雄伟人的事业是历史，农夫和一个乡下穷人的历史何尝又不是历史”。这样的编写思路扩大了历史书写的范围，拓展了历史的视阈。如果说王恩爵只是在编写理念上关注社会民众“日常记忆”的书写，那么金兆梓则是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践行了这种理念。金兆梓的《新中华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华书局，1929年5月)开辟“中古时代之民生”专章来书写中古民众的衣食住行。文中写道:在衣服方面，“秦汉以前，织物不外丝、麻，毛织品虽已发明，然只堆毛成片以为毡而已。汉代开边之后，域外之毛织品输入，而毛织物亦因之进步”;饮食方面，“古惟有饴，系米麦所制。汉以来，有砂糖、蔗糖等，皆外域贡品。唐太宗时，遣使至摩揭陀学熬糖法，始有自制之糖。始造酒者，相传为上古夏禹时仪狄;太宗灭高昌，得其制葡萄酒法;遂有葡萄酒。”家具方面，“古人席地而坐，坐与跪近;不过一则以股着踵，一不着踵而已。赵武灵王作胡床，汉武帝效北蕃作交椅，然皆未流行，不废席地之习。东汉末仿其制，作坐具，乃谓之床。魏晋以来，床遂盛行;自是皆高坐而不席地矣。”教科书通过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细节的叙写来还原历史生活场景，这种编写方法使历史呈现更加逼真、生动。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对民众日常生活场景的刻画由此可见一斑。再如，傅运森所编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9月)也有意增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微观描写，在叙述工业化时代城市生活的变化时写道:“世界都有大商港，有定期航海的气船，从英国到美洲从前要一个月，现在只要一星期。大陆铁道纵横年年增加线路。快火车每点钟可以走六十公里。此外还有电车路、摩托车路，交通更便。架设电信线在1850年;不过几十年，世界都已设遍，加上海底电线信息更为灵通。于今又有无线电信、无线电话，商业上更为便当了。”可见它叙述工业革命，不是空洞地大谈其在经济制度、政治观念上的影响，而是用鲜活的社会生活变化刻画工业化的踪迹。总之，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使历史变得可以“触摸”，大大增强了历史教科书的可读性。
    凸显社会互动
    互动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现象，是我们每个人最直接体验到的社会现实。一般来说，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教科书的社会互动多指用来表达日常生活的观念的一系列程式化行为。这些行为过程往往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和规范。这些模式与规范即为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俗例等，诸如婚丧嫁娶的风俗、宗教信仰仪式，市民集散方式等。这些林林总总的习俗、惯例反映了社会互动的形态，同时展现出一些生活观念、意识的表达方式。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反映先民的社会互动形态方面颇下功夫。譬如金兆梓所编《新中华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华书局，1929年5月)在描写中古时代婚嫁风俗方面讲到，“汉世承上古之旧，仍盛行蓄妾之制。其婚姻之配合亦如上古，不拘行辈。故汉惠帝张后为帝姊鲁元公主之女，是与帝为甥舅也;哀帝后傅氏为帝祖母傅太后从弟女，是帝之外家诸姑也。结婚、离婚均可自由。故汉时卓文君之奔司马相如，唐时李林甫女之宝總选婿皆传为佳话;汉朱买臣妻憎买臣贫而求去，皆是也。夫死在嫁，汉至五代均视为固然。汉光武帝姊新寡，帝至与共论朝臣，以观其意。魏晋以前，婚娶不问门阀，故汉代皇后，多出自微贱;自南北朝士庶阶级成，婚娶始严门阀之分。唯唐俗重科举，凡进士及第公卿往往于进士中择婿，此则消灭阶级之渐也。”教科书中用具体史实阐明了中古时代的“配合不拘行辈，婚姻自由、夫死得再嫁”的婚嫁习俗。
    丧葬方面，教科书也有详尽说明，“丧葬多承古礼，惟至元魏时有七七百日齐僧之俗，是为后世齐僧之始，亦即丧礼用佛事之滥觞;居丧避煞之俗，此时代中已通行。自周以来葬皆制钱;唐王玙以纸钱代之，是为后世冥钱之始。又自晋以后，风水之说始盛，葬期不遵古礼:或久延不葬，或葬而复迁。盖皆以得葬地为期，而又须择时日也。”婚丧嫁娶是社会日常互动形态的集中体现，婚丧习俗也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过程中意识与观念的凝结。历史教科书通过诸如婚丧嫁娶这些日常互动形式折射出中古时代社会民众的风气与观念，多少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除此之外，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描写商业活动时还注重对民间商业组织的叙述，这也是人们日常互动交往的一种形态。例如金兆梓的《新中华初中教科书·外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5月)在叙写西欧中世纪的工人行会制度时写道:“城市中最有力者即为营工商业之人。此辈为保卫其自己之利益起见，往往组织‘基尔特’——同业公会，以为垄断之具。商人基尔特即在垄断本市镇之商业，外来商人或非基尔特中人，非以基尔特之条件，不能再该市镇做买卖。”教科书将中世纪商人的同业集会的机制呈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增加学生对中世纪社会商人互动集会组织的了解。
    编纂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家们特别注意社会生活史叙写，在其教科书中均有程度不同的内容描写，有些教科书还辟有专章专节进行叙述。此外，历史教科书在“日常记忆”的选材上也力图全方位的、完整的展现社会生活的历史，既包括社会生活中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消费，如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同时也涵盖了精神观念层次的社会互动现象，诸如风俗习惯、行会制度等。教科书对“日常记忆”的全方位描写，使学生初步接触到一个相对丰满的、生活化的历史，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截取以后的断层历史。
    毫无疑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重视“日常记忆”的书写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也让人们了解到人类文明史不仅有宏大叙事，也到处充满着生活化的痕迹。这些细微的变化中传递出一种新的意向:人类历史的叙写是要让普通民众在历史中获得教益，更重要的是让孩童从小形塑合乎生活逻辑的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