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盛行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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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盛行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哀痛

张炜 傅小平

◇真正的先锋是勇气，是对艺术和思想信念的坚持。 　　 　　 　　傅小平：19卷长篇小说年编、20卷散文随笔年编及7卷本中短篇小说年编的相继出版，读者大致可以藉此触摸到您立体而生动的精神形象。透过这些有着很大体量的作品，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您是有坚定价值观，有一贯的精神追求，且对此有充分阐释的作家。也因为此，当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入口，经由您关于文学、人生的既有思考再往里掘进时，我感觉是一次精神的历练和挑战。我首先想问的是，在您看来，某种恒定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作家或写作者而言，有何特殊的重要性？您是否经历过思想危机，或怀疑过自己一贯持守的价值和信念？ 　　张炜：随着时间的延续，探求的深入以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迫近和变化，一个人常常会陷入新的矛盾和怀疑当中。不过有些基本的东西可能是不变的。比如对真理的热爱，对诗与思的执着，这些不应当改变；而且探求之路上的许多痛苦和矛盾，也会由此而来。如果一个人总是随着世风和潮流去改变自己，不失时机地跟随和迁就，那就有可能成为另一种人生，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思想危机”吧。 　　傅小平：无论是您的写作，还是您的阅读，都体现出您坚定鲜明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判断。比如对于托尔斯泰，我注意到您经常提到他的《复活》。相比而言，他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眼下一些作家和读者最是推崇。至于《复活》，那基本上是“遗憾之作”了。事实上，尽管这部小说里有一些为写作者“力戒”的说教，但托尔斯泰天才的笔力使得这种说教融入卓绝的叙述之中，反而形成了独创的风格。悖谬的是，这种堪称典范的社会小说模式，在托尔斯泰之后成为潮流，但大多是失败的，这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对《复活》的评价。 　　张炜：有些写作者是比较单纯的小说家，有的是比较复杂的作家。现在人们有个误解，多少将“作家”等同于“小说家”了。托尔斯泰显然不是单纯的小说家，而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他是一个综合的人物，是小说大匠，是宗教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个卓越的人物。仅仅从阅读消遣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既获取不了最大的快感，也不会理解他的文字。他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综合体现在其中。单纯的小说家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不能说无足轻重，但价值和品级相比之下就低得多了。总之伟大的作家手中才会产生伟大的小说，而单纯的小说家可能会困难一些。所以说只有托尔斯泰这一类伟大的人物，才能写出那一系列巨著，包括了《复活》。在思想和艺术的小时代，消费时代物质时代，要理解《复活》比较难吧。 　　傅小平：何以会理解比较难？能否展开谈谈？ 　　张炜：思想和艺术的小时代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结构的。读者将在一切读物中寻找实用品或娱乐品，而作者也将在这个层面上最大地满足他们。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复活》是那些独立自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精神投影，他们这一类人不会加入低一等的精神循环，因为对他们来说，仅有一生的时间太宝贵了，而他们这一生要解决的问题又太大太多。他们只会在更高的意义上进行思想活动，比如终极真理的探究、宗教神学，即人们常常引用的康德那句“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物质欲望时代的精神状况通常会平庸得多，它与《复活》所探究的世界相距十万八千里。 　　傅小平：您说到作家探究、解决很多问题。这是否有益于小说写作，却是有争议的。记得米兰•昆德拉在耶路撒冷演讲中，就批评作家不该扮演公众人物，试图为公众代言，而是要做回纯粹的小说家。而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悖谬的是，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的确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发现、探讨了很多涉及人类、人性、社会、哲学、政治诸方面的重要问题。 　　张炜：小说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之所以相互冲突，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变了，这时就会发现不同的道理。总的来说，单纯小说家的道理，与一个作家的道理会不太一样。但这里想强调的是，更大处着眼的写作，而不是局部的、一时的写作利益与写作策略。后者小于或低于前者，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服从前者。 　　傅小平：现在依然有很多作家，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奉为写作的标杆，但也有作家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动辄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谈论这几位大作家，是对当下写作处境的一种回避。因为，当下作家即使再伟大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而假如托尔斯泰活到当下，他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 　　张炜：现在我认为是最需要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没有这种重要的文学与艺术、思想与道德的参考和启迪，就会安于现状，回避和迁就自己当下的写作处境，做出“与时俱进”的解释。破碎的、欲望的和消费的文化浊水里，要有探头呼吸的可能和机会，这样才不会被憋死。不然或者是终止健康的艺术和思想，或者是发生变异，成为适合这滩浊水的某种新物种。谈论托尔斯泰不会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谈论别的作家就会成为那样的作家吗？显然也很困难。可见这种设问和担心一点必要都没有。 　　傅小平：您也比较多地谈到了雨果和巴尔扎克。在一些写作者的眼里，或许依然认为他们是大作家，但更多是把他们束之高阁，而不是视为一种活的文学资源。我想您不断提及他们，一定有您的道理。 　　张炜：我谈巴尔扎克不多。谈了一些雨果和歌德，以及那个时期前后的一些作家。这些国外经典和中国经典一样宝贵，都是不可逾越的。他们是在更长的时间里积累的人物。不是说现代作家不重要，而是现代作家所经历的时间还不够长。精华的识别和集中要满足一些条件，相应的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现当代文学不能取代十八九世纪或更早以前，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不断提及更早的那个时代，就是关心和看重现当代文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障碍，有自己的遮蔽和局限，所以阅读必须是跨时代跨世纪的。 　　傅小平：赞同。某种意义上说，评价也必须是跨时代跨世纪的。泛泛地谈论和比较不同时代的文学，并给出高下优劣的评判，存在很大的问题。体现在当下学界，不同评论家及不同的批评阵营，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评价之判然有别让人瞠目。依您看来何以如此？ 　　张炜：不同的批评都可以听，但要清醒，要有一只不太糊涂的耳朵。批评一旦成了“阵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批评和写作一样，需要秉持独立性个人性的原则，是个人知与悟的表达。离开了思悟的能力、质朴的体验，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做出的文学评价，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看风头，看势利，使性子，这样的批评不仅没有学术价值，而且还往往短视、无趣和愚蠢。 　　傅小平：这样的争论，让我想起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眼下很多言之凿凿的争论，实际上只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看法之争。您前面也提到歌德，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眼下少见像您这样进行创作的同时，对理论或观念性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作家。何以您会写下如此多“灰色”的，很有可能是“速朽”的理论思考？或许您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张炜：害怕“速朽”直奔“永恒”，这样的聪明也许并不可靠。鲁迅当年就一直希望自己“速朽”。对是与非的纠缠，而且是近在眼前的，离“永恒”和“长青”会多么遥远。但就做人来讲，这也算一份不能推开的责任，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责任和态度本身就是很朴素很自然的，于是也构成了“生活之树”的枝枝叶叶。 　　傅小平：有人说，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时代，却没有出现像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并为此备感困惑。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张炜：我想，今天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大概已经不行了。那样奢侈地使用文字，现在是不允许的。由于多种媒体的介入，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简要更结实的文字。这好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时期，但仍然还不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因为在精神和科技、物质和自然，诸多方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果实，再也结不出与十九世纪相同的那种了。但在雄心和价值、气概和追求，这些方面仍然可以相互学习和比较，问题就在这里。 　　傅小平：实际的问题在于，眼下作家仅止于比技艺、比水准，并因此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言说巴尔扎克等一些大作家的“过时”。当然以我的观感，如果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来做一比照。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更可以说是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三位一体”的时代。而今，八十年代那种雨果式的激情已然逝去；九十年代以降巴尔扎克式残酷的社会描绘，人们已习以为常；福楼拜笔下看似波澜不惊的“庸常”，就成了作家们力图诠释和表现的愿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当下之所以被特别推崇的部分原因。 　　张炜：好的作家必定有超越的眼光和气度，不太受一个时期艺术潮流及趣味的影响和左右。鲁迅当年所谓的盼望出现一个“凶猛的作家”，意思大概就是指超越的能力和勇气。其实作家的生命力足够强悍，就会表现出综合归纳和居高临下的理解力，既从自己的时代启步，又能走得很远。专注于生活的细部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庸常埋掉自己，不能随波逐流。 　　傅小平：当说到文学传承时，很多写作者张口就会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多数也承继了这一文学脉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先锋之所以为先锋的一个必要的背景。相比而言，您更倾心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这使得您的写作始终和先锋文学保持着距离。您怎么理解先锋，还有先锋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张炜：我同样算是比较热读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一个写作者，说到底这种阅读是不能回避也不能偏废的。我只是强调我们需要十九世纪艺术与思想的参照，强调要拉大我们的精神坐标。当代的“先锋”如果离开了这种参照，就会流于简单的模仿，变得单薄，也难以走远。实话说，在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召唤下，哪里还会有什么“先锋”。真正的先锋是勇气，是对于艺术和思想信念的顽固坚持，是一根筋。伪先锋是不需要传统的，因为现学现买就来得及，完全不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艺术和思想坐标里思悟和整合。伪先锋说到底仍然是商业主义的一部分，是与商业投机属性相一致的写作方法。 　　 　　 　　◇        道德激情、价值信念是当下最切近最迫切的问题。 　　 　　 　　傅小平：这几天读了您的《谈简朴生活》《疏离的神情》，还有谈话录《行者的迷宫》，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少数几位您特别心仪的作家的名字外，您一般都用“有一位作家”代称，很少直接写出他的姓名，即使你本人很欣赏的作家也不例外。这样的不提，是因为您设置了很高的文学标准，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还仅仅是一种写作习惯？我觉得这其中是能体现您的某种价值取向的。 　　张炜：我在谈道理谈事，主要不是谈人。应该让谈者和被谈者都自由和超脱一些。想让读者和听众直接面对问题而不是具体的人，将思考力凝聚到这些方面。 　　傅小平：极目当下文坛，很少有作家一以贯之地言说着道德激情、价值信念等，好似离现实“非常遥远”的话题。某种意义上，你们追慕神性的写作且身体力行，自身也获得了某种神性的气质。我注意到，不少读者在谈到你们时是肃然起敬的，这在文学已被世俗化的当下极少见到。我的一个想法是，言说神性往往有自我神化，或被读者神化的可能。但从您的行文、处事，分明感到您是把自己放到普通人的位置的。这其中该怎么平衡？ 　　张炜：道德激情、价值信念不是什么“遥远的问题”，而是当下最切近最迫切的问题。这一切也不仅是言说，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劳动中，作家的最大劳动就是作品，这些都应该统一。如果不统一就成问题。大家都追求统一，也完全知道这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我在作品中充满了对自己的质疑、追究和批判，对自己的软弱性既痛苦又警惕。至于作品中的神性，我和很多当代作家一样，可能都嫌远远不够吧。但是没有神性的写作，就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傅小平：事实上，眼下碎片化的时代，追求某种统一性多少是一种奢望。实际的情况是，很多人都处于怪异的“言行不一”的分裂之中。就拿学界来说，很多人慷慨激昂地评说世事，抨击派别，指责他人，但他们对自己那一派别和阵营，却是极度的依附和谄媚。所以，一些看似掷地有声的批评，其实只是虚张声势的生存策略，借力打力的文字游戏。你不能不为此感到非常沮丧。 　　张炜：离开了诚实和对这种品格的追求和坚持，其他都谈不上了。当然人无完人，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对待为人的原则和学术的原则。好在这些都是容易看清和鉴别的，只需好好做、努力做就行了。 　　傅小平：在这样的分裂中言说神性，确乎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神性最起码的要求是身体力行，而后才能“道成肉身”。这就好比启蒙，如果没有启蒙者坚定的信念和立场，没有被启蒙者潜在的内心需求，所谓的启蒙实际上是无效的。而今，民众多追求的是现实需求的满足。这样，执着于精神的言说，会否有面对无物之阵的困惑？实际上，很多学人正是质疑自己的价值诉求，才不得已选择大踏步后撤，进而揣测民意以博人眼球、求得喝彩。 　　张炜：这大概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所有时代的问题。如果容易解决，容易战胜自己的软弱，每个时期杰出的人物就会很多了。事实上这样的人总是不多，一代代都不多，所以他们才令人尊敬，也才珍贵吧。 　　傅小平：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质疑包括您在内的一些作家，对“民众”持双重标准。他认为，当民众进而到广场体现人民意志时，你们是欢呼的；退而到内室表达大众意愿时，你们是有所轻慢的。我想，此种观点其中一层意思是以为，你们批判民众放弃理性判断而迷信偶像，但你们自身却有被偶像化之嫌。或者说，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同构关系。究其实，我想他要批评的是，在你们身上体现出了某种抽象的、高蹈的，力图代表民意的“精英主义”倾向。 　　张炜：“民众”也需要质疑。“民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民众”有哪些意愿？再问，究竟是“民众”重要，还是真理重要？真理与“民众”并不对立，但也并非总是统一。还可以问，“民众”在哪里？没有个体又怎么会有“民众”？其实“广场”和“内室”、“精英”和“民众”，都可以是人为的虚拟的暂时的，这些划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于人类的和宇宙间的普遍法则。 　　 　　 　　 　　◇        缺少历史的认知，就会走向实用主义的荒诞与浅薄。 　　 　　 　　 　　傅小平：就我的感觉，眼下不少人出于对世俗现实的反驳而激扬理想主义。您反其道而行之，对理想主义表示质疑，是很需要勇气的。您进而对所有的“主义”表示质疑，对我也很有启发。但这里有一个矛盾，从历史上看，理想过于虚无缥缈，似乎也只有成了“主义”，才有了让很多人追随效仿的现实操作性。所以古今中外，都少不了“主义”。您也提到了理性的重要性，但理性最后成了“理性主义”或许就不是那么美妙了。在您看来，该怎么把握好这一尺度？ 　　张炜：我不太喜欢“理想主义”这个词汇和概念。“理想”是好的，是追求向上和向善，追求完美的情怀和志向。一旦凝固成“主义”，就有些简单和粗暴了。“主义”再复杂也是简单的，它有可能是相当僵化和教条的，也会过于自信。而“理想”是追求和向往，有了这种志向和心情，就会不断纠正自己、质疑自己，就会在包容中学习和改造，只为了不断地靠近真实。“理性”也是一样，“理性”多么重要，但是“理性主义”会认为“理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依据和尺度，是至高至尊的。其实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仅靠“理性”是难以解决和把握的。“理性”并不是通向终极真理的唯一通道。 　　傅小平：之所以有此认识，有赖于您深邃的历史感，这也是您区别于很多作家的重要特点。如您所说，很多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把眼光放得太近。如果放到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看，比如您说到的网络文学的界定和争论等等都不成其为问题。但问题在于，以历史之名来消解或取消当下某些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就一定合理？而执着于当下的很多人，是承受不起这种荒诞的。比如对文学史论者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分门别类，实际上就部分消解了其存在的价值。 　　张炜：如果没有深邃的历史感，就会将一些最基本的现实问题搞得裹缠不清。历史不是用来消解当下的，而是用来廓清当下的。万物皆有根源。缺少历史的鉴定和认知，就会走向实用主义的荒诞与浅薄。对于当下诗学问题，少数深奥的专家只能坚持，而绝不能为了满足俗众的简单化而改口或放弃。缺少卓越人物，缺少基本的学术坚守，将是一个民族文化溃败的开始。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取消了层次和差异，也就取消了可能性。我们现在是努力将坚硬结实的文化和学术内核放弃，去迁就和妥协于那些虚妄的东西，归于似是而非的“大众”见解，站到乌合之众一边，这样来求得一种安全感。其实这不过是投机行为，是让人悲哀的学术和思想的现状，是消费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才有的怪相。学术以妥协为荣，以随众为荣，以附和强势为荣，这只能是学术的耻辱。 　　傅小平：当很多人为当下碎片化的时代感叹，进而遥想史诗写作的时候，您对此提出质疑，很是让人感慨。我的疑惑是，既然您写的很多小说，都有家族的背景，而家族故事一般都会被放到五十年、一百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流程里来叙写，也因此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史诗色彩。这么说，您的写作和理念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或者在您的理解里，质疑史诗写作，说到底是质疑作为其核心的线性时间观？那么，史诗的时间模式是否必然就是线性的呢？对此，我想有必要做一辨析。 　　张炜：史诗式的写法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固有模式，它大致以线性时间来处理漫长的历史事件、结构作品。现代作家质疑和改变史诗式的写法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自己的写作“小品化”、“碎片化”、“单薄化”。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复杂的历史事件，只能给现代写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怎样调度一切文学表现手段完成自己的“现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写作学问题。 　　傅小平：但凡有抱负的作家，都声称自己有志于写出伟大的长篇小说，而且对此有自己的标准。但我注意到很少有人声言有志于成为一个伟大作家？尽管优秀的作家，大多有成为伟大作家的雄心壮志。那么是否写出了伟大长篇小说的作家，就可以称得上是伟大作家呢？我也知道，您对当下作家称号的滥用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对于何谓伟大作家，您也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张炜：其实在写作方面我缺乏“伟大”的志向，所能做到的只是认真探求、自我苛刻。“小说家”和“作家”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写作爱好者、小说爱好者是很多的，真正称得上“家”的当然要少多了。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平时为了客气和尊重，称呼一个写作者为“家”，被称者当然不能信以为真的。作家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其它，比如思想类著作。只要写出了其中某一类的“伟大”，就应该算是“伟大作家”了。写出了“伟大小说”，当然可以算是“伟大作家”，不过这种种“伟大”都不是当代人可以命名的，或许它起码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鉴别。如果有人轻许某某“伟大”，那只能说明他同时也高估了自己，认为自己具有超越一百年的宏巨眼光、有这样可怕的穿透力。那一般是客套话、吉祥话和鼓励话，不必当真的。有人对我的辛勤劳动常常给予鼓励，我在感谢的同时也明白其他。 　　 　　 　　◇        知识分子需要勇气和坦诚，要践行，更要提议和呼唤。 　　 　　 　　傅小平：在社会转型期，考察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大概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只要看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稍远一点我们会想到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这一决绝的举动至今想来依然震撼，其迸发出来的生命意志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从现在披露的史料看，很多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也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能释然。此后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大的思想动荡。再后来，知识分子的转型就特别顺当了，您也提到很多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一步就跨越到了实用主义，而且在践行实用主义理念时往往更彻底。这是为何？是否消费时代比盛行阶级论的年代，对知识分子有更大的腐蚀性？ 　　张炜：那些从理想主义一步跨到了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显然比比皆是。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多。许多“知识分子”不过是掌握了一些书上的套话，并没有什么独立见解。套话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套话让人厌弃，有的套话倒能唬人。他们讲着套话，跟住势头，在一种势头下是很容易表现“勇气”和“学问”的，一旦失去了势头的支持，他们就会转向。有的转得慢，有的转得快，有的连“五分钟的机会主义”也搞。这哪里是什么知识分子。究竟是不是知识分子，不要看受了什么教育，有了什么著作，而是要看他能否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是否能够反省和批判自己，是否拥有独立思考和创造发现的能力，尤其还要看他在失去势头支持的情形下会怎样。物质对人的腐蚀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有人在严酷的环境下还可以抵抗一番，一旦面对物质安怡的诱惑却绝对受不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傅小平：赞同您对知识分子所持的广义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也并非仅仅指的人文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包括政商界，乃至更大范围内对社会有强烈关注的知识人。比如最近一些企业家围绕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说就有很多争论，有些企业家甚至因为不能苟同，愤然退出其共同的组织正和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看，对现实政治持何种立场和判断，依然是定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界点。 　　张炜：当然。大是大非问题考验每一个人，也不光是知识分子。 　　傅小平：您对当下社会有很大的关切，但总体而言更关注人文教育等影响长远的事物。对眼下为公共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们聚焦的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较少发言。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会否担心您的关切有凌空蹈虚的可能？ 　　张炜：我的写作和发言总是围绕切实问题，并且很具体，这从我的言论及作品中会看到。我面对复杂的问题，很想独立和全面地思考。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是一个问题，能否坚持这样的信念又是另一个问题。任何切实的问题都需要长远的关照，不然就会简单化片面化，变成浮躁的尖音。 　　傅小平：在最近的几部作品里，您比较多地提到“简单”“朴素”等字眼。我想某种意义上您是针对当下纷乱浮躁的社会人心有此一说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包括您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切。前两年知识界就曾发出“拯救人心”的呼吁。我很明白这种关切的重要性，但有时又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要拯救的人心，和整个社会大背景胶着在一起，拯救人心也从来都不仅仅是纯粹的灵魂世界里的事情。当整个社会，包括它的政治、文化等都还处于一种令人沮丧的状态时，拯救人心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您是否会为这种无力感困扰？ 　　张炜：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没有什么奇怪。知识分子要践行，更要提议和呼唤。如果大家都觉得没用，都不说话，这个世界就是无声的了。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方向做一些好事，这个社会的大背景才能改变。如果等待社会的大背景改变了才去做，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傅小平：赞同。此前您参加上海书展，参加“《行者的迷宫》座谈会”，以“默与鸣”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呼唤。是回避社会责任而刻意地保持沉默，还是明知要付出一些代价，都要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张炜：“默与鸣”的说法源于古代的范仲淹，原话大概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在强调一个人要说出该说的话，强调为人的责任。真话还是要说的，尽管有时这会让人讨厌。弄清讨厌的是什么人、喜欢沉默的是什么人，这个很重要。“话多必失”，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患得患失却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其实一个民族的文明正是说者建立起来的，作家需要起码的勇气、天真和坦诚。 　　 　　 　　◇        作为一个生命失去了感动，实在是一个大悲剧。 　　 　　 　　傅小平：很多作家都在忧虑小说的前景。前些年，“小说已死”的言说很是热闹，这些年相对少了。但小说往何处去的命题，依然为作家们关切。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时代里，作家的写作是否只能表达一些碎片化的经验呢？还是说，越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越依赖于一种综合的经验。在《行者的迷宫》里，您谈到作家的眼光即要向内，也要向外，并打通内外的界限，从而表达一种综合的经验。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启发性，能否进一步展开阐述？ 　　张炜：我的意思是，现代小说面临着更巨大的变化，可能它今后不仅要单向延续狭义现代主义的“内向”，而且还要注目十九世纪或之前的“外向”。“内”与“外”的接通与结合，大概是未来小说写作需要考虑和完成的一项大工程。 　　傅小平：不能不说在“内”与“外”的结合上，您的写作达到了为很多同时代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挖掘灵魂的深的同时，您格外关注为当下文坛稀缺的开阔的风景。在这宛若天成的风景里，有如许的形色、光影，乃至声音、气味。这种不加渲染的丰富，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然。像记叙万松浦的动物们的《它们》寥寥数语，都给人以特别的感动。您也知道，当下作家写作很少写到风景，即使写到也只是点缀。而您的描述融入了您的身心、灵魂，让人读来有空谷足音之感。 　　张炜：大自然作为生命的大背景，我关注得还远远不够。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自己的视野越来越局限于斗室、人造风物，专注于曲折的人事机心，这本身有多么荒诞和脆弱。大自然的巨手轻轻一转，精致的人工小巢和逼天大厦会顷刻无存。网络时代，人的眼睛可能只盯着小闹剧，根本无法在真实的山川大地上荡开来。这不是写不写自然风景的问题，而是能否与大自然这个永恒的生母对话、有没有这种对话的冲动和能力的问题。 　　傅小平：有一个问题，您在一些篇章里也曾谈到。作家步入写作之初，他的文笔会有些稚嫩，但常常不经意间会让你感动。写作时间长了，这种感动就会慢慢消失，甚或为了让写作有一个客观的面貌，他们会刻意过滤掉这种感动，有些作家甚至把感动等同于煽情。 　　张炜：人如果不再感动了，作为一个生命失去了这种能力，实在是一个大悲剧。感动如果成为写作者的一种姿态和手法，那也很廉价。 　　傅小平：在您看来，写作者该怎样终其一生都持有这种难能可贵的感动？ 　　张炜：这种感动丧失了，他的艺术生命也就完结了。没有感动，也就只剩下了模仿。只有生命的感动才是难以模仿的。 　　傅小平：确实如此。我注意到，有评论家就指出，眼下一些作家缺少基本的爱的能力、感动的能力，读他们的作品，只能读到暴力、读到残忍。当然如果因此认为，文学艺术只能表现爱和感动，那只能说是评论的武断和专制了。就我的理解，好的文学，不应该为某种潜在的理念所制约，而是要体现出自然、自由、自为、自在的诉求。极而言之，很多大作家的确在作品里一以贯之地诉说着爱和感动，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天然地、发自内心地赋有爱和感动的能量。 　　张炜：人是不同的，所以怎样写都是可能的。我认为杰出的作家不是为了让人尊敬和感动才去写作，而是为了抒发心里的尊敬和感动才要写作。这是一个总的方向。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也和感动的“贬值”有关，曾经被推崇的浪漫、抒情等，都被视为不真实，也因此越来越淡出写作者的视野。 　　张炜：“浪漫”在我看来更多的不是创作方法，而是艺术本来就有的质地。没有飞扬的想象，没有激越的心灵，哪里还有艺术的酿造？从现实到艺术是一个心灵酿造的过程，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没有将现实生活当成酿酒的粮食，这种“现实”对写作者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缺乏浪漫情怀的写作者，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就写作学的意义来推论，甚至可以说艺术没有“现实主义”的，而只有“浪漫主义”的。当然这样讲并不妨碍研究者的学术说辞，也不妨碍他们从作家作品的外部色彩上做出某些界说和概括。 　　傅小平：艺术没有“现实主义”，而只有“浪漫主义”。这一说法可视为对近年“浪漫主义”被污名化、妖魔化的一个有力反击。印象中，国内还一度流行过一本《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单从书名上理解，罗杰•加洛蒂的这本著作要表达的主旨与您说的相反，艺术是只有“现实主义”的。两相对照，您怎么理解？ 　　张炜：没有看过，不知道。凭我的观察和体验，“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外部色彩，诗性写作的内在本质并非如此。“现实”没有经过酿造，一定不会是艺术。 　　傅小平：可能是源于小说本身的诉求，或者受了非虚构写作热的影响。眼下写作都特别强调真实。事实上，您也多次谈到真实，谈到要依据生活的真实，来写人物，写故事。但真实这个概念，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您说有客观存在的真实吗？或许所有的真实，都只是每个人理解中的真实。也就是说，作家依据真实的面貌实事求是写出来的真实，很可能并不真实。余华在随笔《虚伪的作品》里，就对这种真实提出了质疑。再比如，以一般意义上的真实的标准，您在《芳心似火》中写到的一些故事，很难说是真实的。对此，可否展开谈谈？ 　　张炜：我前边曾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比喻成酒和粮食的关系。从现实生活变成文学作品，其实是一种神秘的酿造过程，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中间发生的是化学变化，而不是物理变化。文学与现实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压根就不是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说，粮食压得再紧再密，也不是酒，因为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所以说只要是没有经过心灵酿造的所谓“文学”，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对于文学阅读来讲，那些要享受美酒的人，给他再多的粮食都不能让他满足。 　　傅小平：我的理解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有赖于个人的体验，而体验的过程就是产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体验越宽广越深刻，就会越接近真实。在《行者的迷宫》里，您提到葡萄园，在很多外人眼里充满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桃花源”，对劳作者来说，意味着一份沉重而又艰辛的生计。我想这是躲在密室里，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凭着网上得来的种种资料而编织故事的写作者们所无从想象的。在您看来，这种体验对于作家写作，乃至对其人格的塑造，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张炜：没有真实的生活经历，没有漫长曲折的现实生存历练，所有的“想象”（酿造）都是谈不上的。任何酿造都要依赖“现实”的粮食。凭空想象就等于无粮造酒，这种酒是害人的，更不会是醇厚佳酿。一个人也只有历尽收获和种植粮食的艰辛，才会珍惜这种酿造。 　　傅小平：在一篇文章里，您提到当下社会的错乱，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不相信存在终极的真理。我的理解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一元的世界的惧怕与抗拒。但问题是假如存在终极的真理，是否我们的世界就只能一元论了呢？再比如，道德相对性固然带来了价值观的错乱，但强调绝对性，又会否对社会的多元构成威胁？在您的理解里，所谓终极的真理指的什么？如果它并不是实际的存在，那是否更接近于康德所说的“心中的道德律”？ 　　张炜：如果不相信有终极的、永恒的真理，那就只好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这样，也就没有追求真理的必要和意义了。只有相信具有永恒的真理，才会坚持“多元”并存，因为每一个思想和理论系统都近乎一个假设，它再完美都可以质疑，都在等待探究。对“多元”的整合与综合，才有可能接近终极真理。可见包容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真理的存在是超验和先验的，但探究的过程可以接近它。也就是说，我们不探究，它也仍然是一种实际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它是怎样的。而我们生来就想知道真理。 　　傅小平：您解决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遗憾的是，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看似非常多元，实际上二元对立的思维依然普遍存在。 　　张炜：“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遮蔽真实，幼稚化和简单化、浅表化。但可惜我们通常不知道什么才是“二元对立”，往往把真正复杂和包容的思维方式当成了“二元对立”，然后再去批判它。比如对“多元”的包容一旦成为姿态，赞赏和采用这种姿态，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一元”独尊，进而必然要走向“二元对立”。只有执着地追求真理、相信永恒真理的存在，才能朴素而持续地追寻，对任何一“元”都会既尊重又质疑，不断地解码，从根本上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傅小平：写作中经常会遭遇到的“官方与民间”这对概念，就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通常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官方持批判态度，这也特别容易博得读者的赞许。从这个意义上看，您在书里写到土匪的恶行，写到他们对老百姓凶狠、下作比之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有颠覆性的。因为在不少作家的写作中，在对民间普遍有美化倾向，对其藏污纳垢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即使是寻根文学，对民间文化的劣根性有所批判，但立足点并非针对民间本身。您怎么理解？ 　　张炜：空泛化概念化地宣讲的“民间”和“官方”，其实很难区别，很难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抽掉了理性和正义，抽掉了信仰，打出什么旗号都会作恶。如果仅仅是换一个名号就通行无阻了，就可以让人轻信起来，这是很危险的。 　　        　　 　　◇        为了表达和接近真实，许多时候是不能“极简”的。 　　 　　 　　傅小平：作家的写作与他倡导的理论之间，常会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您崇尚简单、朴素的生活，也崇尚简单、朴素的写作。但读您的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包括故事的设计，都会读出一种繁复之美。在您的散文里，为了加强辨析，有时也会有一些缠绕和往复。我想，您说的简单、朴素，大约不同于风行一时的极简主义。而倘使极简，却不能传达出丰富的韵味，恰恰构成了对极简主义的反讽。那么，繁复是否是抵达极简或是简单朴素的一条可能的路径呢？ 　　张炜：极简主义不是一种朴素，而是一种风格和方法。朴素是追求真实（真理）的需要，而表达和接近真实，有许多时候是不能“极简”的，这时候“繁复”就成了一种朴素，也是走向最大的“简单”了。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而丧失了真实，这就不是朴素也不是简单，而是人为的复杂化了。 　　傅小平：那在您看来，极简与通常说的简练、简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看到过相关评论，认为您的文字在一些方面，还可以再简练一些。当然或许这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某种意义上，小说的诗意，是需要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渲染才能达到的。文字的繁简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小说自身的表达需求。 　　张炜：我的文字还可以再简练一些，也需要再繁复一些，这都要视具体的作品、具体的语境和表达的需要。从总的方向上看，我是追求简练的。简练就是赶往一个艺术目标的最短路径，而不是指使用了多少言辞。后一种理解是机械的皮相的。可能一吨的言辞是简练的，而一公斤的言辞却是罗嗦的。做到简练就很好了，极简就不必了，因为担心过了，刻意了。 　　傅小平：我们说到的极简、简练，主要是就语言层面上说的。您也特别强调语言对于写作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写作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去年应邀参加上海书展的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就曾谈到，小说有五元素：情节、人物、主题、形式和结构，其中只有结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空间。如果说小说的结构，某种意义上对应着不断变换着结构的世界图景，那么这样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您以为呢？ 　　张炜：形式和结构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这里的五元素，起码对于纯文学写作来说还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意境。我觉得结构是最少创新空间的，因为这是诸多元素中最表象的部分，弄来弄去还是那一套，又能“新”到哪里去？形式上过分用力就会形神脱离，说到底还是“小道”，可能是“壮夫不为”吧。 　　 　　 　　傅小平：有评论家近乎执拗地称，十卷本《你在高原》不能称之为长篇小说。我想这样的判断未必包含了太多的道理，但可以促使我们做一些思考。比如，在眼下讲究短平快的时代，长篇小说是否潜在地包含了篇幅上的要求？极而言之，长篇小说能否自成一体，必然包含了主题或结构的明晰性的特殊要求？ 　　张炜：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如果《你在高原》不能称之为长篇小说，它的异样品质会更好。可惜我在专业小说写作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四十年，或许早就没有挣脱的凶猛了。小说是各式各样的，指认某个凝固的模式是虚妄的，也是门外之谈。 　　傅小平：您的整体创作，尤其是《你在高原》，在我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您书写的是一个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体现了您宏大高远的精神追求。尽管眼下社会看似正越来越滑向某些自我迷恋的，消费主义的小时代。尽管或许这也只是一个文学的“小时代”。但多少年后回望，读者一定会庆幸还有这样一个“大时代”在。对眼下这个时代，您作何判断？文学又当有何作为？ 　　张炜：前边谈过，希望作家的写作能有超越性质，不要被时代潮流和倾向所淹没。可以一块儿呻吟，也可以独自呼号。但不管怎样都要有生命的质感，不能空洞苍白和大而无当。 　　 　　 　　◇        如果是一个有大牵挂的生命，要想不多产都不行。 　　 　　 　　傅小平：让我感到矛盾的另一个印象是，您的写作更多受到齐文化的影响。如果我的理解不是太过偏差，那齐文化与老庄思想是有着某种渊源的，但您对其总体上持批判态度，而对孔孟思想给予更高的评价。 　　张炜：齐文化并不偏向老庄，齐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这方面它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也是让我极反感的部分。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放浪的海洋文化，是富于幻想的文化。老子庄子也需要区分，这个工作比较复杂，我一时还做不来。孔孟思想对于克服齐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是最有力的武器。当今盛行的重商主义消费主义，是和齐文化中的劣质部分一脉相承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哀痛。 　　傅小平：现在很多人谈到您，都会想到万松浦书院。您在很多文章里，都写到这个书院，可见对它倾注的热情。如果从精神寄托的层面上讲，书院是您的“瓦尔登湖”，尽管您或许并不感到梭罗似的孤独。您也谈到美国人对梭罗的推崇。但我还是疑惑，中国的“瓦尔登湖”，对眼下忙忙碌碌的国人会意味着什么？或者它最本真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多少年后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张炜：“瓦尔登湖”的思想并不怎么深刻，尤其在当下。但是真要实践它也不容易。今天有条件驻进这样一个“湖”的人，也确乎不多，太奢侈了。说到万松浦书院，它不光不是这样的一个“湖”，而且还和“湖”的思路背道而驰。因为书院是集合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地方，是深入探究的地方，是投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小小一镖，而不是躲个清静，不是闲情无为，更不是自力更生自我勤俭就能概括的。 　　傅小平：同感。简单的类比，往往会造成更深的遮蔽。《谈简朴生活》里，您附了一篇《筑万松浦记》，何以要把这篇作为附录？在我的感觉里，“筑”字也格外意味深长，该是体现了您对汉语词汇，乃至汉语文化的某种特别的理解？ 　　张炜：“筑”是修筑，是一点一点进行的，从无到有，让人想到燕子衔泥。这个“筑”显然不仅指有形的物质的书院，还指无形的精神的书院，要寻找和确立后者更难。 　　傅小平：您谈到很多大作家，一辈子可能就围绕一个主题来写作。比如您说到索尔•贝娄一辈子都在写犹太知识分子，威廉•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他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我想知道的是，您迄今数以千万字计的大量作品，是否也包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果有，是否可以归为“唱给大地的挽歌”？ 　　张炜：我的主题可能比较复杂，一时还难以提炼。我慢慢写，慢慢会显现出来。 　　傅小平：期待。让我感到佩服的是，您对各种主题、题材的超乎寻常的掌控力，且不失细节之美。您的创作，从细部看会有一种紧张感，但整体上又给人感觉特别放松，有弹性。依我看，这是为多数作家稀缺的才能。读很多作品，你会感觉细部被无限拉长、放大，以致松软无力，整体却有局促之感，显得不够大气。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越是写到后来，越是难以为继，最后只能草草收场。也因为此，对您的写作构思和布局感到特别的兴趣。 　　张炜：我构思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短篇，往往都会放在心里许多年。它只要放在心里，就会经历无数次的修改，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修改都会发生。一个人有再强的思维能力，有些大工作还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计划起来。有人担心存在心里的时间太长了，要写的东西会不再新鲜，会有陈旧感。其实一旦陈旧了就等于这枚种子发霉了，那它就不再需要发芽了。真正茁壮的种子一定会生长出来。一般来说，单薄的作品，许多时候就是因为埋在心里的时间还嫌太短。 　　傅小平：正因为您诉诸文字表达的，都是深埋心里不能忘却的，您的多产更让人感到震动。您自己对此抱有平常心，也举了托尔斯泰和列宁的例子。托尔斯泰自不待言，可谓写下即是永恒。至于列宁的多产，上次和您面谈时，我曾调侃说，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的一些文字是别人根据其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演讲记录整理的。当然不能不想到，现在一些作家之所以多产，未尝不包含了怕被迅速淡忘或埋没的深层焦虑，也因为此要不断“制造”出作品，让读者关注到自己当下的存在。由此我想，何种意义上多产，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您以为呢？ 　　张炜：一个作家多产，他需要的理由也多。如果是一个有大牵挂的生命，想不多产都不行。这些年我忙碌于写作之外的事情（办书院和山地考察等）太多，产量也就不多，算是中等吧。你说的一些人物的演讲记录，如果不重复、有新意，那恰是难度更高的创作。多产一般要来自精神强度，来自认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对文字的认真，很可能会到了近乎苛刻的状态。通常来说，芜杂的堆积只会令人厌烦。 　　傅小平：总体看，您的写作是严肃庄重的，这和当下流行的写作格格不入。我想是受了时代氛围的影响，很多作家的写作都偏向轻喜剧式的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因此倍受欢迎。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追求以喜剧的方式传达悲剧的意味，所谓喜剧是最高意义上的悲剧，所谓写作贵在亦庄亦谐，以轻击重吧。您认为流行的写作观念是否包含了某种误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样一种写作状态？ 　　张炜：娱乐作品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人都投入娱乐。我不是写娱乐作品的。通俗作品也自有价值，但不能让所有作家都去写通俗作品。我也不适合写通俗作品。至于说让更多的人欢迎，这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知道更多的人欢迎什么。 　　 　　 　　◇        一部作品开始了，创造一个世界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傅小平：您在写作中高扬诗性，且对“诗性”一说做了很多辨析。很显然，诗性与写作体裁无关。但优秀的诗歌，会表现出更多的诗性，而且只有顶级的诗歌，才能标示出诗性的最高标准。在收入《疏离的神情》一书中的《诗螺丝》中，您还特别指出诗所具有的把词汇的内涵给固定住，不让其消散和流失，不让其变形的了不起的作用。由此很想知道，诗歌对您的写作产生了何种重要的影响？ 　　张炜：我最早是写诗的，现在也一直写。诗处在了文学的心脏部位。诗歌虽然并不一定比现代小说更有表现力，但它的确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不需怀疑。诗性的强弱当然决定了作家的品级，但诗性却不一定要由诗歌来表达。我认为中国现代诗的出路不完全在、或者说主要不在翻译诗那儿，而是继承诗经一脉，然后再往前走。 　　傅小平：如您所想，着实有一部分诗人，正越来越意识到继承诗歌传统的重要性。上次采访诗人杨炼，他就认为贯通于汉语诗歌的是从楚辞、汉赋、骈文、律诗传承下来的，建立在汉字音乐性上的形式主义美学传统，近年他也一直在倡导“新古典主义”诗歌写作。您刚谈到一直在写诗，何以不把这些诗歌结集出版？在一篇文章里，您写道，您一直在写诗，却苦恼于表达的困境。该怎样理解？ 　　张炜：我很早以前出版过两部诗集，前几年在上海文艺也出版过一部。不满意。不满意就得想法解决，好在还没有束手无策。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是核心，是最高品级。这和拥有读者的多少无关。现在的自由诗处于成长和探索的前期，甚至还不是中期。白话诗的音乐性减弱了，不能在心中歌唱了，这大概不是吉兆。大家担心它在歌唱中变成顺口溜一类。其实深刻和深沉的咏叹永远都不会成为顺口溜。 　　傅小平：您还说，现在的人们“迷失在黑夜中”，他们不明白荷尔德林所说的“黑夜里我走遍大地”是什么意思？ 　　张炜：荷尔德林的“黑夜里我走遍大地”的名句，很美也很费解，我想这预示着诗意在阴郁的空间里才能得到强盛的生长，它（诗意）害怕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黑夜里的混沌状态让生命溶解一体，让呼吸接通星空和大地。 　　傅小平：在《夜间写作的人》这篇散文里，您写到夜间写作造成的损失，并对这一可能导致作家丧失现实感的写作表示警惕。事实上，我着实听说过一些作家习惯于在夜间写作，因为夜间会让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张炜：事情说那么绝对就有问题，我只是就一个方向说了一下。白天写作和夜间写作当然有些区别，这方面大家都有体会。可能各有利弊吧，平衡和控制一下也许有必要。我主要是身体扛不住，所以才白天写。我需要的写作时间不多，读书的时间多一些。 　　傅小平：《你在高原》之后，您更多转向散文创作。更准确地说，是您在写小说的同时，一直在写散文。我们也看到，的确有很多作家倾心于写散文，越到写作的后期越是如此。当然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他坦诚自己越来越感到不适合写小说，而且也越来越排斥虚构作品。那对您来说，散文创作意味着什么？ 　　张炜：我的20卷散文是82年之后到11年的全部散文，第一次集合到一起。82年前的散文等太差，一开口就是片面性，荒谬得很，于是没有收。而我的小说年编是从73年的作品开始收的。可见讲故事、虚构事情，是容易藏拙的。胡言乱语言不及义，胡扯，耍滑头打哈哈，有时候还会让人当成“大学问”“大思想”去推崇，而要直言和阐明理性就不那么容易了，想打个哈哈蒙混过关可不容易。我十六七年前就在准备的一部小说，因为那个450万言的长卷给耽搁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力量写出来。不是体力不够，而是心力需要积蓄。它对我可能是极重要的一次写作。 　　傅小平：您说到的这部十六七年前就在准备的小说，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事实上，一直关注您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关切，有了《古船》《九月寓言》等被广泛阅读和阐释的小说作品之后，有了《你在高原》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创作之后，您还会在小说创作的世界里，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 　　张炜：等我的心力聚起之后，会写出一部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作品。它是我从未表现过的题材。我不会满足于过去的创作，因为最想说的一部分话、对我构成大诱惑和大兴趣的，还没有说出来或没有说尽。我在从容的时间里，饱满的状态下，会好好地说一番。 　　傅小平：在您同时代作家普遍表现出写作颓势的大背景下，是什么支撑着您经年累月、孜孜不倦的追问和探索，又是什么维系着您一以贯之的极其丰产而又相应水准的写作？ 　　张炜：朋友们写得又多又好。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写作这种劳动和探究既无比有意义，又有极大的吸引力。一部作品开始了，创造一个世界的工作也就开始了，还有什么比这种工作更有意义？这简直是让一个生命诞生，当然是了不起的事业。我觉得为此花上一生是值得的，最不可能光阴虚度。人生的最大幸福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