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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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遗产    

   

(本文选自《随笔》2014年第1期)

孙郁

  

   

     老友靳飞作《张伯驹年谱》，未印之前有幸过目。我自己对张伯驹知之甚少，所识者不过冰山一角。靳飞说此书几易其稿，凡十余年，拳拳之情，透在纸间。书中涉猎旧闻颇广，史料亦多。闲时阅之，峰回路转之中，忽有神灵扑面之感，见到了诸多未见之景。年谱不仅是陈迹的罗列，亦能成人间长调，其间可咏叹者，一时无法说清。

    张伯驹是个奇人，用靳飞的话说，他一生“牵扯到晚清、民国、共和国等几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写到张伯驹的片影，乃溅血的声音，是一部痛史。那是我初次接触他的史料，被深深感染。近来看上海古籍社《张伯驹集》，渐知其文采，觉得其文章、诗词均有妙处，为现代以来少有的文物专家、戏剧家和诗人。靳飞所作年谱，较前人的叙述更全面、具体，对一个人与一段历史的描摹，维度也大了。兴亡之变，荣辱之声均在，感慨之间，怅然之气隐隐。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补课，这些在大学的课堂上也不易见到的。

    民国至今，文化的变异很大，世道人心都不同以往。张伯驹生于乱世，偏偏情系传统，于琴棋书画中得诸多乐趣。往来于政商之间，却没有染有政商界的积习。且用自己的资源抢救文化遗产，谈艺、收藏、演戏、教学，古文明的遗绪悄然流动。他在颠簸之间，所作所为，均非己身小利，爱在文明的途中，且含着不灭的梦境，那种痴情，我们在现在的文人那里已不易见到了。

    在现代史上，激进的文人之声后来覆盖了文坛，士大夫的情调则有落伍之嫌。张伯驹是易代之际的闲人，他从事的事业，都非主流的，今天的青年人能得其妙意者恐已不多。他唱戏、填词，写楹联，鉴赏古字画，看起来都与新文化无关，格式、趣味与革命的文艺也相去甚远。因为闲，便没有火气，保留了士大夫好的传统。一言一行，都有传统里中的真气。有趣的是，张氏不仅闲，还很痴，闲人而又痴情，则有常人不解之处。我们看他的诗文，对古董、旧画、历朝书法，均有心得。尤其言及梨园的旧事，形神兼备，非一般鉴赏家可及。他虽痴情，却不贪恋，能够以远世的态度面对诸多美物，佛家的空无思想也含在其间。故拿得起，放得下。以为一切都转瞬即逝，唯爱在人间，美不被尘世遮掩，则心满意足矣。

    梨园里的气氛里，因为有张伯驹、齐如山这样的文人在，文化的水准便与诗文与哲学齐肩，有了非同寻常的味道。张伯驹对梅兰芳、谭鑫培、余叔岩的理解，是学术的与诗的。他把京剧与佛学，与审美的最高境界连为一体，便知道如何把握其发展的脉络。《红毹纪梦诗注》关于梨园旧事的勾勒，乃民国戏剧史的一页，看出舞台艺术的真谛，那是内在于戏剧美学之间，有圈外之人所不懂的所在。他在其间领悟到凡俗之外的东西，人间的极致之美于此可得一二。《佛学与戏剧》一文就讲到戏剧的审美妙处:

   

     依予研究结果，佛学与戏剧，同是彻底解剖人生，以为积极维持人生永远安宁之工作。佛学以真我置于旁观地位，而以假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戏剧则忘其假我，以真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一为写意，一为写实;一为由原质而生方法，一为由方法而反求原质;一为由高深而趋浅近，一由浅近而入高深。取法不同，归宿则一也。

   

     这分明解释了深浸梨园的原因，不都是简单的观人看事，也是悟道求真的选择。他知道，在一个风云骤变的时代，自己不是改革社会的人物，但却可以找到安顿自己的生命之所。新的事物可以存放自己与否，不得而知，但过往的文明里有这样的遗存是无疑的。他对古代文物、宗教、文学，都有心得，其诗文出笔不凡，有超俗的境界。在他那里，几千年的文明系于一身，古风纯而秀美，似乎也染透了心绪，就有了几多奇音。

    在中国，一个人的学问如何，看他对美术的理解，对诗词的体悟，对佛教的认识，便可知道大概。张氏解析历史遗物，好奇心里有生命的温度，能够驻足于文明里的闪亮之地，历史遗产与其生命已经息息相关。他以这样的心境进入梨园，舞榭楼台，就多了诗心和快意。

    这样一个心怀天下、颇有爱意的人，却一直在厄运之间，说起来是一个悲剧。早年遭兵匪之患，晚年划为右派，流放到东北，所牵连的人事与文事非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但也恰恰因此，他对历史与文明的认识，则有切肤之痛。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不应当做些什么。我想，靳飞作此书，便在于其内在的感动吧。

    五四之后，新文人吐故纳新，有诸多佳作问世，遂引领着社会风潮。像张伯驹这样的人物，看到了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以为文化的革命，则应小心谨慎，不可把文化的遗产简单视之。我们看他论述戏剧与革命的文章，则可以感到，他是有济世之心的人，主张文化里的静的一面。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动的一面甚多，忘记了文化的安静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气，在于超时空里的安静。古老的遗存定格在生命深处，外面的风雨如何变动，均不能撼摇其本性。于是在晦暗之地有奇光闪烁;于风雨之夜能有安定之所。张伯驹的文化理念，其实并非落伍者的选择，至今想来，那温润的词语与旷达的情怀，岂不正是今人所需要滋润者?旧的戏文与辞章，乃几代人精神的积淀，是粗糙生活的点缀，也系由无趣进入有趣的入口。张伯驹深味我们的时代缺少什么，于是苦苦寻梦，且与世风相左，那恰是他不凡的地方。

    我注意到，他平生留下的文字不多，除《红毹纪梦诗注》外，还有《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话》《丛碧词定稿》《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等。年谱据此发现了许多生平史料，眼光是中正的。我于此看到其知识结构，觉得那一代人的杂学里，有文化中最美的元素，这些在如今的文学学科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小道。但其实我们细细查看，则有文史里贵重的存在。我们从中所得的，是在新文学里所无的东西。比如他的书画题跋，几乎篇篇都好。所谈的名画、名人笔记，鉴赏的深度外，还有知识的趣味。明清之后，士大夫喜欢写短的书话，从钱牧斋到纪晓岚，从知堂到黄裳，写过许多美文。张伯驹与他们不同，他写的文字，都与实物有关。从古人的遗迹里，摸索历史线索，又谈及思想与诗趣，就没有空泛的感觉。文明在他眼里，是形象可感的存在，触摸到的文与画，可激发我们对遗产的爱意。所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复赞》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均为国宝，都捐给了国家。言及这些作品时，鉴赏的眼光独特，有了诸多妙文。他在谈论书画的题跋里，常能道出原委，又点明真伪，于线条色彩与气势间，揣摩古人心境。比如在《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就说:

   

    太白墨迹世所罕见，《宣和书谱》载有《乘兴踏月》一帖。此卷后有瘦金书，未必为徽宗书。余曾见太白摩崖字，与是帖笔势同。以时代论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墨缘汇观》断为真迹，或亦有据。按《绛帖》有太白书，一望而知为伪迹，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另宋缂丝兰花包首亦极精美。

   

     文字老到而有见识，乃鉴赏家的妙笔。他对民间流传的艺术品，多有警觉。知道什么是赝品，什么是杰作。现在从事文物鉴定的人，多不会写文章，有语言功底者不多。而他笔锋从容明快，如久历沧桑者的独语，文人雅事，悉入笔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对其遗文，只有佩服。

    从年谱的资料和《张伯驹集》看，他是个很通达、幽默的人。既能够写出词学研究的妙文，又能记艺林俗事，于正史之外得到启悟。我喜欢他那些关于文坛掌故的文章，印象是比郑逸梅的艺林闲话不差，《世说新语》的智慧也常出现在笔下。有趣的是他对伪道学的态度，那看法与太炎先生的观点颇为接近。《道学先生》一文讽刺朱熹以来迂腐的文人荒谬之迹，六朝人的笔触历历可见。他对民国往事的勾勒，雅音有之，闲笔亦多。比如《职官考》，写民国官制的可笑，参之民间笑话，批评的眼光与新式文人很是接近。张伯驹在述往的文字里，能够跳将出来，以历史的眼光反观旧物，又有批判的精神，则是旧式士大夫少见的风采。我们从他欣赏章太炎、黄侃、吴承仕的行迹里，读出旧文人气里的忤逆精神。他在新旧之间的选择，原也复杂得很。

    这样的文人，我们过去统统把他们归为旧式的遗老，其实是一种误解。新文学史不太讲这类人的文字，就遗漏了民国文化的一道重彩。我这代人，受到“文革”的影响，对张伯驹这类旧派人物，多有隔膜。旧戏、旧事、旧画，都视为废物，不敬的地方很多。我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与历史的旧物接触，发现自己竟是艺术的盲人，对许多遗产均很无知。再后来读到那些被打倒的文人的旧作，有许多的高明之处，遂叹近代革命的残酷。中国社会的悲剧，在于对文化的破坏未曾间断。而历史的精妙之所，常常在那些喜静的文人之中，他们倒是延续了民族的精神火种。张伯驹保存的字画，均系国宝，价值连城的。官方所忽视、蔑视的遗存，他却以性命存之，成了历史的佳话。

    年谱所谈的话题颇多。作者旁征博引，虽只列资料，而臧否之意存焉。我看这部年谱，对晚清的一类知识群落有了兴趣。这个群落，过去被视为遗老者而鲜谈，但他们的存在，对旧的遗产的存在，真的重要。张伯驹与张大千、齐白石、梅兰芳、尚小云、余叔岩均有深交，而和晚清学界闻人也有接触。政治界的人物袁世凯、张作霖与其有缘，后来和周恩来、陈毅的关系亦很不浅。在这个关系网里，他情之所系者，非世道功名，而是纯美的精神。我们读他的诗文，便可见其素朴生活里的非同寻常的一面。

    因为不懂梨园的历史，我对此年谱的许多地方无从判断。但感动我的是作者的善心。靳飞写这部年谱，含着他的寄托。写此书，有他的情结。作者久在梨园，且广涉民间文艺，通京都旧俗，写起来就有会心之处，每每有惊人之思跳出。因崇仰而寻觅，为梦想而成诗，就没有了功利之心。似乎也与其生命的存在有关，说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青年时代便与京城文化老人交往，除梨园界外，出版界、作家圈子亦多忘年之交。但其用力最久的却是这部著作。我想，张伯驹之于靳飞，大概是鲁迅之于胡风，知堂之于废名，乃一种传统的延伸。靳飞是梨园界的名人，扮演的也像张伯驹当年的角色。比如他打造的中日版昆曲《牡丹亭》，引进日本的花道、香道，向日本推介胡文阁、谭正岩等名伶，均功不可没。而靳氏还醉心于旧的诗文，喜谈文物与历史掌故，均有民国文人的意思。张伯驹在许多方面，都是他的前导。谁说著书立说者，不是借着古人之镜而照着自己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谱》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像资料，重要的是一位后学寻梦的心影。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代人的对白，那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交流。有默契，有呼应，也有嗟叹。年谱的写作，以不动声色而让人泪下者，乃高明的文本。这固然有传主的魅力所在，也系编者的推演所致。我在此读出我们文明里最黯淡也最性灵的一页。才知道，过往的时光里，有诸多我所不识、不解的人物，而这些已经成了广陵散般的存在，不可复制了。想到此，便感到黯然，惆怅顿生。五四之后，学界把文学化为新旧两营，界限分明，不知道新中有旧，旧中含新，革命成功后文化理路越发单一了。靳飞是个复兴旧梦的人，其文字有追寻旧梦的渴念。这虽然不免有点堂吉诃德的样子，但他的大爱精神，就这样与张伯驹的遗产重叠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