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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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

时间：2014-01-28   来源：中国新闻网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 　　一个普通人，在文革中做出了一件并不惊天动地、却勇气非凡的举动，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你永远可以选择 　　张静芬老师今年80岁。她和老伴儿住在北京南城的一套单元房中，像北京的数百万退休老人一样，过着安静的晚年。 　　张静芬的经历很简单。1951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了师大女附中当老师，教历史和语文。她一生只在这一个单位工作过，一干就是近40年，直到1988年从学校退休。如今，她每天读报，遛弯，带孙儿，宁静平和。她不想生活再被打扰。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这是第一份记录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 　　多年之后，王晶垚写道：“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就是张静芬。 　　对于这一惊世之举，张静芬自己却从未谈起。因为，“那些事做完了就过去了”。经过再三努力，她才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是她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觉得没有反革命” 　　张静芬刚进师大女附中那年，才21岁，是大学实习到这里讲课后，被校长点名留下的。 　　她对这个学校充满好感。 　　师大女附中原来就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女中，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延安的育才学校女生部与其合并，这里成为北京最好的女中。学校不但出了一大批女科学家、女艺术家等名人，而且是那个年代高级干部的女儿们聚集之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都曾在此就读。用一位校友的话说，这里“部长的女儿是大把抓”。 　　在张静芬的印象中，这里的女教师们，个个爱岗敬业，水平一流，其中不乏为了事业选择独身主义的。 　　对于从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她的印象也非常好。她记得有一次在教室外看见后来当上副校长的胡志涛。“短发，很精神，穿着列宁服，我想这就是老干部了……两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 　　当时的卞仲耘，刚从解放区过来，还只是教导员。张静芬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有一次开会看见她。“很漂亮的，长得好像薛宝钗似的，很美。但是衣服有点邋遢。当时苏灵扬校长就批评她，说你看你的领子后边这么脏，她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我当时心想还有这样的人物啊。” 　　张静芬进师大女附中的时候，很多人都祝贺她，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进步很快。张静芬自己也这样觉得。不过，她与学校领导，包括后来当上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没有任何私交。她觉得在这里，凭本事吃饭就行了。 　　“我知道卞校长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人很诚恳。但我不喜欢跟在领导后面拍马屁，我从来不做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凭我的学识，凭我对学生的爱，来做工作就行。人应该光明正大。我也从来不搞小汇报。领导也知道我的水平，也知道交我什么工作都是放心的。”她颇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学校停了课。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副校长、两个教导主任全部被打倒，每天被批斗不止。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似乎身边都是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反革命。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张静芬庆幸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可被“揪出”的小辫子。但是私下里，她对这种革命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所以就是反动分子？这我不明白……我就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反革命。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而且不是一起呆了一年两年了。谁不了解谁啊？人都有缺点，但决不是反革命。”张静芬说。 　　在卞仲耘死的前几天，张静芬就发现，她两眼发直，谁都不理了。“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碰见她，她在洗手。我也赶快过去，好跟她说句话。我想告诉她，你不要负担很重，大家都是理解你的。我刚过去，她转身就走了。这时又有人推门进来，也不便说什么了。” 　　 “听到卞仲耘死讯：“屋里静极了” 　　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令师大女附中的许多师生终身难忘。张静芬也同样刻骨铭心。 　　“我记得那天天特别热。我们年级组语文老师在二楼的楼上开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大家在办公室里学文件，‘最高指示’什么的。听见楼下挺乱的，很嘈杂，从窗户往下看，后操场有学生弄个大筐，里面装了黄土，让卞仲耘这些‘黑帮’抬黄土。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字纸篓。然后又让她们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把，当当当地敲。他们身上都贴满大字报，都是一条一条的。上面写着‘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帮，你是反动派啊，不老实交代就如何啊。还被泼了好多墨水。还让他们唱‘黑帮歌’。有学生拥着，这些学生我也不认识……” 　　张静芬并没有亲眼看到卞仲耘是怎么被学生打死的。“我后来听到的说法，是说胡志涛挨打最厉害，因为她抗拒，她同红卫兵辩论。但胡志涛年轻身体棒，顶过来了，没伤到要害。而卞仲耘当年已经50岁了，她被击中要害，不知道被谁用棒子打中小脑……” 　　第二天，张静芬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教室里，听到“筹委会”(文革开始后学生成立的取代学校领导班子的组织)的广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当时，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一圈，我们都围坐在那里。屋子里静极了，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惊讶，怎么她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该死，她是反动派；或者说，哎呀太可惜了……没有，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她的，也没有反对她的。” 　　或许，这种静寂，一半出于震惊，一半出于恐惧。 　　“这样做我睡得着觉” 　　当天晚上，张静芬彻夜难眠。 　　“我哭了一晚上。后来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卞仲耘她到底有什么罪？她有什么错误？国家有宪法，怎能这样把人整死啊！我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她带着她最小的女儿四宝从我家门口走过的情景，现在这可爱的孩子就没有母亲了。多么惨绝人寰啊！现在和卞校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不可能再与她交流了，我决定给她的爱人老王写封信。实际上这就是写给卞校长的信……” 　　时隔40多年，提起当年的情景，张静芬的眼泪仍然慢慢渗出，浸湿了她布满皱纹的眼窝。 　　这封信写道：“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 　　落款是：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为了防止别人认出笔迹，张静芬是用左手写的信。她还特意戴了手套，不留指纹。“我这也是从电影里学的。”张静芬笑言。 　　这封信被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投进邮筒，寄往了卞仲耘的家。 　　8月9日中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收到了这封匿名信。44年过去了，他一直珍重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 　　“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王晶垚后来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卞仲耘遇害后的几天里，到卞家来的人相当混杂。匿名信差点走漏风声。 　　王晶垚记得，过了不久，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方面来了一个人，追查是不是有这样一封信。他坚决否认，咬定没有此信。 　　“当时追查的人也没问下去。可能与这是学生打死校长的第一个案件有关。如果事情再晚一点，也可能就会不同，他们可能会凶狠地一直追查下去的。”王晶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静芬后来在学校里看到一张大字报，贴在锅炉房，上面写着：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非常复杂的，要不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为卞仲耘之死喊冤叫屈呢？她心想：这封信是不是已经被查出来了？ 　　“你当时心里有没有害怕？” 　　“我不害怕。就算你查出来，我也没事，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么多年我在学校谁不认识我？大家这么多年都对我很好。我心里很坦然，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这样做我睡得着觉。”张静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她们自己会受良心的责备的” 　　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决定一起，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当然，那时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张静芬最终是如何被找出来的呢？ 　　学校一开始曾怀疑另有其人。“我那时听说他们认为信是一个姓陈的老师写的，我心里觉得好笑。”张静芬回忆说，“他当时还在挨整呢！他哪有这个胆量？” 　　从信的笔迹上看，大家认不出是谁写的。后来，学校找来了管人事的干部，人事干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认出，“这是张静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没有写‘怪字’，我觉得如果信封上也写‘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吗？反而就把这信给抄走了。”张静芬承认。 　　这位当时30多岁的女教师，一边戴手套掩盖自己的指纹、用左手写信以防暴露笔迹，一边却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实笔体——她真不知道，她曾经跟怎样巨大的危险擦身而过。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一些冤案错案已经开始在内部平反了。张静芬的“暴露”才没有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真不知道她当时是这样写的信，这简直人命攸关！”张静芬的老伴说。“你如果知道，会阻止她写吗？”“至少也得伪装得好一点啊！” 　　“我是觉得我只有写了这信心里才安一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张静芬说，“她与我没有什么私交，也没有特别有恩于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领导和同事，我应该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记得当年给学生讲过文天祥《正气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张静芬一直以她的学校为荣。“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等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句话。” 　　张静芬记得，有一年，当国家说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时，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都报名地质专业的院校。“她们多么地爱国啊！” 　　但是，这样爱国的优秀女生，为什么到了文革中会爆发出那样野蛮残忍的兽性？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张静芬没法理解，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教育下长大的少女们，从革命者到害人者，转变得如此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