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蒙：“乡村”的教育与“教育”的乡村

教师之友网

高蒙：“乡村”的教育与“教育”的乡村


● 高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二战后的美国、日本都是依托教育增强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如今中国的GDP已坐了世界第二的位子，可令人堪忧的是，与教育投入不成比例，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小国。教育公平、区域均衡是近些年被屡屡提及的话题，而乡村与城市相比，一个更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乡村教育中仍处于窘境，差距悬殊，对乡村教育的投入经费不足，资源分配不平等。教育的载体——教科书以及相应的考试制度，也使乡村教育处于一个不利位置。这不仅制约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乡村教育到底要向何处去？
　　
　　 “教育”在乡村中
　　
　　乡村总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乡村教育总是处于被人忽略的位置，我们曾消灭了三座大山，不知何时，“上学难”又与“住房难”、“看病难”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尤其是西部地区，来自中央党校课题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农村教育“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学者钱理群十年前北大退休，后便以各种形式介入到中学语文教育中来，写书、编书、回母校亲自上课，在为《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一书所做的序《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中，他说：我们总是在夸耀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且不说这是一个虚数，水数，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15%的人口——大约为1 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地区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
　　其实，在报纸、书刊、电视等媒介上，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场景：崇山峻岭中，孩子们背着个硕大的书包艰难地“长征”在崎岖的小路上，一会儿攀铁索，一会儿爬天梯，几经辗转，终于来到简陋的所谓的学校。甚而至于，教室窗玻璃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小也么小二郎，背着书桌上学堂。”——当然，这种场景更常见于中西部地区。近几年频发的校车事故，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上学路”之难的问题。就笔者而言，也来自农村。我是九十年代初在我们那个农村读完初中的，虽质量不高，毕竟还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如今初中没了，就连小学也没了。原因说是资源整合，村里的学校合并到五十里地之外的镇上去了。可怜的小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上学真就成了头等大事，总不至于让小孩子一天书也不念吧。而实际上，孩子今天缺课明天旷课，念不到几年，小学都念不完，就算毕业了。就这样造就了新时代的“小文盲”，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这是谁的悲哀？不要说不如我小时候的那个八十年代，父母说，连五六十年代都不如了。如此的下一代，还有希望吗？还有未来吗？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左右，这之中，也许就有未来的总理。倒推现在城里人的三代、四代，有多少不是农村的？由于乡村教育的落后、缺失，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提早退出学校辍学，不想上学——因对就业的迷茫放弃高考。这也是近几年高考人数的锐减的一个原因，这也就不难解释高校中农村生源为何比例小了。穷孩子没有了春天，寒门子弟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小学都上不起，你还指望什么大学农村孩子多？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最新的一组数据，北大2013级农村的学生比例为14.2%。《南风窗》主笔李北方说：“就是这个14.2%，已经比上一年高1.7个百分点了。”日前在中山大学举行的“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通过对北京、西部等一些省市的高校招生数据分析，教育专家们认为，寒门难出贵子，上一般大学的比例上升，上重点大学比例下降，全国985工程高校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前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12月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坦承，“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孩子的入学、升学问题也日渐突出。空间的位移，并不能改变“乡村”的本色。城市打工子弟校被以各种理由关闭，打工子弟的孩子因此失学。尽管有“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的保证，而“五证”——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已将孩子们拒在了校门之外。《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竟也成了一纸空文。2014年北京市高考首次对非京籍学生开放，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不含补缴)”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在京高考。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了悬浮于城市上空的乡下人，这不仅让人想起“两会代表”、地产大鳄的“豪言”：你穷，你为什么还考大学？你穷，你为什么还呆在城里？
　　就这样，孩子上不起学，不想上学，过早地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荡——打工来到城市，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社会关系又没有，生存艰难，而后回到农村，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受城市的诱惑，他们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由此带来种种隐患，近几年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现状堪忧。“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形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张玉林：《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和出路》）。孩子的潜能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却被压制在底层，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一个严重的人才资源的浪费。
　　
　　“乡村” 在教育中
　　
　　正如国家、法律是有阶级性的一样，教育也是有阶级性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扬认为，学校知识是一种意识形态，学校课程无疑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映照。教科书作为教育的主要载体和学习的重要资源，无疑承载着重要的教化功能，首当其冲成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面镜子、社会强势群体的代言人。美国学者迈克尔•阿普尔说：“教育已经被深深地政治化，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的结果，他们努力使他们的知识合法化。保护或增强他们的社会的活动模式以及增强他们在大的社会舞台上的力量。”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他指出，课程知识与意识形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课程不是中立与客观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 “乡村” 在教育中所处的地位，通过教科书就能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也是“教育”在乡村中的弱势地位的现实反映。乡村与城市的差别，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空间差别，更是精神、思想及价值观上的差别。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城市的话语权、城市的霸权显露无疑，使得“乡村”在教科书中也处于边缘化位置。首先，在数量上，有关农村题材的篇目偏少，而有关城市题材的篇目占有较大的比重。其次，在对农村内容的描写上，有多篇的反映古代社会的、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的及外国乡村社会的。对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乡村社会的书写，也仅仅停留在与后三十年对照所形成的“苦难”的记忆上。第三、在语言选择上，按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教科书中所采用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学习的精致语言编码而不是农村孩子学习的大众语言编码。第四、在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取向上，对城市充满了讴歌和赞美，生活富足，交通便利，文明和谐。而一提及乡村，总要与贫穷、落后、闭塞、野蛮、愚昧、迷信等一些含有贬义的字眼联系起来，仿佛一直如此，几千年来一直如此。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把人类的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即缄默知识两种，他认为，人们在教育活动中要以缄默知识为基础。哈耶克也认为，那种个人意识与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而教科书这种以“城市中心”的取向，对农村孩子的学习都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与障碍，使农村孩子的缄默知识对显性知识的习得起到干扰和阻碍的作用而不是其的“向导”和“主人”。 可悲的厚障壁就在这时产生了。由于“遮蔽”了对乡村社会的真正认识，这就不免给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隔阂，甚至“冰火两重天”。面对“肯德基”、“麦当劳”等字眼，农村孩子一脸茫然与企羡；而城市孩子对农村的贫困，也似乎有“何不食肉糜”之感，流露出不解与不屑。孩子们情感上便对城市充满了憧憬与向往，疏远了厌倦了自己的家乡。
　　其实，通过教科书中课文对乡村的书写，我们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悖论。“还乡”与“留城”，陷入了一个“围城”的困境，一方面是逃离乡村到城市，另一方面却发现在城市无处安放精神、灵魂，就又怀着留恋、渴求的心理寻求回归乡村。一面想回乡村，一面又不愿意再回去，笔者本人也时常面临着这种内心的纠结。留在城里，却又发现居城不易，居“京”更不易。近又有专家出来支招，进入北京要考试了！课文作者是成人，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和世俗的无奈，身心俱惫，便转而求助乡村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乡村便被在笔下美化了，充满了“苦难美学”的味道。谁都希望生活丰裕一点，但假如苦难来临，勇于面对就是，笔法若总是美化，难免给人一种矫情的感觉，造成身体与精神的分离与分裂。以一种“情结”去书写梦幻的乡村，真实的乡村面目就被“遮蔽”了。
　　我们还应看到，除了教科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中心”倾向，另一个更内在的，是在应试教育上。近几年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减负”、 “创新”喊声震天，而实际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一切为了分数，一切为了升学，培养人培养“整个”的人只是口头上。可即便是素质教育，更多是代表了城市教育而非乡村教育的声音，同样一个分数，同样一所大学，乡村学生不知要比城市学生付出多大的辛苦。在生存本身都困难的情况下，再谈什么素质什么全面发展，真乃是不折不扣的奢侈。问题还在于，凭什么会弹钢琴是素质，锄禾挑土就不是呢？这又是寒门子弟难上一线大学的一个原因。
　　
　　乡村教育的出路
　　
　　顾名思义，“乡村教育”是由“乡村”和“教育”这两个词组成，乡村教育的出路，当然首先是乡村的出路。乡村要向何处去？显而易见，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着富足与穷困、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城乡二元”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村的发展是去农村化，农民去农民化。我们看到，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下，全国各地的乡村都在“沦陷”。欧洲的工业化进行得早，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侵蚀所带来的阵痛不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出版于1973年的瑞士著名绘本画家约克•米勒的《变动中的乡村》，则以图画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变迁。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孟德拉斯就为法国作出“农民的终结”的断言。当然，我们不能一味沉浸在诗人、文学家怀旧、还乡命题的忧伤中，我们要的是该如何看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
　　平心而论，最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的确使农村的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观，但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城乡依旧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远远没有受到公平、平等对待。仍旧结合笔者而言。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对我的故乡作出描述、评价。至少房子越来越漂亮了，红砖红瓦，宽敞明亮。吃、穿、用等方面，也较以前有较大的改善，尽管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有一定距离。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若看不到精神的丰盈，乃是“贫穷的富饶”、“繁荣的废墟”！ 乡村发展，乡村重建，不光从经济层面，更把文化、教育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要改变“教育”在乡村中的窘境。罗尔斯说评价一个社会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况最差的成员，同样，评价教育也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况最差的成员。乡村教育要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给乡村教育以较大的资金投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
　　乡村的发展、建设，不但要使乡村成为城市的人才输送基地，更应成为吸纳人才的蓄水池。要使乡村要提供充分的学习、就业机会，而不是鲤鱼跳农门，出去一个就一去不复返了。“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终于上了大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吸引不了人才回来，于是就愈加困窘。鼓励大学生乡下扎根，就要改变“沦陷”的农村的凋敝的现实。2011年在近10万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现一篇满分作文，这也是2006年以来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满分作文。据说这篇文章在阅卷中心组里被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有些专家当场被感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给这篇文章满分。考生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 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我不知道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否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在回答，但我希望这是自己的内心想法，我想两年后她毕业能兑现她当初的诺言。在“还乡”与“留城”之间，小姑娘能自由地作出“还乡”的选择。在乡村能有一份适合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融入到乡村社会。
　　还有，要改变“乡村”在教育中的窘境，要改变教科书中和考试中的“城市取向”。时下热烈讨论的关于弱化英语的学习，不管其动机如何，就农村孩子而言，是一大利好消息。此前一些省市已取消了英语听力考试、英语口语测试，最近有媒体报道江苏酝酿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拟取消小高考加分，高考英语将不再计入总分，后虽然江苏方面做了澄清，但是仍被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乡村教育比城市薄弱，农村的英语教育本就比城市更薄弱，这些举措无疑减轻了农村孩子学习的障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要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上得起学，这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关系祖国千秋大业的“中国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涌现出以晏阳初（定县实验）、、陶行知（晓庄学校）、黄炎培、梁漱溟（邹平实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这对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都有值得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