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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王充闾

                                                        

刘继才

（辽宁人民出版社《课外语文》编辑部 辽宁 沈阳 110003）

内容提要 本文第一次从哲学、国学、诗学的向度较为全面地解读王充闾及其散文。由于哲学的思辨已融入王充闾思维，所以他的散文充满了哲理的睿智。作为学者的散文家，其作品几乎无处不闪耀着学术之光。他举重若轻，在似乎不经意的漫笔中，让你感受到震撼。其散文好似清风，把知识之门吹开，让你在快意中感受到学术的清凉，又好似润物无声的细雨带着学术的颗粒，浇灌你的心田。他以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手法写散文，使他的满怀诗情像泉水一样流淌于字里行间，初看似乎看不到诗在何处，而细读则无处不是诗。王充闾之所以能成为散文大家，其原因大约有三个“一”，即一生读书，一怀才情，一场大病。

关键词 王充闾 哲人 学者 诗人 散文家

作者简介 刘继才（1938 --），男，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辽宁人民出版社《课外语文》执行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唐宋文学、中国题画诗研究。出版《唐宋诗词论稿》《中国题画诗发展史》等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论者曾获省、国家优秀图书奖。1997年获教育部曾宪梓教育基金奖。

王充闾是位颇具艺术个性的散文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以极具诗情和思辨的文化历史散文称著于文坛，并随着散文集《春宽梦窄》（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与《沧桑无语》等面世而蜚声长城内外。本文拟从哲学、国学、诗学等向度解读王闾及其散文，并阐述其获取成功的主要因素。

                 一

王充闾是位哲人、思想家。他曾说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要研究哲学。”因此，他对老、庄著作情有独钟，在其散文创作中，鲜明地渗透着老、庄的艺术精神。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培植其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他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成为其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底线。他以庄子的艺术精神解读李白，写出了著名散文《两个李白》。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作者认为，李白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最后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结果“蚌病成珠”，这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历史老翁很会捉弄人，通过揭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背反，和李白开了个大玩笑：本来他志不在于诗文，最后竟以诗仙身份攀上荣誉的巅峰；一心渴望建功立业，偏偏又政坛失意，屡试屡败，直至落拓穷途，跌入人生的谷底。但亏得李白远离魏阙，未得登龙入仕，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虽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的丰姿，但千秋诗苑的青空，则因失去这颗耀眼的明星而变得无边暗淡。那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王充闾不仅中国古典哲学底蕴十分深厚，而且还系统地研读过许多西方哲学名著，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对话》、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卡西尔《人伦》，以及叔本华、海德格尔、尼采、福柯等著名哲学家的作品。哲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更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是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如果说，哲学家一生的活动就是思想，那么，以创作为终身追求的作家，他们的一生活动就应该以一个哲学家的视角去关注人性、人生、人的命运和生存价值。由于哲学的思辨已融入王充闾的诗词、散文等所有创作之中，所以他的散文不仅具有内在的诗性，而且充满了哲学的智慧。

王充闾说：“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安静的灵魂和深刻的思想；高品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理念的导引；那么，对于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写作者，有没有哲学思维，就直接关系到精神产品的思想高度和心灵冲击力、震撼力问题。”（2011年《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所以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知识的演变遵循进化论，而哲学智慧的历史演变，却不是进化论的。古希腊哲学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变成哲学的智慧。王充闾以哲学的智慧写作主要掌握两个要领：一是选择视角，一是提出问题。李泽厚曾说，哲学家只是提供一些观察人生的视角。其实，哲学探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王充闾的散文《换个角度》，就是一篇极富哲思的作品。此文先从成年人与儿童的不同视线高度写起，娓娓道来，有情趣的事例迭出，有哲思的诗词频现，夹叙夹议，较深刻地道出了“相反的事物有同一性、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而思维的多向性，则“是开阔思路、克服直线式、习惯性思维方式的有效途径”的道理，既具哲理性，又有实用性。如果说这篇散文的言理较为显见的话，那么他的《心中的倩影》则有另一种极具情趣的哲学沉思。作者通过作家萧乾在重访旧地时得知自己少年恋人仍健在而不肯见面，以免抹掉彼此心中倩影的故事，感叹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从哲学、科学的角度来探求时间的无限，最后总是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面前惊愕不已，而诗人却能通过无限的想象力和有限的艺术形象，去追求和把握浩渺的时空，在想象中让时间冻结、压缩、延长、超越和倒流。至于他的历史散文《龙墩上的悖论》，更是极富哲理的意味。作者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哲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突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王充闾的纪游散文也同样闪烁着哲学的灵光。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情呈现。王充闾的纪游散文总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的。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全部感情和整体生命。在他的艺术中，哲理追求也往往体现在直觉形式上。或者说，艺术凭借着直觉形式反映哲理追求。这是一种高能效应。它使广大读者从一般欣赏转化为震颤性体验，由具象走向抽象，实现一种明显的理性承载。如他的《读三峡》中的一段：“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年风雨剥蚀，岩石呈现出许多层次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作家进而感慨，“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作品中讲述了与三峡紧密相联的悠悠岁月，从大溪文化讲起，联想到几千年的历史、人物，不惜笔墨，大写特写。通过这样的概括与联想，可以凝聚历史、凝聚哲学、凝聚生活，从而开拓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                                          

二

王充闾是位学者、国学家。他身兼南开大学、辽宁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的教授，并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讲学。他既有学者的身份，又极具学者的素质与学养，但作为以散文名世的作家，其学术思想并不以学术专著呈现，而是体现于学术散文之中，学者笔下的散文几乎无处不闪耀着熠熠的学术之光。在王充闾《淡写流年》散文集中有一篇《忻州说艳》便颇具代表性。此文从金元时期忻州大诗人元好问写起，旁及其美女妹妹，由此引出“忻州出美女”之说。这里的牌坊门额上还赫然写着：“欢迎远道客人来访貂蝉故里”，于是便引起游客关于历史上有无貂蝉之争论。作者引经据典：“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但在唐人李贺诗《吕将军歌》中，确有‘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之句，看来，还是实有其人。”接着又说，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这是指《三国志•魏书》中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中不安。作者认为，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的。关于貂蝉的结局和归宿，作者根据已有的文字资料和民间传说，还概括了五种不同的结果，也颇具说服力。由此观之，这篇散文倒很像一篇考据文章，作者既有对名人故里的访察，又有对人物的评价；既有微观的考证，又有宏观的论析；从历史说到当下，有理有据，洋洋洒洒，不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作者要写的却是一篇忻州之行的游记。既然是散文，作者便运用了散文的笔法，灵活飞动，兴味盎然，一扫一般学术论文的枯燥和沉闷。这便是王充闾学术散文的特点。

再说专著，其《龙墩上的悖论》，与其说是一部历史散文集，不如说是一部中国皇帝的命运史。它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文艺作品刻意美化封建王朝，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的现实，而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从“悖论”这一全新视角，围绕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龙墩上的悖论》这部作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至少有三点：

一是通过对“人的欲望”的阐释，揭示了某种历史规律。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但是，欲望的无限扩张，也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作者以秦始皇、成吉思汗等为例，说明他们的欲望和野心，他们的不择手段，有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查，却又会遭致否定，这正是事功与人性的二律背反。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这并非宣扬暴力和奸雄有理，而是阐明一种历史事实，目的在于揭示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

二是通过对坐龙墩、家天下的阐释，揭示了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性。欲望的最高实现，是夺取天下，当皇帝。但是夺取天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残酷的撕杀和血泪交流，然而维护家天下的过程，更是充满的权谋的较量和无数的明争暗斗。作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为此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两个皇帝是赵匡胤和朱元璋。并通过对他们的剖析阐明：自从皇权世袭这一国家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三是通过对封建王朝递嬗中文化传承与知识分子地位的阐释，揭示了社会文化的创造者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论，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地作反向转化，从而使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恰同原初的愿望相反。作者以清王朝为例说明征服者曾认识到：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清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以爵禄为诱饵，通过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作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王充闾这类散文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重新解读，展开多视角、多侧面的剖析，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力求达到历史文化认知应有的深度和较强的审美效果。他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这样，就使散文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反思意味，产生人文批判的效果，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这样的历史散文比起某些历史专著所阐述的理论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然而，它举重若轻，在似乎并不经意的漫笔中，让你感受到震撼。它好似清风，把知识之门吹开，让你在快意中感受学术的清凉；它好似润物细无声的小雨带着学术的颗粒，浇灌你的心田；它又好似一位讲古的老人，把深奥的哲理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让你既便于接受，又受到启迪。

王充闾文化散文的学术价值，则体现在为文化赋值上，即把人类的文化成果尽可能地渗透到、融合到各项事物的内质中去，使其增值，或者说，把其中的文化蕴含充分地挖掘出来，使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环境中，随时随地都能品味到文化的蕴含，饱享文化的滋养。其名作《祁连雪》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三

王充闾是位诗人。他自幼诵诗、写诗，先后有《鸿爪春泥》《蘧庐吟草》等诗集问世。对于他的诗词，学界和诗坛都有很高的评价，并有评论专集《王充闾诗词创作论集》出版。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他的诗词与散文创作的关系。王充闾的诗词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抒情类，写亲情、友情和乡情；二是侧重于写景类，写中外山水名胜、田园风光等；三是志贺类，这是他作为名人、官员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从传统诗歌看，他的诗词也不外情、景、理三要素。而写景诗，往往既情景交融，又寓理于景，将情、景、理融为一体。王充闾的诗词写景最多，也最具特点。古今中外，写景诗歌多得不可胜数，如何另辟蹊径，写出自己的风格，殊为不易。王充闾的景物诗往往使心源与造化合一，客观自然景物与主观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景物都化为象征形象。吴欢章曾评价说：“他这些写景诗之所以惹人喜爱，是因为有一股真情倾注于其中，他笔下的景物总是浸润着个性化的色泽。‘情景交融’是对景物描写的一般赞语，然而王充闾的写景诗的可贵之处，是他以情写景总是那么贴切，那么朴素自然，就像他所说的‘翕张舒卷任天真’（《鸿爪春泥•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许多诗有时像微风拂过，给人以丝丝抚慰，如《写怀寄友》；有时像白云飘过，让你气定神闲，如《棋盘山水库即景》；有时像薄雾轻纱，让你迷离恍惚，但当你定下神来，会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如《雨中登凤凰山》；有时心潮涌动，似惊涛骇浪，令人有震天撼地之感，如《登辽宁彩电塔》就是代表作之一。但是，在王充闾诗词中却很少有剑拔弩张之作，即使像《瀑布》这样的诗，也不写其飞流直下，而是从“不解染嚣尘”着笔，写其“漫曳柔纱”之态。因此，含蓄凝重，当是其诗词的主要风格。

王充闾以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手法写散文使他的满怀诗情像泉水一样流淌于字里行间，初看似乎看不到诗在何处，而细读则无处不是诗。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浓郁的抒情性与细节的象征性相融合，如写萧红的《青天一缕霞》就是诗一般的大写意作品。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她像白云样飘荡无依，很快就飘得无影无踪。其本身就是一首哀婉动人的诗，所以写萧红应该诗意化一些，空灵一些。于是文章的一开头就有大段的抒情和细节描写：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溶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

二是诗意的抒写与哲理的沉思相融合，这类散文亦诗亦画，亦情亦理，哪是抒情哪是言理，几不可分。如他的记事散文《冰原上的盛会》，是写吉林松原市查干湖捕鱼节的。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以抒情笔调揭示这次活动的意义、价值：

这里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欢呼笑语、歌鼓喧阗的世界。这种劳动中歌舞、丰收时庆祝的美学意义，是在浩大的时空中，通过一个个劳动者的体温与脉搏展现了自古迄今的无穷的生命活力。这里多的是粗犷而真实的历史遗存，无须借助于深邃、高超的理念，也用不着附加什么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表面上看，这荒寒的角落，似乎是被诗意与哲学遗忘了，其实质却蕴涵着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回归与生命还乡，攒集了太多的心理文化和哲学命题。

三是叙事与诗词的引入相融合，由于王充闾背诵过大量古诗词，所以写散文诗时，不仅常常以诗词名句为题目，而且在文中也随处可见佳联名句，穿插其中，恰到好处，诗与文浑不可分。并且，王充闾的散文不仅诗情与文意相融，而且他自己的诗词也与散文相合，或在开头时以一首或一句诗作引，或在结尾时，意犹未尽，再吟诗一首，有时在文中也会口占绝句一二首。但是散文与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说散文在骨子里仍然是诗的话，那么在表现形式上，特别是在语言运用上同中之异更多，要求也更高，并且每种诗体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诗人下笔要多推敲，正所谓“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这种在诗词创作上养成的字斟句酌的习惯，用到散文上，便使王充闾的散文具有一般散文难以企及的艺术造诣。

王充闾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文化名人，其原因概括地说大约有三个“一”，即一生读书，一怀才情，一场大病。

王充闾说：“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淡写流年》211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在卧病期间，他想得比较多的是，一旦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自己那一两万册图书该如何处置，唯恐它们成了“可怜的流浪儿”。他对书的痴情，真令人动容。

王充闾六岁入师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入手，接下来读“四书五经”，尔后是左史庄骚、《昭明文选》、袁王《纲鉴》、《古唐诗合解》，等等。整整读了八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根基。但是王充闾并不满足于此，他也同时看到了国学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表现为对头脑的禁锢、思维的束缚、视阈的限制；其二，按照人文科学、人文精神来衡量，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除了中国传统的东西，域外的新知了解甚少，呈现一种“偏枯”状态。为此，他除了投身社会实践外，还努力研习新知，弥补阙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研读西方文史哲书籍。他学以致用，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过去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有时又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便解释不通。后来他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恩格斯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由此而产生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

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也使他获益非浅。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活在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种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钱锺书也曾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史家追叙一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一端。”

（《管锥篇》第一卷16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因此，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他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即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一个人一生饱读诗书，即使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哲学家，也不定就会成为杰出散文家。其中的关键还要有一怀才情。

所谓“才情”，当包括“才”和“情”两方面内容。这里的“才”，主要指天才、天分、天资等，十分重要。古人说“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清代的袁枚则强调才分、天分，他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强调读万卷书，是欲助其神气，而不是以书卷代替灵性，所谓“役使万卷书，不汩方寸灵”。赵翼与袁枚虽同属于性灵派，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人的看法。他论“才”往往与“气”联系起来，标举为“才气”。“气”需要养，孟子就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说明赵翼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后天的培养、提高，客观的磨练。他提倡“豪健之气”，向往一种真善、刚正的人格力量。他说：“由来艺事妙，正以人品传。设令有市心，画已不值钱。”这是对袁枚主张的一种很好补充。

“情”，当指真性情、激情、情趣等。其中是否有真性情最为重要，因为有了真情性，自然也就有了个性，其文章也就有了特点，而不至于千篇一律。情趣是和性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健康、闲适、平和的心态也有直接关系。一个人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没有丝毫灵气，是没办法写出富有情趣的诗文的。有些人整天处在浮躁之中，陷身于红尘十丈，利欲薰心，锱铢必较，心理素质不佳，也不可能充满情趣。对于作家来说，感情与感悟是缺一不可的。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便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但有了真情实感并不等于就有了艺术，而作家的感悟，特别是妙悟更为重要。生命体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直观性，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一个是超越性，生存苦难、精神困惑等体验活动要转化为艺术感觉，还需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灵性的艺术世界。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家与平庸的艺匠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备这种超越性的感悟。王充闾的许多散文，如《终古凝眉》《一夜芳邻》《青天一缕霞》等，就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作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高妙的境界。

王充闾的一怀才情除了来自读书外，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还和先天的悟性、后天的心性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虽无过目不忘之天赋，但以自幼养成的“童子功”刻苦学习，博学强记，也具有超常的才能。他平时旷怀达观，不为外物所扰；而一旦思与景谐，触发灵感，又激情四射，笔墨飞扬。因此，他的散文充满了才气和真情，绝无矫柔造作之笔。

如果说一生读书是王充闾成为散文大家的基础，而一怀才能是他化茧成蝶的条件，那么一场大病则是使他顿悟，从而迸发创造力的契机。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而苦难、病患往往是许多天才人物自我反省的机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以及创造的甜美，奋斗的艰辛。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而苦难、病残这些人间的不幸，往往能给五味人生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这一切既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有助于作家迸发出创造的活力。

王充闾年轻时得过肺结核病，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不得不开刀、住院治疗。这场大病，虽然使他一度跌进痛苦的深渊，但却使他更深悟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病床也是大学校。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说：“只有死才能使人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死亡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无情的选择，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发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惧、悲伤的实质，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这是重新审视生命的一种“惊蛰”。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盲姑娘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命题，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死亡，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其实，不必死生契阔，只要在病床被抢救几次，他就会领悟到平时难以获得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一种穿透功能与原创功能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佛学称之为感悟。它介于感性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是联结理论与材料的心性桥梁。王充闾在病后曾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史铁生为例，说明他们的艺术感悟都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或为死刑、流放的苦难，或为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感应能力，增长了彻悟人生、咀嚼命运的智能。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内在情感，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在哲学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完全属于他们个人，都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这些感悟，自然也是王充闾的切身感受。这场大病，使他在生命的道路上，不仅经受生死考验，而且由顿悟而得到新的收获和新的超越。因此，王充闾的所有成名之作都出现在他一场大病痊愈之后，并非偶然。现在，他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愈老愈健，杰作迭出，可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先后出版了爱情系列、友情系列、帝王系列、知识分子系列以及人性纠葛系列等颇有影响的力作。

当下，一生读书的人很多，但读过八年师塾的人却很少，而读过师塾又精读西方名著、中西融通的人则更少；世间，有一怀才情的人很多，但将才情用到做学问上的人却很少，而集中用到散文创作上的人则更少；同样，古今患过危及生命重病的人也很多，但能健康地存活下来的人却很少，而活下来不消极、不颓唐反而达到新的飞跃的人则更少。这三个“更少”，便是王充闾成为文坛上少见的大师级散文家的条件和契机。

(《渤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