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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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原载《未来教育家》2014年1月号）

特别访谈：

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
主题策划=刘堂江    文字整理=陈盼

（此次特别访谈的内容来源于《未来教育家》和北京大兴教委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小学校长（园长）校长的教师领导力高峰论坛暨北京市大兴区第十二届校长教育思想论坛”）



刘堂江（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未来教育家》总编辑）：
“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在冬日暖阳胜似春光的美好时节，我们隆重邀请到了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三位重量级嘉宾出席今天的“特别访谈”。首先，请允许我按照曾经采访他们的先后顺序来一一介绍。
这位是1990年的金秋10月，我采访的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魏书生起立致意，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是1993年的人间四月天，我采访的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冯恩洪起立致意，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是1999年夏花灿放的5月，我采访的山东省潍坊市高密一中校长李希贵；（李希贵起立致意，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堂江：今天访谈的主题是：“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三座高峰”。我和三位校长都是老朋友了，相识的时间分别是23年、20年和14年。虽然是老朋友，但今天咱们是“同台竞技”，我就要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三位对自己的“教育家”身份认同度如何？即今天咱们当着这么多同行的面，我称呼你们三位是“著名教育家”，你们敢不敢答应？
（空气有些许紧张，静场片刻……）
李希贵：我先表态“不敢答应”。说句玩笑话，从小到大我是听着魏老师的报告和冯老师的讲话变老的，现在他们两人都还在犹豫，那我肯定不敢。虽然“教育家”这一概念现在有些泛化了，但在我心里，对这一称谓的定位还是很高的。教育家不仅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像我这样一会儿从冯老师天上扯一块，一会儿从魏老师地上抓一把，哪儿能是“教育家”呢？
冯恩洪：30年前，我下定了一个决心——“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到今天，尽管我同时指导着6个省1344所学校的课堂变革，但是，在我看来，“让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仍然在路上，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之前，我的答案和希贵校长是一样的。
魏书生：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干活的人”。让种地就好好种地，让当工人就好好当工人，让教书就好好教书，从没想过成什么“家”，只想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舞蹈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好像做得稍微出色就可以称得上“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还行，但是从大家对“教育家”定位的角度来看，这个“家”我还不敢当。
刘堂江：实事求是地说，三位谦虚的回答让我有点失望。但正如敢峰先生所言，“按时代和社会需要办教育，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办教育，其中持之以恒、成效卓著、桃李满天下者，不谓教育家也是教育家。” 在我心目当中，我相信在中国基础教育界的大部分同仁心目当中，你们三位就是当代的著名教育家！
（大家用热烈而持续的掌声表示认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勃兴30年。中国教育家成长30年，30年三座高峰。在我采写的名校长当中，魏书生、冯恩洪、李希贵三位，的确可谓“高山仰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座高峰”在这里“同台论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将来会留下有价值的一笔，我有这个自信。
刘堂江：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教育家”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
冯恩洪：在我看来，教育家要心系学生的发展，心系教师的发展，心系自己的发展，进而心系整个教育的发展。
魏书生：请允许我借用温总理说过的一句话：教育家得一辈子从事教育，有教育理想，能够把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天下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并且为了这个理想，长期去坚持，去实践。
李希贵：我想可以从已经被社会认可的那些教育家身上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如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家应该在教育领域里有所建树，有所改变，有所影响。
刘堂江：谢谢！三位的观点，又丰富了“教育家”的内涵。第三个问题，请三位讲讲，在你们的成长轨迹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李希贵：第一个节点，是我刚刚当校长，有机会听了魏书生老师的报告，才知道，班上可以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干”。可惜那时，我已经不当班主任了，所以我把魏老师这种治理班级的思想迁移到学校，让学校的民主氛围更浓厚一些。第二个节点，是我到高密一中当校长，看到《人民教育》上刘堂江老师写的《跨世纪教育工程》，介绍了上海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的改革事迹，我又认识了一个概念：“合格+特长”。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但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去建平中学考察学习。第三个节点是1999年，刘堂江老师领衔到山东潍坊采访高密教育，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通讯《为四十岁做准备》。成为我人生节点的不是这篇报道，而是我送刘老师回京到火车站，临上火车时，他跟我“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离开教育。十几年来，这句话虽然一直“约束”着我，但也一直激励并鞭策着我。
（李校长诙谐的话语引起了现场的笑声和掌声）
魏书生：我的三次节点都与工作的变化有关。18岁的时候，我上山下乡，种了十个月地后，公社看我种得挺好，就让我教书。当时我真没想过教书，也不愿意教，但教后才发现，挺适合，教了两年书就成了“全地区教育战线先进个人”。21岁的时候，组织让我进工厂，我不愿意去，因为那时教书已经教上瘾了。我翻来覆去要求了六年，几经波折又重新回到学校。因为干得好，1986年当了校长，1997年当了局长兼书记，又干了13年。退休后，我仍然在学校，继续和孩子们打交道。
冯恩洪：我的教育人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以前，我做了20年的教师，做了20年的班主任。第二阶段起源于1985年，我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发言，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我被任命为上海市建平中学的校长，继而是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我请辞建平中学校长、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至今。
在这三个阶段中，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件事发生在1993年，当时的建平中学声誉渐起。在那个年代，招生很严苛。有个孩子差了三分，他的家长来找我，谈了两个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中途，我要去洗手间，他去洗手间看了看，确定没有第二扇门，才让我去，然后，还在门口把着，生怕我溜掉。说实话，那天我很恼火，回家带着情绪跟我爱人说了这件事。我爱人很平静地告诉我，如果她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她也会这样做。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对我的教育人生影响也很大。
第二件事发生在两年前，我受重庆市教委委托，担任了60所农村小学软件、硬件同步提升的“领燕工程”的首席专家。一次，我到一所镇上的农村中学听课《幸福在哪里》。老师教得很好，最后五分钟，老师引导学生们寻找身边的幸福，一个女同学的发言让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记忆犹新。她说：“我一岁时妈妈离家出走，七岁时父亲惨死在车轮之下，我和爷爷相依为命到13岁。当我接到初中入学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撒手人寰，我成为南川地地道道无依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因为在学校里、在课堂上是如此的快乐，我每天生活在快乐中，幸福就在我身边。”
我以前不太清楚我在寻找什么，但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渐渐清晰，让我下定决心继续追求“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希望我们的教育能给孤儿也带来幸福和快乐。
（冯校长有些哽咽，现场也为之动容……）
刘堂江：三位校长成长的节点，也可以说就是他们成功的节点。第四个问题，请谈谈你们个人成功的理念、秘诀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
李希贵：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了解成功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一直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有些朋友在网上总结了我的一些做法，他们把这些做法称为我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寻找制高点。仔细想想，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干一行，就要知道这个行当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只要知道哪个地方有经验，哪个地方在某一个领域有改革，我就去学习，这是我的一个特点。第二，善于把其他行业好的经验模式嫁接到学校。是的，我特别喜欢看企业管理的书，因为在我看来，最好的管理不在教育，不在学校，而在竞争激烈的企业。如何把其中适合的部分嫁接到学校，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事情。第三，听不同的声音。我愿意汇聚一些在不同领域有特点、有建树、有个性的朋友，来共同切磋，研究事业发展的方向，听各种声音，使各种观点得以碰撞，最后形成自己的想法。
（掌声……）
冯恩洪：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也许能代表我的性格。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工作之初。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只有19岁。我听的第一次课是上海市两位“超级教师”之一——高润华老师的课。听完课，我悄悄地打听高老师多大年龄，有人告诉我53岁。我清楚地记得，在学习结束谈感受的时候，我说：“苍天作证，大地作证，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作证，本人不到53岁，但在53岁之前，本人的课一定要达到今天高老师的水平！”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确实有些年少轻狂，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我的志向，那就是“当老师就一定要当中国最好的老师”。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0年。6月27号，上海文汇报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探索者的新里程》，介绍了在新旧交替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我的德育改革探索，引发了全国教育界的大讨论。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我就被卷入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从此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每天自学一小时，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昨天晚上。学习让我更加懂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理，最好是一时的现象，更好才是永恒的追求。衡量一名教师是有生长性的，还是涨停版的，有一个鲜明的标志——涨停版的教师喜欢津津乐道，宣扬自己曾经上过的课是多么的卓越；而有生长性的教师，他会永远觉得上过的课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定还存在需要改善的地方。
这两个故事印证了我成长中的三个关键词：目标、读书、反思。
（掌声……）
魏书生：我的关键词就是：一靠民主，二靠科学。
第一是民主。我当老师的时候，在班上总强调互助和商量。为啥，因为我不会教书，所以只有把所有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助手，而我自己也是学生的助手。当了校长后，我跟老师们说，学校是咱们大家的，老师不是给咱打工，咱也不是给老师打工，咱们是一种互助关系。我的职责就是帮着大家谋福利，让老师和学生都活得幸福一点。
第二是科学。科学就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按规律去办事。我干了13年局长兼党委书记，从来没有手机。有人问，那你怎么管教育局？我说科学发展不靠局长管。科学需要大家伙研究自己的县、区域、班级、学科，学习规律是什么？认识规律是什么？计算规律是什么？记忆规律是什么？……研究规律，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制定规矩，定了规矩执行规矩，规矩过时修改规矩，规矩过简细化规矩，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规矩之内人人自由，规矩之上没有权威……大家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魏校长东北快板式的连珠妙语引起大家阵阵掌声……）
刘堂江：谢谢三位淋漓尽致的分享。台上这三位主角，就是三部大书，天天读都读不完。我很惭愧，读了他们十多、二十年，也没有读懂，没有读透，不过也有一些非常肤浅的体会。我认为，魏书生校长的形象特征是：“空灵高远”，他的成功理念是：“民主与科学”，他的成功秘诀是一个字：“悟”。冯恩洪校长的形象特征是：“领异标新”，他的成功理念是：“合格+特长”，他的成功秘诀也是一个字：“奇”。李希贵校长的形象特征是：“根深叶茂”，他的成功理念是：“为40岁做准备”，他的成功秘诀也是一个字：“实”。我请大家来共同探讨，同时也请三位新闻当事人修正。
（掌声雷动……）
刘堂江：第五个问题，教育家成长的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是什么？
魏书生：我认为有三条：一是心静。爱教育，潜心教书育人，不受外界诱惑。我总害怕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世间这么多行业，各行各业都光辉，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干一行爱一行，干好每一行。二是实践。教师的实践必须深入课堂。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位大教育家都是教课教出来的，包括在座的冯校长和李校长。三是有大教育观，善于把自身、家庭、集体、国家，甚至把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从大的方面看人生，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然后脚踏实地从小的方面开始做起。
李希贵：第一，研究古今中外教育家的产生，我们会发现时代和环境尤为重要。第二，我特别同意魏老师的说法，教育家一定是顶天立地的，一方面是和学生的成长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一定和这个民族的命运绑在一起。
冯恩洪：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非常欣赏的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我想，成长的规律，一是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发上等愿，择高处立”，第二要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享下等福，寻平处住”。作为教师，只要有这种精神素养和生活追求，就会看见教育存在的问题，从而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刘堂江：三位的回答太精辟了，这是建立在切身体会基础上的深刻感悟。第六个问题是网友提的：教育家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回望民国时代，陶行知、叶圣陶等一大批教育家涌现。大师云集不应该是偶然的，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适合教育家的成长？
冯恩洪：根据我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很感激国家的政策。当年，作为中央决定的改革开放区，浦东的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上海其他各区的校长们怨声载道会议太多的时候，浦东的校长则是“盼会”。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我问他，对建平发展有哪些要求。他笑着对我说：“以我对建平的熟悉程度，我怎么想也超不过你这位天天都在想的校长。我的责任就是，当建平的发展需要市委市政府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时，我来帮你创造，至于建平校园内的事情，我一概不过问，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浦东先行先试的综合改革实验，包括：1.校长负责制，校长兼任党委书记；2.副校长是校长提名备案制；3.学校机构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一所学校就是管一个人，信人不疑，疑人不聘。我个人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才有可能出有思想的人，进而产生教育家。
李希贵：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为什么不听话的校长往往能办好学校》，觉得不好，想改成《为什么好学校的校长总是不听话》，感觉也不好，所以一直没有成文。
其实，我一直认为，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无论是什么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灵魂”，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
但是，在教育界，对于校长，很多时候大环境使他难以拥有这个特质，我们用一刀切的各种方式来给他带镣铐，上枷锁，使每个校长都变成听话的“执行者”。这个“大环境”并不是指教育部门内部，而是整个社会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再一次强调放权，但是目前，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本身“放权”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最近十几年，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已经被其他部门收走了，人权让给了人社部门，财权让给了财务部门，建设权让给了发改部门。在这种背景下，把“放权”的矛头再指向教育，教育就显得有点可怜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当教育行政部门把这些权力都丢了之后，又在学校进行了新的“搜刮”，把学校剩余的那点权力一收再收，教学进度、课堂模式、学习资料……一层一层“剥”下来，到了校长头上，应该有的权力都没有了。
目前，在教育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容乐观。我认为，要培养出有思想的校长，这些东西都应该“洗洗澡”。
（在座的500多名校长用掌声表示他们深有感触……）
魏书生：我做了13年的一把手局长，对于希贵校长说的这些，深有体会。当然，我总跟校长、老师们说，咱们中国这个管理体制，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改变的，在没有改变之前，我们要善于在有限的空间里把自己的这点活干好，就像高山岩石里的松树，虽然在不如意的环境中，它仍然一年一年地存活下来。
刘堂江：三位校长对营造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绿色生态环境，都提到了一个要素——宽松，确实是一语中的！下面，第七个问题也是网友提的。网友说，你们三位都是语文教师出身，不难发现，很多著名教育家如霍懋征、于漪、李吉林、丁有宽也都是语文教师出身，是不是语文教师更容易成为教育家？对非语文专业的教师，三位有何建议？
李希贵：我觉得教师的成长与学科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能文善讲者，更容易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做法。比如在我们学校，有一大批不会写文章但确实有教育家潜质的老师，在我们与学生眼中，他们就是教育家。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他们没有时间写文章，有些也不太会写文章，还有一些写了文章没有碰到像刘堂江老师这样的伯乐，发表不了，无法传播自己。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干哪个行当，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你就可以对他人、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其他专业的老师首先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其次，也要注重积累，注重写作能力的提升。
冯恩洪：坦白地讲，教育是研究人的，是实现人的发展的，一切文学说到底都是人学，所以这里面有相通之处，但是绝不能由此产生狭隘的解释。建平中学的现任校长——杨振峰校长就是生物老师出身，还有重庆市“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的对象之一，重庆市人和实验学校的秦波老师，就是美术专业出身……所以，正如我们期待教育家从不同学科产生一样，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也正在从不同的课堂里走出。
魏书生：对于语文或非语文学科的教师，我一直提倡，一定要把问题当课程，当课题，去研究，去记录。很多事情不记录，在头脑里印迹就不是很深刻，只有落笔成文，才更严谨，更清晰。
刘堂江：第八个问题，能否为“教育家办学”下一个定义？
李希贵：教育家办学不能等同于校长办学。第八次课程改革后，我们发现，一大批学校开始从课程的开发、课堂教学等方面进行改革，开始了全领域的校本化。这个时候，仅靠校长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无法实现“教育家办学”的梦想。所以，在十一学校，我们这样来定义“教育家办学”：只有当一所学校的大批优秀教师，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和教育家的教育艺术，来推动学校发展，影响学生成长的时候，这所学校才真正实现了“教育家办学”。
冯恩洪：刘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下过定义，我一直都在解释概念。在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接受到了“多元智能”理论，我们注意到肉眼看得到的差异，如同年出生的孩子身高不一样、体重不一样，但是，我们经常忽略肉眼看不到的差异，如他们的学习能力不一样、特长发展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书本一样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让孩子们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所以说，在我看来，能够顺应学生的发展，又能够推动时代发展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办学”。
魏书生：我还是那句话，从没想过成什么“家”，只想着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这会儿来想吧，“教育家办学”就是校长、老师和学生共同寻求心灵深处求真、向善、追寻美的过程。
刘堂江：第九个问题，你们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什么？如果只能保留两个是什么？如果只能保留一个呢？
冯恩洪：上个星期五，我听完了十年中的第4765节课。听了这么多节课后，我认识到，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这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中国现在课堂里普遍存在着两大矛盾。第一是教材相同和学生不同的矛盾。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除了教材外，教学目标是相同的，教学内容是相同的，教学过程是相同的，教学进度是相同的，甚至连教学测评也是相同的。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如何解决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的课堂，仍然是老师讲授、学生单干为主，这样的学习无疑是被动的、低效的。我想引用《教育社会学》这本书概论里的一句话：“全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只有一条——减少讲授，走进合作。”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课堂”，只有调整好了课堂里的这两对关系，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才有可能是高效而快乐的，才有可能办好这所学校。
李希贵：首先我要澄清一个前提，对于一所学校办得好与不好，不同的评价主体也许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学校的看法。如果以这个为前提的话，我想，一所好学校会注重学校中的“关系”，特别是“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同伴关系”是孩子衡量一所学校的最重要的特征。一个孩子到学校里来，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寻找同伴；另一个方面，“师生关系”的主导方是教师，但判定方是学生。所以，从这两个关系延伸出来，一所好学校的核心因素就是“教师”。
魏书生：我要说三个因素。第一，民主。所有的人在学校里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第二，科学。学校有一套符合人成长规律，能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规章制度，大家养成了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好习惯。第三，好的物质条件。
如果只能保留两个的话，我保留前面两个，但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选择。民主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魏校长做疑难状，大家以笑声和掌声回应……）
刘堂江：第十个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校长如何引领教师踏上教育家成长的红地毯？
李希贵：十一学校正在实行一种转型——4100多名学生1960个教学班、一个学生一张课表、取消行政班和班主任。有人问“这样的学校怎么管理”，我回答说“这样的学校没法管理，这样的学校只能靠领导”。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服务，当你为每一个岗位上的老师去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就会有前进的动力，他们就愿意在自己的领域去努力。
在十一学校，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服务官”，如果说有所引领的话，那也不是校长引领，而是文化引领。我到十一学校前三年,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老师们一起探讨学校的文化，梳理学校60年来的成功经验，最后总结出十一学校未来成功的要素和追求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假设，这个行动纲要就成为十一学校的“宪法”，成为大家共同的文化追求。这种集体“股份制”的文化价值观，在引领着十一学校的每一位教师，也引领着校长。所以，在一所学校里，要培养教育家型的教师，仅靠校长的引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学校共同的文化。
冯恩洪：中国的教育幅员辽阔，差异很大，尤其是东西部的教育差距。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仍然处在生存阶段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而言，教育家是阳春白雪，不是下里巴人。在这些地区，我们除了要改变区域学校的经济状况、文化现状，关注教师们的“钱袋”富裕起来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引领教师们的精神成长，让教师的“脑袋”也富裕起来。
（冯校长幽默的比喻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魏书生：我和希贵校长的想法一样，校长引领什么，主要是引领大家享受幸福快乐，让教师教得幸福，让学生学得幸福。我当局长的13年中，年年都印制工作日记本赠送给市直中小学教师。在日记本的页眉上，我印了这么一句话：“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年初是这句话，年末还是这句话，2000年是这句话， 2010年也是这句话。为什么？我是想让大家坚守住这种正能量的价值观，无论学校环境怎么变化，内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深做细，做大做强，这样大家会越来越幸福，学校也会越办越好。
刘堂江：谢谢三位校长，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请三位校长每人说一句话勉励在场的同仁们，也勉励全国的校长和老师们！
冯恩洪：在全国各地走了那么多学校，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要将普通的事情做得不普通，并不困难，一要有激情，二要有智慧，离开了激情，离开了智慧，剩下的就只有平庸了。希望今天参会的校长和老师带着激情，带着智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掌声雷动……）
魏书生：希望每位校长和老师，守住自己内心深处“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那种感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深做细，做大做强，享受到更多做平凡事情的幸福。
（掌声雷动……）
李希贵：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我们每一个管理者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空间，都希望能够自由呼吸。那么同理，在我们“管辖”的范围里，老师和学生更需要自由的呼吸。希望校长们能够天天想着“我们的老师能不能自由呼吸，我们的学生有没有自由呼吸”，然后一点一滴地去解决影响他们自由呼吸的障碍。也许在大家自由呼吸的时候，你也有了一种自由呼吸的快乐。
（掌声雷动……）
刘堂江：谢谢三位校长，谢谢我深深景仰的“三座高峰”。我想用八个字概括我此时的心情，那就是“情义无价，智慧无价”。我再重复一遍，三座高峰“同台论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天这个特别访谈，十问怎样成为教育家？魏书生、冯恩洪、李希贵三位著名教育家的切身感受和真知灼见，相信会给行进在教育家成长和教育家办学路上的同道者以启发。借今天这个平台，我也要说一句话：教师兴，则教育大兴！祝愿各位校长和老师踊跃踏上教育家成长的红地毯，健步登上教育家的神圣殿堂！
（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纷纷上台和嘉宾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