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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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学术期刊的发展是与整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密切关联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21世纪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发展空间”这样的问题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重要的是，在现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学术刊物跟其他出版事业一样，面临着的是一个很微妙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的言论环境越来越趋于宽松，私下里，大家的议论是相当开放的。不过，在出版以及新闻自由方面，我们的现实制度与宪法中所承诺的自由权还有很大的距离。之所以如此，应当说是跟过去那种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政治权利方面，变化却没有那么深刻。这种不同步直接影响到我们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的一些学术期刊因为过分官方化所导致的缺乏个性和活力，缺乏一种真正的学术化的追求。我们的绝大多数报纸是机关报，甚至学术刊物也都是按机关的设置安排的。刊物也有级别之分，一种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常常是跟主办单位的级别而不是刊物本身的质量相关联的。这样的一种级别安排使得学术研究变得官方化或官僚化；学术编辑也变成了一种行政化的安排。不少大学学报办得缺少活力，就是因为负责学报编辑的一些固定工作人员拿着学校的固定薪俸，刊物办得好与不好与报酬毫无关系，而别人的评价如何也不影响他们本人，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刊物，所以学报格外容易成为一种学术福利的自留地。大家都在这里种地，你在这里种白菜，我在这里种萝卜，凭什么能发表他的，而不发表我的。我现在担任《中外法学》的主编，这个刊物是一份比较纯粹的法律理论刊物。自从我主持编辑工作以来，我们经常编辑一些专号，一期全部是关于一个专题的。前段时间我们就做过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引进、民法典编纂等专号。我发现大学学报就很难做这样的专号，包括《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刊物也很难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把某一期刊物所有的篇幅都给一个学科的作者的话，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文章的篇幅限制也是一个例子，如果学术刊物也要对文章的篇幅作出苛刻的限制，我觉得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我们固然看到过许多过去所谓又臭又长的文章，其实更多的文章则是又短又臭，又臭又短。因为很多人为了使篇幅符合10000字、8000字甚至5000字以内等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要求，就把自己的一篇长文章硬生生地切割成几篇，这对他也有好处，因为在统计数字上还会多几篇，但是文章的完整性就被破坏掉了。为什么要作这种篇幅上的限制呢？基本的原因也是因为要搞福利化的学术，大家都要分一杯羹。这是令编辑们很苦恼的事情。我们的很多期刊的编辑都很有追求，有个性，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碍于体制，它只能这样不死不活地维持，不得罪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便是我们的刊物缺少活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方面，是学术评价制度的混乱所导致的学术期刊的虚假繁荣问题。一个学者一辈子自己感觉好像很有意义，不断的写作，不断的发表，可是人一死，那些文章也就随风飘逝，无人问津，原因就在于不少文章压根就是用来凑数的。采用目前的学术评价方式我们无法去判断一篇文章是否有价值，甚至在个别的时候没有多少价值的文章在作者活着的时候还受到很大的表彰，如获一等奖等等。一个可悲的情况是，我们官方所设的奖项基本上都无法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而有时候民间的评价也缺乏一种基本的程序意识，缺乏基本公正，说明中国民间的学术力量也很难形成某种与官方有真正区别的学术评价机制。我觉得一个国家能否维持一个奖项几十年，上百年——如诺贝尔奖——而水准不降，能够真正对于优秀学者有吸引力，能够长久地办下去，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学术整体发展水平和学术制度合理化程度的一个标志。我们所谓的学术期刊繁荣有时就显得很虚假，很泡沫化。
　　第四个困难是，现在期刊界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民间式的力量，去经常性地推动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又经常性去谋求期刊本身的改善，去逐渐地形成一些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技术规范。现在不同学科的刊物，甚至同一学科的刊物所执行的编辑规范五花八门，令人无所适从。例如现行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这种混乱怪异的文件能够强制各学报必须执行，例如期刊文章的分类完全不讲逻辑，例如英文使用的错误百出。我们本身要建立一个学术期刊编辑同盟，去推动技术化的改进，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学术期刊走向世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前面有人讨论强调通过网络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学术期刊能够与世界沟通；过去我曾在网络中跟网友专门讨论时，也讨论过这样一个中国跟世界对话的问题。学者在追求跟世界对话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本身的一些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美国人、德国人不关注，而我们却必须去关注它，研究它，我们这样的一种研究当然不会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我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些成果能够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术界关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期刊能否被他们看到。实际上如果他们不关注我们的国家的话，也就不会去关注我们的学术成果。从现代中国学术界的角度来讲，中国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得到引用的情况是很少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外汉学家们会引用一些中国的东西，但就主流而言，除了到中国演讲时礼貌性地引用一句孔子或孟子之外，中国学问是完全游离于他们的视野之外的。我觉得，如果追求与国际也就是西方学术界的对话成为普遍的时尚，一些中国的独特问题可能就会被遮蔽。我们一些学者运用自家或外来资源解决自家问题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我们不能不把村长当干部。不必一定要一窝蜂地追求去国际引用。有些领域，例如中国史，有些学者——例如唐德刚、黄仁宇等——的作品，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身体化的知识，其中遣词造句，对人物事件品评的微妙之处，对于我们这些本地读者来说，那种阅读的快意真正是妙不可言，是我们在一些汉学家的著作中读不到的。但是，由于文化以及语言等方面的隔阂，他们的研究却往往得不到西方主流的认可。我觉得我们不必去刻意追求与西方的这种对话，而我们本身对真正的学术问题的研究才是最重要的。钱锺书先生在给锺叔河《走向世界》一书写的序言中质疑道：“走向世界”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你能走“出”世界吗？我们中国本身不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吗？我觉得我们这样说，应该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还是有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我们自己研究自己本身的问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关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问题的一点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涉及到学术评价制度和规范的必要性。我个人觉得邢东田先生提交会议的文章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在里头，我一直都在拜读他的大作，一直觉得他的文章非常犀利，嫉恶如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学术界对于某种评价机制的迫切需求是不能否认的。我个人觉得，包括袁玉立先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赞成，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批判，我们还需要建设。至于我们怎么建设，还是像上面所说的，我们本身要从民间以及学术研究本身的内在要求的角度去追求一种真正学术的评价机制。能否通过一些民间的努力建立一种合理的评价模式，这是我们更应该值得考虑的。固然，我们现在应该批判那些不合理的官方评价体系，但另一方面我们能否有所建设，是需要更自觉和更艰巨的努力的。（云梦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