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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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

　　
　　这是一门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性质的选修课。以往，前两周试听，第三周起才正式选课。现在不行了，要求你们尽早决断，这一周就必须网上选课。据说是电脑管理，铁面无私。可我更喜欢以前那种选课方式，我试讲，你试听，双向选择，很有人情味。让不幸“误闯白虎堂”的学生坐立不安，对你
　　我来说，都是“罪过”。
　　依照惯例，必须有个“开场白”，以便大家明了这门课的宗旨、性质、内容以及讲授方式。今天，就围绕这份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略为展开。正式选课的同学，课后登记一下，统一复印相关文章，这样方便，而且便宜。
　　这节课主要讨论五个问题：第一，关于“学术文”；第二，何谓“Seminar”；第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第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五，学术文章的经营。
　　
　　一、关于“学术文”
　　
　　以“现代中国学术”为讨论对象，类似的选修课，十五年来，我开过好几轮。跟以往有点不一样，这回少了一个“史”字，背后的原因，是希望突出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述。相应的，教授的方式，也由演讲式的满堂灌，转化为如切如磋的师生对话。还是谈论“现代中国学术”的演进，但不再一味高谈阔论，而是落实为若干代表性文献的阅读与讨论。这里牵涉两个问题：第一，学术文，第二，讨论课。而所有这些，说夸张点，都是渊源有自。
　　请注意，我提供的，不仅仅是历史文献，而是兼有文献价值的“学术文”。关注“学术文”，将“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这是老北大的传统。大学中文系的任务，除了知识传授，还有写作训练。比如，1931年秋，北大国文系新添“新文艺试作”课程，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散文组指导教师：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诗歌组指导教师：徐志摩、孙大雨；小说组指导教师：冯文炳；戏剧组指导教师：余上沅。负责具体指导的教员，日后多有变化，但这课程是延续下来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等课程，由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的精彩描写，而广为人知。换句话说，学院里的文学教育，包括写作课程的开设，现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所有这些，都属于“文艺文”。“学术文”呢？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毕竟是少数；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说是主流。那么，这些日后的专家学者，是如何习得“学术文”的写作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追究？
　　这件事，说实话，以前我也没细想。因为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了一批老北大讲义，才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远隔千山万水的巴黎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这点让我喜出望外。这些讲义，版式统一，有油印，也有铅印，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其中油印讲义共7种12册，铅印讲义则有5种14册，我在2005年第3期的《读书》上，专门做了介绍（参见《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跟今天论题相关的，是沈（尹默）的《学术文录》和叶浩吾的《学术史》（内文《中国学术史》）。后者是个人著述，前者则依次收录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怎么看待章门弟子在民初北大的影响，我在《老北大的故事》以及《中国大学十讲》等著述中，都有所涉及。这里只想指出一点，这些“学术文”的讲习，主要目的不是呈现中国学术演进线索，而是培养“学术意识”以及“文章趣味”。
　　之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得到一位藏书家的帮助，我又发现了三种线装铅印的老北大二、三十年代的讲义，同样显示这一旨趣。第一种，“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国文》讲义，主体部分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作品选，后面附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导言以及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第二种，国文系一年级《诗选》讲义，后附胡适《<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考》（出自《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梁启超《<古诗十九首>考证及批评》（包含他人相关论述）、胡适《南北新民族的文学》（出自《白话文学史》第七章）。第三种，国文系四年级选修课讲义《学术文选•学术文习作示例》，包含梁启超《释“四诗”名义》、朱自清《李贺年谱》、（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冯友兰《原儒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师们，到底是如何开展教学的，需要很多细节才能复原；但在不同课程的讲义里，附录若干“学术文”，明显有提供样板，以便学生追摹的意味。这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学术论文到底该怎么写，如何展开思路、结构文章，怎样驾驭材料、推进命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自然天成，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不是说有观点、有材料，就一定能写出合格的学术论文。当然，长时间阅读前人相关著述，耳濡目染，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但若有师长点拨，入门岂不更容易，起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二、何谓“Seminar”
　　
　　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
　　抗战中，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讲“文学发凡”，据说其讲义包括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起初选文太多，一年讲不完；于是，只好重编。讲义没编定，人已经转到了金陵大学；顺理成章的，这教材也就由金陵大学出钱印了出来。1948年，叶圣陶为其易名《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局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此书，又改成了《文论十笺》。讲的是“文学理论”，但并非搭个空架子，再往里面塞例证；而是选择十篇最有代表性的文论，在笺证中阐释。比如，通过笺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来“论文学之界义”，通过笺证章学诚的《诗教上》来“论文学与时代”，通过笺证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来“论文学与地域”，通过笺证陆机的《文赋》来“论制作与体式”等。
　　程先生的这一教学思路，对我很有启发性。1997年秋，我曾专门赴宁，向已赋闲在家的程千帆先生请教。谈话中提到，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作为讲授“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教材，程先生很高兴，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很可惜，岁月蹉跎，“读本”至今没有完成。不过，把程先生教授“文学理论”的这个方式，转为讲授“现代中国学术”，我还是略有推进的，那就是特别强调讨论课的意义。
　　这门课，形式上是讨论课，或者叫“Seminar”。这既是老北大的传统，又基本上被遗忘了。为何大发感慨？不妨就从北大办研究所说起。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两年多后，北大公布《研究所简章》，开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北大1918年创建研究所，虽拨了点经费，但难以为继，很快风流云散；因而，蔡校长日后回忆，谨慎地称之为“拟设”。直到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才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还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俄）、伊凤阁（俄）、陈寅恪、柯劭忞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歌谣、风俗调查、方言调查、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此后，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生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
　　可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战，加上解放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等缘故，中国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独立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如此宏图大业，迟至1983年才真正得到落实。此前，各著名大学多办有研究所，也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但始终没有正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既体现了中国的教育及学术实力，也是为了跟国际学界接轨。最近几年，随着高校大量扩招，研究生教育也急速膨胀，单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各类研究生37万人。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连博士生总数也都“天下无敌”。教授们因而变得手忙脚乱，研究生课程也大都由讨论班改成了演讲课。
　　这就回到了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设计，对听讲者来说，压力大大增加。以我的观察，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普遍要求很不严格。单以阅读量来衡量，比在美国念书要轻松得多。我们也开参考书目，但没他们多，而且不抽查，看不看都无所谓。在国外大学上Seminar，不可能只带耳朵，或者睡眼惺忪。你必须课前阅读指定书目，上课时积极参与讨论，学会倾听与争辩，并借此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你要是只听大牌教授演讲，是学不到的。我不太相信“快乐教育”之类的说法——幼儿园可以，大学不行。并非“不打不成器”，而是承认教育本身带有某种强制性，哪些课必修，哪些知识非掌握不可，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及这些一时看来“枯燥乏味”的课程。提倡给学生“自主性”，是指选择课程的权利，而不是随意缺课，或在同学发言时沉入梦乡。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看今天这个样子，原先设想的讨论课，十有八九又要泡汤了。
　　
　　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
　　
　　从1991年发表《学术史研究随想》，并在北大中文系尝试开设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十几年来，我始终强调：这一课程的设置，主要目的不是训练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而是培养学生们的眼光与趣味。换句话说，是一种自我训练。
　　2000年春，在“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的“开场白”中，我特别谈到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这需要潜移默化，而不可能现炒现卖。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那次开场白，后来整理成《反思“文学史”》，发表在2000年3月22日《中华读书报》。文章中，专门谈及俢习学术史课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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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指点江山，如入无人之境。把读书做学问看得太容易，把前辈和同行设想得太愚蠢，这种心态很可怕。所以，我不主张专门从事学术史研究，而是希望诸位术业有专攻，而后才将学术史作为研究课题或自我训练的途径。 　　今年夏天，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再次谈及这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参见《“当代学术”能否成“史”》，《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今天，我还是要“老调重谈”；不过，这回不再说理，而是转述一个有趣的学界掌故。据刘国钧先生称，章太炎曾讲过，晚清著名学者谭献有个儿子，才十来岁，并没读过多少书，可开口就谈《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非常空疏，极不可取（参见程章灿等《老学者的心声——程千帆先生访谈录》，《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评隲各路英雄好汉，要有自己的学问根基，那样，才可能体会深切，抑扬得当。不然的话，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缺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对学术推进没有任何意义。北京人骂人，冷冷的，但很损：“你以为你是谁。”就这个意思。
　　从这学期起，我受中文系委托，每年为全系博士生讲一个学分的必修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生怕讲成另一门政治课，于是，摒弃高高在上的教训，改为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且，希望兼及高远的境界与具体的学识。在座诸位，若是博士生一二年级，可以将这两门课结合起来，互相参照。
　　
　　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
　　
　　谈“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最容易碰到的挑战是，什么叫“学术”？哪来的“方法”？谈学问，有大有小，可虚可实，往往是见仁见智，很难一言以蔽之；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差异。你只管唐代诗歌，别的一概排斥，那眼界未免太狭窄了。你读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那是给博士班学生讲课的记录，其中再三强调，做学问不能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可你也不能不考虑数学研究与诗学研究的差异，认定只要是学问，就一定具有共通性，可以一锅端，那又太宏观了。在我看来，谈学问，规模及眼界大小适中者，是将“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单就思路、趣味、方法等而言，人文学中不同学科，确实具有某种共通性。当然，这并不排斥你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经济史的眼光。
　　之所以这么提出问题，那是因为，此前学界有过关于“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论争。1996年底，《中华读书报》刊登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文章分两期刊载，整整四大版，煌煌六万言。实际上，这是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总序。文章本身写得不错，可作为“总序”，每册书前都来那么六万字，未免浪费纸张。李慎之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不是因为纸张，而是因为学问路数不同——于是在《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上发表了《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先生视野开阔，首先论证中国学术在历史上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即世界各大文明几乎同时发轫的轴心时期；第二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千年而形成宋明理学；第三次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除引入许多中国从来没有的新学科外，也使中国传统学术面目一新。中国学术发展三阶段，这没问题，学界大都认可；分歧在于，李先生认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学问，才能列为“现代学术”。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先生选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以及他为此而撰写的“总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认真区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收入了许多不够格的作家作品，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李先生的指责，有些主意很好，只是悬的过高，一下子做不到，比如，为何不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难道《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植物图志》那样的大书不算学问？有些则是丛书体例所限，任何书籍都不可能无限扩张，比如，你既然选了赵元任，为何不选第一个写《中国音韵学》的瑞典人高本汉，难道中国学术能够完全无视世界学术发展大势？还有些则是对“学问”理解不同，趣味因而相差甚远。比如，李先生称马一浮了无新意，钱基博也太老旧了，应该选的是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至于谈鲁迅，与其选《中国小说史略》，还不如选《阿Q正传》——所有这些，都明显是基于思想史而非学术史的立场。要说对中国人精神生活影响大，《阿Q正传》当然远远超过《中国小说史略》；可要是真的将前者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那也是笑话。不过，李先生的最后结论：此乃“现代国学大师丛书”，而非“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倒是点出了这套大书的优长与缺失。
　　李先生的提醒很重要，世人之谈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常一转眼就变成了“国学”，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会这样，谈论“学问”时，往往“国学”优先？我在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时，曾涉及这个问题。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学纷纷创办研究院，入手处都是“国学”；这里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二十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参见《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实际上，“国学”只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根本涵盖不了现代中国学术；只不过世人说惯了，懒得去仔细分梳。
　　这门课所讨论的“现代中国学术”，也是大而化之，经不起李先生的仔细推敲。不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学”，而是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而且，还得再缩小，我所讨论的，基本上只限于与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相关的人事以及著述。
　　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1页、779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等，或开始撰写、或已经完成其代表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劢等也已学成归来，并在大学传道授业。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另当别论）的大学者，尚未露面的当然还有，但毕竟数量不是太多。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问题，我在北大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言”中，有专门的论述）。具体讨论的文章，有迟至六、七十年代才发表的，但“问题意识”早就存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遥远的回声。
　　当然，谈论现代中国学术，本不该回避“反右”或“文革”，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但是，一方面学力所限，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担心，引入“反右”或“文革”，很容易滑向政治史，反而模糊了论述的焦点。
　　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评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学界，是不是真的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需要拉开一段距离。如今流行当场拍板，以显示眼光与魄力。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哪来伟大的“贡献”以及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启功先生去世时，传媒曾大肆宣传：“大师时代已经结束。”我到清华演讲，也有学生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不客气：学问类型不同，没必要妄自菲薄。再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怎么能断言下一代也做不到？
　　
　　五、学术文章的经营
　　
　　依我的浅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是重中之重。因为，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不外乎阅读与写作。前面已经说了，所谓的“写作课”，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学术文”。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我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这么说，还是嫌过于笼统，不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明白。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信中，对章太炎大加褒奖，对学术路数截然不同的胡适，也颇多好评（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就从这两个人的述学文字说起。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将自家“著述”作为“文章”来看待，那是因为，章太炎对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感流俗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頠、范缜等（《国故论衡•论式》）。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像。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像。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再说胡适的文章。陈源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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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常人特别赞许的《尝试集》或《中国哲学史大纲》，理由是，“明白清楚”构成了“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陈源甚至说：“《胡适文存》却不但有许多提倡新文学的文字，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也实在是绝无仅有的著述。”至于朱自清，在为青年人撰写的《<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也专门指出：“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论文，采用的是“标准白话”，且讲究情感、对称、严词、排语、比喻、条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讨论白话文学的成功，举的却是胡适的长篇论文，表面上有点错位，实则大有见地。 　　不管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还是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都是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既有学术贡献，也可作为文章欣赏。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有感于现在的学者——包括在学的研究生，也包括已经成名的教授——大都不讲究“学术文”的写作。或生吞活剥西方译本，或照猫画虎师长文章，这不是好现象。也有人擅长想像虚构、叙事抒情，会写精致的新诗或血雨腥风的武侠小说，就是对学术论文没感觉，你说怎么办？有想法，能提问，思维活跃，掌握的史料也很丰富，可就是写不出好论文，可惜了。
　　发给大家的“阅读文选”，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其中好些可以作为范文来追摹。希望大家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总共挑了十五人，每人就选三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实每讲都有侧重点；而且，合起来，大致显示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有心人单凭这个选目，就能猜到我讲课的思路；当然，还有可能存在的缺失。日后增加评述部分，做成“现代中国学术读本”，相信更有利于初学者。
　　
　　附记：
　　本课程最后因听众过多，加上教室座位固定，无法展开深入的讨论，不得已改成以讲授为主。课程结束后，要求修课的学生选择相关课题，各自独立完成一专业论文。现选择其中较有特点的若干篇，奉献给学界朋友。将“开场白”、“阅读文选”以及学生作业汇为一编，希望能借此显示该课程的大致轮廓。
　　
　　附录 “现代中国学术”课程阅读文选（2006年春，北大三教）
　　章太炎（1869－1936）
　　《国故论衡•原学》（《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朝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清代学术概论•二》（《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1877－1927）
　　《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
　　《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庵文集续编》）
　　刘师培（1884－1919）
　　《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绪论》（《中古文学论著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
　　蔡元培（1868－1940）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胡适（1891－1962）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或北大版《胡适文集》，或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
　　鲁迅（1881－1936）
　　《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
　　顾颉刚（1893－1980）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斯年（1896－1950）
　　《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寅恪（1890－1969）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穆（1895－1990）
　　《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太炎论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
　　《论学书简致余英时》（台北三民书局《犹记风吹水上鳞》，或上海远东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
　　郭沫若（1892－1978）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李白与杜甫•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郑振铎（1898－1958）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一多（1899－1946）
　　《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联书店）
　　《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宗白华（1897－1986）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学的散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