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知识分子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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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知识分子与时代

　　
　　2006年，我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少，年终单位考评时需要费点口舌来解释，想不到却引起同事们的共鸣与支持。因为每天与书相伴，整个一年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满足的。
　　费时最长，最系统的是读完了台湾学者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编辑的一套“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共有10大本。资料收集全面，校勘缜密，让我对台湾学者肯坐冷板凳、下死工夫的精神，感到由衷的佩服。而对比思想与现实，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清晰的。
　　引起长时间思考的以下3本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知识分子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胡发云：《如焉@sars.come》，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0月。
　　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虽然只是对一个犹太军官的错案，却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是以“爱国”的名义而盲从，追随潮流，还是坚持清明、理性的态度，坚持每个人平等、普遍的权利？它还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真理被蒙蔽，法律遭践踏的时候，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挺身而出，是爱惜羽毛，继续在象牙塔中摆弄阳春白雪，还是大声疾呼、投入斗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令人振奋、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出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为此，他被法庭判处有罪，被迫流亡。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异常简明、清晰而又翔实地描写了整个事件，对于关键事件、关键证词，作者都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和文件。本书还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不同政治派别、不同信念、不同集团的人对待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巨大的社会矛盾、社会纷争中，要站出来捍卫真理，要比想像中难得多。尽管如此，左拉和许多人，包括一个并不喜欢德雷福斯的主管情报的军官，还是把事实真相看得高于一切，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不计成败地抗争。这本书对我们既是鞭策、也是激励。
　　《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不是阐述了重要的、深刻的政治理论，而是以犀利的笔触，描写、解剖了一系列知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一战和二战时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立场，以非常时期的表现来凸显人性、人格中最隐秘和本质的内涵。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黑暗时代，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她观察到，在黑暗时代的德国，一些人精神上出现一种所谓“内在移民”现象，他们身在德国却好像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好像是移民，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内在性之中。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德国，也没有因为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终结。人们生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从现实世界和公共空间转移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这种逃离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做法。但汉娜·阿伦特仍然坚持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保持我们的现实性，需要对世界负责，人对现实性的抛弃永远都是人性的丧失。
　　胡发云的小说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向读者勾画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当80年代的文化热突然中止，当社会和个人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时，对原先的理想，是抛弃还是固守，对坚持原来理想的朋友，是继续结伴而行还是渐渐疏离，对原来鄙夷不屑的地位和待遇，是照旧冷漠还是向往与争取？小说塑造的人物，读者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因为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少数坚持探索与追求，负重前行的人，以及为数不少的蝇营狗苟，追名逐利而又用形而上的大道理来为形而下的实利考虑辩护的人。胡发云的这部小说似乎在向每一个读者发问：你属于本书中的哪一类人物？
　　中国目前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在关注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现象的同时，也在评论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和形象。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他们的行为值得描写和议论之处在于，他们比一般人善于使用语言，有些人用语言来宣讲自己的理念、社会的理念，坚持理想社会的标准，而有些人用语言来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道义，没有是非标准的生活辩护。《如焉@sars.come》把这一切从生活的泡沫、旋涡和其他掩饰物中剥离，把问题、分歧和对立直端端地摆在读者面前。时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合流？（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