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 姜广平：用意料之外的手法讲好经得起推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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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来 姜广平：用意料之外的手法讲好经得起推敲的故事——与戴来对话


　　
　　【关于戴来】
　　戴来，1972年10月生，苏州人。近年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多万字，中短篇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介到国外，出版有长篇小说《对面有人》、《练习生活练习爱》、《甲乙丙丁》，《鱼说》等7部，小说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亮了一下》、《把门关上》、《闪了一下腰》等6部，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将日子折腾到底》。2002年获首届春天文学奖。2003年获《人民文学》年度短篇奖。2008年获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
　　
　　【导语】
　　戴来在70年代作家里也许是个非常鲜明的异数。在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甚嚣尘上的时候，在这一批作家中，可能惟一没有遭此恶谥的就只有戴来了。
　　戴来更关注“几乎无事的悲剧”，也更关注小说品质的圆整。小说到了戴来的手上，显然得到了更大的尊重。作为70后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她素以娴熟的中短篇小说艺术、理性审视的目光与凛冽的精神分析著称。戴来无疑是目前深富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她的出色的小说文本与预设的“女性写作”领地之间有着一种自觉的距离，对于当下生活的突入与体验有着迥异于同时代女性作家的独特风格和罕见深度，其在叙事和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更是令人惊叹。
　　
　　【关键词】70后女作家 戴来 小说文本 游戏
　　
　　姜广平：你从苏州去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新乡，且一住就是十几年，这里除了有生活的必然性以外，是不是也有你想获得一种生活的“陌生化”感觉以更好地进入到写作状态中？
　　戴来：我倒没有想过从写作的角度来安排我的生活，随我先生在新乡生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生活上，我是个安于现状的人，是个害怕改变的人，生活习惯上的改变会让我不安和焦虑。在“绝对”熟悉的环境里，我更容易进入写作状态。
　　姜广平：这两座城市给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戴来：在苏州，我可能完成的是不多的一点儿阅读，还写过一点儿诗，算是一种语言训练。而在新乡，我过着相对封闭、安静和简单的生活，有的是时间。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还真读了不少书。
　　尽管我真正开始写作是到了河南之后，但在我小说中出现的许多背景和人文环境，还是江南痕迹的，毕竟我在苏州生活了二十多年。
　　姜广平：作为一个女作家，你的作品却基本上都是男性视角，且极少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是不是想获得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与感觉？为什么要回避大多数女性作家都一直着迷的女性视角？
　　戴来：这不是“回避”，而是一种选择。起初是觉得从男性角度去表现生活很好玩，有意思。事实上，用男性视角写作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的空间。
　　姜广平：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男性视角呢？是不是假性男性视角，而真正的视角仍然是女性的？或者说，这是为了获得一种效果，如李敬泽先生所说的“残酷”，当然，李敬泽先生解释道：“不是那种恶毒的残酷，而是冷静、精确，像一个外科医生，她的手不会抖。当戴来写小说时她通常穿着白大褂、脸上蒙着口罩，这副派头总会震慑住读者……”
　　戴来：你不妨把这理解为是一个作家站在自己的性别视点上对另一个性别世界试图做的理解和窥视，尽管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性别经验。
　　另外，我认为李敬泽所说的“残酷”，指的是我的叙事状态。
　　姜广平：没错，是指的一种叙事状态，然而，这样的叙事状态，也直接决定了写作的结果。
　　你也谈到了窥视。窥视作为一种视角也是一种非常别致的小说视角啊，你的《茄子》、《爱人》、《对面有人》似乎都是在写窥视的。《五月十二日的生活》、《突然》、《外面起风了》、《一、二、一》、《亮了一下》等也好像有这么点味儿。可能，作家对窥视都抱有热情，窥视似乎近乎原罪了，作家们如果认真挖掘，是能拉伸出人性的风景的。当然，窥视可能更能抵达真相与真理。
　　戴来：窥视是一种角度，它是我写作时手上的一件工具，然而并不是惟一的。我希望加入窥视这一视角让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让貌似复杂的问题呈现出简单的本质，同时更逼近所谓的真相。在写作上，从多个角度去描述同一事件是我喜欢的方式。
　　姜广平：关于《爱人》，你似乎又太想弱化偷窥的情节。
　　戴来：虽然《爱人》里面的人物都在看来看去，窥视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窥视着，但偷窥只是我小说人物进入故事的姿态，进入他们生活的方式，我叙述的兴趣点不在此。
　　姜广平：给小说取名叫《爱人》，肯定是想说更深的东西，这是不是指向小芸的那个橡胶的和真人一样的模特呢？是否是因为那模特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满足和踏实”？而这一点，是否又想表明：在现实中，我们已经没有爱的能力？再不，是不是想要表达我们其实已经无法找到我们关于爱的表达方式？
　　戴来：《爱人》写于8年前，是一个两万字的小中篇。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写这个东西好像是始于对“爱人”这个称谓的怀疑和排斥。你声称的爱人真的是你正在爱着的那个人吗？当某人在介绍“这是我的爱人”的同时，心里也许正在惦记着另一个人。
　　在《爱人》里，我设计了一帮丧失了正常交流能力的家伙，他们不信任现实生活中的爱，他们不信任自己爱的能力和诚意，在现实的恋爱中，他们体会不到安全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对既定的价值秩序不信任的同时，他们其实又是渴望交流的，窥视完成了他们想象中的交流。
　　写完这个中篇，我总觉得言犹未尽，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写了《练习生活练习爱》。
　　姜广平：还有你的用力问题，是不是过于在女性身上用了回避的力气？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不是过于在男性身上用了力气？前者细腻而深刻，而后者则过于直接而异化？像小芸的上司，成天打她算盘、“我”偷窥马力的同时偷窥自己的柳自全、马力变态地抢走自己的妹妹。这里对男性有没有一种过于否定性的东西存在？或是你想通过男性来表达一个变形了的物质环境与情感空间？
　　戴来：我想我没有刻意去回避或用力，这里面的人都是有病的人，小芸的毛病并不比马力轻。
　　姜广平：《茄子》这一篇，好像更有意味。只不过偷窥的形式变成了照相这种方式，也不再是一个人偷窥，是两个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暧昧事情的过程。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想在偷窥这一问题上以一种中国方式穷尽其所有的形式？
　　戴来：我们彼此都在看来看去，比如读者看小说、比如邻里之间拉家常，包括我们现在做访谈，其实都是在窥视别人的生活经验及其内心。在《茄子》里，窥视依然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姜广平：如此一来，对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确实就是一种严重的挑战了。
　　戴来：我从中获得了乐趣。
　　姜广平：你对当代生活现场感的目击与触及，对生活之痛的敏感体验与表达是有目共睹的。你的小说关注与揭示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精神境遇之间的巨大矛盾与裂痕。金钱、同居、同性恋、黄段子、情感陪护、网络、偷窥、欺骗、游戏等等这些富有时代现场感的关键词成为了小说的主体语汇，它们杂糅在一起散发出当代生活的勃勃气息。你是否担心过对当下生活会存在一种误读？
　　戴来：把现实生活的诸多境况杂糅在一部小说里，也许会显得拥挤，但我想现实生活是多层次和多向度的，在生活中，读者看到的感受到的其实更为繁杂。我所做的只是呈现，当然还有局部的放大。
　　姜广平：还有人物，你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生活在生活之外”的边缘人，离婚、寻找、等待、逃跑、漂泊等等成了你小说的“符码性”主题词汇，构成了对主人公边缘处境和生存困境的绝好阐释。这是否又会造成对当下生活的误解？当然，作家对生活有权利表明自己的阐释，哪怕这种阐释就是一种误解与误读。
　　戴来：所谓的小人物、边缘人，他们也许没什么文化，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钱，没理想，没追求，甚至生活态度也很不严谨，可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而逃避，是他们选择的生活姿态。我在呈现上也许有些放大，但毫无疑问，他们存在着，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姜广平：你一直在努力把平庸的现实上升到文学视野，但你是否考虑过，你可能已经以一种放大了的荒诞性和焦灼感来呈现？
　　戴来：也许是因为我的集中呈现给了你这样的感觉。
　　姜广平：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看来，小说中的故事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作家如何处理故事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呢？
　　戴来：这也是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故事是主干，它在一定程度上连接着一定的人物，因此，用意料之外的手法讲好经得起推敲的故事，就是一种不错的状态。
　　姜广平：这里就势必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故事与小说的关系？当然，我这里指的故事，可能是那种带有传奇、玄秘或迷障意味的。我总觉得，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小说味儿，是将平凡乃至沉闷的生活写出来。
　　戴来：在小说中，故事与人物的关系很重要，这也构成了故事与小说的关系。我以为的“小说味”，就是以独特的语言讲述有意思的故事。
　　姜广平：这样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意义”：小说的意义是不是仅仅在于揭出小说本身所叙述的对象存在着的涵义？
　　戴来：“意义”的发现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事，作为写作者的我只关心有没有意思，如果读者一不小心看出了那么点意思，那就有点意思了。
　　姜广平：另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是，你觉得小说中应该如何处理作家自己呢？这是我一直想问而未问的问题。李敬泽有一篇谈你的文章《把雨衣挂在门外》，在谈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时，我觉得挺有意味的。
　　戴来：老早以前，我看到过福楼拜的一句话，好像是说：作者应该消失在作品后面，当时我在旁边批了一个“已阅，同意”。呵呵。
　　姜广平：你的小说题目非常别致，《练习生活练习爱》、《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等，细思之下，都有那么点特别的韵味儿。我由此发现，应该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对题目很考究，一类作家，对题目很不考究。你应该属于考究的一类吧？但这种考究，却有点不落痕迹，多数是以小说中的原话或人物的话语来命题的，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我跟作家们的对话标题，往往也着力在寻找作家自己的话来作为标题的。
　　戴来：小说题目好像还真算是我的一个特点，我自己也有点得意的。我往往是写完了回头去作品中找，一般还是能找到既口语化又有点意思的题目。
　　姜广平：还发现你的小说中，失败者作为主人公的很多。或者说，是对自己身份确认的人作为主人公的多。那个讲一个历史学家一生的故事的小说也挺有意味的，你是不是想着意描写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写一个寻找的故事、一个理想最终倒在现实面前的故事？
　　戴来：其实这个东西我还没真正动手写，一直在做准备，我手里抓到几张好牌，但还不够，我叮嘱自己，要耐下心来。
　　姜广平：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你说你在“十年前，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人的精神世界是我写作的兴奋点，而这几年，老年人的生存状况让我有深入进去思考和探究的兴趣”。很多读者与文学学者也都关注到了你写作中的这一现象。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学视角的？这似乎是远离你的文学经验的。当然，作家写作，靠经验，也靠经验以外的东西。
　　戴来：还是因为有点难度所以让我觉得有意思。
　　姜广平：这使我想起你的一篇深刻关注当下的作品《红烧肉》。像《红烧肉》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你也是在关注着“底层”？你对“底层”及“底层文学”有何看法？
　　戴来：底层是一个社会学名词，但近几年“底层文学”俨然成了一种主流的、时髦的流行文学。我并不认同“底层文学”这一命名，它在道德上是可疑的。
　　反正我写触动我的、我有能力把握的东西，至于是不是“底层生活”或“底层文学”，我无所谓。
　　姜广平：这一次《作家》再度将你们几个女作家隆重推出。在很多人看来，70年代女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优势是尊重身体，尊重日常经验，精神不是凌空起舞的，细节叙述比较有趣，与时代比较贴近。但不足之处是经验写作仍然占主导地位，都市生活是作品的主要背景，如超市、宾馆、饭店、酒吧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人物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与这个浮华时代有一种默契。你与这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群体之间的差别何在？
　　戴来：没比较过，这是评论家的事，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姜广平：不可否认的是，在70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中，小说往往偏精细、精巧，很多作品细部叙述很到位，但在气势气象方面，在世界的整体性的呈现方面仍有所欠缺。可能，最近历经了十多个年头，7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成长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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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方面的不足与这一代人整体的精神背景与文化背景应该大有关联。70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接受教育时，文革结束了，文革之后的一些左的错误，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就不用说文革之前的反右了。可能，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最大的障碍是在如何利用70年代的资源的问题。 　　戴来：70年代出生的人在写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局限与缺欠，“挖掘”、“丰富”和“提高”，可能都是我们的课题。我自己就越写越感到不足，问题不仅仅在于艺术和技巧。
　　姜广平：在你及与你相继亮相的朱文颖、魏微、金仁顺她们，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如何看待与你们同时代的男性作家？譬如李修文、巴乔、墨白等人。
　　戴来：你所提到的三个作家刚好我都读过他们的作品。李修文的写作有着其独特的一眼能辨别出来的质地，这挺牛的。墨白是河南作家里的异类，他对小说的形式技巧和叙述语态不懈的探索值得我学习。而巴乔曾经是我非常看好的作家，只是现在几乎看不到他的东西。
　　姜广平：想听听你的关于阅读的见解。在中外作家之中，你最称许什么样的作家？
　　戴来：我想，阅读其实是在寻求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的答案以及自我经验的印证，希望能在文字中找到与自己的经验发生碰撞的感受，并且带给自己新的认知。
　　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次读到让—菲利普•图森作品时的感受。那是1998年，之前的那几年，我生活得相当消沉、焦虑。所以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浴室》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原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的文字里躲着一个和我一样无聊的家伙，这些文字似乎为我无所事事地活着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依据以及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和方向。
　　我的阅读视野比较窄，我坚决地只按自己的兴趣去阅读，我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但我不打算改变。
　　总的来说，我喜欢在文本上会玩点花样的、把简单的事搞复杂的作家。
　　姜广平：你对自己的小说作什么样的评价？特别是在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时，你觉得你与他们相比，你的意义何在？
　　戴来：谈自己的小说是件危险的事，何况评论自己的小说。这是评论家干的事。
　　姜广平：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你认为好小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戴来：它应该带有一定的游戏性的特质，有张力，有趣味，搞脑筋，和读者有一个互动，有出人意料的结局，它是混沌的，难以言说的，也是开放的，它在说出一种可能性的同时让读者相信还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
　　以上的说法出自我两年前的一次访谈，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还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姜广平：你是否自觉地接受了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影响？顺便问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哪些作家对你有过决定性的影响？
　　戴来：你所说的这两位，确实是我喜欢的作家，另外还有加缪、福克纳、格林•格雷厄姆、舍伍德•安德森、罗伯•格里耶等等，在中国作家里，莫言、格非、朱文以及余华早期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我的的确确是看着他们的东西开始写作的。从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中，我肯定是汲取了养分的，至于决定性影响，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当然，还有我的偶像，苏童老师，他的为文和为人都是我的榜样。夸张一点说，是苏童的作品引领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苏州的观前街瞎逛，经过新华书店，看见门口挤了很多人，我上去一看，是几个作家在签名售书。我第一次撞上这样的事，真是兴奋啊。回到家，因为苏童长得帅，我先看了他的作品，没想到由此成了他的粉丝，而且还是宽粉。
　　姜广平：你肯定明白，我非常关注一个作家的语言。坦率地说，很多作家在语言的处理上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当代女性写作者大多能把语言运用得舒缓、暧昧或者凌厉、尖锐。然而，这无法消弥性别特征。你的语言却极度松弛，节制而不夸张，情绪和语感的控制非常到位，具有一种游戏化的色彩和梦态深沉的气息。这种语言感觉从何而来？
　　戴来：大概是从阅读和练笔中来的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适合我的表达。
　　姜广平：我还注意到，你似乎更着眼于一种小说意象的建立。在你的作品中，门似乎是一个用得非常普遍的意象，你在很多地方都运用了门的意象。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中，是不是有一种必然性的选择因素存在？
　　戴来：我的第一个小说题目是《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后来还写过《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以及《把门关上》。门，是一种选择，接受或拒绝。不过说实话，这一意象的建立，起初是无意识的，是在评论家的帮助下才认识到的，
　　姜广平：你对你的写作中存在的缺憾有着什么样的看法？譬如，我多次论定一些作家的重复，在你这里是不是也存在着？还有，对病态生活真相的表达或者艺术与生活的疏离是不是过于着迷且有着一种概念化之嫌？
　　戴来：在看取生活不够开阔，表现生活欠缺力度等方面，我早就意识到并且这两年也在力图改变，但真正体现在创作的变化之中，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对于写作者来说，阶段性的重复是正常的，谁也不可能每跨出一步都能上一个台阶。
　　不过有些重复，是我不愿意去改变的，因为对于某一类题材我认为自己远远没有写够，或者说，我对这一题材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我坚定地认为，有些景象是被我有限的视野所遮蔽的，所以我还得寻找还得琢磨。
　　姜广平：坦率地说，70后作家肯定有着诸多局限，最起码的，可能在表现生活的厚度和力度上，70后的作家可能还暂时无法拿出属于自己的力作与杰作。当然，我这样的判断也许近乎武断。像你，就是70后优秀作家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觉得还有魏微、鲁敏、徐则臣及陈家桥等人。像陈家桥，都是一个“老作家”了。
　　戴来：每个写作者都不可避免的会有其局限性和认知的盲点，所以我们都还在练习生活练习写作。慢慢来吧。
　　姜广平：问一些规定动作的问题吧！你是如何走向小说写作的？你是如何走向文学世界的？
　　戴来：到河南之后，除了每礼拜和我父母通个电话，原先的同学、朋友都没了联系，前二十多年的社会关系渐渐都没有了，就像是个注销了身份的人被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当然，我可以不这样生活的，但进入这样的生活之后，我觉得很踏实。也许是过着过着也就习惯了。
　　我写东西和当时的无聊、和需要让自己做点什么以便让自己不那么焦虑，同时也给家里人，尤其是我的父母一个交代，给我的二十来岁时的不循规蹈矩地生活套上一件像那么回事的外套有关。
　　姜广平：迄今为止，你对自己的哪一部作品最为满意？
　　戴来：我觉得自己的短篇要好一些，比如《茄子》。
　　姜广平：今后你会在哪些方面多作考虑？我是说，在小说世界里，你将更关注哪一类的问题？小说的技术问题还是小说与现实结合部分的问题？抑或，文学母题的问题？
　　戴来：我是个在生活上和写作上都没什么计划的人，有时候被问到准备写什么时，我就随口说一个，说完倒也没有完全忘，明年你再问我，我还可以复述一遍。
　　
　　【资料链接】
　　作家戴来: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
　　戴来似乎是个矛盾综合体。她自称懒得运动，喜欢过轻车熟路的生活，却一下子从苏州小城跑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新乡，且一住就是十几年；作为一个女作家，她的作品却基本上都是男性视角，且极少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有一种旁观者的意味；她是个感性的人，说一口软软的普通话，极注重生活细节，满足于自得其乐的想象，但她笔下的文字却总冷静精确到有些残酷的意味，主人公们一个个神情淡漠，生活在一种接近迟钝和模糊的状态中。
　　戴来说，生活比小说更像小说，小说比生活更像生活。而她的生活，说出来便是一篇小说。她与丈夫在鲁迅文学院相遇，随后就和丈夫去了河南新乡，这一“为爱走天涯”的行动，使她的爱情蒙上一种传奇色彩，并已有多个版本流传。怀孕时是戴来写东西写得最多的时候，她尝试投稿，丈夫劝她，你先写个一二十万字再说。于是她就伏案写了一二十万字，从1997年开始自由投稿。第一次是投给《人民文学》，就被采用了，自此之后，“戴来”这个名字就频频在《收获》《钟山》等刊物上出现，并于2002年获得首届春天文学奖。
　　
　　“我身上有游戏的特质”
　　写作之余，戴来的业余生活主要就是“玩电脑游戏”。但这“游戏”却不是一般的网络游戏，而是一些能给她带来新奇感的小软件。她尝试过制作时钟的软件，在电脑桌面添加时钟，为时钟设置各种提醒功能。她每次必买《电脑报》，热衷于开发软件的新奇功能，隔一段时间便去下载新的软件做尝试。她说，这样很好玩。
　　在创作或评价文学作品时，戴来的标准也是“有没有意思”，或者“好不好玩”。她说自己写小说时“很激动”，往往是冒出一个有趣的念头，就开始往下写，事先完全没有故事构架。在她眼中，写作其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故事有着内在的生命，写作者要做就是帮它找到那条途径，使故事呈现出来。在不同状态或不同时间下进行创作，故事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而且每一个结局都是自然合理的。“你完全无法预料作品的最终结局，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戴来今年1月最新推出的《粉碎•缝隙》，就起源于她某天冒出的“好玩”的念头。有一天，她忽然想，人都有一些不愿去记起的不快乐的回忆，但随着年龄增长，那些记忆会无可回避地来到人们面前，就仿佛掉到时间的缝隙里，不停地往下坠落。顺着这个念头，她安排了一个中年男性，因厌倦现实的生活而逃离到另一个城市，开了一家面包店，开始一种意想不到的生活；面包店的女雇员离奇失踪，喜欢女雇员的青年男性对他紧追不放；他的儿子受电视剧的影响，在网上公开他的照片，一定要寻找到父亲；妻子虽然知道丈夫还在人世，却完全没有去寻找他的愿望。在偶然的因素下，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过往的生活。而就在众人多角度的回忆里，交织出一个带些荒诞和绝望的意味的故事，“很好玩”。
　　
　　“好小说需要混沌”
　　在一篇自叙中，戴来写道:“我时常会有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的感觉，这是我的生活，但跟我关系不大。”她总是描写边缘人群和闲散人等，用冷静精确的语言表达他们迟钝模糊的状态，给人一种游离于生活的感觉。对于这样的叙述风格，戴来称自己是用乐观的态度来表现悲观主义的底色，在没意思的生活中挖掘出“意思”来。
　　虽然多采用男性视角来进行叙事，但戴来的小说还是表现出一种女性独有的直觉，在细微处表现出自身特性。她对词语的推敲运用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爱好，大多数小说都有一个口语化却简洁有力的名字，从最早期的《练习生活练习爱》，到后来的《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有时候觉得一个词特别好，就一定要把这个词语用在小说里，或者当成题目。
　　戴来也很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和细节的安排。在她看来，小说的魅力，有时就在于细节的魅力。“有时候读一个小说，你甚至忘记她的故事了，但是某一个细节让你记住了，这小说就是好的。”在她的小说中，往往就是通过一个偶然的细节来带动故事的全盘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将生活中的戏剧化场景推到极致。戴来努力用节制的语言和速度来叙述故事，将有的事情点到为止。在她看来，好小说是需要混沌的，如此才能带给人回味，“一部小说如果把一切写得很透，很明白，其实没有张力。”
　　摘自《文学报》，作者：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