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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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问题与迷思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在他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中，质疑文学史的书写：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有可能吗？大多数注明文学史的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价。我们会习惯上认定，一部文学史，首先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才是文学的排列组合，换句说，文学史的写作首先要遵循历史的设定，大多数文学史会根据政治变化的发展进行分期，这样以来，文学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所决定。除了那些很明显的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史写作，还有那些更为隐秘的政治属性隐含其中。很简单的一点，我们会把文学史分为各个朝代和国别的文学史，这是最为基本的常识，但是这种常识隐含的确实一种政治而非文学的观点。
文学史不能独立书写，它深深浸淫于时代的文化发展语境之中。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文学史的书写醒目而超然，尽量摆脱其他因素影响的同时，把关注的重心置换到作品与作家的影响力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引申出文学史书写的三个基本要点：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如何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对文学的影响变成一种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左右文学发展进程的力量；另外一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文学史离不开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与取舍，离不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纠结，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学史如何选择作家与作品，根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这就是涉及到第三个方面，文学史的书写是一种经典的重构，那些被选入文学史的作品与作家意味着他们在我们时代中的重新复活。文学史的书写意味着话语权力的完美媾和，而那些被舍弃的“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文学语境的转换。
之所以在开始评述《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前铺垫这么多，只是想说明每一部新的文学史的完成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文学的序列永远都在变化，而在这个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依然保持岿然不动的经典作品与作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永恒性”。正如韦勒克所言，“一部个别的艺术作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当然，艺术确实也有某种结构上的坚实特性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不变的。但是，这种结构是动态的；在历史过程中，读者、批评家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们对它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并且看来还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或者，只要文化传统不完全中断，情况至少会是这样。”而“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理论》）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宇文所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中国文学对历史细节的注意和保存使它很适合文学史。在历史这一媒介中，作家和作品的位置得以确立，价值得到承认。中国传记并不旨在记录内在的‘人’的故事，而是一系列官职、交游和旅行，这一切把个人定位于帝国的社会性和地理性空间里。‘内在的人’在个人的写作里得到呈现，传记的框架确立了写作的语境。”他在这个章节里主要提及了“寒山诗”现象。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这位大概生活在七、八世纪的中国诗人，几乎没人在意，最多偶尔提及，一笔带过。但是这位诗人，先是经过日本的翻译传播，大受推崇。正是在日本，寒山的诗歌，引起了美国著名诗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之一，盖瑞·施耐德等人的注意，开始翻译成英文。这种引介以及通过“垮掉的一代”作品中对寒山诗的渲染，引发了更多人对寒山诗的兴趣。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与传播，才重新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这位文学史几乎被忘记的诗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重新占据了中国文学史。
寒山诗只是一个个案，从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到现如今占据正统文学史的一席之地，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疑问其实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所想要极力阐明的。宇文所安在上卷导言中提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都是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它对文学的叙述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史里面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当代文学史家既不能简单复制标准的叙事，也不能对标准的叙事弃如敝履。我们这里试图面临的挑战，是写出一部不简单重复标准叙事的文学史。最终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标准文学史叙事本身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没有一部文学史是完全独创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往往把独创性误认为仅仅是对传统的背离。早些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本质已有了较充分的理解，认识到纯粹独创性情节或题材的艺术价值是很小的。库提乌斯在《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所说的平常话、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等在文学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平常话、主题和意象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一直流传下来，渗透到现代所有文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他使用、改编和修饰了自古代起既已认可了的传统主题和意象而感到缺乏独创性。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只有当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衡量和比较的阶段，达到显示一个作家是如何利用另一个作家成就的阶段，而且只有当我们因此看到了作家那种改造传统的能力的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接触到了这类研究中的真正批判性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言：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是文学史的一项首要任务。
但是一部文学史，无论如何庞大，也不可能完全囊括所有的作家和作品，更何况还有很多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湮没无闻的作家，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数不胜数。一部正统的文学史不是为了寻找那些失踪者，他们所起到最为核心的努力是使那些曾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何在我们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复活，为我们当代的写作提供某种精神食粮，传统借鉴，指引我们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活力与源泉。让中国文学，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形成一副完整的、统一的、高度契合的文学精神版图。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要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这套上下卷的煌煌巨著还稍嫌薄弱，它只提供了清晰而大概的写作脉络，无心书写一本完整的文献式的文学史。很明显的一点，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竟然没有任何中文著作的参考文献，多少有些难以信服。由此引发的忧虑，这些海外学者，就算掌握了多么新潮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无法弥补他们在历史细节上的缺憾，犀利的读者们早已发现了很多细节上的错误。最为重要的一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以看作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诠释”的新尝试，如何让这种尝试不要坠入西方殖民主义的迷思，这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慎重对待。
思郁
2013-10-10书
书名：剑桥中国文学史（上、下卷）
作者：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
出版：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一版
定价：14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