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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没有文凭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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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5 16:12: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陈寅恪:没有文凭的国学大师
2014-02-28 [小 大] 作者:一苇 来源: 文摘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曹云祥听后决定聘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没有什么学位文凭,也没有什么著作的陈寅恪,凭着广博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一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半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陈寅恪在清华上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第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而且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是不拒绝。
   
    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摘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陈寅恪则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之类的话。
    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阻,不得不住院治疗,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寅恪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贻琦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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