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大千后半生：看大师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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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张大千后半生：看大师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2014年02月07日

来源：新民周刊

张大千是天分卓越的艺术家，更是性格宏观之奇人，集画家、鉴藏家及美术史家于一身，面临大时代的剧烈变迁，却能跳脱现实环境的限制，透过交游、阅历与自身的才情，将中国绘画千年传统开创出全新格局。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张大千那样，以其鲜活曲折的一生，映照着整整一个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他是善作假画的高手、天资过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敌国的收藏家、贫无立锥的“流浪汉”，更是以丹青艺术享誉海外的大师、盼望落叶归根的游子……张大千是一段人间传奇，他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是不无道理的。在他的生前身后，是整整一部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文化史，直至今日，重新来看刻薄成性的陈巨来写的《安持人物琐记》，几乎个个臧否，唯独对大千，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赞美与钦佩。再比如张大千的忘年交，如今在华语影坛叱咤风云的导演杨帆，也不惜笔墨，多次描写过自己与大师的点滴交往，令人唏嘘羡慕不已。
如今，能追随于大师生前的友人，屈指算来，几乎寥寥无几，但张大千时代却并没有因此而远去，相反成为一段永远的传奇。
黄天才，人称“天公”，系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也是张大千生前好友。近日，90高龄的天公历时数载，写就最新著作——《张大千的后半生》得以在台湾羲之堂出版。黄天才更是以第一手亲历资料，为读者鲜活勾勒出远去的大师特有的风神潇洒。
“张大千先生在海外单枪匹马奋斗三十多年，终于让中华传统艺术在欧美艺坛大放异彩，我写这本书，主要目的是要为大千先生艰苦奋斗的这段过程及成就，留下一些真实记录。我也许不是最合适的，或最有资格为大千作这段记录的人，但先生辞世已三十整年了，还没有一本比较翔实而周全的关于他这段事迹的书籍问世，今天，我已届九十高龄，举目四望，海内外曾和大千先生有过交往，或曾在场目睹耳闻过他这段事迹的人，几乎没有别人了，不趁我记忆尚未完全衰退，还能勉强执笔为文的时候着手，大千的这段事迹恐怕就永远湮没了。”在介绍自己的写作原因时，黄天才如是说。
黄天才从1960年代起奉派驻日采访，这段期间正值张大千在海外发展时期。天公谈及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与缘由：“我跟在他身边的时间不多，但我有其他人所未必具备的有利条件：第一，我是一个在职而相当资深的新闻记者，记者的职业本能——强烈的好奇心与对人对事的观察力，比一般人要敏锐一些。追随采访，本就是我的工作，他从不回避我，有时还会主动邀我参与或到场帮忙他的艺术活动。第二，当年我担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长驻东京，历时二十五六年，日本因为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等因素，被大千先生选定为进军西方艺坛的阵前基地，他计划以日本为垫脚石，逐步进军欧洲艺术中心的巴黎，及至登陆欧洲成功，日本又成为他经营欧洲版图的后援基地，这让我在日本得‘地利’之便，可以就近观察他‘进军’计划的执行及运作。多年观察采访的累积，执笔写这本书时，才不致茫无头绪。”
与一般惊世骇俗的书名不同，这本书的名字起得极为普通，而内容却极不普通。对此，黄天才表示：人生在世，通常只有“一生”，无所谓前半生或后半生；偶或有之，多半是负面意义。但大千先生则是非常少见的既有前半生、又有后半生的不凡之人。大千二十来岁，在画艺上就已经出人头地，三十来岁就已是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画家，五十岁以前就已经功成名就了。1950年，他刚过半百之年，远走海外，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可他不甘心坐享五十岁前成就的余荫，让自己一帆风顺地度过一生；他雄心万丈，决定重新奋斗开辟他后半生的新天地。费尽心力、智慧，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有计划、有策略地进军西方艺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他为自己所营造的愿景，达成了一个与前半生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的后半生。而此书的着眼点，恰在于此。

张大千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张大千是天分卓越的艺术家，更是性格宏观之奇人，集画家、鉴藏家及美术史家于一身，面临大时代的剧烈变迁，却能跳脱现实环境的限制，透过交游、阅历与自身的才情，将中国绘画千年传统开创出全新格局。事实上，最初的离国，他并没有打算在海外久居，但在通过对香港、台湾、印度、阿根廷等地短暂居住的比较之下，却得出了都不理想的结论，最终，他把眼光放在了从没去过的巴西。在巴西建造了精美的“八德园”后，张大千的行踪才算稍微安定。然而，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依旧像当年一样，用手中的笔去创造最大的财富。一方面，全家数口人的吃用开销，维持园林的花木养护等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远在国内的家人，也需要大千的帮衬贴补。重重压力之下，张大千一方面绘制了一大批精美的工笔重彩作品，并在香港、台湾，甚至南洋等地的华人地区展出售卖。一方面，又积极加快了自己进军海外艺术领域的步伐。
在南美、北美各地造访，体验西方社会生态之后，张大千更确定西方艺文重心将在欧洲。他认为要进军西方艺坛就必得以法国为第一目标；而启动基地则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发源地亚洲为宜。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日本作为发展基地。因为相比较于其他地方，张大千认为西方艺术界更重视日本的艺术活动。1955年，经过了充分认真的准备，张大千的日本画展在一家古董店内开幕，画作仅有三十多幅，但绝对质量一流，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几幅书法作品，写的是张大千自作诗词，在“书道”极受尊敬的日本，诗书画三绝，自然大受尊崇，这是大千的聪明之处。大获成功后，第二次的“重磅炸弹”则是当年远赴敦煌带回的多幅临摹作品。彼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日本文化界又特别尊崇唐宋古意，张大千的这步棋子，又下得稳、准、狠。
出人意料的是，成功来得很快。透过日本的两次展览及筹幄，张大千就此敲开了巴黎的大门。巴黎“东方美术博物馆（MUS?E CERNUSCHI）”馆长萨尔（V.Elisseeff）适巧在东京旅游，参观了张大千的两次展览，萨尔当面恳邀大千去巴黎展览。而且还表示：“越快越好，最好紧接在东京展览之后。”于是在东京展出的原件立刻全部装箱空运巴黎，再度造成轰动。之后在英国伦敦、瑞士、印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德国、巴西、美国及香港等世界各地办画展，使得张大千的名字与作品更是几乎深入欧美市场。
机缘总是如此亲近张大千。就在法国展览圆满成功之际，张大千大胆地提出要去拜访毕加索。这段会晤在今天已然被多次宣扬，甚至被称为东西方艺术的高峰会，当然，也不乏贬斥者称之为张大千惯用的自我炒作。
黄天才的书中原原本本地还原了这段历史真相，两人之间的会面，极为单纯而友好。当时张大千提出这一想法，得到了郭有守、赵无极等人的一致反对，可张大千的四川人脾气，使得他偏偏要去试试“撞枪口”，没想到带着夫人与翻译的张大千，最终得到的是毕加索出乎意料的友好与拥抱。共进午餐、互换作品、拍摄照片……这些细节已然被宣扬了无数次，但黄天才不讳言：“张大千自认这也有侥幸的成分，他拥有了常人难得的好运气。”因此，即使在晚年因眼底出血，无法再绘制精细的作品而无奈改画大泼墨、泼彩山水时，萨尔竟然会三度邀请张大千赴法国办展。去国数十年，张大千的展览也因此遍及世界各地，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其确实堪称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大师了。
惊人的艺术投资理财术
张大千多年寄迹海外，在海外置产多处——在巴西辟建“八德园”，在美国购置“可以居”、“环荜庵”；在台北建造“摩耶精舍”，俱是奇花异卉、精巧绝伦。他的旅游行迹更遍及欧、亚、南北美各大洲，出门搭乘的是航空客机头等舱，住的是豪华昂贵旅馆，吃的也都是最顶级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财有方，何以能得？也正因此，令人更想一窥其中堂奥。关于张大千的海外财源，作者黄天才归纳出三大层次：丰富的基本财源、新购的古书画的整修及加工、古书画的灵活交易及运用。
而张大千最令人称奇之处，就是其收藏、鉴识古画的精准眼光。许多珍品在中国近现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绝一时，尤其六大国宝级的名迹，包括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王羲之的《行穰帖》、黄山谷《经伏波神祠诗书卷》及《苏东坡书维摩赞卷》等。
事实上，身在海外，经济来源远不如当年那么宽裕，但是，就张大千的性格而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委屈自己、委屈他人。早在国内时期，靠自己的一支笔，张大千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享受着浓厚的友情，可他却没有任何置地、建房的财产，原因是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古书画的收藏上。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借鉴，另一方面，这也是张大千今后在海外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所谓的“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正源于此。
早在1940年代，因携队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多年，张大千就一度“债台高筑”，最终也是以售让收藏才得以还清债务。这次经验，使得张大千在去国之日，多生了一个心眼，将收藏悉数带出，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果不其然，由于所有现金几乎都留在国内安家，张大千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过，暂居香港时，有一次告贷无门，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国宝级藏品去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图》手卷这样重量级的文物，可见当时大千困窘之一斑。最终，因未能如期还贷，三幅国宝险些遭遇“抄没”的危险。这也让张大千警惕到，身在海外，光靠自己的笔开拓财源，是远远不够的。
大千晚年曾说起过当年为还敦煌旧债而卖收藏的情况：“我卖的是明清古画，虽然心痛，但还可以忍受。”言下之意，对于其丰富的宋元藏品，大千是极为舍不得的。但就在海外的岁月里，为了全家的生计，为了国内亲人的生活，也为了自己在欧洲、美国艺术市场的开拓，张大千不得已考虑将自己收藏的顶级精品，逐件出售。
可是，当年在香港，一般的古书画并不容易脱手，买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张大千移居阿根廷筹钱时，买家指名索购他最心爱的南唐顾闳中手卷《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消息传出，令人大为震惊。移居阿根廷后，张大千特意进行了一次北美之旅，以此打听美国公私收藏家对中国古书画的接受程度。令人欣喜的是，美国的确是当时古书画交流的一大市场所在，张大千的选择是正确的。王季迁、顾洛阜等收藏家，成为张大千在美国变卖收藏的两个重要渠道。相比较而言，身为吴湖帆大弟子的王季迁在选画时更为“严格”，因为对大千的收藏十分了解，有时他还会点名索要，对此大千虽不舍却也无可奈何。而身为美国人的顾洛阜，财力雄厚，每次选购都数量很大。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选画标准不同，但最终，这批精彩而丰富的藏品，几乎不约而同都进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对于公开出售自己的藏品，张大千既不回避也不宣扬，每每谈及于此，他几乎都不发一言。在黄天才看来，“想必是因为别人不一定知道他的苦衷，多说则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口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画，张大千还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补充收藏，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大量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张大千借美国卖画的机会，又得以在东京市场大显身手，补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据介绍，除了熟悉的古董商为大千提供藏品外，张大千更是以其豪爽的性格、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力，在日本收藏界大显身手。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艺术品，绝不还价，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开了名气，当时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字画来看的古董商，只要他看中，问明价格后当即留下，即使一幅也看不中，大千照样奉上交通费日币两千元，这在当年已不是个小数目了。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不仅如此，依托日本精良的装裱技术，张大千的不少藏品，得以重换新颜。
应该说，张大千的收藏与变卖，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面对巨大的经济负担，他甘冒“投机倒把”之大不韪，费尽心思进行古书画交易，其心智与胆魄令人敬佩。同时，他所能持有的“有舍才有得”的收藏原则，恰如王世襄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从容豁达地处理这些“身外之物”，最终也因此，他才会在晚年将所有收藏悉数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

厮守后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除了在艺术界的叱咤风云，张大千丰富浪漫的感情生活，也是读者最为期待了解的未知领域。对此，天公亦有所涉猎，只是不同于一般的花边新闻描写，黄天才巧妙地站在张大千晚年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夫人——徐雯波的角度，来叙述这些不一般的情感历程。
自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刻起，徐雯波没想到自己再也没回到家乡，而亲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作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却得以陪伴了张大千整个后半生。以至于到了晚年，许多记忆已不复存在时，徐雯波见到张大千的照片，总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
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大吉岭，还是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徐雯波以其智慧、勤劳，操持着大师全家的衣食住行，甚至还为张大千生了最小的儿子心印。在张大千只身远赴重洋打拼的日子里，徐雯波既不抱怨也不矫情，除了写信叮嘱丈夫注意身体，还体贴地寄上自己的照片。显然，照片打动了向来情感丰富的张大千，当即在灯下画就了一幅精到绝伦的重彩仕女——《云山万重 寸心千里》，画中美人手执素笺毛笔，若有所思，正是雯波夫人的写照，张大千更在画上题《唐多令》一阕，以寄情愫。
当然，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际，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战。大千在东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聪慧可人，与大师日久生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徐雯波，却始终对山田小姐礼遇有加。这一不公开的事实，引起了大千身边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没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来。没想到徐雯波却看得很开，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两人的感情，大千并没有刻意要隐瞒她，但她并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个太太同时服侍大千都没有出现过争风吃醋，自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却没有受过排挤。如今到了国外，自己是大师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觉得很幸福了。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丈夫，让他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只要对他无害，自己绝不阻拦。至于山田，他们夫妇不懂日语，也的确离不开她，没有了她，谁来照顾张先生呢……一番话真挚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于大千听闻之后，亦为之动容。后来，大千在闲谈之中，讲了这样一番话：“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女人，我不会与她亲近，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我也绝不会做。我的养生之道无他，一切顺乎自然，绝不勉强！”这无疑是对徐雯波宽宏的气度最大的肯定。
除了情感上的大度，徐雯波在支持丈夫事业上，也不遗余力。张大千多次赴欧洲举办画展，徐雯波都得以随行，每次开幕式上，身着旗袍的画家夫人一出现，就引起一片赞美。在欧洲，尊重女性是特别重要的社交礼仪，张大千与夫人的出双入对，也为自己在欧洲艺坛的形象，加了不少分。为此，张大千非常满意地将在巴黎展出的三十幅精品力作，全部送给了雯波私藏。不仅如此，在会晤毕加索一事上，因为雯波夫人的陪同，使得毕加索的态度也空前地谦逊友好，原本在家只穿短裤的毕加索，因徐雯波的到来，还特意换了花纹衬衫和长裤皮鞋，拍了多张合影。对此，张大千晚年也不讳言：“外国人总还有尊重女士的礼貌，我后来说幸好带了太太去，毕加索对我很热忱，多少沾了我太太的光。”

从巴西到台北，徐雯波一路追随丈夫走过了后半生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曲折的岁月。徐雯波于2010年辞世。黄天才在书中记述了自己最后一次与徐雯波长谈的情节。那是在1998年，纪念张大千百岁诞辰，黄天才问起徐雯波，自己一生与大师相伴，最喜欢或最怀念的是哪段岁月？徐雯波想了很久，竟然回答：“还是早些年常去欧洲旅游的那段日子吧。”这一回答让黄天才颇为诧异，徐雯波解释道：“老太爷在欧洲的朋友、学生不及在香港、台湾和日本的多，因此就不会有人总是围着他，让我连句话也没法和他说。在欧洲，我和他独处的时间很多，无论是看他画画，还是听他摆龙门阵，我都觉得好开心……在巴西和台湾，老太爷疼惜我，清晨散步有学生陪，画画有学生伺候，都轮不到我呢！其实，老太爷在外面旅行时，心情也不一样了，他本来不肯教我画画，但在欧洲那几年，有时他画累了，就主动教我画，逗着我画，还会为我改画、题画，后来不去欧洲了，他就再没有要我画过……那几年，是我和我先生单独在一起时间最多，也最愉快的日子。”
原来，作为妻子，最怀念的，还是与丈夫独处的时刻。当黄天才问起：“欧洲女孩热情奔放，有没有缠上大千先生的？”没想到徐雯波听罢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你还问我？你比我清楚！”
这就是徐雯波，一个永远维护自己丈夫的中国式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