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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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文/刘云枫
　　中国教育已经成了“老大难”，谁提起来，都是一声叹息。之所以成了这种局面，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当政者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根源找不到，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当然无济于事了。     中国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的答案是，问题不在教育体制，也不在考试制度上，而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迄今，依然是被儒学体系主导的。儒学的核心是“礼”，“礼”的关键是“等差秩序”，而等差秩序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就像一块庄稼地，“良莠不齐”。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或者说差异，在道德上表现为：君子和小人；在智力上表现为：贤能和愚笨。一个“好社会”，就是要把“君子”和贤能之士，选拔出来，由他们来管理人民和治理国家。
　　如何选拔呢？考试。选拔的方法，有很多。早期，用过“举孝廉”，即，由当地的知名人士或地方长官，向上推荐。但这种办法，实行了不久，就有了问题。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当官的永远是当官的，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举荐的办法，不行，因为太不公平。怎么办，只好改成考试。
　　因此，在中国，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是面向“人”的，而不是面向“知识”的。考什么，考多少，根本无关紧要。只要能把人的等级区分出来，就行了。科举制，考“四书五经”；现在，考数理化，结果，都一样。只要是面向“人”的选拔制度，都必然带来对新知识、新发现和新思想的禁锢。换言之，即使在古代，中国人就考数理化，科学思想和探索发现的精神，依然不会在中国出现。
为什么？这是由考试的性质决定的。
　　既然是考试，就要统一；不统一，就有失公平。1，试卷统一；一人一份卷子，不行；因为，难以保证考试的难度一致；2，考试内容统一；考什么不考什么，要公之于众；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准，或许，这不是当权者的要求，而是考生的要求。第三，答案要统一；要有标准答案，如果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学，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判官也不知道如何给分。
　　考试，天然地抑制了对新知识、新思想和新发现的追求。新东西，都没有定论。比如，有没有外星生命存在，根本不适宜作为考试题目。为什么？因为，没有答案。说有、说没有，无从判别。所以，凡是考试，一定是成熟的、老旧的、有限的，有现成答案的东西；而且，越是成熟的、老旧的、有限的考试制度，就越公平、有效和经济。科举走向八股，是必然的；正如当下的高考，越来越令人厌恶，一个道理。
　　选拔人才，听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结果，却由此缔造了世界上最令人恶心的考试制度。追根溯源，是“人人不平等”的价值观在捣鬼–本来，就没有什么“君子”和“小人”，也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适宜作为其他人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但是，儒学家及其走狗，偏偏要“选贤与能”，要把“人上人”筛出来，要通过考试发现谁比谁更牛。过去的真状元，现在的“假状元”，趾高气扬的架势，不就是那种“昨吃苦中苦，今为人上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集中表现吗？
　　西方国家，与此相反。他们的价值观是：“人人生而平等”，除去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有适当的监督机制，使人去恶扬善；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魔鬼，只要权力无限膨胀。西方人从不天真地选拔“好人”，而是随机地抽签决定谁可以暂时代行管理职责–仅仅是代行，轮流坐庄人人有份。例如，在古希腊雅典，很多“人民公仆”，是抽签决定的。
　　抽签是盲目的、随机的，但其背后隐含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高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傻。“上智下愚”，乃一派胡言。
　　由于有了人人平等这个前提，教育的作用就单一了、明确了–教育和考试不是鉴别人高低的手段，而是追求知识的过程。教育有，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探求真理。考试与探求真理无关，当然，是一个摆设，可有可无。考试成绩，更是仅供参考。美国没有高考，也没有高考状元；他们不理解成绩排名的意义，更不理解“高考状元”为什么那么受中国人追捧。因为，与无穷的知识以及无尽的知识探索比起来，“高考状元”也不过是一个“无知者”–一个无知者，难道值得兴高采烈吗？
　　柏拉图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孔子的学生，就不这样。每一个孔子的学生，都在树立孔子的“圣人”形象。子路就拍孔夫子的马屁，说：孔老二的学问，就像北京的紫禁城，墙太高了，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城府阴深，深不可测。我们没见过西方学者，这样吹捧老师的，一个也没有过。不管他是哪一个学派的，从来没有。
　　为什么？因为，人人平等，再大的学问，也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用来证明上帝之光辉。所以，西方的学者，都很谦卑，甚至自卑。和上帝比起来，由不得你不谦卑和自卑。中国的学者，都自以为是，都认为他们是可以拯救他人拯救世界的。比如孔夫子就说，要是给他一个有实权的职位，他就可以让鲁国“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苏格拉底那么大学问，却每天疑问：我究竟知道什么呢？他想了很久，最后发现：他知道自己的无知。
可见，西方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探求真理；是面向知识和真理的，而不是面向“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对什么都感兴趣，学什么的都有。有些学问，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聊，可西方人却研究得津津有味。比如，去非洲森林里，和大猩猩一起生活20多年。靠什么支撑呢，只有靠追求真理的信念和乐趣。
　　因为要追求真理，获得“新”知识，所以，西方教育的目标是“求异”和发展人的个性；人没有个性，人云亦云，像一个跟屁虫，只会拍老师和领导的马屁，就没有创见；没有创见，就不可能找到知识的“新大陆”；在“老地方”上转悠，是与探求真理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多样化的世界，形态各异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更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兴趣的人去探索。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小时候，“除了打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这是达尔文的父亲对他的评价。达尔文要生在中国，其身份和命运，也就是一个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撩猫逗狗而终其一生。因为，中国不需要博物学，也不需要博物学家。达尔文的个性和爱好，在中国，只有死去。
　　由于，要选拔人才，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求同”和压制人的个性–只有在同一个标准之下，才能公平、有效地将人分出等级和高下；只有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同质机器人”，才能分别品级优劣。萝卜是萝卜，白菜是白菜，萝卜和白菜必须分开；中国的教育和考试系统，在选拔人才方面，是有效的。换言之，制度是好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没有比科举和高考更好的制度了。正因如此，叫嚷改革高考制度的人、方案、机构，层出不穷，高考制度却纹丝不动。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比高考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了。但是，隐身在这种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却是令人唾弃的、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
　　这一切，都源自中西方基本的价值观差异–西方人认为人人平等，选拔，多此一举，抽签就行了；中国人认为，人有贤愚，有考试，才能有鉴别。中西之别，一“念”之差，但其带来的后果，却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得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承受数不尽的艰难和困苦。古代如此，而今依然。高谈教育改革的人，想到这一层了吗？要是没想到，所有有关教育改革的“高论”，只能是谬论和妄想。
　　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先革新我们的价值观；否则，一切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