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思想者——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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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思想者——刘再复

·         时间：20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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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

　　1941年，刘再复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码头镇的刘林村。

　　刘林村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清丽风光的小村落，它处于高盖山下，村内有两个大姓，一个是侯姓，一个是刘姓，侯姓原本也属于刘姓，但因后来战乱，被迫改姓为侯。因此，长期以来两大宗族和平相处，“两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维持着。

　　在这里出生的刘再复，童年时却在饥饿中度过。自他出生开始，便是从抗战到内战漫长的八年，这八年里，中国的乡村处于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对于刘再复一家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当他七岁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不幸病逝。

　　父亲病逝后，留下了刘再复兄弟三个，母亲守寡养育他们，当刘再复开始上小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年代，当地的小学只实行一种奖励办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学费。

　　“我读第二名都不行，读第二名我都会哭的，期中考我第二名我就会哭，我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则我下个学期没法读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刘再复言及当时“做不了第一就会失学”的恐惧感，仍然心有余悸，有一次期中考试，刘再复考了全年级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场，母亲知道后，用柳条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童年的磨难锻炼着刘再复的意志，逐渐长大的他，体会到了母亲的不易与艰辛。那时正好是自然灾害与国家建设的困难时期，刘再复时常是带着一罐咸萝卜去学校，一周后再把空罐子带回家，如此往复，便是他每天的菜肴。但他仍然坚持苦学，丝毫不懈怠，15岁时，考入高中的刘再复因品学兼优被选为少先队辅导员，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刘再复，受到了学校、老师格外的关爱。因此，在怀念自己一位老师的散文中，刘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梦境中，在我的心坎里，总是那样甜蜜，总是那样和暖，总是那样神圣”。

　　“读大学的时候又碰到困难时期，大饥饿时期，当时的浮肿病，这个医生给我按下去这个肉都弹不上来。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我最深刻的体验就是饥饿的体验。”刘再复如是感叹自己的青春岁月，但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依然充满了大爱，“我的良心是对底层工农的记忆跟对童年的记忆，因为我在童年这个记忆里边包含着很多良心的内涵，你看父老乡亲那么艰难，那么困难，那么艰苦，自己的母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所以我到美国，我从来不觉得苦。因为我小时候太苦了。”

　　在这样的苦境下，一路拿奖学金、靠学校救济的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并于1963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相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刘再复依然是幸运、顺利的，他将这一切归于新中国对他的培养。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发自内心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培养长大起来的，所以我当然是充满感激之情，肯定是这样子的。”

　　“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刘再复，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与许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一样，“文革”成为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政治运动开始了，一切学术研究、写作工作皆一一停止。而他所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便成为了“文化”走向“大革命”的重灾区。

　　2009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达敏教授站在文学所门前的走廊上，对笔者说：“文革这里发生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是我认为，悲剧的数量远远大于喜剧。”

　　“你想文学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会科学院多少名人，一个一个地自杀，有的撞火车，有的喝敌敌畏，有的甚至在暖气管上吊死都可以。”面对自己尊敬的师长如此惨烈地走向不归之路，刘再复至今都感到悲恸不已，而年轻的他在遭遇这一切时，又显得如此的无力，“我真正在这个时候要替老师说一句话都那么难。所以，维护人的尊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茫然”，持续了整整十年，但也让刘再复变得更加清醒，对于人的思考，他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每天无休止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批斗会乃至武斗层出不穷，“揭发”、“自首”成为了家常便饭，为求自保而使得人的伦常与道德底线竟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这些浩劫，刘再复看在眼里，想在心上。

　　我们知道，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就是人，就是社会。“十年浩劫”为青年刘再复，提供了一个反思社会、重构人性的绝好机会，时代的不幸，却造就了学者刘再复独特的批判视野。“穿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在此之后我整个思想变化非常大。”刘再复感叹自己在这十年里的精神历练为他今后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使我这种乖孩子觉醒了，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说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做到，一要说真话，二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

　　浩劫结束，万象更新，刘再复重新回到科研岗位，此时的他，不再是彼时刚从饥饿中走出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即将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学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论、思想逐渐被放开。刘再复开始从事鲁迅研究，通过对鲁迅反传统的研究，刘再复发现了民主、科学与启蒙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语境下，刘再复只能在“应景”的文章中尝试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1978年之后，刘再复开始关注一系列宏大的文学命题——人的性格究竟是什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为什么是模糊的组成?文学如何真正地做到“人的文学”?带着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刘再复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集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其他灵魂开始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开始用自己的勤奋、多思来弥补“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但他又凭借着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为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1985年，刘再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与《文学评论》主编。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学界广泛争议，进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次年，刘再复的代表作《性格组合论》出版，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史中一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著述，这本书重新定义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与文学的真正关系。与该著相对应的学术论文《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亦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刊发，这本书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九八七年，刘再复与老一辈文论家周扬一道，共同执笔《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总论”部分。

　　无疑，刘再复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风头无二的“关键词”，知识分子们一旦论及“八十年代文学”，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刘再复”。这一点刘再复自己也承认：“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儿’。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

　　“八十年代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经历过八十年代，跟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样。”时至今日，刘再复如是感叹，“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现在中国是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一九八八年，刘再复受邀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成为瑞典文学院邀请参加典礼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学者，这一年的获奖者是埃及小说家纳吉布·迈哈福兹。

　　走出国门的刘再复，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旅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决定辞去文学所所长的职务，游学世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的思想家”。

　　初到美国的刘再复，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甚至最开始的语言关，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此之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自己客居的美国之外，刘再复还先后到过法国、瑞典、荷兰、丹麦、挪威、俄罗斯、拉脱维亚、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进行客座、讲学与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再复是唯一一个完全凭借自己一己之力，行走最多国家的当代中国学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再复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先贤对于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刘再复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学术作品，还出版了不少的行走手记与旅行随笔，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祖国大陆，到广州进行学术演讲，一时间引起国内知识界较大轰动，成为了当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再度提起，出版社、杂志社纷纷开始刊登刘再复的著述。由于“他乡观照”，已年过古稀的刘再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刻且独到的认识，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述来阐释这类问题。

　　譬如他在《共鉴五四》中，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点上，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启蒙”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红楼四书》则是刘再复站在时代与理论的前沿对《红楼梦》的全新诠释，用刘再复的话讲就是“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另一部较有影响的《双典批判》则是基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对《水浒》与《三国演义》的进行重构性的解读。除了出版著作之外，刘再复还多次在大陆进行学术讲座，并受聘担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如此执着、勤奋地进行一种的新的经典解读与文化实践，“晚年刘再复”成为了当代文化界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

　　“反向努力”是刘再复对自己近些年笔耕不辍的一个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是欲望燃烧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时代。在今天这种时代里，知识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难。”这是刘再复缘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刘再复的女儿刘剑梅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绩，父女俩合著的《共悟红楼》、《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等著述，既体现出父女间脉脉的文化温情，又体现出了刘剑梅对刘再复严谨态度与灵性思维的继承。值得一提的是，刘再复赴美时，刘剑梅正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她，曾自告奋勇担任过刘再复的“英语老师”。

　　一九九七年，刘剑梅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在同辈中，她的际遇应该算是最出色的之一”——这既是王德威教授对刘剑梅的评价，亦是对于刘再复“家学渊源”的高度肯定。

　　随着刘再复回到大陆讲学次数的增加，作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为了国内学界、媒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并非是去国离乡之漂泊，而是刘再复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学术之海里“漂泊”——尽管年过古稀，但刘再复仍积极著书立说，在国内外诸多期刊上，时常仍读到他的高论，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刘再复曾坦诚自己对于祖国的未来抱有美好愿景：“我离开时候是一个中国，我现在回来好像另一个中国似的。所以我回来了。而且我确信有一条，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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