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中国现代乡村的一份“活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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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中国现代乡村的一份“活档案”

——评《中国在梁庄》（《人民文学》发表）

作者：宋桂花    文章来源：《山花》2013（B）第1期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带着这些问题，青年学者梁鸿，回到故乡河南穰县，回到那个他曾经生活了20年的村庄——梁庄，“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逝去的亲人”。最终她将自己的调查和分析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在梁庄》。该书从个体情感和精神的角度，直面“中国农民的疼痛”，展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现实生活图景。李敬泽评价道：“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这无疑是该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在梁庄》到底质疑和修正了哪些关于农村的通行定见？这将是本文论述的中心所在。 城市，只是讨生活的地方 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这决定了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边缘人”。至于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工作环境以及真实的生存状况，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处在黑暗的未知状态。 第一，他们有着不为人知的丰富情感与梦想。每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无不是怀着期望与憧憬来到城市的。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他们明白，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有多么渺茫。生性单纯的菊秀，曾经为过一种有理想、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拼搏过、奋斗过，但“生活却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为此，她觉得，“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是“理想”害了她。梁鸿的哥哥毅志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对爱情和生活有着敏感而细腻的体察和感悟。他曾在北京打工，因为倒票被抓，先后辗转于站前派出所、昌平收容所、安阳收容站和砖瓦厂，经历了各种毒打和折磨，九死一生才逃出了地狱般的砖瓦厂。对于这段非人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第二，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健康乃至生命。梁庄在外打工的，除了极少数像义哥一样，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才可能在外闯出一片天地，绝大多数人都在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工厂里刺鼻的气味，塑料高温车间的眩晕和呕吐，以及年轻生命莫名奇妙的死亡……这些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似乎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对健康的威胁，以及对他们将来的生活将造成何等的破坏。”和梁鸿同年出生的小柱，曾是一个健康开朗的小伙子。十六岁就外出打工的他，后来在青岛一家首饰厂干了十年，最后咳血而死。可以想象，乡村大多数打工者的命运会和小柱差不多，最终会拖着衰老和伤残的身体回到村庄。 最终结果就是，“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而吸收伤残病余人口。所以出来的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这导致了农村虚空化，“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事实上，留守村庄的多是些最老实也最让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的存在类似于那个将家安在墓地的昆生，常被视为乡村的边缘人而被遗忘。 备受煎熬的乡村留守者 “人去楼空”是乡村的日常景象。“夫妻分离，父母和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有专家指出，“中国农民工的家庭都处于半解体状态，传统的家庭观念遭受严重地冲击，家庭伦理受到巨大的挑战。” 首先来看被称作时代孤儿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长期分离，使他们的成长缺失了父母之爱与父母的监管，这使他们在学习、生活、发展等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难怪，梁庄的留守少年多会出现逃学、上网、打游戏以及性格孤僻等问题，更严重的，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那个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太的王家少年，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尖子生。从童年起，他几乎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对于这样的一个凶手，村里人更多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却“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其次来看生存在社会背后的留守老人。村庄里那些年近花甲的老人们，不仅不能颐养天年，而且还要照顾孙儿们的饮食起居。有的儿子、儿媳不往回寄钱，把家里的地留给老人们耕种，老人们帮他们带孩子，他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当作为子女的一方依据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来对待父母时，也就意味着，在现代乡村传统的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和社会基础。但疲于奔命的老人们却从不敢放弃照顾孙儿这件事，同时照看着三个孙儿的赵嫂说道：“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很明显，村庄里的老人们最担忧的是养老问题。此外，健康和医疗问题也是留守老人的一大心病。 最后来看被称作体制性寡妇的留守妇女。“由于长年分居，留守妇女要忍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煎熬。”长期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之下，会引发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我不想死，我想活’的春梅，是一个丈夫在外打工的女人，因思念、猜疑，以及被村里人议论羞愧而自杀，她的悲剧凸显了‘打工’这种生活方式对正常家庭伦理的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内心的打击。”当社会谈及农民工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经济待遇问题，而很少涉及维系他们的“性”福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中国农民的政治冷淡 最近几年，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国家对农村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新农村政策惠及农民的补贴非常多。但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高晓声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农民“根本的弱点在于没有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没有当国家主人公的充分觉悟和本领……”在农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社会的主人，所有的好与坏，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这就导致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所谓的“民主程序”、“村民自治”等制度，在村民眼中只不过是些名词和概念，形同摆设。可见，政治上真正的民主与权利离他们依然遥远。而作为村干部，梁庄现任的村支书则说，“让谁干活就是让谁累死。”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乡村政治的如此局面？客观来说，“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村里的青壮年大多长年在外打工，对村庄和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出门挣钱是第一位的，村庄没有生产能力和建设项目，逐渐丧失了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所以出现了“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的现象。可见，农民争官干的意识并不强。不过，这些经济原因还只是表层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的基层干部还享有特权。纵观梁庄的三位村支书，除了被公推上台的清道还算“清廉”之外，老支书梁兴隆习惯于仗势欺人，硬是将老实本分的清立逼成了精神病；梁庄有条路卖给了沙厂，现任支书却说不清卖路的十七万四千元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对此，做会计的堂叔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这让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的梁鸿的父亲很是愤怒，“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在哪里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这说明，在当下，村干部还是享有特权，而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正是基于此，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乡村离现代化依然遥远 在梁鸿看来，故乡“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乡村道路。道路不断增多、拓宽，大大缩短了村庄之间、村镇之间的距离。高速公路横亘梁庄，仿佛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门口。然而真正走进去，就会发现，对于村庄而言，这种现代化依然遥远”。事实上，高速路的存在一度令没有多少交通安全意识的乡亲们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也越发强化了村子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而被高速路占用的土地，却使原本近在咫尺的两个村庄，现在却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可见，“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 对梁鸿而言，童年时代的村庄中心现在已是一片废墟，面对自家院子前的一大片断壁残垣，就连一直生活在村庄的梁鸿的父亲也犹豫到底是哪家的房子。而沿着公路排列的新房，高大、气派，却大多由生锈的“铁将军”把守。芝婶家的两层小楼还专门请人进行了“室内装修”，颇具欧洲风格，但用料劣质、做工粗劣。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杂陈着破竹椅与小板凳，还有一群地道的仍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而更让人关注的是象征着生活重要部分——卫生间的脏污不堪，表明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仍然是乡村式的”。而这些豪华的现代化建筑却和那些成片的废墟真实地共存于一个梁庄；更为严重的是，围绕在这些房屋周围的是散发着气味的黑色淤流。 梁庄有大大小小六处坑塘，曾经的坑塘有鱼在水中游，有鸭、鹅的嬉戏，长满了莲藕……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梁鸿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现在，村庄里坑塘已经彻底“死亡”，有的变成地基、房屋，有的已成为一个污水坑，散发着臭味、滋生着蚊蝇“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上建立起所谓的幸福生活呢？”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被挖沙机不断掏空的河道，经常成为淹死人的元凶；梁庄砖厂烧砖平地掘三丈，致使两三百亩肥田无法耕种；还有那条古书中记载的开满菊花的湍水，随着河坡密林的消失，河水也已被化工厂的废水所污染，黑亮亮的。 总之，对现在的梁庄人来说，他们盖起了现代化的房屋，享受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带来的便捷，“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遥远”。这不仅仅是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包括人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还局限在传统乡土模式之中，这一切都与现代化的指向格格不入。在梁鸿看来，梁庄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诸如留守儿童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夫妻情感危机以及在外打工者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等，这一切的根源不仅仅与政府、社会相关，而且与植根于乡村千百年的乡土文化及其衍生的伦理道德息息相关。她指出，对乡村而言，“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因此说，“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它依然有许多富有价值和生命力的东西可以保持、可以延续。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要更多地考虑乡村这片土地的“根性”，考虑农民切身的利益、内在的情感与需求，而不是只考虑可量化的经济指标，那样乡村的问题就会逐步得以解决，乡村的未来就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张凤云.我痛苦,因为它正成为一个“问题”——与《中国在梁 庄》作者梁鸿面对面[N].农民日报,2011-01-27(06). [4]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5,(07):8. [5]刘 奇.中国农民的迷茫与困顿[J].中国发展观察,2011,(03). [6]孟黎.中国在梁庄:展现乡村转型之痛[N].金融时报,2011-01-28(009). [7]高晓声.中国农村里的事情——在密西根大学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6,(02):72. [8]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32. 作者简介： 宋桂花（1979— ），女，山东邹平人，临沂大学传媒_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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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庄

□ 梁　鸿

梁　庄 　　■梁　鸿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 　　—— 《穰县县志·概述》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著的变化是路的改变。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在路上骑六个小时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下那隔着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称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这次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我们村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簌簌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一九六○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词，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做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工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于出租。 　　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地。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和，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人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难哩。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 　　当问起国家对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小学：“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的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小家畜家禽，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望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一九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很，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一九九二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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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一九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

　　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啦，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a，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送接。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零花钱，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失。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乡人虽然还希望学生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没成功。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单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二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使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呆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 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b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公路的情况，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辞。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我们叫芝婶的，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俩人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刚盖好不到两年，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所用的一看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废纸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施，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子，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二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c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六七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哩没一个，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或许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是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五奶奶，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里许多孤独的茅草屋，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做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特别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家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d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e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愣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个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那个娃儿死。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f，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家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代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趟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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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是在漩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着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哩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哩很，真没了，又想哩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哩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平时打他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哩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哩很深，到处都是漩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漩涡淹死你哩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哩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g。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结住，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超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放学回家，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带着儿子就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菊秀家八十年代后期就离开了梁庄。她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的聚会地。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那沙滩、河水、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校，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着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这个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上了两年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那边，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年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他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给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回来夜里十二点，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醒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开店的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绞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一九九○年学，一九九二年开始自己做，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没有本钱，我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间能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阿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阿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还每天早晨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东西弄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元。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阿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阿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二○○○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看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计。认识一个女的，就又开始做服装生意。我们二○○五年开始，也该倒霉，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郑州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阿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块钱，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块，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阿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阿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阿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哩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浓重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把孩子教育成材，也算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又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就是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泪都要出来了，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想，我明白菊秀的意思，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之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她的易怒，她的辩解，在扫过我的刹那眼神中，都看到了饱受屈辱的苦痛。我无能为力。相比较菊秀而言，我的生活多么顺利，甚至有些苍白无力。我求学，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向往的，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的、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还是菊秀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有某种明显的幼稚在里面。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那不时交换的眼光，那洞透的、怜悯的神情，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那个充满理想，然而又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沿着河里纵横的小路，一直走到村庄的后面，从墓园那里上去，看到母亲的坟，我挥了挥手，说：“妈，我走了。再见啊。”心中有种奇怪的温暖与感动，涌在胸口，要溢出来，就好像母亲还活着，我只是平常出门，给她道别一样。

　　要是每天都这样多好。要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该多好。

　　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踪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啰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到她儿子身上了，但是，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又沿着上学的老路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感觉。最后，所有人都催着找一个饭店，赶紧打开空调。在饭店坐下后，一班人说说笑笑，而那条路，依然被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1991年9月，穰县成立劳务输出开发公司。1993年，市开发公司成立劳务市场，29个乡、镇、办均成立劳务站。1996年12月，市劳务输出开发公司更名为第二职业介绍所。至2000年，共进行岗前和转岗培训1.8万人次，输出城乡行业青年和富余劳动力219.6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1.44亿元。

　　——《穰县县志·大事记》

　　二○○八年的夏天，似乎特别地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会儿天，我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

　　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一片嘈杂声，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中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字眼：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几下，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嘈杂。村子东头，春梅家，第一次成为村庄的中心，人们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堂叔家里，商量好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还要商量下葬的事情，因为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砸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自己就回来了。当事情出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他，就赶紧派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去买来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个子高高的，属于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圆脸上的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来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剜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原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哩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坐到县城都吐哩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不敢坐火车，后来，生下她那小闺女，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俩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哩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哩不行。她最大愿望就是盖像焕嫂子家那样的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跟上接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哩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哩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哩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走得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烧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就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哩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哩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哩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哩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哩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戗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是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都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住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哩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走有月把天气，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要说这和春梅啥关系?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不是，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我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的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有事没事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哩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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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跟婆子妈大吵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哩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的老婆，春梅，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并没有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他们的收入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性”问题的被忽略，显示出社会对农民的深层歧视。我们的政府、媒体，包括知识者，在探讨农民工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也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到肥料的那块地上，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开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也许是从哥哥那儿听说我在家做这样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回来给我讲他的故事。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着一长串灰尘。然后，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戴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个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声音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的老人。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经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爸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从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一斤装，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你们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家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苞米都烧煳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泪。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哩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鱼、海鲜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都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我到阳县六七年的样子。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同等的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是一声令下就可以怎么样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被窝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二十六号，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拼后，结果是，我用钱打点轻描淡写处理了，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付出沉重代价，坐了八个月，我花了几万块钱，免予起诉，坐了两个半月。我弟弟坐了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远远不够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打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二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总算明白了，官商一家。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昆生：住在墓地里的人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至2000年，共救济特困户1.39万户次，4.64万人次，共发放救济款178万元。1998年，市政府制定《穰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把户均月收入80元以下的城镇居民列为保障对象。至2000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579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去看看。河坡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一根烟，神情才略微有所缓和。我弯腰进到茅草屋里面，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有三张椅子那么大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垫着，头发散披着，看不见她的脸，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烧。

　　哥哥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还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这个小空间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我把饼干送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支退烧针。

　　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昨天那个夜晚，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

　　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个老的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纠结在头上，垂过肩，胡须几乎遮住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但又看我们，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花)啊。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笑笑的，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姐姐嫁到贵州去了。问为什么嫁那么远，她也不知道。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短时间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说好了，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问他们父女现在住哪儿，说是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还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他在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在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哩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年轻人说：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哩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说政府伺候哩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哩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哩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哩脏，衣裳多哩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等等。我默想着，如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

　　那些被遗忘的人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的。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黑裤子，脚上穿着八十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弟兄三个，父母早逝，都没有结婚，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做了小偷，长年在监狱住着，也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有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也只是黑暗角落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才知道，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生生的，上面放着两个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被寒风吹得脸红肿着，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之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政府当然也不会主动来帮助他们。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对了，还有万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小时候被淹傻了，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四岁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一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俩最好，因为同一年生，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十月份，他四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村庄各家，尤其是梁姓家族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几年，又多了一点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春节前回来结婚，过完初五就准备走。

　　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他在那个首饰厂干有十年时间，前年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俩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咯血，最后，从鼻子、嘴里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花得差不多，眼看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也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又嫁了一家。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是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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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胶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以为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知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都认为很遥远。因为他们干的活，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中国最差的。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金钱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老道义死了：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行火化。流行车队护送灵车，车队少则2辆至3辆组成，多则由10辆至20辆组成。2000年，实行殡葬改革，规定在全市范围内，除规定的回族等10个少数民族外，其他民族的国家干部、职工、城乡居民亡故后，都必须实行火化，严禁偷埋土葬。城市居民火化后，多葬于公墓，农村居民死亡火化后大多又土葬。

　　——《穰县县志·民俗文化》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作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做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是受领导欢迎的人。他特别喜欢“论理”，倔强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解决为止。弄得学校、乡里都很烦。时间长了，人们背后叫他“老道义”。大伯和他的儿子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九十年代初，教师民办转正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有几年时间，儿子和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路，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你伯是二○○四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有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有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我咋都可以，人死了，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生前有遗愿，他不想火化，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只要能有完整的尸首就行，见不得烧那样子。

　　现在偷着埋哩多了。出两千多块钱就可以让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铜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但也有背时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上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啦。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哩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儿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哩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没有，但还抱着一线希望，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哩很。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火葬场的那个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咱们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直往下掉。我把它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一直在提示我。我就哭了，你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h，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住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就被扒了。当时被埋有半月多，尸体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哩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哩骨灰收了。惊动大哩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教我们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在前面提到的万明哥，是乡里都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一九九四年、一九

　　九五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戴个口罩，叫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政策，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扒的那个坟埋哩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哩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烧的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哩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有十几天连续下雨。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雨天的，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的、发亮的天空，是一种寥廓与肃穆，让人有庄严与阔大之感。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形成足够厚的草地，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沙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过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西瓜和花生的非常多，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一边偷生孩子。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经济积累之后，他们在天津郊区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是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在焕嫂子身边玩的那个女孩子是她的小女儿。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连带头晕，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想听她讲讲自己的生活。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她生孩子的故事。

　　我就想生个儿子。张家这一大家，兄弟三个，没有一个男娃儿，人太单了，我得生一个，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

　　女娃儿我也喜欢哩很，是我哩贴心小棉袄，你看我这小闺女，多可爱，我稀罕哩不得了。当初差点都不要她了。怀她到五个月时，去做B超，一看又是个女孩儿，就想着再引产引掉算了，前面生的那个闺女，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不知道有多伤心，现在连面都没见过，还不如没生下来的好。她姨，俺一个远房亲戚，俺们每次去，都是找她验的B超，她说你别引了，到时找个好人家，就在咱们县城里，想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去看一下。我一想，闺女也是一条命。引第一个闺女的时候，我多伤心啊，都五个月了，听说眉眼五脏都有了，可是，前面已经有俩了，我还想要个男孩，不能再要了，就引产引掉了。心里可难过了，可也没办法。后来那两个，连想也不想，就引掉了。我就是打算生下来，她爸也反对，一是还得好几个月时间，二是怕到时舍不得，再说，送人了，就不是自己的了，费这心也没啥用。

　　她姨这样一说，我又有些心动，我要求见见那家家长。那一对夫妻，还真是很有修养，比我岁数大不了多少，还年轻着呢，在政府部门上班，儿子已经上大学。我一看，挺喜欢的，就决定生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同意以后认亲。那也没关系，我都想通了，能给闺女送个好人家，也可以。

　　她是提前生的(焕嫂子说着，怜惜地看一眼身边的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比预产期早十来天，是个晚上，肚子突然疼了，到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就生了。她姨还没来得及通知那家人。本来，我是不想见闺女的，想着直接送走算了，怕一见受不了。可她在那儿哭啊哭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家人还没到。我怕她哭出事儿来，就让护士抱过来，我哄一下。谁知道，刚挨住我，她就不哭了。我扒开包裹，小家伙粉红透白，睁着大眼睛看我。我一下子心软了，就决定不送了。后来，那对夫妻来了，一看长得漂亮，就特别想要，给我送礼，还答应以后让认亲，我说啥也舍不得，她姨也气得不得了，为这，她还得罪了那家人。你看，幸亏没送人，这小家伙跟我亲得很，懂事得不得了。

　　说实话，以后我老了，就指望这几个闺女。闺女好，心细，嫁人了还会顾娘家。儿子有啥好哩，我清楚得很，你看看，农村有哪个儿子结婚后顾自己老娘?不是不孝顺，自己一家人还过不成呢，最多、最好的也不过就是给父母点钱花花，真正能心疼到父母的，能陪在身边说上两句话的，还是闺女。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个男娃儿，还得有个根。你张哥也想要，他是个闷葫芦，嘴上不说，他也看到我这些年受的罪了，知道求儿求不来了。但他有时那叹气声，真让人泄气。过年回家，那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看着难受。人家都以为俺们想要男孩，就是想着自己的钱、房子怕没人继承，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觉得得有个男孩，一个大家庭，兄弟三个，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

　　你说身体受损伤没有?也没啥，咱们的爹妈哪一个不是生四五个，也不见得就咋样了，女人生小孩，是天生的，不会有啥影响。不过，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不敢累着。三个闺女，老大老二上初中了，她们奶奶帮着看，现在住校，星期天回家住一下。这个小哩跟着我们在天津，她一点儿不费事。平时，饭店我也请有人，我主要管收钱、采买，不是很累，就是离不开。

　　早十来年，家里穷，生第二个闺女时，计划生育管哩严，俺们跑哩远，新疆、甘肃都去过，你张哥出去干活，我在租的小房子里就不敢出门。家里罚款拿不出来，差点把老房子都卖了，最后还是在我娘家借到钱，真是难哪!后来到天津才算安定下来。现在农村管哩松了，也让生二胎了。说老实话，真超生的也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了，再生，也养不起，也没时间养。

　　还有个事，我还是给你说说吧。我这次回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是七仙女的命，要凑够七仙女之后，才有男孩。我一想，连引掉的，我不刚好够七个了吗?要是再怀孕，不就应该是个男孩了吗?我想着，我再最后试一次，岁数大了，再拖，就生不了了。要是再不是，我就死了这条心了。你说，我生不生?我还没有给你张哥说呢。

　　望着漂亮、坦然、爽朗的焕嫂子，我有些迷惑，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但是，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她反复提到，她就是想生个男孩，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也越来越少，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子。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哩不得了，咋了，养不起。一胎是女孩，百分之九十九的还是想生男孩。别绝了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学习班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自己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位还在自己的家乡上。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们，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是一些非常浅，并且窄小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在深圳，一个在厂里做计件工，一个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在一起。留下韩家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他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他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他们，好像他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火暴脾气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的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温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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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中午饭，然后，幸福地、做梦一般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俩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呆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他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出来，一个刚硬、火暴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在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内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他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的、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把前面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的头后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暴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地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带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派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哩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也忍住了。

　　赵嫂：谁来给我养老

　　在村头和其他几位老人说着闲话，赵嫂两口子来了，推着婴儿手推车，车里躺着才刚十个月的小孙女。后面跟着俩孙子，分别有四岁、七岁的样子。婴儿车的把上搭着几块尿布，随风飘着，像旗帜一样，估计是孙女刚尿湿的。一看见我，赵嫂就嚷起来，你在干啥?咋到处都看见你。我笑起来，赵嫂，不见你干活，就见你走四方。话还未落，赵嫂就叫道，不干活?我干哩活还少?五六十了，养仨小鳖娃儿，你说还少?叫你养一下试试。赵家大哥不大说话，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赵家大哥就没说过话，常年在村里砖瓦厂干活，人干瘦，脸黑得就像烟熏过一样。问赵嫂怎么喂婴儿车里的孩子，累不累?爽利的赵嫂打开了话匣子：

　　我正经是不按你们城里的样子喂。娃儿不到半岁，玉米面、面条、南瓜都吃，吃哩可欢。孩子他妈打电话说，不让这样，不让那样，跟着城里人学。说哩可美，自己又不弄。我该咋着还是咋着，不按他们那样儿来。你要跟他们那养法，那就叫弄不成。原先，你们那时候，有病了给娃儿沾点土腥气，放到地下滚滚，不也就好了。哪像你们现在养孩子那样子?

　　他们挣那俩钱算啥!没有俺们给他看小孩，他们出去个屁!要不是俺们给他们当不要钱的保姆，算算就是没挣钱。我给你算算，老大家俩人在一个厂里，有三千多块钱，他俩自己租房子住，连吃带住得花一千多。俩娃儿在镇上她姑那儿上学，哪个月不得几百块钱，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百十块钱，一个月最多剩下千把块，可不就是俺们老两口的保姆钱。老二家两人在两处打工，都吃住在厂里，一个月还能存上个一千多块钱，老二媳妇拿哩紧哩狠，一心想着盖房，也没说多给俺们俩点钱。

　　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他们不管你累不累，想着你种他地也算给你报酬了，也不管种地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有许多娃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的多谁留的少打架，非得把老人撕吃了才行。

　　你看我这辈子容易不容易?可怜不可怜?才刚把他们拉扯出来，又得照顾他们的娃儿，到死都不得安生。你说不管他?眼看他日子过不去，你能不管?在家里没指望，又不让出去打工，儿媳妇非怪死你。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咱们隔壁李村，老两口七十多岁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养活爹妈。到哪家哪家都不欢迎，最后把儿子们告到法院。不告还可能有碗吃哩，一告倒好了，老两口连饭都没人送一口。二儿子把钱摔到他妈面前，说，你不是稀罕钱吗?拿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完，扭头就走。那家大儿子好赖还是个国家干部哩。也不见得咋样，给爹妈办个存折，把法院判的钱汇到存折上，让别人捎回去，见都不见。生气爹妈不顾他面子。现在，那老两口天天哭，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有，王营也有这事儿，寡妇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把房子、宅基地都分给他们了，到最后，仨儿子个个不愿意让老母亲住自己家里。还都有一番理由，说是妈偏心这个，偏心那个。谁多上两年学，多花家里钱，就应该多养活，谁娶媳妇时，妈不愿意，少置办了彩礼，谁自己盖房，妈也没出钱。那说头可多了，听着都嫌丢人。老婆子嫌丢人，一头扎井里，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被救上来，仨儿好上几天，过后还是那样。最后，大队支书说，干脆让法院判。法院也判了，说是老母亲轮流住儿子家，一家一个月，有病集体掏钱。住到老二媳妇家里，刚照顾完媳妇月子，老婆子出去一趟，媳妇就隔着墙头把老婆子的包袱扔了出去，连门都不让进了，说我就不让住，有本事，还去告去。老婆子也不敢告，现在到城里给人当保姆了。过几年，老哩干不动了，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世道变了，原先是媳妇怕恶婆子，现在是婆子没有不怕媳妇的。有哪个是省油灯?不把你榨干就不算完。你辛辛苦苦替她照顾孩子，回来该吵你还吵你，该不养活你还不养活你。给他们摆一下自己的功，说那是你孙子，你想让他饿死我也管不着。刻薄哩很。

　　你说小孩跟他妈有隔阂，不可能，还是人家妈亲。这小鳖娃们都能死了，他爹妈回来最多五分钟，就跟他妈亲哩不得了，前后追着他妈。你稀罕死，一年到头累死，不抵人家妈回来几天。你还不知道吧，我还有俩孙儿，跟着他们姑在镇上上学，把他姑也累得够呛。我呢，每周还得给他们蒸馍、轧面条。

　　出去打工的日子过哩可美啦!小两口上完班，回来吃吃饭，就能睡觉了，清闲哩不得了，俺们这些老骨头在家帮他们带小孩。你说，城里幼儿园又上不起，上学也没户口，谁接送?再说在工厂干活，一天下来，那可不是玩哩，累哩就不想动，也不愿小孩泼烦i。你侄儿在那啥胶厂里干活，高温，一天下来，烤得受不了，环境还差，咳嗽哩不得了。

　　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他姑那儿。但他姑好不容易清静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她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孙子孙女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你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

　　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优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属于比较年轻的老人，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却也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作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当年主人的精心营造，是冲着住到老死的目的盖的。房子一砖到底，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加固的目的，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扫地时不留死角，整幢屋子里整洁、干净，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起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我这才了解到，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俩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也一砖一瓦一木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面哭了起来。房子是一九九三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龌龊。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连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我知道，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又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给这个儿子，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这种分配方法在现代观念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一家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在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尤其是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从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老年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赵嫂的厨房里冒着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里面，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就好了，非常香。在我童年时代，这是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做的，一年一个家庭最多有那么两三次，也因此，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这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清道哥的家庭生活

　　早上刚起床，父亲就接到清道哥的电话，说已经赶完集了，马上就开始备菜，叫我们一定要早点去。我回来了，清道哥说一定要表示表示。

　　清道哥的家，将近四分地，依公路而建。左边不远处是八十年代村子里最大的企业，梁庄煤矿建设有限公司(简称煤建)，最兴盛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从这里拉煤，每天运煤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还有一串串架子车拉煤的普通农户。我们这些小孩放学去的最好地方就是那个大院子，高耸的黑色的煤山，有着别样的吸引力，我们看巨大的机器在那里吊煤、铲煤，看人们的白毛巾一把下去变成黑毛巾。我们在那里捉迷藏，在煤堆的周边乱蹭。围绕着煤建，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的商业品种，饭店、小吃店、百货商店、澡堂等等，而生意最好的无疑是饭店。清道哥的手艺也是在那时候练成的。

　　早年，这里并没有房子，也不是田地，而是一片大坑塘，每到夏秋交季之时，坑塘里长满黑色、清甜、肥美的大菱角。经过锲而不舍的填埋，坑塘上面终于盖出了一排排房子。当然，这样临公路的地段不是谁想填就填的。现在这里的房子依次是清道哥家、会计家、队长家，和其他一些做生意的村户。作为支书，毫无疑问，他所占据的是当年村里最好的位置。那里面有清道哥一车土一车沙慢慢填坑的辛苦。现在，煤建早就破产了，连那个院子都不见了踪迹，清道哥的房子也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有点荒凉，只有门口的平整与宽阔能够显示出昔日的繁华。

　　我们去的时候，面庞清秀，但眼睛浑浊的嫂子正在后院灶台烧茶。她前年得了乳腺癌，双乳切除，在大姐医院做的手术。大姐一去，就撩开衣服让看病情，也不管是否有外人。嫂子还留着那两条标志性的大辫子，但发质已经枯黄，瘦细，没有任何光泽，毛蓬蓬的，配着她不停眨巴、溢着眼屎的眼睛，更见苍老，有一种滑稽的哀伤。前院的房子是他们的百货店，现在上面的货架落满灰尘，几乎没有什么货品。中间的院子种一些丝瓜，瓜秧杂乱地到处爬着，自来水井旁边是自然溢出来的一片湿地，上面有鸡鸭在啄食。在闷热的夏天中午，淡淡的臭味弥漫了整个院子。一条狗呼啸来去，把鸡鸭吓得到处乱飞，鸡毛扑棱了一地。而厨房是开放式的，就在院子的角落，锅台很低，水缸、菜、面粉和其他一些杂物都随意摆着，鸡和鸭随时可以跳上去。

　　清道哥让我们看他准备的午餐，他已经下油锅炸了鱼块、鸡腿、青椒塞肉馅、小酥肉等八个荤菜，全是炸菜，吃的时候再烩一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里待客的最高规格。还有十来个做好的素菜、凉菜，只等上桌。我不相信这是他在短短一小时内弄出来的，他大笑，别瞧不起你道娃儿哥，做几桌子，待三五十个客还是没问题的，前天这里还办了三桌酒席，是村里订婚相亲。父亲在一旁说，这可是你清道哥现在的大收入，要不是，他赌博的钱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清道哥很不服气，“我有三个养鸡场，随便卖点鸡蛋、卖些鸡子哪儿不是钱?”父亲回道：“三个养鸡场，哪一个是你的?能得不轻，别看都是你弄的，现在你敢去把鸡蛋拿出去一个试试?”清道哥立马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赌气般地低声说：“我今年也要多养点鸡。”

　　我这才明白一些，清道哥共有三个儿子，现在是有三个儿媳、五个孙子孙女。儿子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三个养鸡场分给了儿子，一家一个，不偏不倚。但是，为养鸡场的大小，位置的好坏，三个儿媳对他都有意见，相互之间也闹到几乎不说话的地步。清道哥，因为失去了对鸡场的掌控权，没有了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说话权。经常被儿媳们白眼来去，也说不出话来。

　　后院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十二间房。清道哥很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他亲自设计，三个儿子，一个儿子两间房，谁也不偏不向。但是，这六间房都是空着的，儿子们没有一个过来住。一方面是有矛盾，儿媳不愿意住;另一方面，养鸡场也需要人看，所以，儿子们的家基本上就都在养鸡场。道娃儿哥盖的“城堡”显得空空荡荡。

　　虽然如此，清道哥仍然很自豪，他为儿子们办下了这家业。他让我和姐姐到后面大儿子的养鸡场去看看，顺便拔一些时令蔬菜。

　　养鸡场在通往河道旁的庄稼地里，刚走近那里，一股恶臭就随着风吹了过来，路边，是一个巨大的蓄粪池，这是养鸡场的副产品。蓄粪池上面有盖子，但是无法阻挡这臭味，道娃儿哥说这鸡粪很值钱，附近有养鱼的抢着来拉，但不知为什么，最近来的人少了，粪积在这里，出不去。

　　说实话，这是一个不错的乡村养鸡场，有三四个大棚，是养鸡棚，鸡在长条形的笼里，喂的饲料和水都掺有防止生病的药物，下面的水泥地也被冲得干干净净。但是，外面的生存环境却让人无法接受，主人的房子就在这养鸡场中间，门口拴两只大狗，说是为了防盗。主人家的两个小孩在这片恶臭中玩耍，女主人在门口的水井洗菜，洗衣，又把脏水随手泼在鸡粪上，更加剧了臭的味道。清道哥所说的时令蔬菜也是种在这鸡粪之上，踩上去，臭水立即渗了出来，我快快地逃了出来。中午，我还是吃了这里的“时令蔬菜”，好在还没有鸡粪味儿。

　　“城堡”的厕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个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来的小房子，要弯腰进去才行。门口用一个很短的塑料布遮挡，蹲下去，能看见里面的人，但这是家庭自用，所以一般不会在意这个问题。里面的坑池是用砖砌的，上面脚踏的地方也是两块砖垫上去的，当然，在这些砖的周围，少不了一些蛆虫的爬行。每去一次，姐姐总要感叹，厕所太脏。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好的了。回想起来，北方的村庄，最不堪的往往是厕所。每家房子的侧墙旁边都是一个天然的厕所，比较富裕和讲究的人家如清道哥这样才挖一个坑池。一般人家很少有意识，就是在侧墙的地上随便大小便，然后等着自然风干。童年少年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下雨天，侧墙的地到处软乎乎的，都是粪便，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脚尖踮着往里面走，总会踩上各式“炸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到家里有人结婚，或发生重大事件才会改变。而那些临着村中路边的家庭，低矮的、胡乱搭起的围墙与房子侧墙之间的那个空间就是一个厕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厕人的头部，隔墙说话是常有的事。而最尴尬的莫过于辈分有别的人路过，因为站起来提裤子是要被路边的人看到赤白身体的。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少女来说，那种尴尬更是让人终生难忘。

　　上午的饭菜果然十分丰富，有童年的味道，虽然觉得油太多，过咸，过香。清道哥讲了许多顺口溜，每一个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创作力惊人地旺盛。因为来了客人，大儿媳和二儿媳就也来帮忙，很自然地分工，一个洗菜，刷碗，照顾灶台，另一个负责上菜，端盘子，负责酒桌与厨房的传递工作。她们基本上不和我们说话，目光对接的时候，也只是很快就闪过去，很少有表情。乡村女性的情绪在外人面前是不大显露的，包裹得很严，偶然来到的客人很难窥探到她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找不出矛盾所在。实际上，一旦有矛盾，即使是最善良的女性，也会马上翻脸，毫不留情地吵架。而需要共同露面的时候，她们也会暂时共同出场，保持和谐的表象。

　　吃过午饭，茶水泡好。清道哥喝得半醉，本来的紫脸膛更显黑红，眼神乱飞，不停地大笑，可见其开朗、豁达的性格。我让清道哥讲讲他的顺口溜故事，我想了解这样一个曾经的乡村政治人物的生活、情感与其生命状态。

　　你说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这梁庄出个梁清道，喝酒场里瞎胡闹。载入史册可丢人，人家说你胡球顺。

　　那二年交公粮，粮管所所长老二哥俺俩对劲儿，我上粮管所，可热闹。晌午一下班，就在那儿吃饭。吃罢喝罢，编个曲儿胡球出他洋相。我说，二哥，你这两天在村里影响不好，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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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听群众啥议论。老百姓都在说，咱镇有个所长，交公粮开后门你算别想，交粮去了报杜南(村庄名)，那是好坏都能过，要是报的是杜北(村庄名)，好坏一样不吃亏。一报是梁庄，签子没拔就不行。咋，粮管所地盘在杜南，你把那儿的老百姓都维持完，把梁庄人都坑完。所长听了脸只红，去，去，来了好烟好酒吸吸喝喝，走了还编个曲儿气我。
　　交粮时上面来检查，他一听算急了，上上下下胡指挥。我说：“这一听市长进了院，二哥出来赶紧喊金殿，麻利去给‘拐子’说，赶紧停磅别出错。说，正收粮为啥停磅?懂个球，注意别叫他出问题，先把秤锤下面那坨泥抠下来。”所长一听，气哩乱蹦说，去去，日你妈，你看你糟蹋多狠，还秤锤糊哩泥，下回来了凉水都不叫你喝。实际上，没那回事，在一块儿对劲儿，胡球出他洋相，出他鲜点儿。

　　后来金殿当所长了，那几个坏货说，可给新所长也编个曲儿。那有球编哩，“老崔退休换金殿，梁庄交粮超往年，过去交粮报梁庄，签子没拔就靠瘫j，今年交粮报梁庄，就没有剩下来一家儿。”一听可都笑开了，新所长表扬哩可怪好，不编不编曲儿可出来了。是不是金殿就比前所长强?强啥强，胡乱出洋相，说笑话哩。

　　还有那年那电管站的事儿。人们都说，“党是爹，政府是娘，工商税务是两只狼，还有一只老虎是电霸王。”村里抗旱大忙，变压器烧坏了，自己去买个新哩用，这可得罪了电管站的人。这必须得通过他们换，他们能从中使私钱。站长说没有通过站上买，不给送电了。我去找站长说理，那个站长杨书敏说东说西，就是不给送。我说，你别说，你们是独家经营，不合理，别想着农村人对这件事不明白。“这管电哩下乡，村里招待都不一样，晌午只说招待差，下午生门儿k就停电，你这良心背不背。抗旱大忙巴结你，回头还是要停电，去问你们这为啥，看你下回招待还错不错。”那站长一听，气哩乱转圈，说，是这，你先回去，回头就送电过去。我就去找局长，局长也叫我先回去，说是回头给站长打电话。

　　我说，俺们回不去，老百姓拈着半截砖，在村头拦着，抗不了旱，老百姓只打我。一会儿想上县委去一下，看看这事咋个办?局长一听急了，拿起电话就骂杨书敏，不管啥原因，先把电通上。局长说，你走的时候，也给站长说个感谢话。感谢谁，那是他应尽的职责，感谢他干啥!还没走到家里，就听说，杨书敏在院子里气哩乱蹦!

　　家里的事就不说了，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这支书干一辈子，家都没管好，你说窝囊不窝囊。

　　有人说我支书干一辈子，把梁庄也弄哩啥没啥。你说哩是球，群众楼上楼下，我要啥没啥。喝一肚子酒精，两手空空。这些年我胡球拾俩粪也能挣俩钱。

　　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又生长在农村，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午饭大槐树下的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上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所不在。那不时爆发的、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为沉默的村庄增添着一份份生机和活力。清道哥正是这样的人。

　　清道哥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谈起自己编的顺口溜，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顺口溜最兴奋。他把自己对乡村生活、乡村政治的理解几乎是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嬉笑怒骂、随意成篇。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时，如现任支书、村长情况时，做村会计的堂叔总是及时打断。在清道哥谈话期间，房间另一处的牌场已经支好，另外一个好像长期跟着会计的什么人早已候在那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外面忙来忙去，干一些杂活。这是非常熟悉的乡村场景，在支书、会计、村长家里，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帮忙。

　　清道哥站起来，伸了伸腰，看看牌桌，摩拳擦掌，喝几口酽茶，又上趟厕所，做好一切准备。父亲已在一声声地催，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小睡了一会儿，此时也是精神百倍。我知道，这一战至少要到晚上。

　　那一夜，父亲打到十二点，是哥哥叫了几次才叫回来的。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允许熬夜，他的牌瘾很大，一坐到牌桌前就不起来。但是，与清道哥相比，就不值得一提。父亲说他是“常输将军”，都知道他喜欢打牌，还常输，就有人设局骗他。他照去不误，照输不误。很有气度。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是前段时间清道哥在家里和老婆吵架，又和三儿媳的亲家拌了几句嘴，上街卖鸡蛋，消失了好几天，电话也不通，他老婆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就来找父亲，怕他想不开，万一自杀了怎么办。父亲一听哈哈大笑，说不会，道娃儿要是想不开，这日子就没人能想开。前两天还见他骑着小三轮车，说是到什么地方去，肯定是去打牌了。第四天，清道哥施施然地出现在父亲那里，原来到另外一家打牌去了，前两天赢，后两天输了精光，还欠下一些债。清道哥在一旁听到了，指着他那长辫子老婆嚷道，我就是去卖个鸡蛋，你到处糟蹋我名声。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从母亲的坟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有您躺着的坟地，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望着上学的我们，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一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如果她没有躺在土地之中，我无法想象，她是否还能关注我，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絮叨叨地给母亲说一说。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妈妈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妈妈，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这种古老的凭吊方式难道真的要成为过去?我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他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打牌，整整呆上一天时间，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这样听时，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像现在这样几结合的丧葬方式，并不见得就是好的，它产生的是一个啼笑皆非、不伦不类的结果。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淳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回来得越来越少。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心灵中存在，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

　　再见，故乡!

　　再见，妈妈!有您在，我会回来。

　　注：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坑：北方村庄里面的水塘。

　　年下：春节。

　　不美：生病。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不表：不骗人。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讲礼数。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泼烦：麻烦，缠人。

　　靠瘫：完蛋了。

　　生门儿：想坏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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