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文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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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文犹在
——怀念丁弘先生

傅国涌
    [按：此文于《经济观察报》2014年2月24日首发时有删节，这是全文。】


2014年1月17日，87岁的丁弘先生终于停止了思考，放下了手中那杆金不换的笔。迟到的消息令我心中黯然。回忆与丁老的交往前后将近十年，他送我第一本书《探访陈独秀》是在2004年，当时是钟沛璋先生将我拙著《追寻失去的传统》送给他，他开始跟我通信联系，以后就不断收到他的文章、书籍。2007年春节后，我与妻子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到他家去拜访，才第一次见到他，他们夫妇不仅留我们吃饭（以后我多次到他家，每次他们都热情待我），而且他亲自陪我们去了张謇故居、啬园、大生纱厂旧址等地。他跟我讲南通的“城包水，水包城”，讲“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我至今仍记得他介绍南通时眉飞色舞的样子，和他爽朗的笑声。他是1927年生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长江北岸的这座城市，他在这里参与创办《江海报》（《南通日报》前身），在这里挨斗受难，在这里平反，在这里受人欢迎。他的家庭曾经历惨变，妻子王平（《南通日报》记者）在“文革”中受屈自杀，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子女，他在44岁遇到与他相伴到老、夫妻相得的孙隽老师。南通是他生命中起起伏伏、悲欣交集的地方，他爱南通，给人写信也常常署名“南通  丁弘”。他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个新闻人的敏锐感觉，他的晚年生活因此充实饱满，他始终文思不竭，即使到了身体很虚弱时，也在坚持构思文章，口述请人打字。更难得的是，他虽身患癌症、做过手术，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只要与他有过接触，就不难从他的眼神和他的笑声中感受到这一点。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3年的初夏，再次踏入南通文峰塔下他的家中，他虽然还是那样热情、开朗，却明显消瘦了，精神也大不如前，没有了当初的神采飞扬。他不停地招呼我们吃西瓜，并已安排家人准备午饭，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没有谈多久就匆匆离开了。当时，来他家的人不断，主动帮助他打字、排版的年轻人正在忙碌，许多文稿等待校对、付印，他送了我一本新装订成册的《假如马克思还活着》。大约9月，我收到他寄来的《交流文稿》2013年第八期，标明这一期是“终刊”，他发出的《敬告读者》表示，自己只是“以独立的人格，讲几句自己的话……如果大家都唯书唯上，众口一词，万马齐喑，如何是好”。这个他“自写、自印、自发、自费”的小册子，坚持了八年多，我记得最初是叫“ⅹⅹ闲话”或“ⅹⅹ随笔”，每年或印印五册，或四册、六册不等，2013年1月到8月则每月都印了一册，他的文章多数不长，也有往来书简。终刊号上主要的文章三篇是：《“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曲啸先生，悲剧后的悲剧》、《谈两个三十年》，大致可以看出他关怀的宽度。谈农村地主经济一文是7月16日成文的，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思考，触及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农村土地、农民和地主等问题，听说他临终前几天印出的最后两份文稿之一就是《中国地主经济问题》，我尚未见到。
《交流文稿》发行的时代是他肉体生命的黄昏，却未尝不是他精神生命的早晨，他的思考越来越深入，他的交往也越来越广，他多次进京，与他敬重的师友见面畅谈，他们来南通也总是与他交流。这个名单当中包括了李锐、谢韬、胡绩伟、朱厚泽、何方、钟沛璋……，毫无疑问，他也属于这个精神序列当中，是这个“两头真”精神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在南通当地，他也有一些在精神上相知的老年挚友。特别是他与谢韬先生的交往，将成为一段佳话。1956年到1959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求学时期，比他年长五岁的谢韬是副校长，他们曾是师生，他们晚年有过许多深入的思想交流，谢韬那篇影响极大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2007年初正式发表之前就寄给他看过，还专门到南通与他面谈，所以，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他们在对祖国前途苦思跋涉途中，“一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谢韬先生去世后，他应邀为谢早年的日记选编《1943，一盆红红的火》写序，他认为最重要的那段话，也就是他对谢先生历史贡献的评价出版时被删节了。他虽然为此感到遗憾，但当出版社跟他说“删了几句”，他坦然表示：“你们做主，总之不要影响书的出版。”
如今，这个名单中的老人不断凋零，他也随着他们去了。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律面前，我深深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但同时也感受到了人的尊严和力量。在我看来，他身后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还不是那500万字的文章，而是他在有限制的环境和有限制的思维中作出的种种努力，他作为人的精神品格、寻求真正价值的那份韧劲。他的观点我们可能不会都认同，他的思考未必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一句话，他的文章或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他一生走过的道路也有可议之处，但他在他有限的生命中，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已竭尽所能，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对人是宽容的，他的心胸是宽大的，他对世事也常怀宽厚之心。所以，与他相交的人，常常如沐春风，感受到他身上传递出的温热、善意和诚恳。如同他笔下的温情，即使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是剑拔弩张的。
通过《交流文稿》，他为自己赢得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读者，有些人收到他的《交流文稿》，还会再去复印，或三五本，或上百本，这些热心读者中有老革命、有企业家、有大学生。人们喜欢这个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因为明白晓畅的文字，更是他笔下饱含的真诚，他对人真诚，对事真诚，对理论也是一如既往的真诚。
他是个老派共产党人，年轻时就读过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直到晚年仍在这方面下工夫。他有一次写信给我，要他就他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篇理论性文章谈谈意见。我回信时诚实地谈了我内心的想法，大意是说，现在年轻人对于主义什么的根本没有兴趣了。你们由于人生经历和时代的原因，还在马列的框架中说事，当然可以理解，但这些讨论是不是很有必要，也是值得深思的。相隔数年，他对此仍念念不忘，在2013年4月26日跟朋友讨论《共产党宣言》的信中专门提及我的这番话，并说：
“三四十岁的人，脑子里没有马列的影子了，这就是李锐老所分析的，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都‘裹过脚’，需要‘放脚’，再放也是‘解放脚’而不是‘天足’。这种社会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你能理解。
但是，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所提倡的观念，所以思考它是应有之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科学的对他作出评说……”
我当时信中这样写也曾有过犹豫，因为说得直白了，怕老先生伤心。但他是宽容的，他提到此事的语气中虽也不无伤感，但还是抱定继续在这方面探索的心志，他有自己的思想方式，有自己的知识结构，有自己对历史变迁的理解，或者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尽那一代理想主义者的责。他一方面力图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来龙去脉，一方面他念兹在兹的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他在生命将要抵达终点时要将晚年的系列文章整理出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是《假如马克思还活着》，一本是《党史闲话》。他说这也是为了回应胡绩伟、谢韬等老人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谢韬在2008年为他的著作《在历史的天平上》写的序言中指出的：“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第一要重新研究中共的党史，恢复党史真正的本来面目，从党史吸取教训和力量；第二要重新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他们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的可能性，真正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他将此看作是谢老去世前提出的两个任务，他概括为两句话，一是要讲清党史，说真话；二要搞清基本理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马恩晚年的思想转折》一文中，他坦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那些反思，令人惊心动魄，甚至惶惶然。他同样为马克思早年的一些思想而激动，重读收入马恩全集第一卷的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说：“作为全集之首，它举起了呼唤新闻出版自由的旗帜。自由是人的本质，人异于禽兽者，在于有思想，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人的先天性的诉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他激情满怀地和专制主义作斗争，追求自由。……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是最活跃、最丰富多彩的。所以，进行思想垄断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待，把人视为工具，把人一划为类似于犬马的奴才。如果人只是惟命是从，如何会发挥创造性？陈独秀说得好：‘法律保护现有的文明，而思想自由才能创造新的文明。’”
《党史闲话》名为“闲话”，实则包含了这位老共产党人大半生特别是晚年认真的反思，他认为，“回忆党的历史是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出身，由于出身而带来的先天禀赋？不可否认，我们身上还流淌着第三国际的血液。” 这个党的孕育和产生，第一推动力是“第三国际”的工作组，负责人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维经斯基。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想建立的是社会党，最后迁就了第三国际。从陈独秀和国际的争论、从李大钊的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指出，“从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角度看，中国问题他们是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将革命推向西方受阻，相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压制。因此他们尽量向东方输出革命，苏共开二百多次会议研究中国问题。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其领导人都是长篇大论谈中国。派出了大量干部，拿大量卢布到中国来开辟工作。”（他进一步断言，“‘革命输出’一语好像并不够用，恐怕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入侵。”）他早年有切身体验，给朋友写信也是“此致布礼”，以做布尔什维克为荣。
其实，走出“文革”之后，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中，他就开始了最初反思，并在南通当地公开言说，引起过不小的震动。他在《流年回眸》中回忆，他应邀到南通师范学校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大受欢迎，以至出现有一天下午四个单位同时拿着介绍信请他去讲的场面。他在一段时间中高密度地到三十多个单位去讲，有的单位如南通中学、启秀中学等一连去了三次。他自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他少年漂泊，在抗战的烽火中四处流浪求学，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壮年历经患难，但马克思主义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他熟悉这套话语，力图从中找到中国命运的答案，不仅解释过去，也朝向未来。在21世纪急速变化的时代浪涛中，他的坚守和他的探索都是可贵的，在一个什么也不信的时代，他是一个有信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诚实面对自己、也是诚实面对世界的人。他身患癌症之后绽放出来的生命活力，他在精神层面不倦的求索，虽处江海之间南通一隅，却以他的思想言论介入了这个他拥抱的时代。2013年8月，他因健康原因准备结束《交流文稿》，在第八期“终刊号”上说：“我这八年，已在耄耋之后。日渐衰颓，可以休矣！今后仍可以其他方式联系。”不少读者怅然若失，纷纷给他来信表示“感到忽然缺少了点什么”。他在9月12日又印了一期《蛇年书简》，收入他写给黄宗英、范曾等人的书信。
他在前言中说，出《蛇年书简》时，有文友当时就向他建议：“何必限于蛇年呢”。然而，他最后没有跨过蛇年，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马年书简”了，如今他已安息归回，他这一生已超限发挥，可以安心地放下他的笔了。2013年 9月3日，在收到久住医院的黄宗英老人托人带来的手稿《为民主而呐喊》之后，他回信说：“我们这个民族为民主呐喊虽然已有百年，可能还没有为民主做好充分的准备。宗英老师，我们年纪都大了。袁鹰先生讲得好，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前途肯定是光明的，我们不用为后人担忧了。”他还是那个乐观的老人，一个传递出温热生命的老人。

                             2014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