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不同于一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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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恐怖主义史的新阶段

“9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

“恐怖主义”(terrorism)一词起源于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韦氏大辞典的定义是：“有组织地使用恐怖，特别是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它可以指极权主义的国家行为，即大英百科全书前述词条列举的：“阿明在乌干达的残酷统治是以谋杀、失踪和拷打为特征的。庇隆在阿根廷实行半法西斯专政，留下了恐怖遗患。其他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遭到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斯大林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都以惨无人道、目无法律和人权而令人恐惧。”它也可以指非国家的政治势力或个人的暗杀、爆炸、投毒等暴力活动。

与一般的专制、战争等暴力政治不同之处在于，恐怖主义一是“令人莫测的”暗中行动，二是打破任何规则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

在人类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各民族都有过视暴力为当然、无规则可约束的状态，同时那时暴力的“技术”水平低下，可以说虽无规则之限却有技术之“限”，因而不存在严重的“超限”恐怖，也就还没有作为大恶的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坚持和平反对暴力仍然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理想。我国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世界许多宗教的杀生之禁都是它的体现。

到了近代，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进步使人道、法治、和平与人权的呼声大倡，反对暴力、尤其是反对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成为跨文化的普世价值，几千年来人们在难免的各种暴力冲突中，以无数生命和血的代价逐渐达成的约束暴力的共识即所谓规则也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暴力技术的发展使恐怖的危害越来越大，突破技术之“限”后的暴力如果没有规则之限，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反对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

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暴力。20世纪以来反对一般暴力的和平主义作为一种高调的普世理想在人类的各个文化中都大有发展。像作为印度教徒的甘地、作为基督徒的马丁路德金和作为穆斯林的鲁戈瓦，以及20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绿色和平运动，直到今天在美国呼吁反战的和平主义者，都是反对一切暴力的。现实世界离这种阳春白雪式的理想还很遥远。而其他各种“主义”者尽管为各自所理解的正义，乃至为各自的利益冲突而在一定前提下承认或使用暴力，也很少歌颂或鼓吹崇尚暴力的。对于那种歌颂或崇尚暴力者，人们谓之军国主义、法西斯或极权主义，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公然鼓吹“超限”的暴力(尽管他们常常实际那样做)。“911事件”之所以至今无人承认是自己所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而其他各种“主义”都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但像暗杀这样的恐怖活动也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拒绝。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政治恐怖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恐怖主义”尽管符合自雅各宾时代这一名词形成之后的公认定义，却还因其具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可以赢得某种同情，乃至至少得到同一理想信仰者的崇敬。如果对这一类“恐怖主义”需要反对但还可以理解，那么对“911”式的“超限恐怖”凶徒人们只能厌恶与憎恨。对前者，人们可以在谴责其恐怖行径时指出他们袭击的对象也是不义者，而对于故意屠杀无辜的“911”凶徒也这样说，就是岂有此理了。

像俄国民粹派、中国清末革命党人、19世纪的爱尔兰芬尼亚党人与意大利烧炭党人这类“恐怖主义者”虽然也从事暗杀、爆炸这类活动，但他们的目标毕竟还是明确的敌对军政人员而不是老百姓，是自己冒险、牺牲而不是强迫、裹胁他人，尤其不是强迫非敌非我的无辜者为我送命，因此他们还有令人尊敬之处。必须指出，像俄国的不少民粹派之所以采用个人恐怖行动，如菲格涅尔所说，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人作出牺牲，只能希望自己的牺牲可以“唤醒”他人并使之主动行动。因此他们虽然事业无成并被贬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恐怖活动家，实际上他们的人格要比那些使用组织纪律强制动员人们去献身的“运动型革命家”要高尚。

而运动型暴力(包括常规战争)虽然难免出现强制性献身，并且其暴力对象也难免伤及无辜，但一般总还不是有意针对无辜者的。然而二战以后，劫持民航机、绑架人质这类专门针对无辜者的暴行在许多恐怖主义行动中成为常见模式。“恐怖主义”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分左右、不分文化而为人类公害的罪行。这种罪行与菲格涅尔式的民粹派恐怖活动已经大有区别：第一，它不再是“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人作出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个人行为，而是以严厉的会党式纪律强制动员的有组织的行动者，其中不乏被裹胁的非自愿“炮灰”(包括纯粹强征和自愿加入但无法自愿退出的“贼船”上人)，因而行为者的道义色彩已大大褪色；第二，与“运动型暴力”不同，它的直接暴力不再是针对确定的目标——敌方军政组织及其成员，而是专门针对无辜者，因而其行为后果的罪恶性也大为突显。正因为如此，它受到的普遍谴责要比传统民粹派个人恐怖者与传统“运动型革命者”都严厉得多。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可以以20世纪70~80年代频频发生的“巴勒斯坦式劫机”为代表。

然而比起“911事件”来，“巴勒斯坦式劫机”还不是完全“超限”的：第一，从行为者一方看，这种恐怖方式虽然纪律强制动员色彩大增，因而比民粹派更可能裹胁非自愿者被迫“献身”，但其强制动员主要还是属于某种“组织纪律”，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船难，被裹胁的主要还限于已经上了“贼船”的组织成员，一般不会裹胁组织以外的不相干者；第二，恐怖行为的主要方式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一般不以杀害无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换句话说，即使这类恐怖活动并非一般暴力，它还是多少有一些“规则”。正因为如此，文明社会也形成了处理这类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习惯法”，例如为保护旅客安全禁止在空中与恐怖分子搏斗、更禁止空中攻击被劫持飞机并有责任保护其安全降落，等等。换言之，这类恐怖活动虽然可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算是以“超限”之恶谋求有限目标，因而给对方也留下了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它自己已是“超限”为恶，但还不至于逼迫对方也“超限”作恶。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一部分人看来这种行为尚有可同情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类恐怖活动一般都还有人(组织)敢于出来声称对之负责。

“9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一方面，恐怖分子以被劫持的大型民航客机本身作为“人肉炸弹”去屠杀更大范围的无辜人群，实际上是以第一次恐怖行动(劫机)来裹胁了大批不但无辜、而且并非其组织成员的平民百姓与他们一起充当“人肉炸弹”。这些机上乘客既非自愿、甚至也并非“上船容易下船难”，而是同“贼船”毫无瓜葛地被裹胁进了一场空前的恐怖暴行。另一方面，“911”恐怖并不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而是把大规模屠杀无辜本身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它使得对方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也面临极大威胁，实际上，这就是不仅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若不阻止这种恐怖的蔓延，则此前文明社会对付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人道原则都将难以为继，全世界都将沦入“超限”恐怖的灾难。“911”灾难发生后美国被迫取消“乘客安全优先”原则，不仅表彰机上搏斗而且规定空军可以击落不听警告的被劫持客机，就是一个例子。

正因为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所以与此前的恐怖活动一般还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同，“911事件”至今无人认账。即便是塔利班与本拉登，除了幸灾乐祸之外也并未承认这一所谓“为了信仰而不择手段”的罪恶是自己所为。

当时美国有人称这次事件为“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这是为进行战争动员而出现的说法。实际上“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无法类比。且不说“911”灾难造成的无辜者死亡等损失比珍珠港事件大得多，其性质更有很大不同。珍珠港事件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属于两国间由政府承担责任的战争行为，如果不就日本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人类行径而仅就珍珠港事件本身而言，它只有不宣而战(“先战后宣”)的犯规之举可以说是违反了“国际(战争)法”，却很难说是反人道罪行——日本人的反人道罪行发生在南京、潘家峪、平顶山与桂河桥等许多地方，但不是发生在珍珠港。而“911事件”不仅从劫持民航机到袭击都市商业中心都是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包括被指为疑凶的本拉登等)出来承担道义责任。这无疑是最卑鄙的谋杀！

当然，正如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况一样，国际社会这种空前一致的谴责并不会一直持续。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美国人的反应失去控制，比如国内出现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迫害而公共权力与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制止，比如在对外“报复”中失去理智而超越限度地使用武力造成不必要的平民伤亡，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转而批评美国乃至以行动反对美国。但即便如此，“911事件”中的恐怖主义罪行也不会得到宽恕。正如海湾战争以后十年来批评美国制裁伊拉克过于严厉的声音逐渐高涨，但却没有什么人为当年萨达姆蹂躏科威特的罪行翻案一样。也正如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乃至以实际行动反对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但却决不会有人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翻案一样。

“9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与一般的专制、战争等暴力政治不同之处在于，恐怖主义一是“令人莫测的”暗中行动，二是打破任何规则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

莫尔怎样抨击“弑君者”：评“弱者对强者可以不择手段”论

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

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

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

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

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

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波尔布特暴行莫不如此。无论在哪种“文化”、哪种“主义”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所谓正义，所谓善，归根结底都是对“某些事情做不得”的承认。墨子所谓非攻，孔子所谓勿施于人，摩西所谓十戒，都是对某种“限度”或底线的持守。因此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无恶不作而谓之“求善”，则假恶丑之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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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论

“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即便“911”屠杀真的是“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它也照样是十恶不赦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如果不附加条件，“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并不是一对逻辑上可以并列比较的范畴，不适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路。如上所述，恐怖主义与非恐怖主义之别是为恶“超限”还是“有限”之别，而霸权主义作为一种恶与其他什么负面的“主义”是此恶与彼恶之别。恶不分彼此，都有“超限”与否的问题。“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说法要有意义，它只能是指：以恐怖主义反对“非恐怖的”或曰“有限的”霸权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恐怖反霸权”之说尤其令人厌恶。因为“超限”的恐怖主义与“有限”的霸权主义相比，其邪恶的程度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少好心人呼吁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反思自己的外交。美国的外交——可能还不仅是外交——当然值得反思。可是我真担心，“911”屠杀如果被证明“有效”地迫使美国作了检讨，这个“手段”还不被恶棍们奉为法宝？而人类就真的万劫不复了——今天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霸权主义”，明天就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专制主义”，后天还可以用恐怖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主义，最后，就是恐怖主义打倒一切非“恐怖”的“主义”！

霸权需被憎恶，但今天我要说，我希望霸权主义被国际平等主义、国际民主主义、多边合作主义、绿色和平主义等等所遏制，甚至宁愿看到它被无论什么左派主义、右派主义、资本主义——只要它们不是“超限”的——所遏制，但决不愿看到它被“超限”的恐怖主义所遏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大恶战胜小恶决非祥兆。俄国作为冷战中失败的一方，作为北约东扩的首当其冲者和巴尔干等地地缘政治利益的当事人，对美国霸权的敏感决不会下于我们，对NMD之类的挑战更是如骨鲠在喉。但俄罗斯在“911事件”之后不仅采取了包括开放领空与基地等异常措施支持美国，而且针对当时广泛流传的俄罗斯希望通过支持美国反恐怖行动来换取美国放弃或延缓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传闻，普京总统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我们不想，也不会做这种交易！联合反对恐怖主义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

美国遭袭的真正原因

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人权而受到攻击的

美国人不是天使，他们过去作过恶，今后还可能作恶(包括因此次可能“报复”过当造成的恶)。当然美国人也行过善，以后还可能行善。到底美国人是善大于恶还是恶大于善，以及具体到某件事是善是恶，可能都有争议。但是，即便美国人恶多于善，这就会导致(姑且无论应不应该，这里只讲客观上的“导致”)他们受到这种恐怖袭击么？

众所周知，所谓恶有恶报只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愿望，历史上更多的是相反的事例。过去的暴君恶政、极权帝国可谓多矣，德国纳粹、日本军阀作恶决不比美国少吧，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这种袭击？前者绝对比后者更容易受到不择手段者的伤害。这才是“为什么那些人不炸别人，偏偏要炸美国”的真正原因。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官方不能为所欲为，这一切虽然无疑都不是绝对的，但它不仅与专制国家、极权国家和其他封闭型国家截然不同，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比大多数国家更为自由和开放，因此也使不择手段者更为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美国的安全技术手段是世界一流的，但政治恐怖事件在美国的发生率仍然较高。从华盛顿到克林顿42位总统中有四人任内遇刺身亡，还有里根等几位遇刺。遇刺身亡者如林肯与肯尼迪等都是历届总统中最得民心者，而非恶人。“为什么那些人不刺杀别人，偏偏要刺杀他们呢？”就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活高度公开而透明，总统经常在公众中，保卫措施必须尊重民权，白宫、国会乃至五角大楼都对公众开放，在“911事件”以前甚至五角大楼上空都不禁止民用飞机飞行。这样的状况自然使头头们面临的风险要比那些九重深宫中的恶人大得多。那些没有胆量“刺秦”却有足够的残忍来屠杀妇孺的“伪荆轲”们因此钻了空子。美国的体制珍视人命，传统上处理劫机事件时禁止空中搏斗以免危及乘客，更不用说极端的处置方式。这次恐怖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美国的自由、开放固然主要为她的公民所享受，但对侨民移民，乃至非法移民而言其政策也远比西欧、日本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宽松。恐怖分子因此可以在美长期潜伏，生活、旅行、学习，甚至这次用来杀人的飞行技术，他们也是从美国的飞行学校学到的。

布什总统说恐怖袭击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进攻。的确，如果美国不承担国际义务，恐怖分子在其他野心得逞前(在消灭了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之前)也许不会只因为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就下如此毒手。但是像前苏联那样的霸权国家，乃至像纳粹、日本军阀那样的侵略者，由于其严密的极权控制也不可能或极少可能受到“911”式的攻击。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确不是因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在承担义务的理由下出现的不当行为即所谓霸权)，而是因其自由、民主、开放而受到攻击的。实际上，这样的攻击也确实不可能(且不说应不应该)使美国放弃其国际义务或曰放弃霸权——正如这几天人们看到的，美国对“911”灾难的反应恰恰是立即扩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扩大了出现不当“义务”即霸权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911”灾难却的确可能使美国的自由、民主与开放受到打击，实际上这一年来，美国已经扩大了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拘留、窃听权限，宣布坚持危险航向的民航机不受保护，民间也出现了针对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种族、宗教歧视苗头。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事件对迄今为止美国人一直坚守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安排造成严重挑战和长远影响，并可能迫使美国人为了更多的“安全”而牺牲一部分自由。

总之，无论从事件的发生机制还是从事件导致的实际后果看，“911事件”决不是什么“以恐怖主义对抗霸权主义”，而的的确确是以恐怖主义进攻自由民主，当然，首先是进攻人类良知、公理和正义。

应当说美国人民对他们的自由、开放十分珍视，几年前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后曾有人力主强化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等项权力，但在民主机制下都被否决了。他们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减少自由。这次惨祸使“安全优先”的呼声又起，而且似乎已经发生作用。但是反对为“安全”收缩自由的声音已经作出了强烈的反弹，使得“安全”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会走得太远。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确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但“911事件”以来的事态表明，美国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在邪恶的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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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久：新疆问题生成缘由和求解探索

作者:唐立久

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 　　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 　　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 　　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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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89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2.7座清真寺。特别是极端宗教思潮进入新疆对信教人士影响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尤其是这几年，在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极端原教旨主义在新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发展。一些穆斯林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现了诸多的偏差和失误。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再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以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泽东时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内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族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由于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战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疆少数民族中除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和汉族人一样，其生活水平和质量与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小，还有一些内地富人来新疆经商，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拉大。

　　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加之，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差异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长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当地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当地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第四是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加剧新疆问题。由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第五是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新疆少数民族的不满。部分汉族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新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动？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极端宗教主义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间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我以为，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贫富悬殊、利益对立、文化隔阂、公民意识不足等，这一切也给新疆不稳造成较大的影响。新疆问题的求解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认同之道。

　　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

　　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对新疆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低估的。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的原因，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近四年来，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变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1463.89亿元（石油工业增加值1386.17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51.36%，50年来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过石油工业增加值，即从资源大区转向经济大区的第一阶段，向追求效益、质量、环保的第二阶段迈进。未来新疆建构现代产业体系，要重点发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农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污染小吸纳就业多的轻纺服装工业。对消耗大量水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产业要非常慎重、科学规划、提高技术和环保准入标准，并在规模上适度限制，避免由于技术落后和开发粗放对新疆环境社会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

　　从地缘区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经济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角度透视，新疆经济重点为铁路、公路和航空产业。新疆还需要与央企等各类经济组织组建合资的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能源银行、轻纺和旅游产业等，因为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区别于现在的分公司，更利于增加和促进新疆本地的就业和税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众分享资源开发成果。

　　有观点认为，“新疆一些大学生由于没有就业和工作，他们迷惘、彷徨，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学生家长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焦虑之心不亚于学生家长。”我以为，如何建构体制和政策，可能是解决新疆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比如，在疆央企员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导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定等。

　　如果不改变“政策依赖型”思维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来主义”思想，全面实现新疆发展恐将成为空话。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新疆优惠政策越多，人愈加变得懒惰，实际上对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还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观念：一是由“单纯供给型发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费者主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向“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发展相结合”的转变；再次是由“聚焦疆内”向“以区内为主并开拓中西南亚市场”的转变；最后是由“注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相结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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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交心为上”的思想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写到：“让教育之风，吹掉南疆妇女脸上的面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先辈从来没有遮盖过自己女儿们的脸，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尊重伊斯兰规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维吾尔的艾德莱斯服饰的确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动穿黑袍、蒙面纱。

　　从2012年起，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感觉。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交心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为核心，平等公正博爱，民族间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7世纪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华文明；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福乐智慧》把伊斯兰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当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契入并创新中华文明，这就是“交心为上”之思想。

　　近代历史上，封疆大吏杨增新口碑最好，可为“交心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维吾尔兄弟都称老将军，树大拇指。对宗教、杨是逢节去拜，随喜，宗教界也称赞。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也颇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的。吴从1936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最高机关委员长，中国民族专家。1945年初他对当地各名族领袖们说：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据历史的考证，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

　　我的解读是：吴忠信之汉、维哈同缘说可能未必科学，但其用心则是真切而诚恳的。他想以此来确认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出对兄弟民族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以抵制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潮。

　　“交心为上”需要确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从而强化民族间隔阂，最终起了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作用。

　　“交心为上”需要体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如果把恐暴分子与一个民族挂钩，没有信任和尊重，新疆问题只会恶化而不会谐和。按照“交心为上”的思想，把暴恐分子和民众区分开来，暴恐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

　　信任是交心的首要条件。近几十年来，新疆地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只由汉族担任的制度干部制度就是民族歧视的主要表现。从现代史上看，铁木尔·达瓦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过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而赛福鼎·艾则孜在上世纪70年代，更是担任过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少数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

　　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的状况。新疆的历史不应该是仇恨、暴恐、杀戮和战争的历史，“交心为上”，真正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卫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新疆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及其子孙要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新疆共识路线图

　　其实，2012年和田劫机事件、2013年巴楚县色力布亚镇4.23、11.16案、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案及疏附县12.16案、莎车县12.30案等暴恐事件等的发生，已释放出新疆问题正在升级的信号，有演化为“文化冲突”的态势。

　　新疆问题已呈现三个趋势：一是暴恐活动范围从南疆、向全疆，进而向全国发展，手段从砍刀、铁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术化发展，对象从主要针对在疆汉人，到包括军警系统、政府部门、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发展；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部分维吾尔群体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似乎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2013年6月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50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已经多达50个。

　　新疆暴恐势力第一次在北京实施恐怖袭击，使得困扰新疆的一个区域问题瞬间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虽然新疆问题求解复杂，但不能过于悲观。维吾尔族并没有中东那种极度主义文化基础，逊尼派是属于比较世俗的一派，讲究发家致富，喜欢物质精神享受并重，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疆独，更不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新疆历史上极少数的几次极端原教旨主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维吾尔族整体唾弃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没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当下，哈萨克人可以自由选择留在中国还是投奔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也都如此，他们留在中国是诚心诚意和汉、维吾尔等其他民族共处，他们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时也没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种原教旨主义文化，乐于在大中华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与汉族亲近程度较高。

　　反恐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维稳等同于反恐；要把一般民众的不满、发泄，以及少数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组织与恐怖行动之间的区别；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恐惧和隔膜；不要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地区关联，造成某地区的污名化；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和敌意，那正是疆独分子想要的效果。

　　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可否是“交心为上”，建构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的机制？

　　新疆共识的路线图是：由民族认同过渡到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制度创新、“交心为上”、新疆主体意识培育、公民教育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在解放初期，我们的解放军和干部到新疆之后，哪有今天援疆的财力？但是我们很快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凭什么？就是凭人家看你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帮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与沟通的基础”。

　　新疆进步的标志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远不说不可能；时时找问题，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克服并减少狭隘偏见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应养成多从对方考虑的思维习惯，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找方法，学会倾听和沟通，而不是找借口推卸责任或指责对方。

　　达成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必须改革和调整现有的政策法规，新疆不是汉族的新疆，也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可否在新疆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劳动者，这要立法成为硬性指标，在疆央企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利用央企强大的教育系统，培养民族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能否着力实施公立民汉学校合并，达成相互学习语言，强化沟通，以实现新疆人认同和获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汉教育分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须清除人为设置的族群差异，否则，孩子从小培养的族群记忆，会增大日后社会交融成本。

　　从“7.5事件”发端，至恐袭天安门和“昆明3?01”暴恐事件升级为全国性问题，此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新疆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压制能解决的，还需中央层面对新疆政策有立意高远的根本性改革——不仅是政经方案，更不是暴发户思维——而是结合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统集成解决之道。这恐怕是世界难题。

　　作者简介

　　唐立久：1962年出生新疆乌鲁木齐。198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大学、政府和企业任职，现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著有《不发达地区经济实证研究》、《发现新疆》、等9部作品，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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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我爱穆斯林




　　临夏的读者们，你们好!

　　临夏的穆斯林朋友们，赛俩目！

　　我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作很认真很像样的演讲，我习惯的形式是和大家做朋友式的闲扯。现在我把我最近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下。

　　这里有一种“主场”的气氛，好像在自己家一样，没有任何压力，觉得在场的都是自己的朋友。但即便这样，要把一个有意义的、重要的话题说清楚，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我可能说得比较杂乱，无非是两三年来思考得较多的一些问题，如果和大家的思想不尽一致，请大家原谅！另外我也希望从大家的问题中摸着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主要想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想讲讲这些年的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它是针对两方面的民众来说的：一方面是针对穆斯林大众，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民众。再一个，话题更多是针对穆斯林青年读者所讲的。我愿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教训提供给大家，和大家一块思考，思考穆斯林青年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这是迫切的任务。

　　不知道大家每天看国际新闻有什么感想。我通过传媒，还有自己的阅读，感到非常强的压迫感或紧迫感。因为无论针对穆斯林还是针对中国，一种严峻的形势正在慢慢逼近。这样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是重要的，如果对它缺乏认识，偏离了对大环境的思考，就有可能在将来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我们会不知所措。我们会发现我们每天忙碌的可能会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回避的，是最大的原则。

　　虽然媒体常把“9?11”作为划分断代的事件，但我以为，断代标志更应该划在更靠前，即报刊上很少提到的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亵渎阿克萨清真寺，激化巴勒斯坦地区局势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逼迫巴勒斯坦人民掀起“印第法塔”（indifata），即巴勒斯坦人民的第二次“投石起义”。

　　在座的许多人懂阿语。“印第法塔”一词在新闻中一般译成起义、暴动。但它有一个图画般的形象，这形象就是近些年来，巴勒斯坦民众尤其少年儿童，用石块投向坦克来表达自己反抗的情绪。这种行为本身，不是一种战争行为。它甚至说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武装抵抗。它更多的只是被压迫人民心情的一种表露，是他们想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这信息、这声音是一个形象，它在说：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没有后路，我们别无他途，我们手里只有石块，而迎面的却是武装到牙齿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把这些石块投过去，并非为着打坏坦克，因为石块是不可能打坏钢铁的。我们的目的是呼吁世界看到压迫和侵略、看到占领和侮辱、看到谁是被压迫的一方。如此一种绝望地、悲壮地传达信息的斗争方式，应是“印第法塔”一词的含义。

　　很遗憾，我们的媒体宣传和知识分子写作中，无论对这个词的解释，或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歪曲的、不正义的。

　　我想说，穆斯林尤其穆斯林知识分子，没有尽力地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理解。他们的投石，就像写信一样寄给外界的我们，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穆斯林的感觉是很迟钝和很麻木的。也许，麻木不仁置若罔闻的是少数；而清楚地把“投石”语言读懂、刻在自己心中、化作自己行动的，也不是太多。

　　在绝望的背景下，当人民感到前途没有希望，绝望的“投石”变成了绝望的自杀袭击。五十年前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然是新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环。针对这紧急的现状，一批穆斯林于绝望中选择了一种极端的反击，这就是“9?11”事件。

　　“9?11”事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因。把它说成起因，是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宣传。它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真正的起因是列强和国际秩序对巴勒斯坦以及穆斯林世界施行的侵犯和榨取。国际舆论每天在上演着指鹿为马。当被侵害者用石块和生命送来语言时，这语言被下流地污蔑和误导，世界蔓延着丑化悲愤、践踏正义的劣行。我以为，每一个作家和每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说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扪心自问：你是否站在真实、良心和正义的一方？

　　“9?11”之后的世界变化，在中国应该有更认真的讨论。因为如此险恶的形势并不仅仅针对穆斯林世界，它同样瞄准着中国，以及整个第三世界。

　　鲁迅先生有一个词叫“看杀”。就是一个人被肆虐杀戮的时候，人们围着旁观，不伸援手，不表公道，看着弱者死掉。今日国际的“看杀者”是短见的，他们忘了下一个轮到的，将是自己。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最大，所以，中国人不能在看杀和短见中自娱。这样的认识，应该把它向广大中国人民传播出去。

　　现在的国内，有了这样清醒认识的人，正渐渐浮出。如果说前些年公正的见解和文章很少的话，今年以来，挺身而出发表正义见解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他们看清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新十字军”并非仅想消灭穆斯林世界；它们的目的是控制整个世界。在如此危险的国际战略之下，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不会被放过的。如此思路，也许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迎对着这一思想潮流，穆斯林要改造自己，团结朋友，共同面对共同的命运和形势。

　　此外，帝国主义也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旧式概念上的帝国主义。如今它是一种企图重新统治世界、瓜分世界的势力。它是一种以军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右翼西方世界的“十字军”，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它们首先要打败具备与之抗衡的传统的穆斯林世界，接着要控制、统治、榨取全世界。它正在肆无忌惮地卷土重来，甚至不在意理论的可笑和悖理：于是有了诸如反恐、世界秩序、国际规则等怪论的横行。

　　这一帝国主义战略因“9?11”而找到了一个借口。目前他们正把这个借口无限扩大。第一步它完成了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和资源占有，紧接着意犹未尽，它继续向穆斯林文明的中心部展开进攻，以及军事进攻前的舆论战。伊拉克是新十字军进攻中的第二个牺牲品。虽然伊拉克的抵抗者在顽强战斗。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没有做到更多的批评、异议和解释。我也想说，穆斯林营垒中的一些人，视天下大义于不顾，热衷鸡零狗碎争名夺利，这是非常可悲的。

　　在网络上几乎没有穆斯林的声音。穆斯林网站在讨论着一些非常遥远的话题。绝大多数穆斯林在上述大是大非上是沉默的。我曾对许多年轻朋友说，为什么不到网上去写几句？仿佛流行着奇怪的懒病，好像天下兴亡与自己无关。那么就任凭别人侮辱你的民族和信仰，也侮辱你安身立命的中国！威胁的浪头同时也针对中国而来，所以每一个文学青年、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该责问自己，是否——生活在正义的冲动之中。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寄托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有志之士的结合。我相信，在时代的大潮推动之下，我们会看到新的穆斯林形象，会看到新的中国精神。

　　过去经常听到有人问：你认为哪个作家好，你认为哪个小说写得好。我总说，我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兴趣。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如果哪一个作家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不义不能容忍，如果哪个知识分子在主动地抵制帝国主义，他就是一个优秀作家。否则，不管他有多大浮名，无论他得了什么奖，他不配被称为作家或知识分子。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文明冲突的背后》，我为它写了一个书评。它不是穆斯林写的，而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写的。他有一种公道的判断，有一种对世界的责任感。他不是穆斯林，但他通过他的学术水平，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研究了伊斯兰问题，写了《文明冲突的背后》。总的来说，这部书，是我见过的为穆斯林世界辩护、抵制帝国主义十字军阴谋的唯一一本中文书。他不是一个穆斯林，但他有着许多穆斯林并不具备的人道主义及关心他人苦难的原则。穆斯林在经受苦难、被歪曲和被侮辱，他不能容忍，拔刀相助。我们要做这样的人，不仅在穆斯林承受压力的今天，即便在并非穆斯林的他人受难的明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拔刀相助。

　　穆斯林不应该是狭隘的人。有过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镜头，就是前年以色列军队在围困拉姆安拉的时候，一些巴勒斯坦抵抗战士躲进了伯利恒圣诞教堂。伯利恒教堂是尔萨圣人诞生的地方。教堂里的圣方济各派的神父褐衫白索，掩护着巴勒斯坦抵抗战士，不让以色列军警抓走他们。那一幕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感人的一瞬。因为它完全超越了宗教的障碍和历史上形成的所有门槛。伯利恒的原则只是要执行人道和公正。我觉得，穆斯林应该坚决地向那些圣方济各的神父们学习，向圣诞教堂的精神学习。

　　在中国，总是出现一些回族内部或回汉之间的可悲械斗。无非是车过去你搡了我、我碰了你，或者不能忍让不顾大局，野蛮地诉诸暴力，最后牺牲人命。若是一个高水平的穆斯林群体，若是每天思考着怎样抵抗和粉碎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理想是怎样建设一种理想的宗教境界，如果理想是把清真寺建设得在口唤到来时，也像伯利恒圣诞教堂的神父那样，挺身而出做让全世界感动的事情——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在自己周围，在朋友里，在同学邻居之间，逐渐建立一种团结的、像宗教又像联谊会的东西，尽全力谋求团结。因为我们大家面临的，是一个不平静的二十一世纪。

　　强权和帝国主义不会停下扩张的步伐。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没有本事预见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时间表。但是在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应该提出穆斯林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与汉族的优秀分子结为更紧密的联盟。我们本来就拴绑在一根绳索上，共命运于一起。我们应该认识形势，向周围的同学、朋友、老师、街坊和邻居，向那些平时你不屑于见、不愿意搭理的人，向他们解释穆斯林，让他们了解穆斯林。同时也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改正自己的哪怕是芝麻大的毛病。尽力团结更多的人，等候更大的口唤。

　　还想说一个稍微宗教化的话题。这几年，我一直在宣传一个阿拉伯文的词，这个词总结着我的思想。它就是今天我写给“你读书屋”的题词：阿语是“脱勒盖屯拉”（Tarigat Allah），译过来就是安拉的、真主的“脱勒盖提”，“真主之道”。

　　伊斯兰中“舍勒尔提”和“脱勒盖提”是基本的两级。“舍勒尔提”是日常五功，“念、礼、斋、课、朝”，是所有法学范围内的规矩，是基础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脱勒盖提”，是指个人近主的道路、内心的感悟以及对真理的探索等等，是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

　　在中国社会中，我们有时发展成了两方面的极端。有些派别、有些人认为，我一天只干“脱勒盖提”，我一时的参悟胜过你一万年的“乃麻孜”，贬低“舍勒尔提”，推崇“脱勒盖提”。同时，社会上星罗棋布的、一个个派别都在讲，我们是一个“脱勒伽”（意指“真主之道”——编者注），这个词被赋予了派别的含义。不能否认许多“脱勒伽”发生着严重的世俗化和堕落，他们并没有追求近主的感悟或其它苏菲功课，而是逐渐变成为一种人身的控制。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被媒体反复议论的“原教旨主义”思潮。这个词的歧视倾向，使不少人称之“伊斯兰复兴运动”。这种思潮否定体验、感悟、与其它文明的结合，把伊斯兰理解为“舍勒尔提”，简化为教法与清规戒律。这样的思想，陷穆斯林于困境，塔利班的失败是最好的证明。“舍勒尔提”主义没有抵挡住美军的任何进攻，并使穆斯林陷于误解和孤立。我估计在场的一些朋友不会同意我的话，但我仍想说，今日真主的口唤是：穆斯林社会必须勇敢地走向现代化，必须大步地和二十一世纪结合，否则无法战胜正在包围而来的、帝国主义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十字军。

　　什么是理想的新的穆斯林形式？什么是一种对旧式教派超越了的新的“脱勒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存的存在形式都是不完美的。组织形式总是在拖理想的后腿，总是自己在毁着自己。谁也别吹嘘自己是唯一“真的”。谁也不必再攻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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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完美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是“脱勒盖屯拉”，这个词不是一个新派别的描述，而是一种理想的本质。谁都不能反对：人们要追求的组织形式就是“安拉的脱勒伽”、真主的道路！我幻想着，若是我们有探索和选择的前定，若我们拥有冲决旧传统的“伊玛尼”（意指“虔诚的信仰”——编者注），我们在未来找到的形式，我们将踏上的、引着我们走向顺利和发展的正确的道路，就一定是“脱勒盖屯拉”——真主之道。我们祈求：在抗击新帝国主义全球化侵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能守卫住穆斯林与中国的文明，也能获得自身的纯洁与提升，实现美好的进步和复兴的心愿。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无援的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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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疆汉人眼里的新疆

作者：韩松落

导语：“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再次将公众目光投向“疆独”，“新疆”二字，再次击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这片广袤土地，是否将经历新一轮的解读甚至误读？作为在新疆出生和长大的汉人，知名作家韩松落认为，“新疆人”这个概念，复杂而难言，但新疆人对“新疆人”这样一个身份，却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别的地方都少见。

资料图

把我们整个家庭，和新疆系在一起的，是我的姥爷。他是甘肃兰州金崖人，1936年，卖掉家里的水地参加革命，1949年，进入新政府，在民政局工作，因为说话不谨慎，被下放到兰州附近的劳改农场，在那里当队长。1956年，甘肃劳改系统的一部分场队，迁去新疆垦荒，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他带着全家人（包括我姥姥和他们的八个儿女），跟着他所在的劳改农场，迁移到了于田县城附近的一块绿洲上，他们在那里定居、开荒，建起一个巨大的农场。那块水草丰美之地，那里相对淡薄的政治气氛，让他们过了三十年安定的生活。

在于田劳改农场，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郭兰香。她是逃荒者，从甘肃去了新疆之后，在劳改农场当赤脚医生。70年代，一个维族老汉得了阑尾炎，送县医院怕来不及，她用几张床单，在四壁掉灰虫的诊所里搭起帐篷，冒险给老汉做了手术。她退休后做玉石生意，老汉为感谢三十年前的救命之恩，把一块97公斤的玉石20万卖给了她，这块玉雕刻的作品让她得到“天工奖”。她现在是新疆玉石女王。

新疆就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敞开胸怀，收留寻梦者、流浪汉、流放者、失意者，甚至逃亡者和亡命之徒，把他们收纳在同一块土地上，用荒野里的沉默劳作进行熔炼。这种用劳作夯起的情感，别人难以体会。有一次，在豆瓣的新疆小组，有人发起话题，回忆学生时代的义务劳动——所有的新疆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每月都有那么几天，要参与劳动，包括植树、挖渠、摘果、收菜、摘棉花。突然，有人愤怒地回复说，他居然还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是强迫劳动，是对青少年身心的摧残、权益的践踏……他遭到了小组成员的鄙视和唾骂。

我是在新疆出生的，我的阿囊（保姆）是维族人，她自己不能生育，很喜欢我，在我开始断奶的时候，她跟我母亲说，她想要我，愿意给我母亲300块钱（在一九七六年，那是一笔巨款）：“你才三十岁，你还能生，我已经不能生了。”此后多年，我常常想，如果我被她收养，现在该拥有怎样一种人生呢？

在新疆那种多民族混居、风俗习惯杂糅的地方长大，导致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民族、宗教、风俗的不同根本没有什么区分能力，差异都是在离开之后才慢慢觉察出来的。我的同学，我们大院里的邻居朋友，有很多是维族、哈族、蒙族。我们所谓的“新疆普通话”，根本就是维语化的普通话，语调与维语接近，“S”和“SH”不分，很多词汇明显来自维语，例如骂人“毛驴子”。甚至，西部汉人的汉族DNA，恐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纯正。一次，我去北京参加活动，一位摄影师，在拍照时突然问我：“你是新疆人吧？”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回答说，他刚拍过段奕宏，他瞳仁的颜色和我一样，都不是很黑，是浅棕色的。

融合、交汇，并没因为被写进历史就成为历史，它还在西部不断发生，这些依然在发生的民族融合，只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融合的缩影和重复。谁敢说，“你们”就是“你们”，而“我们”就是“我们”？谁敢？

“新疆人”这个概念，复杂而难言，但新疆人对“新疆人”这样一个身份，却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别的地方都少见，也许因为，在地理上，那是世界尽头，在心理上、政治上、文化上，那是一个边缘地带，那种边缘身份，特别能把人凝聚、挤压到一起。

一九八〇年代初，有本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讲述闫肃（著名词作家、编剧，曾是多次“春晚”及大型晚会的策划人和撰稿人，《红梅赞》、《敢问路在何方》、《前门情思大碗茶》、《我爱祖国的蓝天》的词作者）和他维族父母的故事，那篇文章几乎是全疆传颂。后来，每逢他的名字出现在“春晚”工作人员名单上，新疆人看到的时候，都会说：“他是我们新疆的”，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歌唱家克里木、作家王蒙身上，他们都是“从新疆出去的”，谈起李双江，会略微不同：“他在新疆呆过”。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我的朋友高子鹏历时五年拍摄的纪录片《上海青年》，片子的主角，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去新疆支边的上海青年，八十年代，他们陆续返回上海，此后二三十年，都在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抗争。他们始终称自己为“新疆人”，有个老知青被公家单位的人殴打，他们集体上门示威谈判索赔，最终取得胜利，有个老阿姨高兴地说：“我们里弄的老婆婆都说的，‘新疆人’不好惹的。”

是啊，“新疆人”改变了新疆，新疆也改变了“新疆人”。

我们在1984年离开了新疆。离开之后，多年没有回去。直到2010年，因为工作，我回到以前生活过的小城，在穿过一个巷道，走到小城的广场上时，我的心被猛烈捶打，广场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更旧，断裂的水泥柱子，用铁丝固定着，我像是穿过时光机，重返一九八二年。

昆明火车站出事那天，我在临睡前看到消息，就此整夜失眠。我想起我割过的白菜、捡过的大枣、摘过的棉花，它们已经进入一个业已化为乌有的世界，变成落在所有强人、弱者、生者和死者身上的、看不见的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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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新疆问题求解的战略观  唐立久/文作者：唐立久新疆学

前     言

人们关注新疆，不仅是好奇，更是一种期待和责任。新疆，这里被浩瀚无垠的戈壁、荒漠、高山、冰川、绿洲、草原、湖泊和森林所包围，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更像是人类和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快乐、永恒、寂灭、空无、包容与安息。

新疆资源开发等于跨越式发展吗？跨越式发展等于长治久安吗？这是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以为，新疆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其发展的主体为何？新疆要选择何种战略模式？

新疆战略似乎有三种模式可供参照。中原模式：在中原意识下，仿照内地经验，通过大规模资源开发，增大GDP和财税收入，以发展经济为导向；“两泛”模式：建构伊斯兰政教合一或突厥化理念，以宗教和种族为主导治理新疆；新疆模式：培育“新疆人”和新疆主体意识，以法律和民族交融为本，寻求生态、民生、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

研究新疆战略，生态、地缘、民族、宗教、民生与能源等问题复杂交织，加之“三股势力”的因素，更在后发赶超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现代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急剧展开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激活了许多原本被遮蔽的深层次问题。自1978年以来大量事实表明，尽管新疆社会稳定形势整体可控、整体平稳、整体向好，尽管有关调查研究并未显示国家认同本身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明显强化、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创伤、族际关系在特定区域或特定议题上的渐趋紧张。现行的新疆战略有待重新审视！

新疆是中国发展的空间和腹地。拥有新疆，是全体中国人的福份。善用新疆，用好新疆，也是国家的使命和任务。善用新疆的前提是善待新疆，而善待新疆的关键是认识新疆，制定切合新疆实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

新疆历史战略

中华民族是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我们常常和列祖列宗进行对话，在任何一个重要时刻，不仅有当下人在现场，而且还有历史在倾听。

“新疆”一词的称谓，最初为“柱州”。《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地有九州八柱，西北柱州曰肥土”。《初学记》卷八引《河图括地象》曰：“地有九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柱州”即现在的“新疆”。

我们再次前推历史，依据《竹书纪年》、《山海经》论述，昆仑山为中国之龙脉，从西端葱岭一直延续至中原大地，新疆作为昆仑山脉的支柱，也即中国的支撑点，因此得名“柱州”。也有传说支撑天的“不周山”就在新疆，与昆仑山的传说一脉相承。先秦对新疆的认识，很具战略高度。

秦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兴起，中原意识越来越强。到了西汉，中央王朝把中原以西的大片范围统称为“西域”，西边之域，仅是地理和空间概念，且沿用至满清王朝中前期，新疆即为其一部分。

1757年，满清王朝灭准噶尔政权，乾隆把这片土地命名为“西域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进行管辖。1760年，乾隆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雍正时贵州东南部新辟疆土亦称新疆。当时，西域新疆和云南、四川、贵州等地新纳入清王朝统治之下的地域，统称“新疆六厅”。

1877年，尚在清军进兵收复新疆之际，清廷就如何处理新疆善后事宜问题，命西征军统帅左宗棠通盘筹划。左宗棠在其呈奏的《统筹新疆全局疏》中，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建议，清廷在1884年实施，建立“新疆行省”，建省前后的“新疆”意义并不一样，建省出自于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的“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新疆在清王朝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地域的称谓，而且还是清帝国观念形态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域上的一种投射，体现了带有清朝特色的中国观在这一地区确立与巩固的过程。所谓的嘉峪关只是将清帝国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开的一座要塞，并不具有实际的战略意义，它与汉、唐、元三朝经营西域以“帕米尔为中心”绝然不同。

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超越于葱岭之外，而东西方农牧社会国家亦在帕米尔高原握手，欧亚大陆便进入一个新发展时代，这里是中国、印度、波斯三大河流域区文明古国之金三角地带，更是北方游牧民族东西迁徙，南北战争之纷攘地区。唐代中国强盛时期，曾与吐蕃、回鹘、大食争夺帕米尔高原的战略空间。近代，英俄中三国又在帕米尔高原角力。美军进驻阿富汗后，美、中、俄三国开始在此进行角逐暗战。

古往今来，超出一国以图谋天下者，必有掌控帕米尔高原的视野与胸襟，才能看清楚整个世界的格局以确定自己与历史的定位。帕米尔高原，为世界第一天堑和亚欧非大陆中心，必会让每一种伟大的意志历尽磨难。同时它也是磨刀石，在苦难与痛劫之后，会让所有非凡的意志与激情具有锋刃的锐利，不可阻挡！

按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的关于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心脏地带”学说，新疆属于“心脏地带”，又称枢纽地区。他还重申“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指欧亚大陆）；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140年前，左宗棠就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新疆即弃中国。新疆安定了，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台湾著名史学家胡秋原说，“我虽生长于长江流域，精神常在塞外，尤其是新疆。新疆不仅为中国民族之命根，又为古代中西交流之孔道。新疆之得失关系民族安危，亦可由另一面见之，即据新疆即可西征欧亚大陆”。当代军事专家刘亚洲认为，“中国是一个‘东亚大半岛’。半岛生存，需要纵深。古人没有海洋视角，尚代代耕耘新疆，你争我夺国际贸易和政经的霸权。今天人们的地理视角已从海洋升腾到空间，地球已是一村。由此视野，新疆便是一个伟大的空间，是我们今后的战略取向。新疆只能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再是边疆。我们要更加垂青新疆而不是漠视它”。

自古以来，新疆战略价值是确立在“地缘枢纽”基础上的，尤其是清朝左宗棠和当代刘亚洲对新疆的论断更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对新疆的认识，更多站在中原中心史观立场，新疆作为“中国西向边境的代名词”就不足为奇了。

未来，新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当从全球化的视角发现新疆、从中国现代化的全局重识新疆、从多元化层面传承新疆、从两千三百万新疆人为本解构新疆时，新疆将从边缘走向中心，“能源枢纽”、“文化/文明枢纽”和“经济高地”地位将与“地缘枢纽”并驾齐驱。为此，须确立新疆共识和主体意识，构造“新疆学”体系，形成独有的战略发展模式！

新疆价值链战略

新疆历经四次大发现。第一次大发现——创世神话：盘古开天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新疆，是这一系列创世神话的原生地，这是中国人精神的最本源。但是，第一次发现毕竟离我们太过遥远。外界将一种具有神秘意义或符号的传说附加于新疆。此时的新疆，只当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地理概念和神话来讲！第二次大发现——张骞凿通西域：第二次发现是基于地缘优势和儒家文明下的丝绸之路开通，多种人种、语言、文化、商业、艺术和服饰在此碰撞、交汇，亚洲和欧洲历史性的对接。但是，新疆只是一条过往通道。以至到了今天，人们只知丝绸之路的意义而不知新疆的意义。第三次大发现——宗教文化传播：智者玄奘不但发现了新疆，也发现了中西南亚，带来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让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审视新疆那可是值得新疆骄傲的时期，那是国际化的新疆，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宗教鼎盛、人和自然谐和的新疆。第四次大发现——考古、文物大发现：第四次发现是对新疆历史、人文、民族、地理、地质、气候、生物、人种、文字、语言以及古籍的全面研究和发现。这一次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成果丰硕，使后人越来越看到新疆的潜力和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又对新疆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考察调研：

1956—1959年：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考察了新疆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规律，成果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和14篇专题报告以及11部专著。

1985—1988年：也是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考察研究了新疆的资源开发与生产力布局，提出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生产力发展布局远景，并明确建设重点和时序。此外，对新疆重点地区的荒地资源、塔里木河流域、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进行了考察，澄清了百余年来国际学术界对罗布泊“游移”问题的争论，表明沙漠下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沙漠腹地发现有淡水资源。

2006年10月—2007年5月：国家25个部委组成农业、能源、矿产、水利、交通、工业和服务业、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对外开放、南疆、兵团等十一个专题组对新疆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束后国务院下发了针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3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基地，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

2009年11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派出宣传思想文化教育调研组、经济社会发展调研组、民族宗教组、社会稳定组、组织和政权建设组，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改善民生、对口支援、教育文化、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维护稳定、涉疆外交10个方面展开。调研成果于2010年5月20日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形成《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

2013年12月—2014年3月：正在对新疆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考察调研……

国家对新疆的五次大规模考察调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详细，印证了新疆在中国中的战略价值：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新疆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既与中国东中部地区分不开，更与中西南亚经济圈相联系。20年来，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面临与中亚国家的恢复性快速增长相比的压力，这与中央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各族人民的目标和愿望有较大差距。各族人民受益是新疆发展的根本。新疆的发展，不仅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产生联动效应，而且与中西南亚地区发展达成共振效应。

——21世纪欧亚石油运输走廊之争说明：沿第二亚欧大陆桥的综合物流体系是中国战略能源通道的主轴，新疆则发挥着贯通东西、交汇南北，提升中国作为“泛亚全球能源桥梁”的战略枢纽作用。新疆面对中西南亚的前沿，如何实现区域交融发展，进而使中国地缘战略前移，获得先发主动权的支点，实现与欧盟经济区的全面对接，是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关键，也是复兴丝绸之路的核心。

——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揭示：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法律是民族关系的反映，是各种利益的确定和保障。表面是执行民族政策，关键在于民族关系的谐和，核心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在新疆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化因素。不用倾斜的甚至包庇纵容的法律政策，对待和“团结”民族同胞。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问题，但经济发展却不必然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不要企图用经济“援”助解决一切民族问题。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可忽视新疆现代性中物质与精神的撕裂。新疆最大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有如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民族间的尊重、平等、公平、交融至关重要。这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疆才会有真正的稳定，各族人民也才会真正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新疆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只有达成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才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新疆资源观的重新审视表明：我们对资源的认识，过于注重有形的看得见的资源，而忽略了或者轻视了对无形资源的重视，例如民族、宗教、地缘、文化等。同时，在实施资源转换战略中更多地是向内地输出资源，缺乏在新疆进行高附加值的加工和构造产业集群，只是通道转换和物理转换，未较好地实现优势资源的经济价值转换并使民生受益。我们不仅要建设大基地和大通道，更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平台和高地。

——新疆独特的生态环境显示：新疆是典型的绿洲经济，呈点状分布，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经济大规模的扩张，自然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部分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土地荒漠化，风沙侵袭加重。以煤化工、采掘业和石化产业运作带来的污染，使新疆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因此，生态环境是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在产业和园区援疆的过程中，谨防新疆能源资源成为央企及官僚权贵资本跑马圈地的名利场，只开采资源，不治理环境或缓治理环境的现状，现行的化石能源开发更多是在追求GDP，它只会遭致不经济、不环保、不和谐，我们必须树立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齐头并进的理念，新疆发展才可持续。

何谓新疆？新疆特质可归纳为地缘的多元性、资源的全面性和文化的包容性三个方面。

新疆特质图

地缘的 多元性

资源的 全面性

文化的 包容性

地缘的多元性：伴随北部俄罗斯、西部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印度经济飞速增长，新疆面向的中西南亚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盆地”和大国角逐之地，新疆理所当然地不再是边陲，而是前进中的腹地，是两个13亿人口的中心。新疆开发开放必须具有世界战略观，要以规划建设国家战略层面的国际合作开发开放区位为突破口。

资源的全面性：冰川、草原、高山、湖泊、戈壁和沙漠融为一体，新疆水土光热组合条件列全国首位，矿产资源综合评价高居第一，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占比全国总量的30%、34%和40%以上，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并系统化，是新疆生态保护、经济结构优化、充分就业、各族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及其和睦相处的关键。而新疆经济现状却是以高碳石化资源为主导产业，呈现重工业“过重”，煤炭、石化“超重”和“轻型产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成为新疆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提升“轻型产业”比重的举措，就是在发展新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着力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新疆资源全面性特征和经济内在要求决定的。

文化的包容性：新疆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交汇，世界三大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在这里共存，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聚首，这是新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毫无疑问，地理是发展新疆之骨架，历史是透视新疆之脉络，文化是富强新疆之气血，这是厘清新疆战略地位的基础。

新疆国际环境战略

新疆战略面临着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三方面。只有将战略发展置于这三个层面上进行整体考量，才能实现新疆可持续发展。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并勾画了新疆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民族团结明显加强，社会稳定明显巩固；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新疆则将“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具化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

至少在以下可预见的几个趋势中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认识新疆战略。

一是随着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土耳其、南非等国家的崛起，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正在崭露头角，非国家行为体——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犯罪网络的力量相对增强。

二是财富和经济的相对实力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对于中国，财富和资本正源源不断涌向西部，主要是新疆。

三是美国仍是世界唯一最强大的国家，但主宰地位将下降，受其影响，国内经济问题可能迫使美国在先抓内政和先抓外交上犯难，但是美国军事注意力已经由中东地区转向亚洲地区南海和中亚，因此美国中亚政策的走向将会增加新疆周边更多不稳定因素。

四是经济持续增长，新增人口，将对能源、粮食和水资源构成挑战，中国显然是这些集合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2011年日本地震压缩了核能利用空间，未来，无论是有较大可能的洁净水、能量储存技术突破，还是有可能的清洁煤技术——碳截留技术、碳气化技术、合成气转化为碳氢化合物技术突破，都无法在规模上取代传统能源结构，因此新疆“能源枢纽”不会受到挑战，反而会因中国经济增长固在本质需求，进一步加强。

五是处于“不稳定弧形带”、青年人多的国家可能逐步减少，但青年人数量庞大的几个国家，人口还会快速增长。例如新疆周边的人数庞大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就业状况未得到显著改善，这些国家将陷入持续的不稳定状态，并会波及新疆，同时也启示新疆——解决民族青年人就业将是稳定新疆的一个主要措施。

六是由于大中东部分地区迅速变化以及致命武器的扩散，地区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增加，必须防止新疆问题“阿富汗化”、“车臣化”和“科索沃化”。

七是恐怖主义不会消失。对活跃的恐怖分子来说，技术扩散将使其获得危险能力，随着技术扩散、核能项目扩展，利用生化武器乃至核武器攻击、造成大量伤亡的恐怖袭击将增加，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使扩散效应成几何倍数增加，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恐怖攻击的实际后果和心理后果将愈加加重。

总之，从国际环境论，新疆战略将主要面临三个大的挑战：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美欧民主政治及碳排放；中亚变局。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配合可能是新疆的最大威胁。这两股力量成了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反政治诉求。或许只有土耳其这个国家才是这种反政治诉求的最大支持者，而土耳其又与美欧有着长期合作的传统和机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奥斯曼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因其力量之弱，所以它走的是软实力的道路。现在，随着人口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增长，土耳其在全球尤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剧增。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就透射着一股“泛突厥”的强光——Türkiye，因为它的国民被叫做Türk。土耳其的崛起和复苏，将对中国新疆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美欧携自由民主之大旗，正影响着新疆年青的一代。现在，他们又打出环保和碳排放的概念，正由碳排放转变为碳实力，并进入“碳时代”，美欧运用这两个武器影响着新疆的发展。

中亚地缘战略特殊。其五国独立20年来，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有的国家出现政局不稳、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的趋势。未来该地区面临的安全热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问题、中亚国家间的资源纠纷、费尔干纳地区的边界争端、错综复杂的大国竞争等。关注中亚国家的战略利益，寻找双方利益的切合点，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战略合作，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中亚的稳定符合中国新疆的利益。中国亟需建构中亚常识知识体系。

在上述趋势的推动下，考验着中央及自治区治理新疆的智慧。中原化、泛伊斯兰化、泛突厥化与新疆意识；开发资源与保护生态；民族与宗教；稳定与发展；分裂与统一等一系列的问题，将成为新疆战略的关键命题。

中华民族与族群战略

前几天，我收到新疆南疆一位网友的来信：“唐先生，你好！拜读了你的大作《新疆问题生成的缘由和求解之道》之后，觉得你对新疆问题生成的缘由梳理得清晰明了、深刻透彻，对求解之道真知灼见、见地独特。我是从事教育研究，前两年受命于编写民族团结教育地方教材，尤其关注新疆问题。在编写中最纠结的就是“说什么？怎么说？怎么说得让人听得懂？怎么说得让人相信？”最想不通的问题是：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庞大的宣传队伍和长年累月的宣传教育，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但总弄不过“一小撮人”呢？一“煽”就“动”？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思索研究，发现在治疆上主要存在四大问题：在理念上模糊混乱；在战略上缺失方向和大智慧；在策略上息事宁人、忍让迁就；在实践中形式主义严重；在基层群众中言而无信、失信于民等等。新疆问题“标本兼治”，“本”是什么？怎么治？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新疆重大问题和对策，但不能说，不敢说”。

在21世纪的今天，民族主义成了一个困扰世界尤其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难题，在当下民族主义热潮中，使得许多原本已经趋于融合，进入法制化发展轨道的多民族国家再一次步人泥潭。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理论的不完善。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又一次面对一个看似简单、经常面对但却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的古老问题，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相处。”

就民族与国家来论，在英语中nation既指国家又指民族，纵观世界历史，民族主义最早产生于美洲殖民地，进而是欧洲国家，然后才是亚、非各国，那么，我们几乎可以判断，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国家成立之前以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为出发点，以共同利益为其博弈的源泉，在限定地域内不分宗教和种族而共同达成契约成立的共同国家，而这一国家一旦成立就会不断强化其主流文化，使其成为该国家地域内的各个宗教、种族的共同认同，并利用民族以统一的称谓为其命名。

民族既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或真主创造的相互分离的人群，也不是自然形成的不同人们共同体，它不过是近代人们在这个充满异质的世界上所作的同质政治构建；是民族主义发明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生成了民族主义。于此同时，由于这些民族国家是在共同奋斗目标的前提下达成契约式的国家，太多地干涉宗教信仰或民族文化，必然会引发少数群体的反感。为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菲利克斯·格罗斯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族群”的概念，从而保证了多元文化在认同主体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底线，也保证了作为个人在忠于国家的同时保留了个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从国家意义上来讲，民族即是国家，个人既属于国家的公民，又是民族的个体；从组织或团体角度来讲，保证了个体的族群归属或者说选择归属。

民族和族群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必然是将族群的某些共同性进行了借鉴和糅合。美国和美利坚民族的确立是在共同被边缘化的共同性下建立的；德国的建立是以经济壁垒的打破为基础的，最终为俾斯麦政治强权、共同教育以及追溯共同文化的前提下建立的；英国的建立则是在世俗王朝统治中完成在日不落帝国的光辉形象中凝固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则是在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之后，确立起自己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形象。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族群必须远离政治而仅仅与血缘、氏族习俗相对，民族应当是与国家、法律相对，是民族国家一词的组成部分，只有民族才能与国家相联。

民族与族群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不同时期话语权的产物。人们利用族群的共同性来确定民族，形成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人们生活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权之下，只有形成了民族国家，才会被世界承认，才可能号召全民起来反抗他者或标榜自己。所以，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影响下，形成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国家必须的途径。可以说，“族群”一词的使用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又一创造物，它巧妙地解决了族属问题，使得人们传统的、情感的、血缘的，甚至是由于共同宗教或地域的共同想象有了更好的归宿。这就使得族属问题与政治问题脱开了，也巧妙地避开了部落民族主义国家的困扰，并且使得民族国家更有说服力，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公民的向心力，又保存了多元文化的生存空间。人们在法律上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是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所有人在此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又不需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族群归属打破，而是在接受主体文化的同时依旧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族群归属，由于是公平对待，所以，族属问题很难被用于政治利益的争夺。

能否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是通过民族识别发明创造出来的概念？或者说，“少数民族”本身就有歧视的含义？中国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置上，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多民族—国家战略，更多体现民族自治而非区域自治，民族差异主观扩大化，民族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性、而非经济性，其结果经济愈发展，民族矛盾愈大。是否应该借鉴美、英等国等的做法，采取单一民族—国家下的多族群战略，在尊重56个族群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建构中华民族的公民认同和国家（族）认同？

新疆将还原她的本质。新疆就是她自己！然而，自一八八四年建立行省以来，她有意无意被遮蔽了。抵御外国侵略、推翻满清帝国、捍卫国家主权、大搞阶级斗争、跨越式发展经济、西部大开发、歼灭“三股势力”等等。7•5事件以后发生的种种事端，再次让我们思考一个命题：新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以为，由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经济（资源开发、个人收入、利益分配等）问题引发新疆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

同样，新疆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法律和文化性，而非经济性，所以只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新疆问题，将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和对抗。新疆问题的解决，可否采取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下的多族群战略，通过引入“族群”概念，确立新疆主体意识和新疆共识，同时运用经济和文化等手段破解之。

新疆问题的解决需遵循两个原则，即族群关系不能高于法律关系，族群认同必须置于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之下。新疆问题解决方案的路线图是，由族群认同过渡到新疆人认同，再到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法律制度创新、新疆主体意识培育、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投入等主要措施。

经济与文化协同战略

新疆战略的核心是达成地缘、生态、经济、文化、民生的统一，形成族群在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趋致。

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固然能推动和解决族群问题，但要实现真正的族群和睦，则需取得各族间的国家认同。认知—认可—认同，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在现有条件下，首要任务使新疆各族民众对“新疆”和“新疆人”的认同，汉族民众摆脱客居观念，其他族群丢弃狭隘民族观念，双语教育是不同文化间的认知认可认同的基础。在新疆认同的基础上继而推广“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理念。统一的中国是各族群文化认同的唯一焦点。各种文化要相互尊重，各民族间要相互融合，共同的家园要携手建设，发展的成果要共同分享。

“国家认同”的理念，具体地来源于全体成员思想的一致、情感的融洽和精神的凝聚。因此，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必不可少，但更具根本性和长期性的是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共同思想基础，首先是祖国家园认同。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步实现从各民族聚居区的局部统一到国家的全面统一，走过一条多元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国家的长期统一，各族兄弟之间通过互通有无建立的互利共生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对国家在文化心理上的普遍认同。各族群与祖国的关系，好比草木之于土壤、鱼龙之于江河。族群交融的实质，不仅是各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各族与统一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多族群国家的人民如果把爱本族群与爱祖国对立起来，那么怎能去实现现代化国家呢？

其次是中华民族认同。“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开拓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交流交融、共建文明的创造史。在这一伟大进程中，超出单一族群范围而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对内，我们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分、有不同少数民族之分；但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是我们统一的称谓。我国各民族，无论地理区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如何，都认为自己是中华儿女，都与生俱来地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成长为一个合格中国人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实现对“我”的认同，通过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实现对“兄弟姐妹”的认同，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对“家”的认同。壮族作家冯艺深情地写道，“在这个无数心灵已经干涸的时代，有一种比雨滴还要滋润、比阳光还要温暖的东西，那便是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兄弟般和睦相处、和美共生的风景吧！”

三是中华文化认同。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各族文化各具优点和特色；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每一个族群无论大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从古至今，一条条承载各族文明结晶的民族文化长河，相互交汇、相互激荡、一齐奔涌，共同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巨流。自秦汉始，汉族以稳定发展的农耕生产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典章礼乐和文化制度，形成以儒家文化及其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成为凝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纽带。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发展这一文化，从而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国各民族分享的共同文化传统。伴随民族大交融的演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交相辉映，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现象，造就了中华文化多源性、开放性、兼容性的独特气质。多样性统一的中华文化，则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根本依托。

新疆政府在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考虑文化建设与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情感沟通，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各族间的交流和交融。如果片面强调新一轮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力度，而缺少政治、文化上的综合考量，新疆的综合发展就会成问题，甚至“民族分裂”倾向，也不敢说肯定会减弱。

新疆发展，必须是综合性的协调发展，它包括“经济”、“民生”、“生态”、“文化”这四个方面。我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经济”，其次是“民生”，而“生态”和“文化”就很容易忽视，尤其是“文化”。

关于新疆发展中的文化问题，绝不只是简单的歌舞、书籍、建筑等一般性的文化，而是作为思维观念、生活形态的文化观念。为了在新一轮新疆跨越式发展中真正落实文化的纬度，真正建立不同族群对于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宽容、共荣的局面，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破除单纯地从经济角度看待新疆发展的狭隘视角，要将经济、民生、生态与文化综合思考，将民生、生态和文化要素纳入到经济目标的考量中。如果为实施特定经济项目，对于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负面影响较大，就应该暂缓，寻找其它解决的办法，如果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就应该放弃特定的经济项目。因为，取得暂时性的经济指标并不难，难的是获得综合性的长治久安的效果。

第二，新疆各级干部可否具备一定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观念，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国家竞争、新疆认同、国家认同、族群关系、社会安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性。

第三，以建立有机的、多层次的文化认同感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方向。包括以下三个层次：超族群的中华民族认同、新疆文化认同、公民认同。个人、族群、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三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的共存性，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层次的认同，排挤另一层次的认同。

我期盼有一天，新疆各族群无不自豪共同喊出“我是中国人，也是新疆人”，以此确认新疆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

民营经济与大服务业战略

实现新疆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达成新疆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整合，在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必须着重发展新疆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作为新疆的经济主体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大力推进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制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作用。截止2012年底，新疆民营经济总量达到1988亿元，占全区经济的比重达到26.5%；民营经济单位数达到69.3万户，从业人员187.6万人；其中，私营企业达到11.7万户，容纳了90.4万人就业。2012年新疆民营企业完成进出口额达到182.98亿美元，占全区进出口额的71.6%。新疆虽然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类型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实施“三化战略”，尤其是新型工业化，可快速推动新疆GDP和财税的增长，但由于是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对于新疆各族群众就业的增加贡献不足。

要使跨越式发展等于长治久安，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新疆的发展必须重构产业体系，遵循生态、资源两个可持续，发展“大服务业战略”：大物流（航空、铁路、公路、管道等）、大文化（新疆特色的演艺、旅游、和田玉、体育、考古探险、餐饮、动漫等）、大商贸（国际、国内贸易）。发展大服务产业可使国有和私企、大中型和小微企业并重发展，让新疆各族群受益，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

大物流：丝绸之路空中走廊：建设“丝绸之路空中走廊”是新疆发展大服务产业的核心，其可推进新疆物流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商贸产业、金融等产业的成长。建议恢复并组建新疆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提升乌鲁木齐、喀什、伊宁国际航空港地位，加大飞往中亚、西亚、南亚航线，开通中东、欧洲、美洲航线，使新疆成为中国向西旅游、物流等中转中心，促进新疆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的发展，真正发挥新疆西向通道优势。

大文化：发展新疆旅游业、新疆歌舞演艺业、和田玉产业等：近30年来，新疆和田玉的价格上涨了1000倍。和田玉产业的成功，是其赋予了文化元素。玉文化是历史最悠久、最能代表东方文明的古文化。玉是中国人5000多年中一直不变的图腾，玉文化构成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和田玉产业的开发，加大了新疆与内地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带动和田等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民众的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我们以民营企业的二道桥大剧院和广汇飞虎篮球俱乐部作为案例分析。二道桥大剧院员工总数123人，其中维族等81人，汉族42人，维族等占比65.85%。广汇篮球俱乐部通过十年的运作，现有23人（球员+教练），其中国内球员17名，外籍球员6人。在国内球员17名中，维吾尔族4人，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回族各1人，汉族8人，维族等占比53%。广汇飞虎男篮俱乐部和二道桥大剧院都属于大服务产业战略中的大文化，较好的解决了新疆各族群民众就业和收入问题，形成利益共同体，增进了新疆共识和中华文化认同感。

大商贸：欧亚商贸中心：新疆位于欧亚腹部，处在周边26亿人口中心的巨大市场机会，充分发挥《中央关于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意见》的政策优势，实施面向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加速发展对外经贸和会展经济，推进“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全方位开放，构筑新疆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例如新疆二道桥商贸市场公司，目前员工总数294人，其中维族等133人，汉族161人，维族等占比45.24%。

通过实施三化战略，可以提升新疆经济总量和增加财税收入，而发展大服务产业，可培育创业创富的环境，进而推动本土小微企业的发展，建构利益共同体机制，从实质上解决新疆各族民众就业和收入问题，使新疆各族群受益和交融。

只有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才有新疆经济的稳定成长，更有新疆社会的稳定繁荣。民企强，新疆强。

稳疆、富疆、强疆战略路线图

新疆发展战略定位须充分利用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和中亚能源极枢纽地位形成的机会，开发国内外两个市场，推动能源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保障国家战略性大宗商品供应和安全；充分把握世界第四经济圈“中亚经济圈”崛起的战略机遇，重组欧亚非产业贸易链，以承接中国东部产业转移和出口加工业带建设，推进大开放、大出口；充分发挥地缘、资源、文化和市场四大优势，以生态和绿洲为命脉，以经济区域机制创新为根本，放大叠加和乘数效应，实施“大资源战略整合下的绿色战略”，发展“绿色经济”，打造“绿色新疆”，将新疆建设成为我国西部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西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和欧亚大陆生态经济区。

基建先行+全面开放：铁路、公路、航空、水利、能源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率先而动，随着对内、对外综合交通基础建设的提速，资源品的出疆销售将开始盈利。新疆凭借地缘、民族、文化优势，再加上喀什和伊犁（伊宁、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放区，将形成新疆全方位开放格局。

西能东运+东“能”西移：西气东输与炼化一体建设，疆煤东运与煤炭基地建设，西电东送与电源建设，同时东“能”西移日趋明显，硅产业、盐化工、电解铝、炼铜等耗能产业将逐步向能源富集区——新疆转移。

产业集群+城镇化：在基建和能源支撑下，新疆工业将进一步升级，由上游采掘向下游制造延伸，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碳化硅和煤化工等深加工行业将快速发展。伴随着大基建和大工业的建设，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城市扩容，城镇化加速。预计在乌—昌、伊犁河谷伊宁—霍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阿图什等四线形成四个产业—人口聚集区，同时在准东、吐哈、伊犁、库拜煤田周边可能会形成4个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大中型城市，一批以综合大口岸为牵引，以进出口加工业为驱动，以出疆国道线为发展轴，以腹地资源为依托的中心城市和城镇将加快建设。

由此，新疆发展模式是否需要进行转型，摒弃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大力开发、发展、利用知识资源？我以为，新疆新的发展模式思路架构是：利用知识资源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整合效应发挥市场机制和开放机制，体现政府作为组织者、推动者和服务者的职能，缩小财富与知识发展差距，以知识促进发展，为新疆下一步发展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使得新疆能够逐步培育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核心竞争力，进而逐步缩小同全国平均水平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差距。

新疆发展的主要任务，变“输血经济”为“造血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新疆发展的着力点是建构造血经济机制和改善民生，民生的改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维护社会稳定是新疆发展的保障。实现新疆发展，要使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并重发展战略和改善民生终极目标有机结合，不仅实现GDP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着力点要立足于建构造血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机制。

如何把能源开发与民生紧密关联是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点。相对而言，集中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2012年，全国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突破7916.6元，而新疆为6393.7元，占比全国平均水平的80%。新疆有30个扶贫重点县，贫困农牧民有180多万人，大多集中在南疆三地州和边远牧区，其中35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农业人口的46%，占全区贫困人口的80%，均属少数民族集聚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93%，占全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7%。在民族问题上，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无论在什么国家或地区，穷人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如果加上宗教信仰因素，更会走向极端，甚至恐怖主义，发生暴恐事件就不奇怪了。

从新疆最终消费构成分析，1978年—2012年，居民消费总额从22.61亿元增加到2370.67亿元，占比从81.8%降低到55.6%；政府消费总额从5.03亿元剧增到1891.84亿元，占比从18.2%增长到44.4%。 2012年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98.99亿元，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642.24亿元，占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6.75亿元，占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新疆城乡消费差距愈拉愈大。

从全区经济结构来看，虽然新疆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2013年石油工业增加值占到新疆工业增加值的46.5%，2008年占比高达67.41%，但对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贡献却较小。同样，占有全国40%以上的煤炭资源的新疆，如何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协调各方利益，也关系到煤炭产业是否能为新疆当地居民谋福利、是否促进新疆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稳定和发展是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民生和最根本的利益。要想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可否切实解决好各族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可否优化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减轻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可否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加大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方面的支出呢？

在这种情形下，需处理好中央、地方、企业、居民之间利益分配及其均衡关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要民众受益，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实惠：就业扩大，收入增加。在新疆，还应特别重视各民族间的利益公平和分配平衡。

结      语

民国初年新疆总督杨增新说过一句名言：西出阳关无好人。说的是汉族人到西域更多目的升官发财，获取资源。一百年过去了，大多汉族人的心态还是如此吗？对我们来说，经历“七·五事件”，尤其是“九·三事件”后，对培育新疆人、新疆共识、新疆认同倍感重要。新疆是各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家园，尤其是汉族要强化对新疆母亲的保护和爱待。如果汉族不改变客居的心态，把新疆仅作为避难、镀金、升官、发财之地，我们就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新疆长治久安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新疆很美，治疆很难吗？2012年5月，我率“新商联盟”部分企业家赴曲阜学习。新疆是四大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交汇之地，儒教思想也是其中一部分，儒家文化对治疆起何种作用？孔丘重要门徒孟子曰：仁者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以为，世界四大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就是真善美、平等、仁爱。

从历史上看，历朝治疆策略刚柔相济，以仁政为主。凡治疆有方者，刚柔中都包含着一种大爱。对三股势力而言，若对他们不刚，新疆就会大乱，所以历史上有铁腕治疆之封疆大吏。杨增新还有一句名言：新疆是治世桃园，乱世绝地。杨增新治疆以仁爱为战略主线，防乱、治乱、戡乱为策略，在中原大战、俄国革命的复杂环境中，保证了新疆的稳定。而他的继任者金树仁，最大的罪过就是把治世桃园演变成乱世绝地。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由乱到治，为新疆的经济和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盛世才治疆靠暴力和恐怖手段，尽管他表面上维持了新疆政局，但他不断制造的仇恨如岩浆在人民心中翻滚。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心中带来的创伤，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渐渐治愈。

新疆的“地缘枢纽”地位是建构新疆战略的基础，但从国家层面上看，“能源枢纽”、“文化/文明枢纽”和“经济高地”才是新疆战略的落脚点。打通波斯湾—里海—中亚—新疆能源大通道，整合中亚—天山—阿勒泰山成矿带资源，发掘中西南亚和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实现由“能源枢纽”向“经济高地”的转变。同样，作为四大文明的交汇区，新疆须发挥文化枢纽作用，使多元文化之花在新疆乃至世界尽情绽放，由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胜势。新疆发展无可限量。

新疆的战略价值与地位需要重新评估和发掘。只有当新疆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一致时，新疆战略才有价值。只有尊重新疆人、新疆文化，新疆战略才有实施意义。

2013年元宵节当日，新疆寒潮来袭，而在新疆昌吉市举办的首届社火表演大赛现场却热闹非凡，现场由喀什地区52名维吾尔族演员组成的秧歌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将汉族秧歌以及维吾尔族传统舞蹈萨玛舞和塔吉克族鹰舞的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具有新疆特色的秧歌秀。

只有确立新疆共识和主体意识，且民族间共享发展成果并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的交融和学习，由利益共同体逐渐升华为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从而达成增强国家认同的目的、成就新疆可持续发展、提升新疆在国家战略中的价值，这才是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教师之友网

赵汀阳：在什么条件下暴力成为最佳策略

2014年03月07日

来源：共识网 作者：赵汀阳

暴力对人的强烈诱惑一直是难以很好解释的一个谜，但是它的强烈诱惑却显而易见，暴力和色情电影或其它娱乐形式无疑是最卖座的，好象人们尤其喜欢这两种事情。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仍然是弗洛伊德充满大胆想象的解释：性和侵犯被认为是出于本能，生与死的本能。既然快乐被看作是对本能的能量的释放，因此在追求快乐时就总要伤害侵犯他人。快乐和侵犯他人就这样被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ii。弗洛伊德思想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人类最有想象力的知识之一，但一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被证明是严格科学的。所以，暴力行为背后到底是变态心理还是人类本性，仍然实难断定。不过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暴力的心理驱力。假定许多人的确在心理上对暴力有着（不明原因的）不良偏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这种不良偏好在更多的时候是“旁观性的”（幸灾乐祸或享受刺激），而主要还不是“实践性的”，因为付诸行动的暴力风险甚大，一般需要经过策略性考虑（有个有趣而难堪的事实是，动物之间的暴力行为几乎永远是非常策略的，而自认为有理性的人类之间的暴力才会出现冲动、意气用事、不讲策略的时候iii）。我准备讨论的将主要限于人类理性选择的而不是冲动的暴力行动。

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试图说明，假如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在道德上好的和什么是坏的，那么当然就会选择好的而不是坏的iv。这个命题有些不寻常，因为与“明知故犯”这样的常识互相矛盾。现代心理学力图说明无意识的欲望和激情有时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明知故犯，杀人狂非要杀人不可，强奸犯非要强奸不可，诸如此类。这种类型的明知故犯虽然是文学影视作品喜欢的情节，但是却不是在理论上容易讨论的问题（控制不了激情虽然好看却不好说）。在这里，更需要分析的是情况，在理性占上风时，人们明明知道暴力是坏的，却仍然决心使用暴力。

这种充分理性的明知故犯情况可能有：1）惟利是图而不择手段。苏格拉底理论对此不能讨论，显然如果利益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价值，那么知识和道德都无话可说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人更重视德性或激情，利益却还没有完全支配人们的心灵，到了现代社会，利益才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假如不是唯一目标的话）。在惟利是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择手段，那反而是不合逻辑的和愚蠢的，或者说，有择手段对于惟利是图来说反而是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其实是马基雅维里的原则。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多次鼓吹暴力和战争，认为当除了战争和暴力就无法解决问题和没有生活的希望，那么战争就是正义的v；2）为了某种更大的好事情而不得不犯小错。诸如为了自由、民主、正义、文明、解放、人权、国际安全等等宏大理想而战。战争和司法暴力一般都被认为是为了好事情而不得不付出的坏代价。只要“出师有名”就是“正义之师”。克利夫.贝尔曾经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政治家们费了老大力气才想出“为文明而战”这样几乎“为所有人都喜欢”的口号vi。现在人们在寻找口号方面显然熟练多了，布什在9.11后马上就找到了虽然并不新鲜但也“大家几乎都喜欢的”战争口号。不过贝尔当年的疑问似乎仍然有效：“文明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当然这种提问未免太哲学家气质，哲学家喜欢的概念分析在很多时候没有实际意义，人们可能不需要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什么”。口号或借口只要响亮就可以了。

当然，哲学家喜欢的另一种分析，问题分析，仍然是必要的。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可以推知他会认为，像2那样的错误仍然属于无知，假如人们全面彻底地认识了什么是好的理念，就不再会犯错。显然，在道德或价值理念上说，很可能找不到理由来证明战争和暴力这样的事情与文明和人权相比之下是比较次要的（当然苏格拉底不知道像文明和人权这样漂亮的词汇），因此没有理由轻视战争和暴力这样的错误。一些现代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取消死刑，其基本理由就是人们没有必要以错对错而导致双重错误，而应该采取别的措施去减少犯罪。这个理由看来是说得通的，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同样有效力的技术性惩罚来替代暴力性的惩罚vii。但是对于战争，“知道好的就不会做错的”这个理论似乎就有些薄弱，人们当然知道战争是坏的，但人们总会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具体的某一次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可以说，在利益被定义为第一价值的时代，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故意犯错”就无法再从道德的角度去解读了，或者说，仅仅从道德角度去解读时总会觉得不太充分。

不过，今天即使继续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苏格拉底命题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至少有两个问题：1）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心中的道德价值观比古代更加不一致，因此更加没有条件去肯定什么是关于道德的知识；2）现代世界里，道德价值观已经与任何一种文化认同、共同体认同、国家/社会认同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作为“心理利益”（也许可以这样称呼）的认同又与生活的各种实际利益（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道德/利益”的现代结合体有时使得道德主义具有至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或暴力就不会被认为是最坏的事情，而某种道德主义被破坏或被阻挠才会被看作是最坏的。李普塞特在解释美国为什么特别喜欢暴力行为时说：“道德主义也是暴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人一直是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竭尽全力扬善惩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戏剧看作是道德游戏”viii。当然这远远不仅是美国的情况。当亨廷顿讨论文明的冲突时，道德价值确实已经与利益分不清楚了，或者应该说，道德价值成为利益的一种。今天的美国人很想“解放”世界上那些仍然没有享有美国价值的人民。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应该说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包含着推广美国价值的梦想或道德主义的梦想。

显然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理由使人们使用暴力，尤其当道德理由也成为使用暴力的一个可能理由，我们就很难说什么理由不能是暴力的理由了。暴力既是道德批评的对象，又可能是使用暴力的理由，于是只好承认从道德角度去讨论暴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妨暂时不去考虑那些理由，而仅仅从比较单纯的策略角度去重新误读苏格拉底命题，于是它的意思就变成：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那么就不会选择坏的策略。当然这样就完全是另一个命题了。但暴力是好的还是坏的策略，这确实是个问题。

现代人有两个哲学假设：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心只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且在为自己利益着想时，总是理性地分析问题，决不感情冲动。合起来就构成“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即“经济人”假设。这样的假设屡遭批评，主要是说这样的假设忽视了人的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力量。这种批评从来都是对的，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尤其当价值和利益分不清的时候，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不过，那种批评虽然对，但是不公正，因为那两个假设虽然不全面，但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析模型，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指望完全正确地理解全部事情，而只希望能够正确地理解某些情况下的某些事情。因此，当我们发现价值或道德的问题是永远说不清楚的，那么就只能希望考虑那些不卷入道德和价值问题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至于把暴力看作是谋取利益的最佳策略。很显然，人们至少有这样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ix：

1）暴力是可能谋取利益的各种手段中的最后手段，即无论对于哪一方而言，如果存在着任何其它能够谋取到同样大的利益的手段，那么暴力肯定不被选择。因为：

2）暴力是最冒险的手段。当你使用暴力时，别人的最佳策略就一定也是使用暴力，否则他就会吃大亏。以暴抗暴使双方的风险都很大。

3）而且，即使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暴力行动也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亏损性行为。

这虽然是人们一般的直观理解，但是这并不是充分必然的知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非常可能诱发暴力：

1）赌博式的局面。

铤而走险是一种貌似理性而实际上非理性的决定。糊里糊涂去冒险，这不是铤而走险，而是从里到外的非理性卤莽行为。只有那种看起来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冒险才是铤而走险。某种其大无比的利益预期和某种似乎周密其实是错误的计算这样两个因素是这种暴力活动的条件。抢劫银行、绑票和没有绝对优势情况下发动战争等都是例子。其心理运算方式与赌博心理是同理的，但它比赌博更“理性”，因为它是能够“计算的”。除非我们能够真正地解释赌博心理，否则不能很好解释这种认真思考然后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可是赌博心理是人人都知道但从来没有被很好解释的事情，因此我们还不能真正解释这种冒险。尽管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冒险，但“示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可以称作“示范问题”：在赌博性的事情上，只要存在着很少的成功例子作为示范，就一定会激起其他人很大的模仿热情，而且人们只看到那些很少的成功示范，而看不到大量的失败例子。标准的赌博、彩票以及商业或军事投机所以总能够进行都是基于这种示范。

不过在别的问题上，示范可能有另一种效果。不妨作为比较来略加讨论。例如在伦理行为方面的示范效果就比较可疑：一方面，能够获得普遍赞扬的示范行为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那么实际效果总是比较差的。茅于轼先生有关于“学雷锋”的经济学分析证明示范所激励的不是见贤思齐的行为而是借别人学雷锋而自己偷懒的搭便车行为x；另一方面，如果伦理示范行为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不再是示范而是集体压力甚至发展为多数人暴政。什么事情应该是有压力的和不应该有压力的，这是个问题xi。通过示范让人们学好，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伦理学原则xii。在这种对比下，我们似乎应该说，示范好的事情并不成功，而示范坏的事情则比较成功。事实如此，相对少的成功坏事激起了人们做坏事的不成比例的热情。

减少铤而走险行为的一般条件是对方形成了某种十分“可信的威胁”。从博弈论角度看，可信威胁在原则上足以使人改变选择（实际生活中当然并非一概如此，因为总有些人是非常不理性的，以至于根本不考虑威胁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冷战时期所以出现了难得的长时间和平就是因为美苏双方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胁）都是无比可信的，因此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国家也会不顾可信的威胁，则难免让人有些疑惑（个人可以糊涂，但是国家也糊涂就比较难以理解），如二战期间德国攻击苏联尤其是日本攻击美国这种以小欺大的行为。当然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冒险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但错误地分析情况其实也往往是非理性思维导致的xiii，比如关于对方的偏见、自己的盲目自信和太过坚强勇敢等等。理性计算的愿望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能够正确地理性计算，而非理性的信念往往会影响理性计算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中，暴力行动即使其实不是最佳策略，但也会在错误的计算中被算成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