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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_汤涛 胡琨
袁运开 江苏南通人,1929年2月生,1947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至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1955至1957年跟随哲学家冯契先生进修哲学,1962至1963年赴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1959至1986年先后专任或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及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1978年升任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
1979年起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1984年6月至1992年12月任校长。1994年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由教育部派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比较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1998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教师月刊 袁校长你好!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正在实施“丽娃记忆——华东师范大学口述档案”项目,计划采访一批80岁以上的老干部、老教授和老校友,希望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华东师范大学发展的历史。首先请你回顾下你来华东师大之前的求学经历。
袁运开 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通,小学的前三年在小学堂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乡下逃难,后来回城进了私塾。那时私塾主要还是教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约一年后才重新进小学,小学毕业直升南通中学,初中毕业也直升高中。在初、高中我的成绩基本上每年都是全班第一名。
1947年中学毕业,我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就考了“青树”奖学金,并被录取。这个奖学金是全国性的,入学后每学期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可继续取得奖学金,一个学期能拿一定的钱。解放前两年,也就是我大学一、二年级都是靠这个奖学金维持伙食费及其他学习、生活所需。解放后该奖学金停办,我申请了助学金,平时也做些兼职家教,辅导初中学生的语、数、外,赚取些学习、生活费用。随后我的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姨兄答应在经济上给我些帮助,虽然钱不多,但在当时也可以过得去了。大一、大二时期,很多优秀教师出国深造,专业师资基本上是教学型的。到大三、大四时期,就有很多非常好的教师了,譬如程开甲,后来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他教我们量子力学;卢鹤绂,后来调到了复旦大学,当时教我们理论物理;还有何增禄,教我们光学,后调到清华大学任原子能系系主任。这些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
教师月刊 你是华东师大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见证者,请你谈谈物理系初创时的情况。
袁运开 我来的时候物理系正处在新建阶段,当时一共只有7个教师,分别是:两位原大夏大学讲师、两位原光华大学助教、一位从外面请来的代理系负责人、一位从南京大学分配来的同志以及我本人,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系。同时聘请大同大学的张开圻教授兼职教普通物理课,他的物理学教学经验很丰富。
建系第一年,物理系招了一个班的学生,大概50人左右。我主要做普通物理课的助教,由于当时刚建校,接收仪器设备、书刊,布置实验室的工作相当繁杂。物理系当时在办公楼后面的一个平房(现中北校区图书馆前草坪的位置,靠近办公楼)里,现在都拆掉了。那个平房只有150平米,里面还有一个实验室是化学系的,这样属于物理系的面积就很小了。
物理系大发展的契机是1952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陆续从其他高校调来一些优秀的物理教师。当时交大和同济变成工科院校后,它们的物理、数学等系、室的教学人员,只保留公共课教学需要的教师,剩下的都分别调配到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这样一来我们师资力量就加强了。另外还从其他学校,如大同大学、沪江大学调来一些教授,这样我们物理系一共就有了9位教授,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了。后来物理系就搬到了圣约翰大学的理科大楼及西门堂上课、做实验,教师也住在校内。 1951年的物理系主要依托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随着交大、同济、大同等大学物理专业教师的调入,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调来大量书刊、仪器,物理系有了很大发展。1955年,物理系搬回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新建的物理馆,1960年物理楼建成。
教师月刊 从1955年开始,你跟随冯契教授学习哲学。你之前一直是研究物理的,怎么会想到去学习哲学,其背景是什么?
袁运开 进行物理教学与研究的我为什么会被调去学哲学呢?是因为当时学校党委决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理科各系都要抽出一名青年党员,到哲学系随冯先生学习哲学,同时规定一学期四分之三的时间要学哲学,四分之一的时间还回去进行物理教学工作。当时我还没正式入党,是预备党员,但物理系就我一个党员,所以就派我去了。从1955年5月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反右”斗争,共学习了两年左右。
冯先生的要求很高,基本是按照苏联副博士学位的要求来教课。这为我之后研究自然辩证法打下了基础,等于说我的专业转向由此开始。1962年,学校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的进修班,这之后,我的专业研究方向完全转向。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我就开始教授自然辩证法、物理学史这类课程,但当时我还是回到物理系,做些物理教学工作。
教师月刊 从1959年开始,你历任华东师大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学校副校长、校长,尤其是1979年被民主推荐到副校长岗位后长期从事学校管理工作。请你从校长的角度,从成立研究生院、成人教育学院和设立辅修专业等方面,谈一谈那个时期华东师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举措和策略。
当时在人才培养上,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想法。
一方面是要发挥重点师范大学的优势和长处,要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不仅仅是本科层次,还要建立高层次的研究生院。我们学校真正按照硕、博士学位要求来培养人才是从1982年开始的——1981年得到教育部批准,在中国高校里算是比较早开始发放这两种学位证书的。
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我们学校试办研究生院。自此,相对于以前的研究生进修班,华东师大的硕、博士教育更加规范。1996年,我们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另外还建立了成人教育学院和教育管理学院,让已经在职的同志也有机会得到提高。我们的成人教育学院成立于1986年,至1991年,已基本形成以培训在职师资为主、文理科并重,以华东地区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高层次成人高等教育体系。再就是我们还在上海地区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的基础上建立了教育管理学院,目的是培养高等学校的处级管理干部。当时除了学校的教师授课以外,还请了教育部的领导来授课,应该说学员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当时华东地区很多高校的领导干部都来我们这里学习过管理经验。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教育管理学院。另外,通过对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师范教育师资情况的前期调研,我们发现形势不容乐观,所以我们把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教育厅、局的负责人请到华东师大来,共同商议是否可以办一个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以华东师大为主,在各个省、市师院设立分中心,这个方案得到一致认同,接着我们就把这个方案上报教育部。教育部觉得这个方案很好,于是计划办一个全国性的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这个放到了北师大,我们学校的叫华东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它的成立为华东地区师范学校师资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第一,师范院校的教师,不一定只围绕教育进行研究,其他“高、精、尖”的研究都可以做,否则业务水平难以提高。所以我们在教育部直属六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其他院校都很支持。但是当时教育部的领导认为我们这一想法是想“脱离师范”,他们认为,搞“师范”的人,只能围绕教育来搞科研,并在报纸上对我们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这个意见,觉得这是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第二,我们感到师范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不能只针对中小学里的一些基础课程,这样无法打开学生视野。所以我们就提出“专业学科建设要深化内涵,扩大外延”的理念。深化内涵就是要提高专业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扩大外延就是说我们的专业涵盖面要扩大,要增设新的专业。这个理念得到施平书记、刘佛年校长等当时校领导的鼎力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很多新的专业和研究型实验室就逐步建立起来了。譬如1979年,我们建立了计算机系。当时有上海的知名人物说我们是“不务正业”,后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来考察,看到有几个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在用计算机,他说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样的话,让之前的争论逐渐平息了下去。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再譬如统计系,华东师大是全国最早建立这个系的高校。还有环境科学系、图书馆系、对外汉语系、影视文学系,我们学校都是比较早建立的。我们还从数学系、物理学系、教育系调来部分师资专门成立教育信息技术系。教育系原来只有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后来我们增设了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与教育管理专业,使教育学科趋于完整。另外将政教系的哲学、经济学教研室分化出来,成立哲学系和国际金融系,使华东师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更为突出。还将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分化出来,建立电子科学技术系,正是这个系与计算机系组成了今天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师月刊 是不是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华东师大在逐步从师范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
袁运开 是的。总的来说,华东师大就是要努力办成以教育学科为特色、文理学科为基础、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在四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文、理、教、社、工、管、经等学科结构就已经基本形成了。
这些学科分出来的那段时间,是不是华东师大学科变化最大的时期?
应该是的。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可供学生选择的学科面扩大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改变了以前只开设针对中学必修课的师范专业的局面。这样学生就业的方向就存在了多层面的可能性。当时开设第二专业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辅修专业的设置使学生的知识面宽一点,将来就业机会也多一些。毕业以后拿双学位,对学生们的发展前景更有利。
教师月刊 当时华东师大除了加强学科建设外,在国际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请你介绍下当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国际交流处本来叫外事办公室。要扩大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术水平,只着眼于国内是不行的,必须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因此外事办公室就更名为国际交流处。另外,当时与港澳台的合作交流也很多。我们还培养了国际交流生(留学生)。
开展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华东师大的师资力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老教授多数已经60多岁了,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亟待提高。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一定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1980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开始扩大国际影响力。当时存在国际交流经费问题。1981年,学校开始接受世界银行贷款(1981年11月签字,1982年2月生效),一期总额为527万美元,二期又增加了100多万美元。学校利用这笔经费购置进口大型计算机系统、超导体核磁共振谱仪等设备,并拓展出国交流途径。于是更多的教师有机会出国进修,更多的国外教师被引进讲学,如物理系请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肖洛教授,同时送了好几批中青年教师到肖洛教授那里去做研究,这为光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师月刊 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你自己也曾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修,请谈下当时的情况。
袁运开 1994年,教育部派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看看他们有哪些经验和优点可以被我们吸收利用。我也和那里的教授进行了比较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回来后我写过一份报告,详细阐明了他们的长处,包括课程设置、学校管理以及学科研究工作、文化设施等方面。
教师月刊 作为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对未来华东师大的展望,您的期望会是什么?
袁运开 当然希望华东师大能够成为一所高水平大学。师资要强,学科研究水平要高,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学生们不仅学风好,素质也要高,要真正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
我觉得现在的华东师大不用再扩大了,要把质量搞上去。有的专业可能不是国家最需要的,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实力也不是很强,就不一定要继续投入建设,甚至可以直接取消。要响应中央“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指示精神,加强大学内涵建设。首先保证质量,特别是本科教育质量,要花大力气去提高。当然根据国家需要和科技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学科基础,发展新学科或整合现有学科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另一回事了。(采访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丽娃记忆——华东师范大学口述档案”项目组成员)
原载于《教师月刊》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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