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二班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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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二班的政治学

　作者：马立明　

　　【一】
　　一场小学同学的聚会，一直没人响应。这个春节办不了，以后机会估计也不多。
　　我还是很想见见当年的同学们。20多年过去了，想看着他们都成长成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可能成为了不起的官僚，在权力游戏中运筹帷幄；有的人可能与我一样，千方百计避开体制。六年二班的经历，注定在每个人心中留下印记。
　　我所在的小学，是广州老城区一所名牌小学。如今这附近的学位房已经卖到3万多元一平方，每天很多豪车将子女送来这所学校。我无权对整个学校作评判，但至少那个六年二班，那50多个少年，并没有获得人生中的珍宝。
　　六年二班有这么一幕让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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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同学，在班主任眼中是“差生”，总是因课堂开小差、忘带圆规、做操不认真等行为遭到老师的处罚。这次，他又一次开小差了，班主任实在透支了对他进行处罚的想象力。
　　“我实在不知怎么罚他了。不如我们‘民主’一次，同学们帮我想想办法，看怎么处罚他好？”
　　这个问题启动了最糟糕的议程。班长首先举手。
　　“让他到楼下跑50圈。”班长的话开启了狂欢程序。班主任非常满意。
　　接下来，很多同学进入了亢奋状态，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吓人的体罚方式，比如罚抄100次小学生守则、做100次俯卧撑，甚至每人打他一拳，等等。更为吓人的是同学们的亢奋，通过获得主宰他人的命运而获得巨大快感。有一位班干部刚发过言，又开始举手，就像是在表演一个个的绝活。
　　我胆怯地举了手。我跟老师说，处罚是不行的，要靠教育。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恐惧。这种惩罚可能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老师很快地反驳我：教育，你认为教育是万能的吗？
　　我很快知道了，这样的氛围下无道理可讲。我很快遭到了一群同学的嘲笑。我知道，我若抗争，必将是与这位遭处罚的同学相似的命运。
　　最后，这位同学被罚抄了若干次的小学生守则，这个班集体经过了一次嗜血的高潮之后，又回归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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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春节，有同学尝试安排这场六年二班的聚会。但尴尬可想而知：被罚的同学，肯定不会来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集体的施暴；罚人的班干部，他们也不会来，因为丧失了“特权”之后，他不知如何面对曾经的同学；其他旁观的同学也未必会来，因为他们曾经目睹六年二班的丑陋；班主任会来吗，至少我们不愿见到她。总之，这注定是场组织不起来的聚会。
　　今天，在启蒙教育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尊重孩子”、“发现儿童”成为了很多年轻教育工作者的呼声，教育更强调启迪，而不是“整顿”。通过教育学的革命，我得以重新评估当年我们班的遗产。在“尊师敬道”的旗号下，六年二班是一部广泛存在的童年悲剧。它出现于我们初明事理的年龄，带来的流毒却非常深远。如今，小学班级管理模式依然没有更改，班主任专制手段本质上也没有改变。这头怪物，至今仍未离开。
　　【二】
　　我现在先分析一下我们班的权力架构。
　　班主任处于权力的巅峰。六位班长与班干部是特权阶层，广大同学是平民百姓，包括少数不听话的孩子。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专制主义结构。
　　我们会唱很多赞美老师的歌曲，但对班主任，我们谈不上尊重，只有恐惧。这位班主任大概40岁，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脸上总是似笑非笑。她说话很慢，很有城府，有点刻薄，一点不像教育工作者，而像一位老谋深算的权术家。她的名言是，“讲一百次，还不如罚一次”。她非常热衷于以惩罚作手段，常常越过批评的环节直接处罚，让六年二班处于恐怖之中。虽然所有班主任都掌握大权，但她是制造恐怖气氛的佼佼者。由此，专制统治有了第一个条件——制造恐惧。
　　恐惧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孟德斯鸠说过，“专制的统治原则是恐惧”。制造恐惧，让每个人服从权力的支配。十二岁的孩子，必须认识到班主任有对你使用话语暴力、体罚以及“叫家长来”的权力。任意一项，都是少年难以承受的。因此，一个弥漫着恐怖气氛、人人自危的班，一个特点是纪律严明。
　　专制的第二步，便是建立等级森严的制度。专制社会的结构是人们的身份等级制，它与传统的宗法关系、礼制原则相辅，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金字塔社会结构。班主任为了省事，通过钦点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光是班长就有6人，分别值班周一到周六。加上其他学习委员、劳动委员、体育委员、文娱委员等门类的干部，总共形成十多人的班干部集体。“扶一群打一群”，这是专制统治者的常见伎俩。班干部也不是成绩最好、民望最高的同学担任，而是她的钦点，其中是否有家长的“潜规则”不得而知。
　　专制的第三步，便是制造假想敌，同时激发内部竞争。比如某些国家天天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打，时刻防备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六年二班也不例外，因为它马上就要面临“小升初”考试，能否考上好中学，取决于一个不透明的“推荐生”名额。班主任总是暗示，听话的人能获得“推荐生”资格，以成功跨过“小升初”考试。总之，“小升初”的威胁、“推荐生”的甜头，都是班主任操纵六年二班的重要手段。
　　六年二班就是人类初期专制制度的原形。一个“中央权威”，制定了一套旨在维稳的游戏规则。同学们在规则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三】
　　我总是想起戈尔丁的《蝇王》。这部小说写于1954年，并助英国作家戈尔丁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蝇王》的主角是一群孩子，在封闭的荒岛中如何从理性的契约、互助变成争夺权力、利益的“野蛮人”。蝇王来源于希伯来语，原词为“Beelzebub”。在英语中，“蝇王”则是粪便与丑恶之王（或污物之王）。在小说里，戈尔丁将“蝇王”比喻为人性最丑恶的部分。
　　我不想批评我的班主任，毕竟她有自己的局限性。她精心构建了一个统治模式，不得不说她是个天才。总之，她完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使命。
　　我更关心的是同学们的表现。坏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能将人性最糟糕的一面激发出来。像《蝇王》一样，六年二班的丑陋，不仅来自统治者，也来自每一个孩子。因为孩子之性情最贴近本性，这场悲剧具有难以比拟的震撼力。
　　首先，班干部成为和谐的破坏者。这些十二岁的少年，分享着班主任的权力，成为体制的维护者。他们的法宝是，对不守纪律的同学“记名”，这个记名极具威慑力，因为这等同于班主任即将施加的处罚。他们也可以帮助班主任惩罚不听话的学生，比如数着后者在操场上跑圈。如果他们成心使坏，还可以叫那位同学多跑几圈。班干部在任何场合有权对同学提出批评，并向老师直接汇报你的不端行为，比如排队没站好、上课看漫画等等。他们不仅可以凭借体制向普通同学施压，有时还可以越过规则肆意欺负同学。同学越是不敢反抗，他们就越嚣张。这令人想起统治者的鹰犬。以下是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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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男班长长期欺负一个长得漂亮的女生。我后来认为他对这个女生有朦胧的好感，想引起她的注意。当时的人就这么变态，偏偏对自己喜欢的女生施以暴力。
　　女生选择“告老师”，这是平民自保的模式之一，相当于现在的上访。班长千方百计截访，不让她去告，结果打了起来。班主任终于出面干涉，却是将女同学狠狠批评了一顿。最高权力机关偏袒班长，上访之路失败。
　　终于有一次，女生又与男班长打了起来。这次，男班长被打哭了。我们都惊呆了，看到了极权者的脆弱。多少年后我看《肖申克的救赎》，看到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狱警哭丧着脸被警察带走的一幕，我就想到了那位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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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普通同学失去原则，没有正义感。他们的生存规则是，听从班主任的话，当个“顺民”，容忍她的辱骂，获得她的欢心。稍有独立意志就是异端，就是忤逆犯上，就是僭越，就是乱臣贼子，就“必须人人得而诛之”。普通同学很少被表扬，每天力争不犯错误，减少挨批的机会。这是“一言堂”的共有特征。在班长欺负女同学的过程中，我与很多同学一样，不敢出手相助，这是我们懦弱、犬儒的面目。
　　更糟糕的是，一些同学为了争取班主任的好感、跻身特权阶层，向老师告状。同学A有一次自习课玩游戏机，B说也要玩一玩，结果给B后，B立即将它交给了老师，让A目瞪口呆。揭发、告密、献媚盛行，同学们之间基本的诚信、友谊荡然无存。正如昆德拉所说，这是一个“秘密警察的国度”。人与人就像回到了霍布斯丛林，陷入了“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斗争”之中。
　　我与两个平民同学组成了脆弱的思考者同盟。限于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只是朦胧地认为这种体制不合理，但说不出它的问题所在。一旦遭遇班干部的责难、同学的告密，我们的同盟便迅速瓦解，无力成为对抗体制的力量。当众人呼号时，我们也跟着呼号。
　　那几个被专制的对象呢？他们经常成为集体发泄的对象。就像前文的征集处罚方式一样，全班将脏水往他身上泼。班里一旦有人失窃，他们便是第一个怀疑对象。班主任、班干部便开始翻他的书包。最后都“擒住了真凶”，只是不知道多少次是屈打成招。全班大部分人在同仇敌忾之中，参与了迫害。因此，六年二班无人清白。
　　戈尔丁的“蝇王”，也可以形容我们自己。当我们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展露了如此可怖的嘴脸。卢梭说，“人性是恶的，因为他对善念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为何物”。
　　【四】
　　六年二班的结局是怎样呢？
　　我们战战兢兢地通过了小升初考试，期待着最后的推荐生资格从天而降。最后，六年二班的推荐生资格只有7个，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不仅广大听话的平民没有机会，甚至连“特权阶层”都照顾不到。班主任的谎言破产，她并不能完全主导推荐生资格。最后的结果是，三个班长、两个班干部成为推荐生，另外三个班长以及其余的班干部则落选。而两位“平民”成为励志的代表，其中一人更是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成为所有推荐生的第一名。他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主人公安迪，一直在密谋突破班主任的魔掌。他没有刻意献媚、迎合权威，但一直在精密布局。他在几次全市的小学生象棋赛中获得名次，这为他加分不少；同时他下棋的精明也在获取推荐生资格中展示，他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大获全胜。
　　六年二班全班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权力体系便突然崩溃。有一位班长哭得死去活来，人们说他没获得推荐生资格，但我认为是他失去权力后的失落。成为推荐生的班干部们，进入重点中学后也泯然众人。一些普通同学，在离开六年二班之后也开辟了新的人生，有的变得出类拔萃。后来有同学号召看望班主任，却找不到人前往。很多人在毕业的那一刻，与这段经历一刀两断。至少，我是觉得松了一口气。
　　正是遭遇了一段黑暗，当我读房龙的《宽容》时，看到“人性”这一字眼时是多么惊讶！它就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内心。在六年二班的政治模式里，最缺乏的就是人性！在坏制度的激发下，孩子们成为“蝇王”，没有仁慈、没有宽容、没有关爱，成长在红旗下，却是如此粗鄙的“野蛮人”！房龙写道：“每一代都有怪物。”怪物并不仅仅存在于那10年（1966-1976），在六年二班中，我还是见到了怪物。这个怪物在千万人的成长阶段都曾遇到。我们受过迫害，也参与过对他人的迫害。
　　哪天，我们能合力赶走这只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