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人生总得搏几回

管季超0712

王梓坤：人生总得搏几回　2014年01月25日　 　来源：光明日报

求学之路—— 　　“任何一门学问，不光数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我常跟同学们说，容国团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可以加一句‘人生总得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以形成良性循环。” 　　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邻近井冈山，家里很穷。当时在农村只有读书才有前途，但那时村里的孩子失学现象严重。我很幸运，家里咬着牙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 　　后来，我在吉安上初中。家里替我缴了第一学期学费之后就无论如何也缴不起了，于是我请求缓缴。当时的年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平时不苟言笑，管理学生非常严格。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我买不起，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揩别人的油；当时，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而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来的布头，不好意思挂出来，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 　　最后，高克正老师同意了我缓缴学费的请求。现在想想，当初要是没有她的通融，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了。但是学费迟早得缴，怎么办呢？幸亏，那时物价飞涨，我就占了货币贬值的便宜。开学时100元学费，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所以学校也没有追着我要。后面的几年我都是缓缴，实则是没缴。因此，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了学校。 　　初中毕业后，哥哥要我在家种地，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没处弄钱。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一天晚上，邻居的孩子王寄萍问我去不去考高中，我说我一无文凭，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三无报名费。他答应全包，替我缴钱取回文凭，准备一起进城。 　　王寄萍帮了大忙，可是家里却不赞成我考高中，我就编了个谎话，说是去考邮局，当时能到邮局工作，可是个铁饭碗。于是，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的时间，允许我不下地。考完后我照样干活。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梓坤考中了！”那人拿着一张大红纸，跟范进中举似的。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不过因为学校给了一些奖学金，家里的负担不那么重。 　　就这样，我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十三中。这所学校的老师能力很强，只可惜没有实验设备，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用功就行，就是英文、数学、国文。这都是我喜欢的课。记得当时的书很少，我就把一本很厚的《Complete English Grammar》（用英文写的）抄了一大半，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基本上全抄了。此外，我还把《孙子兵法》从头到尾抄了两遍。这些经历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我写《科学发现纵横谈》就与此有关。 　　我是1948年考的大学，当时有五所大学在武汉招生，我全部考取了。武汉大学数学系当年设了两名奖学金，给了我一名，所以我去了武大。一位湖南籍高中同学吕润林主动资助了我从江西到湖南长沙的路费。到长沙后我得自谋生路，于是就找到吉安同乡会。欧阳伯康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临时教师的职位，在庐陵小学教了两三个月的书。我心里一直感激那几位老师和同学。 　　当时的武汉大学民主风气浓厚，我在校园里读了几本流传的毛泽东的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还有《通俗资本论》，文学作品有《李有才板话》，周末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大学毕业时是1952年，学校保送我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跟一位同学去教育部报到，接待我们的同志说：任务有变，你们这批全去学校教书。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其他人则东分西散。1954年有选拔留苏考试的机会，我考取之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专班学了一年生活俄语。 　　我到苏联是去念研究生，要事先在国内定好一个主攻方向。有人建议我尽量选国内比较薄弱的，没有什么人搞的方向。最后确定了三个，就是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论。有人叫我搞概率论。我无所谓，因为在大学主要就学了点微积分。出国前几个月我找过关肇直先生，问什么是概率论。那时国内还未出过一本概率论的书。巧的是有一天我逛书店见到了丁寿田先生译的《概率论教程》，作者是苏联的ъ.B.Гнеденко（ъ.B.格涅坚科）。出国前总算自学了三个月的概率论，做了详细的笔记。 　　那时我在苏联的导师，最初名义上是A.H.Колмогоров（科尔莫哥罗夫），实际上是P.L.Добрушин（多布鲁申）。这个人很有才华，只比我大一点。考试时他只是先问了问一般情况。为了定教学计划，他问我学过概率论没有，我要是说没学过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不是从大学本科念起，就是回国准备好了再来。我只好说学过。他追问我学的什么书，我说Гнеденко（格涅坚科）的，他说那就行了。 　　那时，莫斯科大学念概率论的研究生在本科时都已写过论文。我却要从头念起，非常吃力。Добрушин帮我订学习计划，确定该念什么书。开始念Halmos（霍尔姆斯）的《测度论》，还好念；后来念Doob（杜布）的《随机过程论》，苏联人都认为那是本天书。那是全世界第一本认真撰写的随机过程的书，书中文字特别多。我没退路，只好啃，拼命向前。老师指定的章节基本上都读懂了，特别是马氏过程、平稳过程。 　　读这种经典之作，我的办法是开始时一天念一页就很满足，一边读一边抄，边想边做笔记边做习题，一页中总有好几个问题。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慢慢前进。思想这个东西像一匹野马，老想奔驰冒进，这很可能忽略某些要点。读过50页之后，掌握了基本概念、符号及作者的写作风格，就越读越快了。 　　任何一门学问，不光数学，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读Doob这本书辛苦是辛苦，但精神上会有很大收获，就这样，我学概率论就越学越有兴趣了。 　　数学中许多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比如有名的“同生日问题”：一个30人的班，至少有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竟达到70%，出乎意料。测度论也很有趣，像叶果洛夫定理，鲁金定理……念一般过程论，理论深了，如果要钻进去，一是不要图快，慢慢深入，二是要十分努力，让它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急躁冒进，似懂非懂，钻不进去，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钻进去。我常跟同学们说，容国团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可以加一句：“人生总得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以形成良性循环。 　　情牵师大—— 　　“数学家要淡泊名利。‘朝观舞剑，夕临秋水。十年小成，百年大举。’白天要奋发图强，学习舞剑使精神振奋，到晚上，就看看庄子的《秋水》，对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钩心斗角的事，就会看得比较淡薄。” 　　1958年，我从苏联归国。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我连续六年多，每年开两门课，“随机过程”和“概率论”，至少主持一个讨论班。写了十来篇论文，还带过几届研究生。其间，写了三本书，就是《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能有如此高的效率，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 　　其中，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讲完课，把讲稿一油印，就交出版社等着出版了，一次成功，很少改和抄。但写非数学的书，比如《科学发现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 　　1984年5月，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到这儿来最早的印象，就是北师大的师范性与学术性怎么样正确处理。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好几代人，因为有一部分人强调学术，说师范就不要管了，最好把师范这个名字取消，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则说，我们是师范大学，还是要把师范搞好，把培养教师，特别是培养中学教师，作为主要任务。 　　我认为，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它们不是对立的。我们两个都要搞，既要抓高的学术水平，又要面向教育，培养老师，包括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或其他专科学校的老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学术水平不高，培养的老师水平一般不会太高，那我们就不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了，所以，我们必须抓学术。同时，我们的师范性也不能丢掉，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干这个事，何况培养师资是光荣的任务。就像军队有海陆空三军，你是陆军就是陆军，不是空军。一个国家的师范院校也很重要。 　　培养老师是北师大和其他大学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是转型还是不转型，都得这样做。北京大学也培养老师，不能光培养某一方面，更不能说歧视哪一方面。 　　我任职期间，对教学、科研搞得好的都要奖励，包括行政做得好的也要奖励。特别是奖励了一批年轻人，在当时算是多的，好像是300元；而且还分配给一套单间的房子，相当于“鸳鸯楼”，这在当时不容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北师大不富裕，来之前听说给了北京大学1个亿，这相当于现在的10个亿。起初给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北师大没有。 　　我到北师大后，觉得有希望去争取。但是当时教育部说没钱，要问国家计划委员会去要，计委则说问教育部去要，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有下落了。 　　我的前届没有校长，聂菊荪是书记，他们说这件事没有落实。没有钱，怎么办学？后来我见到中央领导，每次都要钱。我也知道问他们要钱，他们不高兴。但我想我当不当校长无所谓，我也不怕罢官，罢官就拉倒。当然，后来没有拿到1亿元，但还是给了一些。 　　后来，霍英东资助了北师大，给了500万美元，盖了现在的英东教育大楼，否则，那时的北师大真没有个像样的楼。当然，还买了一些设备。还有图书馆，邵逸夫给了1000万港币。我们因陋就简，建了不少房子，包括礼堂。特别是科学文化厅的建成，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直到2006年8月拆掉之前还一直在用。要不，学生连个活动地方都没有。再后来，建了水模拟实验室、化学楼。 　　除了房子、经费，我任校长时的奋斗目标就是：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的、多贡献的重点大学，而且对每一门学科，都给予支持。 　　当时艺术系主任叫张啸虎，是一位老先生，搞这个系费了很大精力。有一次报招生计划，有人想把人家招生全砍掉，这太不对了！我说话时很少动情绪，但你把人家招生全去掉了，这个系怎么办下去呢？后来艺术系还是招生了，但受了影响。 　　数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不太一样，是个人行为，自己努力就行了。办个讨论班，大家在一起讨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工作。做领导则不然，必须做人的工作，要有前瞻性。要有优秀的毕业生，就必须有好的办学思想，好的老师，有一定的经费支持。 　　我任职期间，国内的重点高校有9位“数学家”校长，北京大学的丁石孙、中国科技大学的谷超豪、武汉大学的齐民友、吉林大学的武卓群、中山大学的李岳生、东北师范大学的黄启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以及江西大学搞代数的戴执中。当时，很多人对数学比较喜欢，这也跟对陈景润的宣传有关系。 　　一些人认为，数学学得好的人，一般脑子比较清楚，比较有条理。但他们慢慢地发现，光这还不够，必须要有工科、实验室，还要有化学、生物等等，组成一个比较好的教学科研团队才行。后来，数学家当校长就慢慢少了。 　　说起关于教师节的倡议，我还有一些故事。那时，我想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在师范行列里应该是打头的，责任不光是搞好本校，更要对全国起点模范带头作用才行。因为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教师地位提高这一议题。 　　当时，我还不知道国外有教师节。我想，有五一劳动节，还有妇女节，这都很好，要是有一个教师节，不更好吗？北师大启功、钟敬文等老一辈有声望的先生写的建议，也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教师节的设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北师大数学学科在1952年以前培养的毕业生人数首屈一指，有四百余人。数学系的学术传统是做学问比较踏实，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 　　数学的两方面——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都非常重要。因为数学本身的发展，就是要得到比较深刻的结果。这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就像科学的假说得到证明，就会得到内推动力一样。另一方面，是数学价值，也是人民需要的。 　　数学，如果找不到应用价值的话，就得不到公众的正确评价。 　　另外，应用数学确实推动了数学发展，它是从外界来推动，会提出新问题、新模型。应用数学要由大家来搞，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做。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立体结构，才能影响蛋白质的功能？生物学提出了双螺旋结构，这是一个，它只能说明DNA的一种形状，但没有说明这种形状怎么影响它的功能。 　　这些都非常重要，说不定就含有很多数学问题，不过我们现在还没能力解决它们，这就需要有相当修养的人。而且，这不是现在的几何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还得要非常聪明的人专心做这项工作，才有可能解决。这也是我花很长时间写《今日数学及其应用》一文的初衷。 　　现在搞研究的差不多都是搞纯粹数学的，搞应用数学的一定要解决真正有分量的问题，虽然对数学贡献不是很大，但是确实会在应用方面起很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有质和量两方面，都在起作用。既然是应用，就要真正有应用、有特色、有重大影响。 　　数学家要淡泊名利。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朝观舞剑，夕临秋水。十年小成，百年大举。”意思是说，白天要奋发图强，学习舞剑使精神振奋，到晚上，就看看庄子的《秋水》，对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钩心斗角的事，就会看得比较淡薄。二者是“入世、出世”的思想。前一句是儒家思想，是积极的人生观；后一句是道家思想，是达观的人生观，两个都要有。十年小成，做学问的要不断地积累，十年之后可能有点成就，百年才能大举，当然不是真正的一百年，意思就是长期坚持地追求。（本文整理：李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