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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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在台知识人》：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在台知识人》，刘台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28.00元

    2013年3月，刘宜庆先生的《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出版，笔者读后撰写了一篇短评《士人风骨和知识分子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5日)。文中曾言及西南联大的学人1949年之后的走向，对他们“或留在内地，或卜居台湾，或远走海外，其薪火又将如何传递呢”尤为关注。但由于我对后二者知之不多，因此只谈了留在大陆的几位学者的命运。最近，读到刘台平先生的《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才了解到他们为台湾的民主进程、制度建设和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及其所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诚然，作者书中所写的七个人物，只有蒋梦麟、梅贻琦和殷海光出自西南联大，但他们七人的的确确同属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傅斯年还是西南联大的“创始人”呢，是他首先提议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至于胡适，原本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西南联大时期，他远在大洋彼岸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却依然无处不在;《自由之魂》一书将其列于卷首，实至名归。
    胡适一生崇尚自由，不卑不亢，从不向权贵低头;他“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他只想“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台湾人民做诤臣，为台湾行政当局做诤友”。寓居美国他也时常写信给蒋介石，阐述民主社会的宪政理念和法治精神。他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批评从来都直言不讳:“蒋先生错了”，“台湾实无言论自由”，“坚决反对蒋先生连任”。这些话说得毫不含糊。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单单在法律上有保障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因此他才“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呼吁“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如果说胡适更多的是倡导言论自由，那么傅斯年和梅贻琦两位先生则致力于学术独立。他们二位早在大陆时，就以标榜“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著称。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乃是众所周知的名言。他们二位分别担任台湾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之后，正是秉承这一理念来办学的，一心把大学办成培养人才，尤其是“通才”的摇篮。二位校长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傅斯年对陈诚说，“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的”;梅贻琦则被公认为“终身大学校长”，一辈子与蒋介石争的就是学术独立。面对治安当局的防患间谍，傅斯年在报上两次发表强硬的檄文，义正词严地声称“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有学生流血，我要和你拼命”，终其一生都“不做乡愿”，“成为蒋介石无法收入掌中的一块顽石”。为了清华基金不被挪作他用，梅贻琦前后多次与蒋介石争斗，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和勇气，逼迫蒋介石信守承诺，致使清华基金至今一直是台湾清华大学发展的经费。在这两位校长的身上，我们都清晰地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不屈不饶的大无畏精神。
    胡适对政府的屡次委任都予以婉拒，目的就是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傅斯年在担任台大校长期间，虽被蒋介石聘为“资政”，但他“不但没领过‘资政’和那些随员的薪金和津贴，甚至于他的‘资政’官衔，连跟他10年以上的秘书，都是后来听人说才晓得的”。雷震倒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多种要职，但他看到许多在内地尚能批评政府的文人，来到台湾后却“只谈风月，不涉政治”时，便挺身而出，大胆放言，而且“越讲声越大”。他主编的《自由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自由，而且批评时政的言论是越来越激烈。在为蒋介石祝寿的“专号”中，该刊社论直言不讳地建议“确立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决定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这无疑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终于给雷震带来了10年的牢狱之灾。
    与雷震由体制内走向反体制相近，殷海光则是“从讴歌者到诤友”，由一个“保守的‘右翼青年’”成长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他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自由的禁制”。他不仅大量撰文，还经常地公开演讲。在他看来，“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殷海光生于1919年，他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这既表明了他出生的时代，又说明了他的精神传承。“五四之子”，殷海光是当之无愧的!
    刘台平的《自由之魂》确实让我们具体了解了五、六十年代，卜居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影响并促进了台湾的民主进程的。虽然他们早已作古，雷震走得最晚也只活到1979年，而傅斯年去世时只有55岁，殷海光更是不到50就驾鹤西去，真可谓英年早逝!但他们“在台湾撒下的自由主义火种，终于酿成了燎原之势”。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自由之魂”将永远存活于每一个不愿做愚民的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