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科生们”如何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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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文科生们”如何幻想世界？

2014年04月06日

来源：时代周报

在这本“奇怪”的《飞翔吧！大清帝国》里，武田雅哉以日本学者独有的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地展现了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吴趼人、包天笑等人种种奇异的科学幻想与科学实践。


在这本“奇怪”的《飞翔吧！大清帝国》里，武田雅哉以日本学者独有的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地展现了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吴趼人、包天笑等人种种奇异的科学幻想与科学实践。

解说战争形态因热气球的出现而有所改变的插图。装载着大炮的热气球，正从空中炮击敌方的要塞。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黄施琪
在清代道光年间作家俞万春的小说《荡寇志》中，朝廷与梁山泊好汉交战时，使用了类似潜水艇一样的武器“沉螺舟”。而朝廷一边的所谓63雷将中的陶震霆，是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不多的以火枪作为武器的战将。另一位以情色小说闻名的清代作家李渔的作品里，有类似望远镜、显微镜等奇妙的工具……即使在旧式小说中，也映射着新时代的想象力。
清朝，特别是清末的历史，留给了人们闭关锁国、落后愚昧的印象。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清代的一部分中国人，尽管没有接受过理解类似现象的训练和知识，但却依靠自己的既有知识出品，以文字和图画展现出一个斑斓的、混杂着科幻感与奇幻感的世界。
中国科幻历史的研究者、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武田雅哉教授认为，清朝末年是人们的想象力向宇宙内外延伸扩展的时代。人们从科学书籍和报章杂志中获得了诸多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借由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在遇到以往没有见过的事物时，他们或许就有能力习惯、亲近他们，享受新鲜感带来的惊奇和兴奋吧。
古希腊人走在上海街头
光绪十年（1884），《点石斋画报》创刊，成为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一批画师如吴友如、王钊、金蟾香、张志瀛、周慕桥等，多参用西方透视画法，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简洁优美。特别是苏州人吴友如，更成为清末美术上的重要人物。
然而，由于信息的缺乏，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点石斋画报》上展示的，更像是一个奇幻的世界。比如，登载的埃及狮身人面像，如一张混种的狗的脸型；纽约摩天大楼的电梯被画成在大楼外被绳子吊着上升的椅子。
还有一些有趣的错误，如在甲午战争的新闻的插图时，画师无法确定日本的国情日之丸哪一块是红色哪一块是白色，于是出现了红底白圆的日之丸旗帜。
在没有影像资料的时代，绘画无疑具有独特的传播效力，对于清末的人来说，文学作品的绘本，无疑是解放想象力的最佳工具，无论描写的是传统的中国故事还是西洋传奇。正如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道：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除了《点石斋画报》这样以新闻为主的画刊外，许多描写古代西方的作品也出现了，这对中国人来所，就更加陌生了。古代的希腊罗马人是如何的？中国画师们在没有可信资料的情况下一点概念都没有，有些只能凭想象作画。四大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主编日本人矢野龙溪所著，以演义这种东方文学风格的形式记叙古希腊历史的《经国美谈》。应该如何描绘古希腊？画师犯难，于是跑到上海街头给洋人做速写，结果就出现了身穿西装、头戴圆顶礼帽的希腊人成群聚在清末上海的街上招摇，又或包着头巾的印度巡警走在有着中国式城墙的古希腊名城底比斯的街头耀武扬威。
而对中国人来说，最陌生的，可谓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各种飞行工具。于是清末民众，通过各种画报，看到了挂着龙旗的热气球、张着帆或插着翅膀在空中飞行的机械等。不管是热气球、飞艇还是飞机，都没有实体的照片可以让中国人感受。然而中国的画师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塑造着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提供给读者。1910年，杂志《小说月报》还刊登了一幅飞船的插图，巨大气囊的侧面，用英文写着CHINA字样，还有清朝的黄龙旗飘扬。这是描绘海外的中国青年科学家谢瓒泰所构想的新型飞船想象图。
清代中国人的太空梦
除了绘画之外，文字方面的工作也没有落下。除了大量关于西方制度、历史的翻译作品和游、记、风土记等外。许多科幻类、科学类的作品，也被一部分清末文化人所推崇，欣赏，并介绍到中国。
1902年，梁启超最先在其创办的《新小说》使用小说分类，其中一项即为“科学小说”，类似于现在的科幻小说的概念。清末文化人学的数理化知识有限，但不代表他们不喜欢科学。科学与文学的交汇成为一时风潮，吴趼人、徐念慈、包天笑、陆士谔等一批文人志士参与到翻译和创作科幻的潮流中。
1905年，20岁便精通英日文的徐念慈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法螺是吹牛之意），里面看到的螺先生灵肉分离、飞翔太阳系各大行星；来自佛山的吴研人1908年写了《新石头记》，贾宝玉转世再入红尘、乘飞车狩猎大鹏、坐潜水艇遨游海底； 1909年，许指严（高阳氏不才子）更写出了《电世界》一书，里面的“电王”，留着大辫子、借着电翅膀和鍟质枪在天上随心所欲消灭敌军，堪比现在的美式科幻英雄。而最终统一地球，实现世界大同，令人瞠目结舌又微带萌感。
科幻想象力也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宏伟的人类史蓝图。关于将来世界政府的语言事业，他认为，首先地球上的语言和文字必须统一。因此要建造名为地球万音室的巨大球形建筑物，也就是一座语言博物馆，然后还要从中选出发音最易且音色极美者，以构建未来地球上通用语的音韵体系。1908年，碧荷馆主人发表了《新纪元》，里面黄种人和白种人从南海到印度洋、到红海、到地中海，发起了一场世界大战。
在经史子集的世界中长大的中国文化人，在晚晴的时代，不缺乏与现代文明的碰撞。维新志士谭嗣同曾会见以主编《格致汇编》而闻名的传教士傅兰雅，聊起X光照片，谭嗣同惊叹不已。而傅兰雅则说这算不得什么，还有能测绘出人的心中所思所想所梦的机器（“由是即可以器造梦，即照器而梦焉”）。另外，谭嗣同还读了傅兰雅翻译的奇书《治心免病法》并深受启发，这不过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精神疗法，却在当时影响甚广。另外，鲁迅的同学、革命志士陶成章，自学催眠术并在上海传授却不见效果，结果被人当成骗子，成一时的逸事。
清末中国的文学世界，甚至还把触角伸向了科学界也不甚了解的外太空，出现了《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样的作品，侠义之人李安武，和他的日本朋友藤田玉太郎，为了帮助朋友，搭乘空中军舰在地球周边到处冒险。甚至到了月球，并且思考地球和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关系。而“飞往行星的世界”这一理想，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发现（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可以在蔡元培的新年梦里看到（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而在日本的留学生鲁迅，则正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从月球到地球》译成中文，并在“弁言”里展望了未来人类移民太空甚至星球大战的场景。
研究中国晚清科幻的日本人
1980年，写过《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中国科幻作家叶永烈，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日本留学生的信。这位年轻人自称是一位科幻迷，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很感兴趣，想请教一些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问题。当时，日本刚成立了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尽管当时这一组织只有十几名会员，规模可谓极小，却不同寻常，因为这是日本、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组织。年轻人就是通过这个研究会找到了叶永烈的地址。这让叶永烈很感兴趣，开始与之通讯往来。翌年，年轻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打算以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为论文研究对象，由于当时的复旦中文系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最终由叶永烈担任他的论文导师。
此前，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幻创作最早始于何时”这个问题颇不明了，这激起了叶永烈一贯的钻研欲。通过查证，他把起点推进到1932年老舍的《猫城记》—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部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作品，因为政治原因在解放后难再出版，几乎已被遗忘。如今，在严谨的日本青年的“逼迫”下，叶永烈不得不再去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寻。在他们的努力下，部分晚清科幻重见天日，一段久已被埋没的过往开始浮出水面。意识到一座宝库正有待发掘，叶永烈建议某些机构研究这一课题，可惜未能得到重视。不久以后，中国科幻成为“精神污染”而遭到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并跌入了谷底，叶永烈愤而改行，写起了纪实文学。不过，带着大量的文字及图片复印资料回国的日本青年，在几年以后出版了这本看似奇怪的书——《飞翔吧！大清帝国》。这位青年就是武田雅哉。
武田雅哉，有时候会自称猪八戒老师。在他的主页上，有着一只猪八戒的形象，除了因为他写过《猪八戒的大冒险—会说话之猪的怪物志》一书外，还因为他很喜欢猪八戒的性格。
1958年，现任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武田雅哉出身在北海道的函馆。专攻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擅长从画报、海报、插画等图像资料切入研究，其论述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性。有《苍颉们的宴会—汉字的神话和乌托邦》、《清朝绘师吴友如的事件帖》、《新千年图像晚会》、《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等著作十余种。
在这本“奇怪”的《飞翔吧！大清帝国》里，武田雅哉以日本学者独有的细致入微，选录两百余幅图片，纤毫毕现地展现了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吴趼人、包天笑等人种种奇异的科学幻想与科学实践，带我们重返那被历史遗忘了的“飞翔时代”。
武田雅哉：我对人们如何想象外国感兴趣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黄施琪
时代周报：《飞翔吧！大清帝国》这个书名似乎很有日本风味，让人想起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描写幕末时代的作品《宛如飞翔》。日本好像也喜欢把明治维新时代称为国家“起飞时期”。那么对《飞翔吧！大清帝国》的命名是不是也带有这种感觉呢？
武田雅哉：其实对于“日本飞翔在世界之中”这样的话题，我并没有什么兴趣。也就是说，我对什么“国家的飞跃（崛起）”之类的话题并不感兴趣。我的兴趣点针对的不是“国家”，而是“个人怎么想象去飞翔”的问题。
时代周报：在19世纪末，中国也开展了以学习西方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但是最终没有挽救国家，你认为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武田雅哉：我们总是在执念于事情的成功或是失败，但我认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说起来，怎样才算是失败呢？假如正因为是有了这次的“失败”，所以才会有下一次的尝试， 那么，所谓的“成功”也可以说来源于这种“失败”吧，这样思考问题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在中国谈及洋务运动失败，认为由于是清政府开展的一种革新所以失败，认为当时的环境革新已经没有用，而需要革命。你认同这种观点吗？反过来，如果德川庆喜击败了萨长，由幕府主导日本的改革，这种的维新会成功吗？
武田雅哉：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并不能去评价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能说是因为有了“那样的结果，所以才会有现在的世界”。而你所提出的假设，如果用来写幻想小说的话，那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想法。
时代周报：在江户时代，日本有所谓的“兰学”（来自荷兰的西方知识），萨摩藩的岛津氏也在偷偷地和外界进行交流和学习，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比同时期的清帝国有更好的学习西方文明的基础和兴趣呢？
武田雅哉：无论在哪个国家中，都会存在着对外来文化非常感兴趣又或是毫不关心、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日本当时处于闭关自守的“锁国”状态，但这种状态，其实应该是成为激起民众对外国人好奇心的一种肥料吧。
时代周报：在中国近代这一波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大潮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和人物分别是？
武田雅哉：那要算是《点石斋画报》中那些来自“异世界形象”的人与事物，还有刻画出这些人与事物的工作者们（如吴友如等），及他们所见过的人。
时代周报：同样是面对西方文明，你认为中日两国的异同是什么呢？
武田雅哉：这个问题其实和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人而异。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以前的中国对外来文明的态度是积极的，魏晋有佛教文明的进入，唐代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宋朝也有繁盛的海外贸易，但是从明清开始中国的文明开始封闭，拒绝和外界接触，你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武田雅哉：那是因为国策不同的问题而形成的结果，与“中华文明失去活力”没有任何关系。比方说，即使是在锁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希望了解到异国的情况而去阅读书本。我对那些人的内心世界及他们怎么想象外国非常感兴趣。在明清时期，有《西游记》、《西洋记》、《镜花缘》等小说。对这些书中描绘、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异世界，我认为很有意思。这种活力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活力不同，是一种另类的“活力”。在锁国时代里，这种活力反而会更强。
时代周报：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世界大同的思想，日本的坂本龙马希望建立世界的海援队，是不是在那种封闭环境中走出的精英，会具有强烈的世界主义情结？
武田雅哉：在那种环境下，有些人会产生世界主义的情结，也有人不这么想，不过是我认为，正因为当时是闭关自锁，所以才有人能有那么远大的理想。
时代周报：中国人始终在讨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似乎技术很先进，人们也不缺乏想象力（如《山海经》），但到了近代，中国在科技上却如此落后，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武田雅哉：我倒没认为中国的技术（或科技）退步了。一般来说，说到技术（科技）的话，都会理解为那是为了战争而造的那类“大的技术（科技）”吧。中国人发明火药，没有制造出导弹，反而是制造出了烟火。比起制造武器，中国人更倾向（擅长）于制造玩具。但我认为，制造烟花之类也是非常出色的技术（科技），我更喜欢那样的中国人。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日本学者，研究清帝国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表现，会带给你特别启示吗？
武田雅哉：我的书是在25年前，蒙昧无知的学生时代所写的。那是在一个没有资料，什么也没有的时代中而写出的作品（这在台湾版的“后记”上写了,但是在大陆版中的被删除了）。 现在有了许多资料，查阅起来与从前相比也更自由了。假如中国人能认真地搜集资料，再发挥一些想象力的话，应该能写出比我的作品更有意思的东西，对此我非常期待。其实我本人，也还想重写一遍此书。在中国，不是正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样的名言吗？（笑）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看近代的历史，总是觉得充满耻辱和苦难。但看你的作品，却让人感到有趣和轻松，这是由于日本对于幕末历史的观点造成的吗？另一方面，比如马修·佩里这个人物，在日本似乎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日本人认为他对日本的现代化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如果在中国，佩里就是侵略者吧。对于这种不同你怎么看？
武田雅哉：就人类而说，首先，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坏人”或是“好人”。如果有的话，那只是存在于被单纯化了的“典故”或者“历史电视剧”的世界里。我认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必须要这样去思考：无论何时，“人类的历史”都是确实地存在着，政治上的事情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生活在从前的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哭、会笑、会愤怒、会吃惊”。我对类似这样的历史，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