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来新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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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来新夏先生宁宗一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09日   07 版）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新夏著，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1965年，来新夏先生在修订《林则徐年谱》

作者与来新夏先生

    “难得人生老更忙”
    2014年3月31日下午4时许，突然收到来公去世的噩耗，我虽然有心理准备，如此高龄，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我却总是执拗地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事实上，就在几周前，受校友委托，由我牵线组织南开人文学科80岁以上的“十老”在天津电台作视屏讲座，来公以91岁高龄一马当先，竟一周连讲三次。兴奋之余还在电话中对我讲，咱们这些人真是“吃这碗饭的”，是教书的“料儿”，一讲课就收煞不住。就在我还感叹生命之神奇、敬佩和叹服先生敬业之精神时，来公竟因感冒发高烧而住院治疗；也还在我们虔诚祈福愿先生早日康复时，不料竟传来他仙逝的消息。几天来，我的心情沉痛万分，思绪万千，甚至自责之情挥之不去，觉得自己考虑不周，不应邀请来公去讲这种劳神费力的课！
    为了释放内心的纠结，转念间想起了来公于2012年7月在为拙作《心灵投影》一书所写之大序，序中来公激情满怀地提出：“我与宁先生虽已进高年，而笔耕不辍之念犹存，虽来日苦短，但桑榆未晚，心灵时有激荡，我愿与宁先生携手共进，奋力为所处时代作出应有之贡献，至望诸友督察之。”而就在10日前，《今晚报》还发表了我迄今能看到他的人生最后一刻所写的随笔：《难得人生老更忙》。文章题目借用了启功先生给这位爱徒庆祝八十岁寿辰的诗句：“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他又一次申明他是如此喜爱这种在“忙”中享受的有意义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前后两段文字比照着看，这无疑是一次文化使命的宣言：即永远不放弃他的学术追求，永远不放下他手中的笔，永远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他的人生最高目的。事实证明，他最后的三次讲座和他的这篇奇文，现在成了他一生学术生涯的绝唱，也是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挂笔”的诺言。
    启功先生还称来公为“新翁”，其含义极为丰富。他出生于浙江萧山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来裕恂先生早年就著有《中国文学史》一书。来公求学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时，即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等著名学者，后入华北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研究生，是范文澜先生的入室弟子。     
    “新翁”的另一个含义是他绝对拒绝流行于学界的“巨擘”、“大师”的名号，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新旧中西图书都喜读的“读书人”。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正经事”，这就是读书。他以为“读书的两大目的就是淑世和润身。淑世是对社会有所功用，润身是丰富自身的修养。”他还说，有人认为读书是件乐事，他则认为，其实真正的读书是个苦差事，但就是这件“苦差事”，他却坚持了一辈子。哪怕是在“囚居牛棚”之时，他也没有放弃读书和写笔记。白天，他和农民一起轧地打场、掏高粱、掰棒子、出河工；晚上，他在一盏孤灯下盘腿而坐，阅读和整理从火堆中被抢救出来的残稿断章。他的几部经典文献就都出自那个时期的默默耕耘，这正是来公“不寻常”处。在这里要重点补充一句的是，来公生前明确地说，他读的书除了用文字写成的书外，还读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对于后者，人与人之间都不可重复，而对于前者，后学只有仰慕。先生读的书真多！所以我常说，来公乃是深谙书话写作的大家，他是真正的读书人。
    “衰年变法” “回归民众”
    正是基于个人的学术文化积淀，在中国学术界，来公是以这三重身份为人所重：
    一，他是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又是地方志、目录学、图书事业发展史等多专业领域的研究大家。因此，他被学界称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他著述极夥，晚近仍新著迭出。其代表作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以及《方志学概论》、《林则徐年谱》等。十年前给来公做80大寿时有百余万字的《邃谷文录》（上、下）面世，到2012年底和2013年初220万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书目答问汇补》（上、下）又由中华书局推出，而未完成的亲校的《来新夏文集》则惜未亲睹。众所周知，中国是史学大国，从事历史学研究者甚众，事业有成者更不在少数。我不敢贸然说，像来公这样近千万字著述的唯他一人，但是如此大劳动量，且显示出如此勤奋、执着与渊博、才气，来公允称巨擘！
    二，来公写出了富有心灵史意味的文史随笔。我同样不敢说史学界像他这样有二百几十万字文史随笔业绩者唯他一人，但我敢斗胆地说，与他等量同级者却也不多见。我曾试着写过三篇解读来公文史随笔的小文，称颂来公之古稀变法，实录先生创制的文史对接与契合的独立文体，揭示其审美化心灵史的意味。说来公古稀之年的“变法”，这当然是和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转暖与变革的文化环境有关。在我看来，来公的历史研究与文化随笔总的也是最鲜明的特点是：学术心态的充分自由，而又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所以他的论著极富当代性。然而他又对喧嚣的俗情世界、新潮的时髦保持着距离，绝不随波逐流；同时又敏感地警惕着生命的钝化、心灵的消亡、人性的物化和人文精神的沦丧。我想这就是我心中一位文史大家以其学识的睿智反思历史和认知当代的学术风格。这一总的特点，在《冷眼热心》、《依然集》、《一苇争流》、《邃谷谈往》和《且去填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最值得人们深入打量的倒是成为文史随笔大家的来公，是如何从文史这两条平行线，从对接到契合的过程以及他的写作之文心。来公在他的《我也谈谈随笔》一文说得极为通透，他坦诚地告白，他的文史随笔就是要“回归民众”、“遣兴抒怀”。他的“顿悟”是源于他逐渐看到，“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始于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这就是他选择用随笔跟大众“谈心”的真正原因。
    我之所以看重先生的这段心灵告白，也正是我心中理解的来公如何从两条平行线到对接直到最后达到文史契合的关键，他善用心中一点灵明，洞悉民众之心，这才有了“回归民众”、“融入民众”的通脱心境。所以来公之文史随笔，我的感受是，千万不可忽视他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心态情怀的章节，因为从中我们才能发现他与书的相加，就是一部具有自我人文风度的大书。应当说，来公的文史随笔是“文如其人”这一至理的最典型的最完整的范例。他的天分、智慧、学养，也可以说他的艰辛，更可以说他的坚守、他的人格精神，才能使他安时处顺，守己律物，神清思澈。
    三，来公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位南开“大人物”。他是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也是图书情报系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系主任。来公的“时来运转”，传说多多。而有些根据的是，当时历史系主任刘泽华和校党委书记李原非常看重来公的学养和才能，所以有刘的铺垫在前，又有书记委以重任在后。其实今天来看，来公所任学校的各项“要职”都是名实相副，都是虚位以待，是需要来公这样的大学者和行家里手来担任。不说别的，仅就来公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已经回答了各种传说。
    熟悉来公者，都清楚来公性格狷介清高，这样很自然形成对庸俗、伪善、邪恶乃至残忍的一种天然的排斥与憎恶。在“左”的路线猖獗，一浪高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来公必然首当其冲。在那种非正常的环境下，来公唯一出路就是退守书斋与典籍为伴，以读书、写作排遣、涤荡内心中的烦恼和孤独。我们是经历了社会动荡激变的一代，所以很容易理解来公被社会中的不公正折磨时的无奈。在南开园，李原把受压多年而当时还处在众说纷纭漩涡中的来公、这位负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有新思维的饱学之士的“精神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然也是文化教育呼唤人才担当重任的必然。事实是，解放教师的精神生产力，难度是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有一种反常现象，不是文人相敬，而是文人相轻，更不用说左潮涌动和“文革”浩劫留下的后遗症了。来公正是在他人生中的盛年，为南开作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在非正常的政治、学术环境中，来公的才智过人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麻烦；而在比较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中，来公的才智过人才得以正常发挥，他在学校所担任的“要职”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仁爱之心
    来公比我长八岁，相识逾一甲子，我和他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也是最相知的。用来公给我写的书序中描述的，我们在同一宅区前后楼，衡宇相望，交往日密，交谈少顾虑，家庭生活，个人隐私，皆能心心沟通，甚至彼此互为作品写序，交换著作，倾吐积愫，几于无话不谈。在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深切地感知，来公身上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左而实际统一的气质和人格。来公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从不奔走权贵之门，这就是他常被人訾议的“狂傲”之气。也许正是这点“傲气”才使他遭遇坎坷，而又绝不肯低头。“文革”时“左”派的狂轰滥炸来公全然不为所动，下放劳动时，在艰难的生活中，使他仍然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文革”后给他平反，施之以“解放”，他也从不认为这是对他的恩赐，从不见他感激涕零。但与对权势者、腐败者、专门从事“整肃”他人的专家们，采取横眉冷对态度，相反，来公对师友，对学生，对普通人，则抱持仁爱之心。他特别看重的是“六经”中的尊师重友之道。他写过大量怀念老师的文章，比如对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范文澜先生、柴德赓先生、启功先生等，他都有专文怀念他们的恩泽。对老友中的顾廷龙、孙思白、杨志玖等先生，他也有多篇感人肺腑的记述。
    来公的仁爱之心，也充分体现在对待凡人小事上，你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侠骨柔情。这里略举数例。在人们的印象中，来公极为严肃，极讲原则，还颇有铁面无私的味道。但是，我们却发现来公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通变。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执掌图书情报系时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学生小孙和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小崔谈起了恋爱，按当时的校规这是要给小孙处分的，因为“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这事七拐八转，摆到了来公面前。出人意料的是，来公竟一锤定音：“不予处分！”他对办事人员说：“小孙在不影响学习前提下，可以和崔老师谈恋爱。”““不要什么事都要处分，教育为主嘛！”并嘱咐该同志：“就说是我来新夏决定的。”此事，当时曾在全校传为美谈。来公的通达和敢于担当不仅表现了他的为人本色，更含有超前意识。时至今日，有哪家校规还设立那种条条框框去限制学生正常、健康、合理的行为呢？
    来公对凡有所追求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给以鼓励、支持，并给予具体的帮助。南开图书馆收发员小湾，自学成才，酷爱书法，研究甲骨文，又喜临摹《山海经》图谱。来公不仅提供他在图书馆做小型成果展，并特为他用苍劲有力的书法题写了“郭店楚墓竹简”六个大字，字后跋语中充满期盼之情，他希望小湾日后有更多的优异成果。
    至于来公对我所施之恩泽绝非短时间能以述说完的，现在我只能简略地在“学问”两个字再多说几句。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第一本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出版，样书刚到我就送给来公指教。第二天他即用电话把我召去，在通常肯定了几句话以后，单刀直入地说：论说《金瓶梅》就不要畏首畏尾，把《金瓶梅》视之为淫书，乃世俗之见！你写作这本书的立足点就应该放在扭转世俗的误识上，比如你在分析小说中性描写上就有吞吞吐吐的毛病，没说清。你应进一步树立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来公跟我谈了很多他的想法，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希望我修订时考虑。到了本世纪初我出版《宁宗一讲〈金瓶梅〉》，书中吸收了来公给我提出的多条意见，在融会贯通后写进了新书。没想到来公竟然在几年后的2013年5月6日的《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宁宗一讲金瓶梅》。来公明显地看出了我对《金瓶梅》的认知有所进步，所以文中首先就肯定了我“勇敢地跳出纯学术的狭隘圈，通俗化、普及化地直击《金瓶梅》的要旨。”而在小说中的性描写上，来公也肯定了我把人们本无需敏感和惊叫的“性”，视作美好与邪恶的双刃剑。文末还亮出了他固有的幽默，以调侃的笔调说：这本小书正式出版，“多少也有点风险，终究时代前进了，竟然没有惹起任何风波，令人愉快。”
    来公对我的提携、指点可以说是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15年前，山西古籍出版社约来公组织十位随笔大家搞一套《当代学者文史丛谈》。来公却让我加盟，我一看撰稿人名单，竟然是金性尧、邓云乡、黄裳、王春瑜、陈诏诸名家，当即声明“我不够格儿”。当时，来公只对我说了一句，“一定要参加，我来给你写书序”。这就是我那唯一的一本文史随笔集《走进困惑》“诞生记”，其中跋语的题目就是“随笔热中试随笔”，道出了我在各位名家面前只是个新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一点点体会、品味来公的一片苦心和诚意。
    一晃到了2012年，因为我要在商务印书馆出一本小说戏曲论文集，所以又站在来公面前再请赐序。其时正是来公九秩大寿之际，朋友来来往往，好不热闹。我曾在来公家亲耳听到他婉拒撰写序文的电话，但来公对我求序却爽快答应。我深知来公脾气，只要他应允之事，你就无须再提，他肯定会搁在心中。可是没想到，在酷暑难耐的7月，来公当着我的面，从电脑中打出了他撰写的大序，并以苍劲有力的笔触为我题写了《心灵投影》的书名。当时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我只深鞠一躬向他致谢。回家后立即捧读大序，来公对我的诸多鼓励，我有些承受不起，然而让我动容的是来公序中最后一段，其情也真，其意也深。我知道来公在给我鼓励，让我在步入晚景时仍能以一个学人的良知去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化使命。此刻在命笔写作怀念来公的小文时，我真是思绪万千，难以自持。
    来公对我的情意，表现在时时处处的点拨和提醒，乃至教诲，而且及时毫不放松。2012年3月左右吧，来公突然来电话，简单的一句：“有空来我家一趟！”我以为定有要事，立即骑车从西南村到北村来府。我刚坐下，来公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李馆长告你状了，我得跟你谈谈。”听后真是丈二和尚，李馆长告我的状？他是我很尊敬的老友，又是现在同住一楼的邻居，我们相处得很好，夫人还是我们东艺系的同事，怎么会告我的状，而且告到来公处了？来公很郑重地说：“李馆长说你经常对宁所思发火，大喊大吼的！”他转述馆长的话：“宁先生的孩子很不错了，很懂礼貌，上楼都知道让道，现在这样的孩子，不容易啦！可是我们在楼上经常听到宁先生训斥孩子的声音。”原来如此！批评的是我，表扬的却是我的孩子！转达完李馆长的意见后，来公平心静气和我聊起了家常，并规劝了我很多话，核心内容是：对孩子，行动上应当放手；对自己，精神上应当放下。听了这语重心长的话，我着实感动，回家后我对孩子如实传达了来爷爷的意见，告诉他，我们“互勉”吧！现在我的焦虑症已有所缓解，同时按照来公的嘱咐，对孩子提出了六字方针：自主、自觉、自律。并告诉孩子，我关心你的成长重于关心你的成功。这种给孩子心理减压的做法是和来公对我的开导分不开的。
    来公的仁爱之心，我们父子是直接受惠者。早在为来公做米寿的聚会上，我曾把“惦念着”作为关键词来说来公心中装着很多很多人。对于我们父子来说，端午、中秋、春节，来公必亲自打电话召唤孩子去他家取吃食，他是希望在他全家欢度节日时，也让我们享受节日的快乐。其中端午节，取粽子时必有一句：“这是焦老师亲自包的！”还有一年，来公下厨亲自打卤，特意让小姨子送来一碗让我们品尝。每当面对这些吃食时，我们想到的和享受到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食，更是享受一种大爱的情怀。
    来公虽然走了，但他的高尚情操和学术建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公已经创造了奇迹：生命的奇迹，学术的奇迹。现在如有人问我如何阅读来公这本人生大书时，我可以很明快地告诉他一个关键字：宽。宽厚，宽让的人格精神，宽心，宽和的心理素质，宽阔的学术视野，宽容的文化蕴涵。这，就是我心中的来新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