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一代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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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一代人的旗帜
作者: 陶洛诵


        北岛是我们那代人的代名词，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标志，提起那个时代，很难绕过北岛。
        那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拼爹时代”的开始，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兴起，“红八月”的血腥洗劫北京城。学校里不再以班级为单位，而是以学生的出身划分人群。学校不再以校园为界，各派组织进行串联，寻找着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认识遇罗文、遇罗克、赵京兴和北岛的。
        以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创办的，以登遇罗克文章为主的“中学文革报”所起的对共产暴政抗争呐喊其里程碑的作用没有任何人会低估的，可惜在当时敢站出来表示赞同的人为数不多。“中学文革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份因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明确表态而殀折。遇罗克，遇罗文先后被投入狱中，遇罗克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政府以“反革命”罪枪决。
        赵京兴是个思想家，当时的代表作是十万字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对话题纲”，虽然他本人只是四中初三的学生，相信当时能看懂的人也不是很多。赵京兴和我于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四日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审查，我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释放，赵京兴比我多关三个月。
        这是在以北岛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发起前比较重要的事件。
        北岛苦心经营将近半个世纪。
        北岛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文革”爆发时，刚刚十七岁，是北京最著名中学男四中高一的学生。他出生在标准的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在民主党派里供职，母亲是位医生。他家住在北京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是民主党派的宿舍楼，北岛家所在的那栋坐南朝北，两个很大的房间。“文革”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云集。尤其是具有先锋意识的人（主要成员是中学生）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北岛，当时还叫赵振开，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文革”前后学校，家庭，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学校里浓郁的政治气氛替代了正常的学习气氛，男四中是个重点，文革前，就抓右派学生，“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当时是四中高二的学生，被整到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我第一次见到赵振开（当时还不叫北岛）是在史康成家，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和史康成谈论赵京兴的事。赵振开记住我说“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多年以后他还提起我说的这话，我早忘了。我只记得赵振开瘦瘦高高，长得很清秀，穿着一身蓝制服。
        一九七二年，我和赵京兴陆续从西城公安分局放出来。史康成，曹一凡，赵振开等四中朋友给赵京兴接风，在西城区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庄。赵京兴回来对我说，赵振开在聚会上说：“想为人类做点事。”这是我最早听到的赵振开的鈧锵誓言，我相信它萌发得更早。比起同样走上叛逆这条路上的人，他的目标起点高，更明晰，更准确，并且不忘谦逊。
        一九六六年八月法西斯红卫兵血洗北京城。组织的成员是按出身择选，美其名曰“红五类”，骨干是高干子弟，他们知道中央的意图，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们撕掉一切伪装，把阶级压迫，政治迫害公开化。“黑五类”“牛鬼蛇神”是他们任意鞭打凌辱抄家杀戮的人。
        以血统论起家的纳粹红卫兵把中国从此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吴过先生写的全景式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对于被法西斯红卫兵毁坏的文物古跡，遣返回农村的人数，抄家物资，没收房地产...被杀害的人数均有统计，吴过先生写的全景式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和王友琴女士写的“文革受难者”皆有详实的记录。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具相是有形的。
        可是对于文化，心灵，精神世界，感情，情绪，道德...的破坏无法估量，中国于万劫不复中。从此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分，信仰崩溃，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每个人的价值观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赵振开的思想脉络可以从二零一一年他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中寻找。在他写的“走进暴风雨”一文中，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一弟一妹），父亲望子成龙，对他要求颇严。他的人生肩负着家庭的期望，他的此生不可虚度。
        通过刻苦的努力，从二等中学十三中考入一流的男四中，发现这儿并非憧憬中的天堂。他写到：“...整个儿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传染病终于以“文革”的形式爆发了，他看到的是公然的歧视、不公、暴力与血腥。他自身的家中，也受到巨大的冲击，振开的母亲--一位异常温柔美丽贤良无比的女人，亲口对我说：“我们家死了六口...”其中有振开的舅舅。
        少年振开敏感的心收到的惊悸可想而知。他的经历与遭遇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平民孩子的遭遇。
        他的独立思考由此开始，赵振开向北岛蜕变。
        我们这代人到了开始凋零的年纪，回首逝去的华年，有多少人没有锥心的疼痛？没有失足的懊悔？没有错误的决定？没有失去亲人撕心裂肺的悲哀？没有爱情触礁的生离死别？温馨的家被击碎，家庭成员四分五裂。享受过爱的甜美，品尝过背叛的苦果。...当浩劫如龙卷风般席卷中华民族时，赵振开紧紧握住的是他的笔杆！
        他把感受，思考，抗争，愤慨，预言，审判...
        他把对亲人的爱，情人的爱，朋友的情谊，对不幸者的悲悯，对烈士的景仰...皆化为美丽的诗篇。他的诗歌产生于这个特定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定的气息和氛围濔漫着他的每一个章节，因为表达了真实的人性，后来人会在里面找到共鸣。在赵振开的身上，让人更加体会的是“天才来自勤奋”这句话的力量。记得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和赵振开偶然相遇在灯市口109路无轨电车站。我从车上下来，听见有人輕輕叫我的名字，抬头看，竟是振开。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庞显得格外地宁静，在以后我见到他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处变不惊。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告诉我去找冰心。边说边拿出他写的诗给我看。其中有一首是他写给他亲爱的妹妹姗姗的。里面童心未泯，意境像是哥哥在给妹妹讲童话故事大灰狼。
        赵振开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史保嘉。保嘉是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我高二，她初二。她的哥哥史康成是赵京兴的同学、在学校一起被关押过的难友，同时又是赵振开極好的朋友。史康成高大英俊，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保嘉是个才女，出口成章。保嘉的才气和她爱读书分不开，“文革”时，我到宿舍找人，看见她捧着本书低头看得入了神。待我叫她，她才抬起秀丽的面庞。记得那次谈话，她用“见利忘义”一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她和赵振开因共同对诗歌的爱好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我从监狱回到插队的白洋淀--河北省安新县大田庄公社邸庄大队邸庄村。赵京兴出狱后跟我住在一起。他的户口还在北京，他想跟我結婚把户口转到邸庄，大队不肯要。
        我们俩重逢不久，保嘉和振开到白洋淀看我们。
        邸庄是淀水中的一个小岛。虽然离北京只有二百多公里，交通却不是很方便，先乘火车到保定或徐水下，再乘公共汽车到安新县城下。从安新县到淀边的端村十八里路。这段距离没有公交车，我们一般坐二等，就是自行车的后座。专营二等车的农民只收我们粮票，这样他们可以买商品粮。从端村到邸庄八里水路，不結冰时要乘船。等着自己村里的船或是经过村里的船，不用花钱。結冰时，就可以走路。农民有种交通工具叫冰床子，一个人坐在上面，另一个人站在后面用一根长长的包有铁头的竹竿在冰上撑，冰床子飞快地向前滑去。
        保嘉和振开来时，冰已解冻，依旧寒冷。他们的到来，让我着实惊喜。
        这次白洋淀的相聚，对之后几个人的命运埋下重大的伏笔。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料峭春寒。我在邸庄学校担任初中的数学教师，每天给学生上课，赵京兴在家里做饭，自学各种各样的知识，只要是能拿到手的书都看，如饥似渴，恨不得穷尽天下的学问。
        那天，我照常去村北头学校，快进校门时，突然看见保嘉和振开迎面走来。北岛后来是这样描写的：“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北岛在“断章”一文里如是描写我当时的喜不自胜。保嘉在“路上飘满红罂粟”亦提到这次之行。“断章”里，对我们相聚三天的生活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尤其着重我们探讨问题，可看出四个年轻人忧国忧民。
        其实在我和保嘉心里，更多的是对自己男朋友的安全的担心，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明确地表示过对他们俩热衷写作的忧虑。那年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即可招来灭顶之灾，更别说白纸黑字的證据。
        乌云压得再低难抵青春的魅力。四个才华横溢的俊男美女围着张黑色的八仙桌玩扑克牌，谁拿到四张数字一样的赶快摸鼻子，其他人摹仿，摸得最慢的人被罚唱歌。练习唱歌当然很风行，谁都会唱几嗓子。振开和保嘉说话声音都异常好听（史康成也如是）非常有磁性，现代话称为性感。唱起歌更动听。我唱的其中一首歌词是：“我怎能舍得你，我怎能离开你，爱人请你相信，我只爱你...”赵京兴对我的评价是：“陶洛诵唱歌非常有感情。”赵京兴在狱中跟其他狱友学会很多歌，他告诉我，他那时候想的是出来唱给我听。赵京兴被罚唱的最多，保嘉的评价：“我发现，赵京兴挺会唱许多依依呀呀的小调。”
        一九七三到现在二0一三整整四十年，赵振开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保嘉在中国法律界，人称“史大律师”,赵京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是我们当年没想到的。我们只是遵循着心灵的呼唤向前走去...
        从邸庄离开后，振开和保嘉去大淀头拜访姜世伟，为他们後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振开改名叫北岛，姜世伟改名叫芒克。
        现在有个提法叫”白洋淀群落“，好像指的是当时出现在知识青年中自由的文化现象，其中以诗歌为主旋律。白洋淀离北京很近，这是从距离上。在政治空气上，白洋淀离北京很遥远，这是我从狱中出来後体会到的。一水之隔，使得淀中的小岛远离城镇的喧嚣，每每让中央精神变形走调，阳奉阴违，心昭不宣，聪明的农民根本不吃上面那一套。不聪明的跟着哄的基本上都没好下场。
        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到学校贴大字报反对学生上山下乡的理由之一是：把城里人的負担转嫁给农民，加重单位土地面积的負载量。
        中国驮在农民的背上。白洋淀是农村中的一个异数。它盛产芦苇，村民用来织席。每家是个单独的生产单位。整个程序基本由女性成员完成。白洋淀的女孩子很美，皮肤白嫩，她们不用到农田劳作。白洋淀可耕地很少，留给小孩和老弱病残打理，青壮年去打鱼。
        碧绿的淀水，绿色或黄色的芦苇荡，蓝色的天空，金色的太阳，长堤及堤上的一株株白杨，相对自由的政治空气，吸引一拨拨外地知青来这儿做客。
        六八年底六九年初，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六六年八月，北京各派出所在各自的管辖区貼出黑名单，需要让红卫兵遣返回农村原籍的所谓的黑五类份子名单。据说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这回毛老人家发出的圣旨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人简而言之把那个时代归为一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至于我的个人意愿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这知识青年的范围和所占人口比例比黑五类大海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校的学生。
        记得师大女附中贴出一批又一批红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上，要奔赴的地点是陕西省延长县。我的同班好友张镭已经去了山西运城。张镭临行前，请好友们到她家吃混沌，那时候，班级的阶限不复存在，气质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两年的折腾过后，许多人开始觉醒。张镭是个很好的典型。
        张镭有张圆圆的娃娃脸，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数学挺棒。”文革“开始，积极投入，当过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她在班上的发言让我至今记忆犹深。在她的发言里，提到班里一个很有威信的同学在任命她为”劳改大队“（負责看管有”问题“的人）队长时跟别人说：“让她去显摆显摆。”她很吃惊，革命热情怎么成了出风头？她还检查自己在抄资本家的家时吃了树上的梨，后来拿出五毛钱让我们班同学刘春华交给银行，她还说检查自己对春华对态度不好，“一付主子样”。发言时痛哭流涕。
        以后的张镭再也没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她积极地为副校长胡志涛平反，被当权的人逼迫写检查。
        给张镭送行时，大部分人都不会包混沌，戎雪兰教大家，我就是在那次学会的。我给张镭写了首诗，开头是：“今日送君去山西...“結尾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中间不记得，张镭还很鄭重地把诗放进行囊里。
        我随着夏柳燕，戎雪兰，潘青萍去了白洋淀，但和张镭一直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