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辞研究：文学与语言学互为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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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修辞研究：文学与语言学互为观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39期 作者：谭学纯

　　【核心提示】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关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框架内的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些学科建设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研究主体来自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基于不同学科经验的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呈现为不同的研究模式，体现不同的研究目标，依据不同的理论资源，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关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框架内的语言学科和文学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些学科建设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研究主体来自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基于不同学科经验的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呈现为不同的研究模式，体现不同的研究目标，依据不同的理论资源，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模式1：基于语言学学科经验的修辞技巧研究

　　这一模式的提问角度为“提出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学问题”；研究目标是“对提出的问题作语言学解释”；偏向于语言学学术面貌。在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模式偏向于语言学理论资源；偏重形式验证、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数理分类、规则提取等，以微观研究为主。在成果流向和接受反应上，这一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语言学刊物或综合期刊的语言学栏目；主要面向语言学界读者，接受语言学界的学术评价，研究主体较少考虑文学界的学术关注度。

　　例如蓝纯、赵韵《〈红楼梦〉中跨等级道歉的语用研究》（《当代修辞学》，2010.2），以社会地位为主要研究变量，结合语用学中的面子理论和礼貌准则，分析《红楼梦》前八十回11次跨等级道歉行为，结论是：下级道歉者通常遵循Gu Yueguo（1990）提出的贬己尊人准则，采取独立性策略乞求宽恕，上级道歉者通常遵循Leech（1983）提出的同情准则，在采取参与性策略的同时注重保护自己的面子。这与Scollon，R.&Scollon，S. W（2000）提出的跨等级礼貌体系大体吻合。李胜梅《方言的语用特征与文学作品语言的地域特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5），以江西人所说地方普通话和当代江西作家作品为考察对象，分析此类文本的语用特征：在选择共同语的词语或句式时带有明显的地域习惯；高频率使用某些词语或句子格式；常用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固定熟语、句子格式；常用具有地域特点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见到或听到某种现象和情况时发出带有地方性的言语反应；语篇衔接方式、会话方式、会话含义的推导等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习惯倾向；口语表达时带有与言语形式相伴随的具有地域特点的表情和动作等。据此认为方言的语用特征是作品言语风格的构成元素。

　　模式2：基于文学学科经验的修辞诗学研究

　　这一模式的提问角度是“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叙述、文学批评中的修辞意识和修辞策略问题”；研究目标为“对提出的问题作文学解释”；偏向于文艺学学术面貌。在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模式偏向于叙事学尤其是后现代叙事理论资源；偏重定性研究、审美研究、理论思辨和命题演绎等，兼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在成果流向和接受反应上，这一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文学刊物或综合期刊的文学栏目；面向文学界读者，接受文学界的学术评价，研究主体较少考虑语言学界的学术关注度。

　　例如，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2006.7），认为时间作为一个修辞学问题，决定了作品的美学特征。当代红色叙事的产生，来源于“革命”和“现代性”两种观念的重叠纠结，主要的时间修辞是“区段化”和“断裂式”；这种修辞导致了革命叙事特有的喜剧与壮剧的美学特征；20世纪90年代，民族传统的“循环论”时间修辞的复现，以个体生命为时间刻度的“完整的历史长度”的出现，使文学叙事重现了中国传统典型的悲剧结构与悲剧历史美学，民族独有的叙事特质与古老的美感神韵再度呈现。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7.1），论述文学记忆的修辞化如何符合国家主义尺度。国家修辞改变了历史的本真，令小说成为记忆的秘密敌人。

　　模式3：基于语言学—文学学科经验、兼及修辞技巧／修辞诗学的文学修辞研究

　　这一模式兼容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学术面貌，提问角度是与“语言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相关联的文学修辞问题；研究目标为“打通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空间，解释提出的文学修辞问题”；体现文学修辞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学术面貌。在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模式兼容语言学—文艺学理论资源，综合运用模式1、2的研究方法，注重文献梳理、比较观察、形式验证、规则提取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的整体把握，微观分析和宏观审视并重。在成果流向和接受反应上，这一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语言学／文学刊物，面向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读者，接受两种学科眼光的审视。

　　依据模式3的研究思路，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文学文本的修辞结构和叙述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学文本中哪些修辞元素支撑了文本叙述结构，并对人的精神世界有解释力？

　　（二）这些修辞元素通过什么样的修辞设计完成了文本的整体建构？这些修辞元素在文本整体建构和解释人的精神世界的意义上，为什么是效果优化的？

　　（三）分析成功的文学修辞“该如何”和不成功的文学修辞“是如何”，既注重语言在建构修辞化文本中的积极能量，也解析语言如何成为建构修辞化文本过程中的负性元素。从正反两极逼近同一个审美尺度：文学经典，应该同时是语言经典。

　　例如，谭学纯《“这也是一种X”：从标题话语到语篇叙述》（《语言文字应用》，2011.2）通过形式验证，认为语用主体对“这也是一种X”的关注，集中在“X”。“X”在语篇中分化为一隐一显的“X0”和“X1”，“X1”能否摆脱“X0”的压力，是语篇叙述能否成功的条件。语篇叙述强力引导“X1”属于“X0”之一的修辞认知，将言说“这也是一种X”的话语权转换为言说“[X1]这也是一种X0”。在逻辑上，“[X1]这不是一种X0”。“X1”向“X0”的逻辑过渡，不能成立。经过修辞包装之后，“[X1]这也是一种X0”。“X1”向“X0”的修辞过渡，在语篇环境中临时完成。逻辑否定的事实转换为修辞肯定的表达，在标题中隐藏，因而观察不到。随着语篇叙述的展开，逐渐明朗。谭学纯《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文艺研究》，2008.5）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李双双小传》为版本依据，对小说修辞角色李双双21个身份符号的语用频率作穷尽统计。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阐释这些身份符号作为修辞元素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其承担的文本建构功能，解析与李双双身份符号相关联的身份认证、话语权力、作品的文化主题以及相应的修辞策略。由此延伸出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提出从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走向兼容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文学修辞研究。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不同模式，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研究模式与研究成果的质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对等关系，研究模式只是产生研究成果的一种可能性，研究成果本身才反映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执行力。一些选择模式1、2且对象可控、方法可行、结论可信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学术参照，我自己也有过倾向于模式1、2的写作经历。在后来的研究中，观察和思考模式1、2的优长，探讨二者兼容互补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开始倾向于模式3的系列探索。同时继续注视模式1、2的学术智慧，尊重多元共存的研究风格——这样说，不是学术作秀，因为笔者相信：当学术研究的多元格局归为一种套路的时候，这唯一的一种套路一定会显得孤独而苍白。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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