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请善待李希贵——我对魏忠先生质疑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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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请善待李希贵——我对魏忠先生质疑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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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魏忠先生对李希贵老师的质疑之后，我必须承认，魏先生对教育的情感是炽热、真挚的，他的教育思想是颇具启示与建设性的，他对教育的理解是广泛与深刻的。我钦佩他对教育独立思考的精神与直面教育的勇气。
对魏先生近乎檄文的质疑，我粗略梳理了一下，他主要在论证两个问题；其一，李希贵的教育家名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其二，李希贵老师的教育改革虽然成功但不具有真理价值。
接下来的质疑，我很不情愿在李希贵是否称得上教育家这个问题上破费笔墨，这是一个很无味道的话题。地球人都知道，自民国时期陶行知先生以来，我们教育界一直在千呼万唤真正教育家的横空出世。我的质疑兴趣在第二个方面，即李希贵老师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否具有普遍性与借鉴价值。
在魏先生眼中，李希贵老师的教育教学改革浪得虚名，他引经据典列举了大量一手材料。第一，十一中的校园面积严重超标；第二，十一中有着强大资源背景优势；第三，李希贵背负着掠夺教育资源的道德责任。一句话，李希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改革是独有的，既不可学也不可仿。我与魏忠先生的关键分歧正在于此。
质疑一：教育资源是否决定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是教育能够得以正常展开的前提，这个道理不会有人否定。问题在于，魏先生把李希贵在十一中所作的一切，基本归因于是在占有绝对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他的字里行间一直透漏着这样的信息，没有资源优势，他李希贵什么也不是。他的六篇文章洋洋洒洒上万言，他只字没有提及李希贵怀揣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他在践行教育理念中都付出了那些努力。这就让人纳闷了，教育除了拼资源之外，难道就没有了其它追求了吗？如果有，为什么魏先生只字不提？当然，魏先生不会别有用心的，但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质疑李希贵，就很容易让人往他的质疑动机方面联想。读过李希贵文章的人都知道：李希贵教育追求的核心在于培养儿童的人格品质，而人格品质的培养正是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真空。如果说李希贵成功了，只能说明他善于利用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让儿童得到了实在利益。我们国家有钱的学校并不鲜见，物欲横流让很多学校挣钱越多，而离儿童却越来越远，而李希贵没有这样。
质疑二：李希贵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否具有普及价值。这个质疑是顺着质疑一延伸下来的。 我试问一下，魏先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推广与普及？如果我们单从学校的占地面积、校园的基础设施及师资力量这个层面，十一中是我国教育界的世外桃源。而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我们只能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角度去衡量。魏忠老师自己也承认，北京十一中所已经形成的“翻转课堂”“小班化教育”“走班制”“取消班主任”成功了。这个成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希贵老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稍在教育界呆过的人都知道，不要说在北京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就是在普通县城学校，如果实行小班化也是一个顽疾。顽疾的根源在哪里？据我了解，并不完全是由于钱的原因，而是由于财政没有此方面的资金供给造成的。李希贵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然是因为他有充足的钱，就像我在质疑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国家有钱的学校并不鲜见，鲜见的是很多学校的教育者没有教育情怀，常见的是很多学校只知道伸手向国家要钱等编制而不作出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国家像对待十一中那样让校长有作为而不是管着卡着，十一中模式会很快燎原的。
质疑之三：李希贵是否应该背负掠夺教育资源的道德责任。十一中拥有中国最豪华的师资力量。魏先生对此极为反感。是的，从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看，能够像李希贵这样大手笔地引进高学历的人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学历高端化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我百度了一下，在美国中小学教师中的硕士超过了百分之四十，博士超过了百分之五；在芬兰，只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具备有中小学教师资格。李希贵的教育实践启示我们，这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虽然现在无法做到，但不这样做一定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李希贵在此方面的成功不在于是否有普遍性，而在于引领性。至于李希贵老师是否应该为此背负道德责任，这是一个很经不起考证的话题。我只强调一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至于为什么，看一看我国众多优秀教师的境遇就会完全明白。
文章的最后，我很想说明，作为农村小学的一名普通草根，我所在的学校与十一中的条件相比不知要差多少个档次，我之所以呼吁善待李希贵，源于我从李希贵的教育理念中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教育，我在教育行动中应该做出哪方面的努力。

我眼中的李希贵

李振村

    跟李希贵校长交往几十年了。在交往过程中，有些当时看来颇为重要的事件，而今早已被时光淘洗殆尽、印象模糊，但是有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却深深刻在了记忆的年轮里，并且随着岁月更替，越来越清晰地从芜杂的生活万象中凸显出来，散发出柔和但持久的光芒，影响着我的思想观念。
    适逢《中小学管理》杂志曾国华君诚意约稿，而且执著有加、再三催促，遂择取若干细节记录如下，希望能给更多的教育人以启迪。

小卡片

    早年跟希贵校长一起吃饭，时常会看到他的一个“小动作”：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会时不时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拿出笔在上面记点什么。
    当时我颇感困惑，大家正吃喝闲聊，你“偷偷”记录啥呢！后来，我跟他的一位好友谈及此事，他哈哈一笑，说：“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大家聊天过程中点滴的思想火花、灵光一闪的小创意或者某个有启发的话题，说过了就说过了，过后大家就都忘记了。但希贵马上记下，晚上回家就整理出来，细细琢磨,就变成了有价值的教育财富。”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学习的一种方式啊。现在，即便已跻身中国最著名中学校长行列，希贵校长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张小纸片，哪怕大家平日里闲聊，只要他感到某一点对自己有启发，仍然会立刻掏出纸片，简要记录几笔。

跨界阅读

    希贵校长的教育管理艺术得到了同仁们的广泛赞许《中小学管理》《人民教育》都曾为他开辟专栏，每期一篇，介绍他的管理经验。
    为什么他总能屡出奇招、创意连连？很多校长发出这样的询问。希贵校长说：“对我管理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管理。受市场经济的推动，企业管理远比我们教育管理先进和发达，所以我读得最多的是企业管理类的书，正是这些读物，给了我全新的视角。”
    的确，从这种跨界阅读中，希贵校长创造性地借鉴了很多想法和思路。比如：对风靡西方大企业的六西格玛（6sigma）管理法，他不但深入阅读了相关专著，而且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培训，十一学校流程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很多地方都有六西格玛管理法的影子；再比如，他借鉴营销界普遍使用的网格图来排查教育教学的风险；最近，他又开始思考把大数据引入学校管理之中……

送 书

    我手头有十几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都是希贵校长送的——这是他的又一个习惯：见了朋友就送书。
    假如朋友是一位校长，他送的书十有八九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假如朋友有正读中小学的孩子，他一定会给孩子送上几本书，而且送的书一定是孩子们在那个年龄段应该读的书。
    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出了新书，他最喜欢给希贵送去一些，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卖力的“好书推销员”——只要他认为这本书好，一定会到处送朋友并大力推荐。
    但是，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很少送自己的书给朋友，更很少签名送书。在到处都是书的北京市十一学校，几乎见不到他自己的著作。

不给别人添麻烦

    多年前，还在山东潍坊市教育局担任局长的李希贵到福建开会，然后从福建到北方某城市参加教育部的一个会议。在上海转机时，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点时间，可以见面聊聊。
    我赶到机场接他，只见他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从出站口走来。我有些诧异：“你参加教育部的会议，为什么不带着办公室主任？至少带个助手，帮助打理一下琐碎事务吧？”
    他笑着说：“有那个必要吗？我自己完全能够自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跟着呢？没必要给别人添麻烦，也没必要浪费人力。”
    当时我很感慨。我见过有的县级教育局长甚至校长出差，都要前呼后拥，跟着几个人提供服务，但没见过一个副厅级官员（他当时还兼着潍坊学院党委书记）轻车简从到如此程度。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是希贵为人处世的一个准则。比如：无论开会还是日常生活，他从来不要身边的人为他提包或者拿水杯——这个中国官场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景象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有一次，在广东深圳福田区开会，我与他站在会场门口等待开门。这时，当地教育局长赶过来和他握手，潍坊的一位校长连忙接过希贵手中的水杯。等握手寒暄完毕，希贵转身就去要自己的杯子。那位校长坚持要替他拿着，希贵则是满脸严肃，连说“不可不可”，一把将杯子“夺”了过来。

校长的位置在哪里

    十一校园里到处都是海报，时常会看到老师的巨幅画照贴在学校显眼的地方。十一校史馆里，也挂满了历任校长、名师的图片，但是，这里面你找不到一张希贵校长的照片。
    在十一学校，除非特别需要，只要是和老师、学生一起合影，希贵校长一定是站在边上，而且是坚决站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他说：“当校长站在集体合影边上的时候，整个合影现场所有位置都是最重要的了。”
    2011年3月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委员会要到十一学校调研。为了迎接这次调研，希贵校长约我写一个专题片。写之前，他严肃地跟我说：“在这个专题片里，我的镜头一个都不要。专题片要用孩子的口来说话，用教师的口来说话。要让他们看孩子的生活，看教师的创造，校长的工作成绩应该全部体现在学生和老师身上。”
    专题片由央视《面对面》栏目的欧阳询编辑负责拍摄和制作，欧阳编辑说：“李校长不能一个镜头没有啊！我们做别的专题片好像从没遇到这种情况。专题片结束的时候让李校长说一段话，讲讲十一学校教育改革的意义，这总可以吧？”希贵校长依然一口回绝。
    希贵校长有一本畅销书《学生第一》，打开扉页，满满一页纸上是全校所有教师的名字。说起这本书，团委刘艳萍书记说：“书里面用了有三百多张图片，但李校长要求把他的镜头尽量咔嚓掉，费了我好大的功夫。”
    在校园里，希贵校长把自己的位置努力放低放低再放低，而他对老师的尊重和呵护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他的办公室面积很小，一桌一椅一排书橱而已。但是，他一直跟我讲，要尽最大可能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我们新招聘的硕士毕业生四人住在一间宿舍里，他发火了：“不管多困难也要帮青年老师解决一间单独的宿舍！大男大女的，谈恋爱、约会朋友总要有个地方吧！”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到底怎样才能带好队伍，他诚恳地说：“带队伍没什么神秘和复杂的，最要紧的就是真心实意地为老师的成长提供服务。你时时琢磨着帮他们成长，谁还会不努力工作？另外，一定要营造一种协商文化——遇事先跟老师商议。商议一次不行，就商议两次；两次不行，就商议三次；三次还不行，那你就要退回去反思：是不是这个决策有问题。一所学校什么时候山呼万岁、一呼百应，听不到不同意见了，这所学校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最具特色的教导处

    有一次，希贵校长到上海出差，我跟爱人到机场去接他。上车之后，我爱人驾车，当时我爱人对上海的高架道路还不甚熟悉，我“左转右转”不停地指挥，希贵校长大概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说：“谁掌握方向盘谁决策，你不要瞎指挥，让人家自己来决定怎么走！”
    这个细节反映了希贵校长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把决策权放给最熟悉情况的人。北京十一学校的教导处可能是中国当下管事最多的教导处，比如学生公寓的管理、图书馆的管理，乃至教师办公室、学科教室等的设施配备，这些行政后勤管理的事务，在十一学校全部归教导处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教导处距离师生最近，最了解师生的真正需求。

给一年级小朋友送名片

    在很多人眼里，希贵校长很严肃，很理性。其实，当他面对孩子的时候，他的可爱立马就像花儿遇到春天一样灿烂绽放。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首届开学典礼和面具节同时举行，孩子们玩得很亢奋，现场有些乱。我问希贵校长：“要不要整整纪律？”他说：“整什么纪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他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身边的一个装气球的袋子套在了一位一年级小朋友头上。这还得了，小家伙奋起“还击”，马上往他头上套袋子，另有一伙小朋友也搞不清他是谁，涌上来就给他带面具。整个活动，他就一直乐呵呵地带着面具看演出。
    典礼结束，大家散场，那个被他套了袋子的小朋友还拉着他亲热地问东问西，他蹲下来，居然认真地拿出自己的名片，问这个小朋友的名字，他要签上这位小朋友的名字把名片送给他。现场人声嘈杂，小朋友说了几遍，他都没有听清，他就认真地一遍遍问，直到搞清了名字，认真写到名片上，双手递给孩子。后来一位家长告诉我：“看到这一幕，我热泪盈眶！这么尊重和喜欢孩子的校长，怎么会办不好学校！”
    在十一，希贵校长有个外号，叫“贵爷”——这是学生们给他起的。学生们对他的崇拜和爱戴超乎寻常。2012年，十一相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综合调查，其中有一项是让学生填写“你最崇拜的人”，结果4千多学生参与调查，第一就是李希贵。
    为什么他在孩子心中拥有这么高的地位？原因无他，唯有全心全意爱孩子而已！
    一年，他接到教育部邀请观看一个盛大演出，这么好的机会，他没带夫人，没带他的领导班子，而是带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学生，因为那场演出里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演出结束，希贵校长赶紧带着学生冲到后台，追上那个马上要离开的首席小提琴家，让学生和他交流了一番。
    2012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访问十一学校，除了骆家辉进校门时说了一句“欢迎”、骆家辉离开时说了声“再见”，整个过程，希贵校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全部是学生接待、学生陪同、学生主持、学生讲解。
临别，骆家辉拍着希贵校长的肩膀，感动地说：“你是一位好校长！”

砍掉三分之一

    大概是1998年，其时李希贵任高密一中校长，我约他到青岛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间隙，我去宾馆房间看他，他拿出一本书的初稿——他的第一本专著，诚恳地让我提意见。好为人师的我大致翻了翻，就直接提建议：“这本书太碎，都是些教育小故事，缺少完整的体系。你最好弄一个框架和体系，如此才能完整地体现你的教育追求和教育实践。”希贵校长面带微笑听着，并未表态。
    不多久，书出来了，名字叫《教育艺术随想录》，我发现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还是保持了原来的风格。我这才静下心来细细阅读。全书读罢，不由拍案叫绝——在一个个短小的故事里，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教育大世界，遍地开满了灵感和创意的鲜花。
    这本小册子，我读了无数遍。直到2012年，我受希贵校长委托去给十一学校创办亦庄分校，还又把这本已经泛黄的书找出来重读一遍，算是我当校长的启蒙读物。虽然后来希贵校长的书越出越多，内容也越来越精彩。但是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教育艺术随想录》是他最好的一本书之一，因为那里面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教育天赋——读了那本书你就会慨叹，他真的就是天生做教育的人。今天他的很多不断赢来喝彩的改革，其实在那本书里都已初露端倪。
    同时，在这本处女作里，希贵校长现在被同仁们广泛认可的教育演讲、教育表达风格——讲故事——已经有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直到今天，他的一本本专著和各种场合下的讲座发言，都少有枯燥的理论阐述，基本上都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传递他的教育思考。只可惜我目光短浅，当时居然当做一个缺点给他提出来，幸亏他定力强大，没有理睬。
    不过，这个细节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其实并不典型，更多的是相反的例子。
    《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初稿出来后，我读了一遍，给他建议：“里面大量介绍美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制度的‘附录’，比较枯燥，与全书讲故事的格调不相吻合，最好删除。”他欣然认可，说：“那就劳烦你把你认为枯燥的部分全部删除吧。”我说：“这样要删除三分之一啊，七八万字，这可都是你的心血！”他说：“书是给人读的。是不是心血不重要，读者的感受最重要。就按你的感觉删。”
    等书出版以后，我打开一看，凡是我提了意见的，他全部拿掉了。感动之余，也深为他的气度和胸襟所折服。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是教育部策划的“当代教育家书系”中的一本。“当代教育家书系”收录的都是国内正活跃着的教育大家，或许因为教育家们的经验和思考太过丰富，所以每本书都有几十万字，厚厚的一大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十分厚重。《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初稿写出后，他照例发给几个朋友提意见，我照例是直言不讳：“一定不要弄得太厚，现在大家都很忙，除了专门做研究的，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这么厚的书。我建议在能够说清楚、不影响故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字数，甚至越少越好！”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这本书成了整个书系中最薄的一本——薄到书系的编委们都抗议了。但是，这本书后来也成了“当代教育家书系”最畅销的一本之一，被很多地方当做了校长的励志读物。
    从高密四中校长到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到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负责筹建、主持工作），最后到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领导岗位上一直担任正职，一直担当决策者的角色，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坚持，甚至很固执，他认准的事很难改变。从我跟他交往的经历来看，原则问题他的确很坚持，但是，只要你的意见正确，他接纳的尺度之大超乎想象。

当众洒泪

    2012年3月份，“全美最佳教师”、美国总统艺术奖章获得者、《第56号教室的奇迹》作者雷夫·艾思奎斯到上海演讲，我特邀希贵校长作为嘉宾与雷夫对话。
    作为主持人，我现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雷夫，现在全世界都在流传着你的被誉为奇迹的教育故事；希贵校长成功的教育案例在中国也是被广泛传播。在你们的教育经历中难道就没有失败的例子？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失败的教训？”
    希贵校长首先作答：“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事情。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校一个学生的外公从台湾回来，送给她一块手表。她每天戴着这块漂亮的手表上学，同学们都十分羡慕。可是，有一天，这个学生的手表忽然不翼而飞！这还了得，要知道手表在上世纪80年代是十分贵重的财物。学校让我负责查处此事，我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最后，大家把目标锁定在丢表同学的舍友身上。可是，这位同学却死活不承认。我就和其他老师一起，趁学生上课时进入宿舍检查。我们把耳朵贴到这位同学的箱子上，听到里面有滴答滴答手表的响声。于是，我们把这个女同学喊来，要求她当众打开箱子。果然，手表就在里面。当时，我们几个老师都感到大为畅快，事情处理得十分成功。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女孩第二天就辍学了……手表是找到了，一个女孩的命运也……以后很久没有她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在一个集市上摆小摊谋生……”
    讲到这里，李校长忽然哽咽住了。他热泪盈眶，一时间几乎不能自持。一千多人的会场一片安静。一忽儿，掌声骤起。
   “对不起，”李校长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现在几乎不能想这件事情，每次想到心里就十分难过。教育就是这样，对我而言，这可能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教育案例，然而对那个女孩，她的一生都会因此留下阴影……”
    雷夫发言，神情凝重，他说：“我从教30年，还没有遇到过一位校长会为自己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而伤心流泪。我为你们有这样的好校长而羡慕不已。我遇到很多校长，他们从来不会流泪，尤其是不会为了孩子流泪……我会因为有这样的好校长而格外想念你们……”
    说到这里，雷夫忽然停住了。他那蓝色的双眸里，泪光闪闪。 会场上再次掌声雷动。
    理性、克制，在任何场合都从容不迫、应对自如，这是希贵校长给大家的印象。然而，今天，大庭广众之下，他为了自己几十年前的一个过失而愧疚落泪，我深感惊讶，但更多的是感动，我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男人心灵深处那块柔软的湿地。正是这块湿地，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克服万千困难推动课改的力量源泉。
    2013年10月份，我再次主持雷夫的访华演讲会，雷夫再次说起希贵校长的流泪，他说：“现在在美国，很多校长和老师把教育当做了一份职业，所以就不会投入全部的身心来做，当然更不会流泪。我这么多年能够获得成功，原因只有一个，我把教育当做了宗教，把第56号教室当做了我的教堂。我想，李希贵校长也应该是这样。”

集聚资源的真相——为李希贵们的教育改革说点话

作者感言
    今年2月底，教育部“破天荒”地在一所高中现场召开了月度例行发布会，面向中央媒体专题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教育部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发布和解读政策，到走进一所基层学校推介改革经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凭什么“偏袒”这一所？其他学校会“怎么想”？“这一所”足够好吗？但教育部依然走出了表达鲜明态度和明确导向的这一步，这本身就值得赞赏。发布会之后，中央媒体马上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台都在头条等显要位置上报道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改革。也许一边倒的正面宣传让人们开始“腻味”，于是，近期网上盛传质疑帖，一些网评人更是契合读者心态提出了貌似有理的论据，对此让我不敢苟同。
　　中国教育需要怎样的改革？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实践者？有了生动的学校改革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人、审视自身？我们需要怎样的借鉴与正能量的评论？


【上篇】关于集聚优质师资的质疑
我的观点：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是稀缺资源，关键是学校究竟集聚的是学历还是“人”。
    批评者拿出最大的“把柄”就是十一学校拥有42名博士、100多名硕士、30多名特级教师的“奢华阵容”，并且据此推算，全国需要培养百万名博士才能达到十一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十一学校集聚师资资源提出质疑。
    第一，我想问的是学校的发展就是到菜市场里“选购大量博士”就可以实现的吗？如果这样倒也简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统一投钱给每所学校平均分配博士硕士，然后就坐等“收获”好学校吧？但事实却是，学校要获得发展，靠的不是“死文凭”而是“大活人”。那些指责学校集聚高学历的言论恰恰没有把教师当做“活人”来看待，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仅仅靠爱心、把自己的一生只奉献给一所学校的时代了，教师越来越需要寻找有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当“人”的意识被唤醒，选择就代表了“我”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学校将会更加趋向于“同道中人”办学，教师自然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会因为认同校长的办学追求而选择、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一起、因为有持续发展的舞台和机会而留下，当然也有教师会因为收入待遇、子女成长、当官升职而走进。
    在十一学校，接触到的很多老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让学生拥有选择的地方，教师也同样如此。比如劳技教师谢小川，参过军、原本学历不高、曾带过校外科技航模比赛，来到十一，学校为他成立了小川工作室，以他对技术的痴迷去影响为他着迷的学生；语文教师黄娟酷爱研究鲁迅，在江苏一所中学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无法把自己爱好的鲁迅研究与同样热爱的语文教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只好痛苦地选择放弃家乡的学校，来到京城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之后选择十一，并在学校里创建了鲁迅主题语文教室，创造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爱戴；生物教师王春易在天津已经是最年轻的特级，但因为家庭搬迁走进十一，在这里她完成了个人专业发展的三级挑战性台阶——参加竞赛让她找到学科前沿、改变教学让她发现学生能量、学部改革让她领悟教育本质；历史教师魏勇当过民办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经历过平时上完课就去赶集种地的滋味，也当过县中教师，眼见着在升学指挥棒下教育如何“罐装”学生的过程，之后因为向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办公室氛围，在上海和北京学校的选择中确定了十一……因此，“好学校”不是简单的文凭堆砌，而是同仁归属。
    不仅仅是十一学校，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为什么会集聚那么多好教师？因为深圳是改革的“代名词”，深圳中学是教育改革的“先驱”，那些怀揣着教育梦想的教育人情愿砸了在当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选择到这里开始人生的“二次、三次创业”，为什么？因为还有理想，还有想改变的冲动，还有对自我的否定和再造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好教师作为“大活人”而非“死文凭”存在的意义。
    第二，我想问的是究竟有多少校长真正认识到教师的价值？这个问题或许更加严峻。当我们在为十一学校的豪华整容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无论是在山东高密还是帝都十一，始终认定并践行的是“教师第一”，他非常明白只有校长打心眼里认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才会实现“学生第一”。对于李希贵而言，凡是教师的事就是头等大事，为教师的教学创造支持的环境，在教师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倾听每一个教师的声音，让“平等、尊重、选择、自由”的思想在人影响人的过程中发生。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永远都是稀缺资源，永远无法做到均衡地“配发”优秀教师。同时，但凡“优质学校”，无论校长办学风格有多不同，对教师的珍视确是共性。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二中，校长钮晓桦设计的校史室是以“教师博物馆”为主体的，这里留下了历年来每一位教师的“物件”，一张誊抄的课标、一本听课笔记、一张用过的书桌、一台淘汰的打字机，一个物件就是一位教师的故事，你想，这里何尝不会成为教师留恋的地方？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信任，善于发现和捕捉每一位教师的潜在优势，并鼓励其大胆探索，于是诞生了徒步走西藏的教师、敢于去探究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教师群体、创造各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团队。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样有许多把教师当至宝的校长。比如七宝中学仇忠海，他为教师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教学、爱学生；他把学校发展中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教师，自己却在荣誉面前不见踪影。比如巨鹿路一小，面对一个“可以为了学生的利益拍着桌子指出校长不是，并“警告”校长如果不及时纠偏，她就辞职不干”的个性教师，校长楼海凤宽容、反思、吸纳，并把这样的另类教师作为搅动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资源，而这样有个性的好教师也因为有这样的校长而留在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比如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创造一切条件只为“不让一位教师怀才不遇”。
    这样的好校长一定能够集聚更多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就目前转型期中的中国教育，这样的好校长依然太少太少了。靠金钱和待遇，或许学校可以一时“揽到”好教师，但真正持久的，还是校长的理念、理想和个人魅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好校长”出现的时候，好教师分布不均的状况才会得到真正解决。


【中篇】关于十一改革无法复制的质疑
我的观点：任何的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关键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核心经验？


    以集聚优秀师资这一质疑点为基础，批评者由此推断，十一学校的改革无法复制，并进一步提出这样在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呵护下的改革意义在哪里。
    我从来都认为：一，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哪怕是集团化办学中拥有同样校名的两所学校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教育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平衡的过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突破常规和原有制度的过程，没有先驱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三，虽然改革允许失败，但教育改革的潜台词是不允许失败，因为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来不得实验，因此勇于改革的校长意味着担起了高风险的承诺，今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这个校长的成功，就以为他占了多大的便宜。
    从这三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十一学校改革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观测点：
    第一，“十一”为高中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十一是否是全盘西化（在我看来是借鉴吸收中的本土改造，这里不做赘述），它都用6年走出来的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很多从美国考察高中回来的教育者都会在羡慕之后摇头说，“这样的高选择、走班制、一人一张课表实在很难做到”“需要多厉害的教师队伍啊”。好，今天，十一就用实践告诉你，在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先行探路者带来的可能性利好，给了很多正跃跃欲试的高中一种信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的局部改革加快了生长的步伐，比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程设计、上海大境中学的课程组合模块、上海市西中学主题式预约学习、上海市向明中学书院制学习等。
    第二，“十一”为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样”。你可以赞赏也可以否定，但谁都无法抹去的一个事实是，十一为中国高中改革提供了多样中的“一个样”，这种“样”的模式是从教学、管理等组织方式变革开始的。今天放眼中国，你会发现已经涌现了很多种高中改革的样态，比如深圳中学，是从为学生提供适需的按类选择的课程体系开始的；北大附中，是从独立与分享相结合学习空间设计开始的；苏州十中，是从创建最富中国文化元素的校园环境开始的；上海七宝中学是从着眼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大文大理课程重构开始的；上海市八中学是从“男生班”的创设研究性别学习差异开始的；还有上海长宁区整体的8所高中改革都是从落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学校特色创建层面开始的。
    第三，“十一”为我们树立了衡量学校改革的价值标尺。看十一是否可复制不在于“人手一张课表”的可行性，也不在于多少位教师能开发多少门校本课程的现实性，而在于树立了一把“自适应”的学校改革价值标尺。今天，当我看十一，或者看其他正在改革中的学校的时候，往往产生这样对照点：
    这样的改革是否根植于“这一所”学校的土壤。李希贵敢在十一进行整体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敏感地发现这所学校的前任校长打下的改革基础——让每个教师拥有了“变化就是常态”的适应力，因此，当改革来了，教师们并不害怕也不抗拒。
    学校改革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了学生的发展。这点应该在李希贵推动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且所有提倡的理念和举措都对师生一视同仁。
    一个校长投入学校工作的精力比重。说实话，这点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在今天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所看到的李希贵们，尽管够“大牌”，尽管各地讲学的邀约不断，但他们一周工作的80%时间是留在学校里的，他们的“大牌”体现在可以因为学校而放弃他们认为的“不重要会议”，敏感地洞悉着学校师生每一天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定力，他们才可能始终领先一步做出决策。
    学校拥有的持续优质的能力。李希贵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多学校在优秀面前止步不前，就是因为缺少持续优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的课程构建上，体现在与学校办学追求相一致的每一位教师各具风格的教学主张上。
    把辐射作为学校责任与使命的题中之义。李希贵说，管理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学校产生交往，在同样“平等、尊重、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进而改变自身学校的办学行为。
    当前，我们的确无法回避有些在改革发展中的学校盘到了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在风险和收益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关键在于收获之后有没有反哺，有没有把自己“赚到的”给更多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希贵推动的“新学校行动”，通过民间的力量，从十几所学校到今天上千所学校的加入就值得圈点，而且这样的行动不是为了“再造十一”，而是通过交流分享，“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让学校汲取“十一”中可借鉴的因子，进而播种和改造自己的学校。


【下篇】比批评更重要的建设性
我的观点：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未来需要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


    当前的教育批评往往出现两种症状：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成为改革热点的学校都大加批判，有的甚至不做深入调查，也许只有针对改革热点的批评，才会产生眼球效应，以提高对评论者的关注度；二是常常用结果推导过程。比如学校拥有多少位博士、多少位特级教师，进而笼统地推导结论就是聚敛师资资源，而且这样的推导的确具有杀伤力，会引起师资匮乏的学校产生心理落差。但是能不能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呢？这些博士多少是在校培养的，多少是博士毕业后留下的；这些特级教师多少是自培的，多少是引进的，引进的来源又是哪里；还有，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有没有被淘汰的教师，他们是不适应还是寻找更加适合的岗位？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有说服力的批评。
    那么在这里，我也提两条建设性建议：
    一、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中国太需要有理想、有主张、敢担当、勇改革、重人本的个性校长了，不加速这样的校长培育，那么出再多再好的教师，也会无处安身。当前的校长队伍中，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行政任命，因此校长办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很大部分校长没有动力改革，改革对我有什么好处，如何去面对失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没有缺点的校长出现，导致的就是平庸化的人和平庸化的学校。然而，在今天瞬息万变和处处蕴含发展机遇的时代中，校长最关键的不是勤俭、不是摆平，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或政府或民间涌现的，如新学校行动、新基础教育、新优质学校等都是培育新型校长的好途径。
    二、请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自从上海连续两次PISA第一之后，世界各地都在寻求上海秘密，结果得到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特有的教研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分享，普通教师教学质量通过群体的力量被整体得到提升。
    随着接触的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的个人经历丰富性也是成就好教师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师会像中国教师那样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他们或经历动荡，有能力但没有资格读更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师范，他们或面对转型，不断经历阵痛与改变从不让选择到选择太多；他们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农村山区走向城市中心，他们或无奈地接受学校拆并布局调整课程改革，而被动地不断适应。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和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合作教研一起成就着每一个独特的教师风格。
    然而未来，随着我们时代发展越来越稳定、生活水平越来越安逸，就必然出现教师经历的单一化，或许未来的教师都会拥有高学历，但是他们也会伴随着少经历，为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教师经历赋值”给予政策设计呢？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多走向社会的经历，并给每一种经历进行记录和积分，甚至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的责任与使命。这样的话，当集聚着优秀师资的像十一这样的“好学校”，就可以为教师设计“经历档案”，刚刚毕业的博士，你是否要去农村支教？成为了特级教师，你是否应该每月在全市或区域层面有同行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特色教师，你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特色传播教育理念？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构成“这一个”教师的经历档案，成为晋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其教师生涯的重要见证。
    对于改革，你可以怀疑，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你可以批判，但要基于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请不要让改革者成为先烈，也不要让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文|沈祖芸《上海教育》副总编辑、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新闻中心主任、上海市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