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峡两岸对话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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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峡两岸对话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林文宝　王泉根

2004年5月28日，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教授兼人文学院院长、台湾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台湾地区儿童文学学会理事长林文宝作为我国首届儿童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来到北京，参与论文评审答辩全过程。本报记者特邀林文宝先生与我国知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泉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优秀的儿童文学有什么标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创作态势、如何进行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和高校如何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对话，其中不乏精彩论述和论辩，颇多真知灼见。本报记者择要记录整理下来，以飨读者。

读书报：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创作态势现如何？

林文宝（以下简称“林”）：从台湾的整个创作环境来说，可以发表作品的空间比较局限，不像内地的状况这么好，内地每个省都有儿童文学的刊物。台湾的作家大多要通过参加征文比赛和得奖才能够出人头地。台湾作品进入内地的也很少，现在比较成功地进入内地的作家就是管家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把他的十二生肖的故事改编成了惊悚故事。我这次来内地，在浙江看到了那套书，装帧很精美，听湖北少儿社的孙建江说，卖得也不错。就目前来说，内地关于作文教学的书可能还比较好卖，而在台湾作文教学已经成为过去，因为现在台湾的考试中作文已经被压缩，大部分是阅读理解，即使有作文，形式也比较简单，比如呈现一个例子，要求学生写五十个字或一百个字左右。这主要是为了适应电脑阅卷的需要。

王泉根（以下简称“王”）：内地的儿童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化发展比较快，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这本书其实就是研究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有两个阶段发展势头比较好，内涵比较丰富。第一个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86、87年，将近十年时间。文革刚结束时，出版社只有2家，编辑大概只有200人左右，每年出的书200本左右。但到了1986、1987年，我们的作家队伍、作品生产、出版传媒以及理论批评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突进式的质的变化，我们很多创新性、探索性的作品、建设性、学理性的理论观念都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995年以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是我们经济、政治的转型期，所以当时整个文学都有一种滑坡的现象，儿童文学也一样。到了1995年以后，当时有一个“三大件”出台──要抓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后期儿童文学出现了新的势头，尤其是长篇的热潮，长篇儿童小说非常多，而且都是成套出版的，比如北京少儿出版社的“自画青春”丛书，这是由中学生写的；明天出版社的“猎豹丛书”、“金犀牛丛书”；湖南少儿社的一套湖南作家的长篇儿童小说丛书以及后来21世纪出版社的“大幻想丛书”等等，举不胜举。80年代是短篇儿童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90年代后期则是长篇儿童小说的繁荣时期。

林：台湾目前的创作是以少年小说为主体，逐渐出现了一些青少年的文学，主要是指高中生在看的文学。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受升学制度的影响，台湾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现在都采取多元入学的方式，不像内地这样升学取决于一次考试。比如说，有的学生在亚洲的电玩比赛中得第一名，他就可以被保送到高中去。多元化的入学是从多个方面考查学生，只要你有专长就可以入学。从阅读这方面来讲，多元入学其实能够正面带动学生的阅读风气，因为入学时学生可能会被问及一个非常灵活和宽泛的问题，比如一个关于“新诗”的问题，那么，学生只有具备很宽的阅读面和知识面才能够回答出来。而图书的出版也就紧密地关注这些考试中出现的题目和范围。

王：我感觉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儿童文学又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这一代作家，我把他们称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五代”，他们将逐渐成为创作主体，其中以杨红樱最为引人注目，还有汤素兰、祁智、徐鲁、安武林、彭学军、玉清、薛涛、保冬妮、杨鹏，张洁、殷健灵、“花衣裳”（伍美珍、郁雨君、饶雪漫）、谢倩霓、谭旭东、张国龙、钟代华、罗英、王立春、刘东、葛竞等等。新的一代作家出来了，这是我们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另一个现象是，最近几年科幻文学呈现出比较好的势头。科幻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度很繁荣，后来沉寂了下来，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复苏起来，以北京为中心，出现了一批年轻的科幻文学作家，比如星河、吴岩、韩松、赵海虹等。

前不久出台的中央文件，指出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所要采取的一些新的措施，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少儿文学艺术的，这与我们的儿童文学就有着密切关系，包括中国作家协会都会抓这件事。所以，我相信这几年儿童文学又将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势头。

林：台湾的作家以教师团队为主，就是说现在的中小学教师去从事创作的兼职副业，职业作家很少，并不像内地有那么多的专职作家。我对内地的实际情况还不太了解，不过，我每次来内地都会尽力地搜集各种图书，包括杨红樱的一些作品，杨鹏的作品，我称杨鹏为内地第一个儿童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作为研究者我会努力去观察、挖掘一些看起来不怎么像儿童文学作品的东西。对儿童文学的定义，我主张采取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看事实而不去谈本质。因为本质也具有流动性和变化性。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重要的是能不能被孩子接受，而不是一味地去讨论它的本质。当然儿童文学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就是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需要，它基本上是为儿童而存在的。我们也不要忘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存在一个王老师提出的“儿童观”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

王：虽然内地的儿童文学势头开始呈上升趋势，但我对近几年的儿童文学的，包括少儿读物还是要提出批评。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儿童文学以及少儿读物存在“四多四少”现象：第一，引进多、本土创作少。尤其从《哈利·波特》、《鸡皮疙瘩》开始大量地引进之后，出现了一窝蜂的现象，有的出版社甚至成立了版权引进之类的机构。引进当然非常必要，国外的很多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但引进太多势必会对本土创作造成一定冲击。我们有些新作家要出版自己的书很困难，出版社只出版那些有了一定影响力的作家的书。引进图书看好的是国外畅销书周期短、见效快、成本少，所有大家都愿意做。但要培养一个新的作家，要使他的书得到市场认可，需要投入很多，甚至还存在风险。所以本土作家比较活跃的还是原来那批，像秦文君、曹文轩等，新作家要真正成名很困难；第二，跟风多，原创少。跟风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一本书已经很畅销了，大家都千方百计地要与它拉关系。《哈利·波特》不错，于是我们的作家纷纷写巫师的、魔幻的，标明是“中国的《哈利·波特》”，甚至封面设计都与它差不多。跟风表明缺乏自信。另外一种跟风是一个作家已经成熟了、畅销了，许多出版社就纷纷去抢购他的创作资源。这也是一种跟风，自己培养不出一个作家，就把人家已经包装好的拿来。这往往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潜质和创作质量；第三是，城市多、农村少。我国城乡、地区、东西部之间差异很大，而现在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都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反映，讲的都是生活很优越的城市小孩的生活。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小孩连吃饭都还成问题。从创作来说，我们真正写农村的、写底层的很少，至于写下岗子女、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的几乎是零。

出版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出版的套书、豪华书、礼品书等等，恐怕农村小孩都卖不起；第四是，生产多，推广少。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缺乏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不要说一般家长不知道如何为孩子选书、讲书、亲子共读一本书，即使是从大学中文系、教育系毕业的也几乎一片茫然，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包括语文教师几乎不知道儿童文学为何物，讲不清童话，搞不懂童书，分不清科幻。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高校中文系、教育系普遍不开设儿童文学课程，从而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残缺，当他们走上社会，尤其是当他们成为中小学教师，自然不会做、也没有能力做儿童文学推广工作了，而广大中小学生正是儿童文学的主体接受者。于是，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阻滞、脱节。我们也正在做一个课题──—“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陈晖老师去年也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也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但是对于我们儿童文学教师来说是特别需要投入。

林：台湾这几年的儿童文学，因为整个教育的开放，再加上我们读书会做得很彻底，所以基本上出版发行得还好。王老师刚才谈到儿童文学推广的问题，在台湾，读书会就是推广儿童文学的一种很成功的形式。我们的小学基本上都会有读书会，叫“故事妈妈读书会”。读书会有两种，一种是班级读书会，一种是故事妈妈谈故事。小学生基本上都会去参加。一些有钱有闲有知识的妈妈愿意把多余的时间奉献给孩子，就会组成一个读书会。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左右，老师们开会，这时候“故事妈妈”就会进入到国小给孩子们讲故事。台湾的读书会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当《哈利·波特》引进台湾和内地时，大家都很惊讶，孩子怎么可以看那么厚一本书呢？可在美国和英国，人们对此早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床边阅读的历史。在孩子睡觉前，妈妈会拿一本长篇的故事书念给他听，念到孩子睡着，才把书折起，明天继续念，这样孩子就会有期待。而我们的大人通常是为了哄孩子睡觉而顺手拿来一个小故事念给孩子听。这样就丧失了阅读的意义，不能养成孩子对学习的尊重。所以，台湾整个儿童文学的发展是与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跟内地似乎不一样。内地曾一度把儿童文学当作工具。所以新时期大家都提倡要以文学至上，后来又要转向儿童，其实我觉得转向儿童就是在转向教育，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再提“教育”这两个字。还有，以前人们认为低幼文学就是简单、浅显，其实那是错误的观点。在西方，儿童文学发展的重点都在低幼、在图画书方面。我觉得，内地在这十年以内，将会面临着图画书的大量涌入。图画书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事情，并不见得它是浅显的。比如《格林童话》中的故事《称心如意的汉斯》是个老少皆宜的故事，小孩看了会很高兴，他会认为：“汉斯比我笨，假如是我，我一定不和别人换金子而是把它拿回家”，他的成就感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但是，如果对一个年龄和阅历都很高的人来看，他就会发现里面有很深的哲理蕴涵──—当你了无牵挂、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是你真正解脱的时候。所谓的真理，对于大人、小孩都是一样，只是用不同的话去解释。所以文学的重点有时不是内容，而是你用什么方法去呈现。所以，为什么永恒的作品，人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对它都会有不同的领悟、体会，道理就是在这里。

读书报：台湾少儿图书的推销是怎样与“故事妈妈读书会”联系起来的呢？

林：每个出版社都有一批固定的故事妈妈帮自己推销图书，推销的最好办法就是作者跟随妈妈读书会直接到国小去，因为小孩很喜欢看到作者，要作者签名。以前书商是被禁止到校园的，但现在这种观念改变了，学校也很愿意让书商进去。这样图书的销售就很快。现在学校购买图书，往往是购买相同的几十本，而不只是买一本，这样就带动了整体阅读。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小孩阅读更多的书籍，所以要游说他们很容易，而最好的游说人员就是小学老师。内地小学老师的儿童文学素养似乎比较贫乏，原因正如王老师刚才所谈内地高校教育中几乎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专业，幼师与中师也不开设相关的课程。而台湾的小学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和研究生毕业的，他们的基本学历都是大学，现在有50％都是研究生，师资素质很高。台湾高校规定要教小学的人都必须修满2学分的儿童文学课程，否则不予毕业。现在不只师范院校的学生在修儿童文学课，其他学校也都在开这门课。

王：刚才林老师谈到台湾的小学老师儿童文学素养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中间环节──—师范院校开这门课。但就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师范院校开这门课还很困难，北师大、浙师大是开儿童文学课比较典型的学校，而大量的学校不开这门课。这样一来，我们很多的小学语文教师根本没有经过儿童文学的训练，因而无法指导学生阅读儿童文学。我最近几年所作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地呼吁教育部、呼吁社会对儿童文学学科的重视。

读书报：林老师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是如何对小学教师进行儿童文学专业素质的培训的？

林：我们最早是师范时代（相当于高中程度），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部改为师专，到20世纪80年代就全部改为师院，这时儿童文学就成为全部师院学生的必修课程。我们的幼师学生必须到社会上服务几年才有可能被保送到师院。我们的空中大学（电视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播过一次儿童文学课程，当时有几万人在修。90年代我又开过一、两次空中大学的儿童文学课，有2、3万社会大众选修。这样就能很好地带动儿童文学的宣传。当然台湾面积比较小，国民收入比较高，普及也就会很快。我们的儿童文学教学与整个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我看到最近一两年来内地的变化也非常大，原来高校老师对儿童文学这个专业都非常不屑，而现在很多老师都投入到中小学教科书、课外书的编写中，都对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投入了很多实际的工作。我刚才也说过儿童文学是因为小孩的教育才存在的，这是不可忽略的。

200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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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二十年线路图

2009-12-16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陈香


　　二十年的时间会改变什么？自1989年8月，林焕彰先生等七位台湾儿童文学作家赴内地访问，首开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破冰之旅”始，两岸的儿童文学界、童书出版界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个“隔离的想象”，到“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一体化过程，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合作最为融洽、成果最为卓著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20年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双方的文学智慧是怎样植入双方的文学机体中的？它们又是如何影响了两岸的童书出版走向的？今后，两岸的儿童文学交流和童书出版又可以发展至哪一步？它们又如何共同向世界发出华文儿童文学的声音？厘清这些问题，正是为两岸文化交流理出脉络。 　　正是在此背景下，近日，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二十周年纪念笔会”举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会长、中国版协副主席海飞、前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中国作协儿委会副主任张之路与王泉根，樊发稼、孙幼军、韦苇、周锐、汤锐、方卫平、孙建江、彭学军、安武林、皮朝晖、萧袤、商晓娜等，台湾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会前后四任理事长桂文亚、林文宝、方素珍、余治莹及知名学者邱各容、孙艺泉等齐聚武夷山下，共话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二十年线路图。 “破冰之旅”拉开作家互访序幕 　　“20年的两岸交流的开辟者是林焕章。”见证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二十年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发稼告诉读书报。 　　其实，在1989年林焕彰先生和七位作家的“破冰之旅”前，两岸儿童文学私下的个体交流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台湾学者邱各容1988年就到了上海，而且还到了上海少儿社，见到了洪汛涛先生。或者，两岸之间的儿童文学交流还可追溯得更早。据学者王泉根介绍，1981年8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裔编的《台湾儿童短篇小说选》，八万余字，收入钟肇政、黄春明等10位作家的13篇短篇儿童小说，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台湾儿童文学作品。1985年4月，上海《儿童时代》杂志开辟了“台港儿童文学”专栏，这是内地第一个介绍台湾、香港儿童文学的窗口。同样，早在1982年，邱各容就在台湾的《文讯》杂志上发表过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介绍内地儿童文学作品的文章。然而，林焕彰先生的“破冰之旅”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开创性的、标志性的事件。 　　“百年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有一个很鲜明的节奏感，可能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1989年也是。对于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界来说，在经历了40年的相互隔离、相互想象这样一个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后，我们在1989年走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语境，这种想象所描画的对方可能是模糊的。“这就是我们交流的一个起点，两岸最初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是带着一种好奇、新鲜、兴奋的欣喜，开始进入交流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表示。 　　1994年5月之前，大多是台湾同胞到内地，1994年5月，孙幼军、樊发稼、韦苇、王泉根等一行14人访问台湾，也是内地儿童文学访问团第一次踏上台湾。此后，两岸儿童文学界开始了作家互访蜜月期。 大规模出版与引介 　　1993年、1994年左右，方卫平还记得，那时候参加儿童文学界的一个活动，儿童文学作家们很兴奋地在说，“台湾又给周锐出了一本书，《大个子周锐写童话》”。此时，已经是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拓展阶段了，以民生报出版部的桂文亚为代表，在台湾其他出版社的配合与呼应下，台湾出版社出现了对内地儿童文学作品大规模的出版与引介。 　　桂文亚回忆，80年代中后期，台湾儿童文学奖项对内地作家开放，大批优秀的内地儿童文学作家为台湾人所熟知。1988年的杨唤儿童文学奖,在内地的得奖者里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当今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周锐、沈石溪、秦文君、张秋生、荣宁、吴兰、班马，特殊贡献奖是洪汛涛、王泉根、金波、樊发稼、韦苇、郭风、任溶溶、孙幼军、蒋风等。1992年海峡两岸少年儿童小说童话征文是由《联合报》系的《民声报》、北京《东方少年》杂志社以及河南海燕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得奖者中赫然有曹文轩、葛冰、沈石溪、毕淑敏、杨红樱、白冰等。 　　于是，桂文亚最早推出的是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然后是周锐的《特别通行证》，接着就是周锐的《大个周锐写童话》。“内地作家的作品非常的丰富多元，我们特别欣赏那种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语言的呈现，这种精致、和内容的深度既开拓了华文读者群的阅读视野，对台湾儿童文学的作者也产生了不同的激荡与启发。”桂文亚说。 　　自此，出版风潮一发不可收拾。仅《民生报》就出版了134本内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作品走进中小学，被当作班级用书。 　　有一次,方卫平在经过“国语日报”的书店时，进去一看，迎面整个桌子上摆的都是沈石溪的作品，很是震撼。沈石溪的作品在台湾会取得这么大的份额，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几乎没有成系统的有个性的动物小说作家，动物小说对台湾读者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一个门类。“在引进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引进彼此需要的品种，据我所知，像之路先生的作品，文轩先生的，周锐先生的，金波先生的，幼军先生的，还有张秋生先生的作品，等等，在台湾都是很受欢迎的。这里面文学的选择，文学的趣味，文学生态就碰撞出来了。”方卫平说。 　　有意思的是，台湾的儿童文学却没有在内地形成出版风潮。“规模比较大的应该是管家琪在内地的一系列书，接下来就是桂文亚、方素珍有一系列作品推出。台湾作家很少在内地出作品，而且比较散。”评论家、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孙建江表示。 学术交流与阅读推广引介 　　1998年开始，两岸儿童文学交流进入了学术交流阶段，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台湾台东大学荣誉教授林文宝。 　　“其实从1997年开始，我每一年的假期都会带学生来内地访学，一年是在北方，一年是在南方。第二个，我尽量请内地的学者到我主持的儿童文学研究所去上课。王泉根是第一个，方卫平也去过好多次。内地只要是有儿童研究的学校，我几乎都去过。另一个，我做的就是把台湾的语文教育跟阅读教育引进到内地。带进来的目的，是让大家相互了解。基本我并没有意愿说要去指导大家干什么。”林文宝说。 　　林文宝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儿童文学成为一个学科，他也希望两岸能够真正建立一个中文的儿童文学的学术平台。 　　近年来，儿童文学与现实生活结合得越来越密切，关注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已不再仅仅是文学界、尤其是儿童文学界的事情，它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这些年来，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两岸同时有了碰撞与互动，方素珍和余治莹，我认为是这一历史阶段两岸交流的代表性人物。”方卫平说。 　　事实上，内地阅读推广运动主要的发起人之一王林也承认，台湾的阅读推广运动对他影响和触发很大，阅读推广一词，就是源自台湾。现任台湾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余治莹回忆，从2001年开始，她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做了大约30场的阅读推广活动；作家方素珍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大约55场讲座，涉及的地方呢，足迹遍布乌鲁木齐、东莞、扬州等地。考虑到两岸行走，这个数字是很不容易的。 　　“我现在到内地来，就是想把自己在台湾这二十年来做阅读推广的经验跟文友们分享，不管是图画书、桥梁书，或者是少年小说部分。”方素珍说。 从交流中得到什么？ 　　两岸虽是同文同种，但40年的隔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当中，两岸儿童文学人所生长、培育起来的文学心灵、智慧操行是不一样的。 　　“相对而言，台湾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更多的文学纯粹性、趣味性。”方卫平举了一个例子，台湾的一首儿童诗写了一段对话，姐姐七岁刚上学，对弟弟说，弟弟我们来做游戏，姐姐当老师你当学生。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妹妹，小弟弟很天真，就问，那小妹妹呢？小妹妹什么都不会，我看就让她当校长好了。“这样一种不露声色的智慧，我觉得也是有值得我们去琢磨的地方的。” 　　但内地的儿童文学作家有着五六十年代的传统，也有五四以来的传统，他们带着巨大的文化背景、巨大的时代馈赠进入儿童文学创作，所以，他们所提供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历史、社会的容量，给台湾作家很多新鲜感，甚至是兴奋感。 　　“而两岸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儿童文学资产，逐渐成为两岸儿童文学教学的资源、出版的资源，以及学术研究的资源，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收获。同时，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两岸的分离和融合，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学史的研究空间，想象的空间，学术生发的空间。”方卫平说。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陈效东认为，福建在对台关系上有着“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同时也有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可以也应当在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代表社里向代表介绍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今后在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中已经规划好了的项目。 　　海飞则代表中国版协少读工委明确表示，愿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联手，建立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常设机构与机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还可以设些奖项，表彰那些为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作家、学者、出版人等等。尤其是，“其实我们华文的儿童文学创作现在还没有完全被世界认可，能不能共同将中国最优秀的作家的作品推出去”。